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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何以可能?  ——海德格爾論現代技術本質的形而上學基礎
技術何以可能?  ——海德格爾論現代技術本質的形而上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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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8862(2002)03-0041-05
  海德格爾的思想在其著名的轉向之后,研究的主旨雖然仍是追問存在的意義,但是研究的落腳點卻有了很大轉變,即從前期通過對此在的生存問題的分析來研究存在的意義轉向對存在本身的直接思考,人同存在的關系也由強調存在對人的依賴性轉變到存在對人的決定性。在他的后期思想中,一切本質的東西都呈現出二重性的特征:存在與顯現、遮蔽與解蔽、思考與語言、大道與道說等。就存在本身而言,它不但是萬物顯現的根源,而且又命定的要顯現為萬物。人以及人的各種活動如哲學、技術、藝術、語言等既從存在的天命中得到根據,又是天命的具體展現。人通過對這些活動的追問去探尋存在的意義、存在的真理、存在的天命。正是基于上述的意義,海德格爾才在他的后期對語言、技術、藝術、哲學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在對上述諸方面的研究中,有一個方面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這就是技術。海德格爾的技術觀獨特而深刻,并首開了技術的現象學研究的先河,對20世紀的技術哲學和環境倫理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要把握海德格爾技術思想的真正內涵,有兩個方面需首先提及:第一,照海德格爾自己的觀點,他思考問題的方法是現象學的解釋學方法,依這種方法,問一事物的本質,不在于問它是什么,而是要問它何以是其所是。第二,由于海德格爾的技術觀與其他方面思想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對其整個思想體系做一簡述就極為必要。
  海德格爾說他的哲學一以貫之,以探討“存在”的意義問題為宗旨。“存在”是海德格爾整個思想體系中最重要、最基礎的概念。“存在”既不是具體的“在者”,也不是存在狀態,它顯而為“在者”之“在”,隱而為無。是“在者”之顯現、之為“在者”的根據,它又必然通過天命顯現為具體的“在者”。“在者”不是由某一特殊的“在者”產生出來的,而是“存在”通過某種展現方式展現出來的。“存在”既盛行于“在者”之中,又超越和主宰著“在者”。在此基礎上,海德格爾對傳統真理觀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把傳統的真理符合論看作是一種“流俗的真理概念”(注:海德格爾選集(上),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207頁。),認為它是建立在把人看作本質上是認知性的生物這一觀點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揭示出真理的真正本質。在他看來,真理是對存在的揭示,真理就是“解蔽”(“解蔽就是使存在進入到無蔽狀態”(注: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In 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36。),海德格爾后來進一步把它定義成在場或使其顯現(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5。))。他認為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特別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都同他持有同樣的真理觀,把真理的本質看作是對存在的提示,與這種真理觀相對立,事物自身的真理性的存在也不止于個別性的事實,而是作為世界的展示者和匯集地而存在。事物中同時寓有天、地、神和有死者四個方面。在事物中,世界被匯集起來,被展示出來,事物的本質就是匯集或展示。事物本身也是一個從遮蔽到顯現、從不在場到在場、從潛在到現實的過程。事物的到場方式有兩種:自然的涌現和人工的產出,后者在古希臘稱作“技藝”,它作為一種解蔽方式,是現代技術的前身。
  有了對以上兩個方面的認識,再來看海德格爾對技術本質的分析就不會覺得那么突兀和難以接受了。在對技術進行追問的過程中,海德格爾首先批判了兩種通行的現代技術的本質觀:“其一曰:技術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術是人的行為。”(注:Heidegger,The QuestionConcerning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4。)它們可被稱為工具的和人類學的技術規定。這兩種觀點在海德格爾看來無疑是正確的,可是“正解的東西雖然總是表現出某種確實的東西,但卻沒有揭示事物的本質。”(注: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5。)海德格爾通過現象學的解釋學方法,區分了技術和技術的本質,認為現代技術的本質根本不是什么技術的東西,而是一種展現方式,一種解蔽方式,海德格爾把它稱作“座架”(Gestell),“座架意味著那種解蔽方式,這種解蔽方式在現代技術的本質中起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術因素。”(注: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19。)其根本特征就是“促逼”(“挑戰”、“強求”)和“限定”,是一種控制精神的極限狀態。現代技術為了使自然提供諸如能夠提取和存儲的能量之類的東西,就逼迫它、限定它,使它進入到非本真狀態的展現中。作為座架,這種促逼性的限制要求將人與自然納入到一個齊一性的結構之中。存在物在這一結構中是以持存物的方式展現出來的。
  認清了現代技術這一本質,那我們不僅要追問,它是如何可能的呢?它是如何得以產生、形成,如何得以成為統治和支配一切的控制力量的呢?海德格爾回答道:“作為真理的一種形態,技術建立在形而上學的歷史中”(注:海德格爾:《報告和論文集》,弗林恩,1978年,第763頁。),并且“‘技術’這一名稱在這里要作這樣本質性的理解:它在其意義上與名稱‘完成的形而上學’相一致。”(注:海德格爾:《路標》,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33頁。)可以看出,他是通過把現代技術同形而上學的歷史緊密地聯系起來來探討其產生淵源的。
  在人們認識世界的時候,首先照面的是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在者”,那種探尋世界終極根據的沖動促使人們去尋找一個絕對的無條件的東西——無論它是“存在”還是某一實存的或虛幻的“在者”,通過這一絕對(物),萬事萬物都得到說明和存在的根據。海德格爾把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史看作是一部不斷上升的“存在遺忘”史。他認為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并不是形而上學家,而是“思”,他們思考的中心問題是存在及其顯現。而自柏拉圖以降的傳統的形而上學(海德格爾認為它發端于柏拉圖,并擴展到整個西方哲學傳統中,最后終結于尼采(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9。))并不追問存在本身的意義,反而執迷于在者,誤將在者當作存在本身,并正是用想象的或特殊的在者(如柏拉圖的理念、神學的上帝、笛卡爾能思的自我、尼采的強力意志等)替代存在,把它當作一切在者之為在者的最深刻最根本的根源,真理的本質也就相應地有解蔽轉為主客觀之間的符合。當這種形而上學忘卻了存在,將各種特殊的在者作為本體時,這個特殊的在者就獲得了支配和決定其他在者的力量,而形而上學的本體具有了這種支配、決定的特性時,它就已經潛在的蘊涵了現代技術的本質特征于其自身之中。正是因此之故,現代技術才可以說是建立在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形而上學的形成和發展則為現代技術的產生不斷開辟道路。
   柏拉圖:形而上學的奠基者
  在海德格爾看來,正是從柏拉圖開始,哲學實現了從思考存在本身向在者或存在狀態的轉變。(注:海德格爾:《路標》,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33頁。)當希臘人同各種事物照面時,他們總是直觀地響應它們,總是敞開地接受那些自發地涌向他們的事物。對于希臘人來說,事物的呈現也就是事物從遮蔽的狀態中顯現出來,這個過程就是“產出”。“產出”把事物從遮蔽狀態帶入到無蔽的狀態之中。這個過程也就是解蔽的過程。產出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然的涌現”,涌現著的在場者的涌現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如鮮花開放、日升月落等都是這種意義上的產生。另一種產出是指手工或者人工產出的東西,例如銀盤或詩歌,它的產出并非出自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出自外部原因而呈現出來,是出自一個“它者”中,出自工匠或者藝術家之中。
  事物從非自身原因的產出雖然需要“它者”和“技藝”,但還并不就是現代技術,它還需要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柏拉圖的哲學無疑是使它開始轉變的第一個步驟。柏拉圖把人們感受到的世界看作是變動不居的可感世界,認為人們對它形不成真正的知識。要想洞悉這個世界的真知,就必須透過這個意見的世界從而找到那不變絕對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理念”。理念這一具體的在場者——無論它是真實的亦或是虛幻的——取代了存在成為一切在者存在的根據,而存在則抽身而去。存在者不在被按其所是來思考。(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8。)理念在派生萬物的同時亦對在者進行了控制和限定:一切在者既然均由理念處得到說明,這也就限制了它們從它物中得到說明。這正是現代技術的本質的最初雛形。隨著柏拉圖說“存在是”某物,他就設定了其后的西方哲學對存在的基本態度。(注:Heidegger,On Time And Be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6。)自柏拉圖產生(實質上源于古希臘哲學)的控制精神,不從事物的本來狀態來展示事物的方式,逼迫著事物進入到非自然狀態。這種控制精神發展到極至狀態就成為現代技術的本質特征。在這種展示方式的支配下,沒有事物能以其自身的方式展現出來。而現代技術就像是一架巨大的意義過濾器:事物具有技術上的功用的意義作為惟一的意義被保留了下來,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其它的豐富多彩的意義和價值均被濾掉了。
   基督教神學: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延續
  雖然中世紀從總體上說不是技術性的,但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學形態即經院哲學仍舊持續地哺育著潛滋暗長著的現代技術的控制精神。同柏拉圖的理念論相似,神學創造了一個絕對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來解釋存在者。在基督教神學中,一切存在者的神圣性均被匯集到惟一神圣的上帝的身上,存在物不再是神圣的了,他們無法從其自身中得到這種尊嚴,而只能從他者身上得到說明:他們全部都是由超驗的絕對的上帝創造出來的。存在物再一次被限制、被降格。而正是通過這不斷的降格,存在物原來所具有的豐富的自身特性才不斷地被消解掉,并在現代最終被降格到只能從現代技術需求這一顯現方式中的得到展現的“持存物”。
  因此,中世紀的形而上學對現代技術的形成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階段。古代和中世紀這兩大時期是技術的前提和準備階段,在它們之中,技術明顯的征兆雖然尚未顯現出來,但它從解蔽方式的一種上升到惟一的解蔽方式的步伐卻從未停頓過。
   笛卡爾:二元論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形而上學形成
  啟蒙時代的來臨,科學的興起,宣布了上帝的本體地位的終結。然而,存在物并不因之而隱去,它們期待著一個新的絕對者的出現:這就是笛卡爾的“我思”、能思的自我。笛卡爾在他的普遍懷疑中確立了“我思”在本體論中第一性的地位,并從他的第一個原則“我思,故我在”中引申出了物質和上帝。現在,一切在者,甚至那曾經是至高無上的上帝,都成為“我思”的表象,它們都必須走到“我思”(作為“我思”的理性在最高原理中專門被設定為一切存在規定的引線和法庭(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83頁。))的面前來,接受“我思”的檢查,并從它那兒得到存在的根據。也就是說,存在者的存在是從作為設定之確定性的“我思”那里得到規定的。(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81頁。)憑著笛卡爾的懷疑一切的精神,人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心急速地膨脹起來;憑著這懷疑和自信心,人也越來越將自己認作是一切在者的決定性的中心。“主體性所具有的第一性的本質規定是表象著的主體保證其自身,并且始終也保證它所表象的東西本身。”(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797頁。)從而實現了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曾經是以別的事物為中心的東西竟變成了別的事物——包括曾經的中心——的中心,“自那以后,我被特別地稱為基體即‘主體’了,”(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84頁。)其他的物本質上是作為一個被表象者處于與“主體”的關系中,作為客體與主體相對峙,主客體二元論思維形式宣告產生。(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82頁。)作為精神性的實體的人獲得了整個世界中最為特殊的地位,他高居于一切存在者之上,統治和支配著世界。一旦人成為了主體,一旦人從他自身那兒得到了對一切事物的解釋,事物便不再有獨立于主體的性質,便成為主體的表象,成為主體的隸屬物。這種主客二分的展現方式對存在物本以所剩無幾的自身特性再次進行剝削,存在物被降格為對象。
  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提供了現代技術本質最終形成所需的全部必要條件,可以說,現代技術是笛卡爾主、客體二元論思維方式的必然產物。從笛卡爾那里已經隱隱地看到了現代技術的身影,它以完成形態出現只是時間問題了。
   尼采:形而上學的終結和現代技術本質的形成
  笛卡爾的哲學標志著現代形而上學的正式形成,但是真正將這場現代形而上學運動推到頂點的是尼采。
  盡管尼采對形而上學做了徹底的顛覆和重估工作,但當他把在強力意志中為意的保存而固定下來的東西徑直叫做存在或存在者或真理時,他還是停留在形而上學的百折不撓的道路中。(注:海德格爾:《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P.245頁。)尼采在詢問一切實在的實在性時,發現強力意志具有最根本的決定性。“如果形而上學把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思考為強力意志,那么就勢必把存在者思考為設定價值的東西。形而上學在價值、價值作用、價值廢黜價值重估的視界中來思考一切。”(注:海德格爾:《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P.243頁。)一般主體的存在狀態演變為自我意識的主體性,而自我意識則把其本質揭示為求意志的意志。(注:海德格爾:《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P.242頁。)實在或在者只有在它能夠有助于增強強力意志時,才是真實的、有效的和有意義的。因此,人(的強力意志)成了一切存在者的惟一的尺度。尼采將笛卡兒的能思的自我上升到強力意志的自我,自我以強力意志的形式支配一切存在物。而形而上學的這種控制的絕對化、這種發展達到極限的特征,正說明了其本質達到了完成和終結狀態:形而上學的歷史做為存在的遺忘史,從一開始就不是從存在中探詢存在者的根據,而是把這一根據確定為某種存在物或存在狀態。當它發展到尼采的強力意志那里時,從根本上說,它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耗盡了。形而上學再也無法為在者找到一個絕對的根據,因為就形而上學遺忘存在的本性來說,這一根據依舊是個在者,而一切在者(包括人)都已經轉變成為權力意志的工具,轉變成持存物。在把存在者確定為持存物時,形而上學也就走向了終結——在耗盡了其中所有的可能性的意義上的終結。
  同時,在尼采那里,權力意志對存在者的逼迫和限定達到了絕對化的程度,存在者被整齊劃一地展現了一種功用。而這種極端的展現方式則同現代技術的本質——座架這一展現方式達到了同一:它們都僅僅從某一方面去取用存在物,把存在物確定在特定的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它們都強迫存在物進入到非自然的形態,達到對它們的需要來說適用的內容;存在物再也不能作為存在物本身而存在,存在物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全貌展現出來,而只能因其對它們的功用性而展現出其惟一的一個側面。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海德格爾才把形而上學看作是現代技術得以產生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又把現代技術看作是“完成的形而上學”。
哲學動態京41~45B2科學技術哲學李蔭榕/田徑20022002李蔭榕 田徑 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0001 作者:哲學動態京41~45B2科學技術哲學李蔭榕/田徑20022002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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