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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幾位“多余人”形象
淺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幾位“多余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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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余人”一詞源自19世紀的俄羅斯文壇,是對當時一種文學典型的命名。他們屬于貴族知識分子,但既不滿足于自己的上流社會,又不能跳出這種生活的小圈子與人民結合,所以在他人看來就成了社會上“多余”的人。“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數出身于沒落的名門望族,素受文化教養,不為官職錢財所利誘;也能看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動專制和農奴制下深感窒息。他們雖有變革現實的抱負,但缺少實踐。他們生活空虛,性格軟弱,沒有向貴族社會抗爭的勇氣,只是用憂郁、彷徨的態度對待生活,在社會上無所作為。所以,我國高校的大部分《外國文學史》教材中說,了解“多余人”形象,“有助于人民認識沙俄專制制度的罪惡,也能幫助讀者洞察到貴族青年知識分子身上的嚴重缺陷。”
  “多余人”形象的幾個主要典型是:(1)葉甫蓋尼·奧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多余人”,他厭惡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來到了氣息清新的鄉村。他拒絕了外省地主的女兒達吉雅娜的愛情,又在決斗中槍殺了自己的摯友連理斯基。待他象拜倫一樣從各地漫游歸來,在彼得堡再次同達吉雅娜邂逅相逢,反過來向達吉雅娜求愛時,此時,已成為社交界貴婦人的對方卻拒絕了他。奧涅金既憤世嫉俗,同時又遠離人民,空虛無為。(2)別爾托夫(赫爾岑小說《誰之罪》的主人公)本來有著“卓越的才能”和“偉大的抱負”,“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開著心扉”,但一旦進入社會,就處處碰壁,而被迫成為“多余”的人。(3)畢巧林(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貴族軍官,天資聰穎,才智出眾,對由當時環境支配下的那種空虛無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沒法擺脫,因此苦悶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熱好動”與“人格分裂”是他的兩大個性。作為第二代“多余人”,畢巧林比奧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劇性也更深刻。(4)羅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說的主人公)聰明、熱忱、好思想、善辭令,向往真理、憧憬未來;但囿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加之本人脫離人民、缺乏毅力,他無論是在社會事業上還是在愛情事業上都碰了壁,遭到慘敗。絕望之余,他只好承認自己的“無用”與“多余”,“生來就是無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戰中犧牲了,臨死前手里還拿著一面紅旗。羅亭的最大特點是“夸夸其談”,“坐而論道”,缺乏實干精神。(5)奧勃洛摩夫(岡察洛夫同名小說的主人公)是最后一個“多余人”典型,尤其齷齪不堪。他雖說生性善良、頗有教養,但由于祖傳的莊園領地和300多個農奴供其享用,故無憂無慮,無所事事,天長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興趣,養成了悠閑散漫、好吃懶做的習慣。他害怕任何變動,無論友誼、愛情都沒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發上,直到最后默默地離開人世。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反映了當時俄國生活的停滯,以及社會上要求變革現狀的愿望。
  用作家們自己的話來說,“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烏鴉”的中間人物。他們既有缺點,又有優點;而且他們的缺點除了與他們自己思想、階級上的局限性有關外,更多的還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局限性。從葉甫蓋尼·奧涅金到奧勃洛摩夫,整個俄國社會越來越腐敗,這是其背景;而諸“多余人”形象越來越齷齪便是其表現了。所以,作家們通過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現實的黑暗,希望改變現實,扭轉時局。
  無獨有偶,在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史上,也出現過這樣一批類似的“多余人”形象。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一則,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其社會背景與19世紀的俄國有相似之處,階級矛盾尖銳,國家暗無天日,民族日趨衰亡,人們渴望變革,以打破這種悲觀的現狀;二則,中國的“多余人”們的特征,也是屬于中、上層知識分子(包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識、有個性,對現狀不滿,欲圖振興卻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內心矛盾、沖突;三則,在一些作家們作品中的“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嘗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這與俄國文壇也是不謀而合的。不少作家們聲稱,他們的小說就是他們本人的準“自傳”。作家與角色都是貴族知識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學、人品方面的諸多優點,同時又難免有思想上、階級上、時代上的局限與不足。作家盡管在認識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質是一樣的,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滲透著自己的愛憎情感與對未來的追求、愿望。當他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由欣賞走向批判時,他們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階級、身份局限上的藩蘺,走向了新生。
  中國二三十年代文學史上的幾個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魯迅筆下的涓生、巴金筆下的覺新、柔石筆下的肖澗秋、葉圣陶筆下的倪煥之、曹禺筆下的周萍等等。
  魯迅的第二部小說集《彷徨》,收入了他在1924至1925年創作的11個短篇小說。其中的一些篇什,多適應當時文化界階級分化的形勢,對幾個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進行探索,描述其痛苦與掙扎,也反映其在個人奮斗路途上的破產。但魯迅畢竟是魯迅,他筆下的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表現。他們是革命陣營中首先覺悟的部分,但其個人抗爭是軟弱無力、一事無成的。其個人解放并不能離開社會解放單獨完成。《彷徨》比起《吶喊》來盡管多了些憂郁的情緒,但筆法更冷峻,現實主義的力度更深刻,對于舊社會的分析與批判也更成熟、內在了。
  當挪威現實主義劇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傳至中國以后,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引起過長時期的強烈的社會反響。人們開始熱烈討論愛情、婚姻等重大問題。為此,魯迅撰寫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確觀點。此外,他還創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愛情題材小說——《傷逝》,具體、生動地回答了大家:在當時的中國,獲得了愛情自由以后,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嗎?不!絕對不可能!單有成功的婚姻還遠遠不夠,只有消滅舊禮教,打破舊制度,才能達到持久的幸福。《傷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與子君達到個性解放與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沖出舊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們原以為從此美滿順利,結果一系列現實問題馬上出來了:子君妄圖扯緊涓生的衣角走路,讓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當失業的打擊到來時,子君就無以自處了。涓生起初還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視子君為累贅,想甩掉她。就這樣,愛情瀕臨破滅的邊緣,最終兩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親的嚴威與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當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小說把批判寄托在事實的描述和感情的抒發里。魯迅既以人物的遭逢來譴責社會的壓力,同時又對知識分子的弱點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魯迅還描繪了另外兩個“多余人”形象。《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本來也是個有理想、有作為的青年;可是,在幾經波折之后,便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與時間消耗在那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決斷的能力與戰斗的意志。《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曾經是個掛著“新黨”頭銜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會給予了他很大的打擊,弄得他承受流言與失業的威脅,幾乎要到挨餓、乞討的卑下地步。結果他不得不向惡勢力妥協,做了一個舊軍閥(師長)的顧問,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并且以一種憤懣無奈的心情與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人生,對待社會,最后帶著強烈的精神創傷,寂寞無助地死去。《在酒樓上》與《孤獨者》反映了革新勢力與傳統勢力間的尖銳對立,彌漫著革命退潮時期的沉重歷史氣氛。魯迅以無比激憤的心情,描寫角色悲慘的遭遇與強大的痛苦,同時無情批判了他們性格上的弱點。對于教育知識分子認識自己的處境,拋棄舊的生活道路,這無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連續性長篇小說組成,作者稱之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為光彩奪目。它創作于30年代初,描寫了發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個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覺新是作者刻畫得形象最豐滿的一個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復雜,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作為同樣的一位青年,他也曾為新思潮所觸動,偶有奮發進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盡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卻保護了他那些敢于反抗與斗爭的弟妹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著因襲的重担,長期接受的封建正統教育,以及長房長孫(“大少爺”)的地位,使他對舊家庭、舊制度一直抱著幻想,留戀難舍。覺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氣和力量,面對封建惡勢力的重重壓迫,他一方面悲痛傷感,另一方面又無可奈何,只得逆來順受,得過且過。他既成了舊制度的犧牲品,同時又不斷充當著舊制度的維護者。對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覺新屈從于封建勢力的“作揖哲學”、“無政府主義”,同時,對他內心中的矛盾與痛楚又寄予了應有的同情。巴金在該小說中還塑造了另一個形象——“新人”覺慧,他是覺新的弟弟,敢作敢為,積極革命,并將他與覺新形成鮮明對比,告訴讀者這樣一個道理:如果對舊制度、舊勢力遷就妥協,就必定會成為舊制度、舊勢力的犧牲品與殉道者;只有擺脫其羈絆,奮起抗爭,青年人才能爭得“美麗的青春”。
  肖澗秋是又一個典型的中國現代“多余人”。他是小說《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極為賞識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月,反映了大革命時期浙江省偏遠鄉鎮的生活。作品通過描寫肖澗秋的生活經歷和遭遇,再現了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動蕩不安時代里的苦悶、彷徨與探索。自師范學校畢業以后,肖澗秋長期在外漂泊奔波達6年之久,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等到他實在覺得厭倦了,便來到一個名叫芙蓉鎮的小地方,希圖過一種安靜的生活。然而,芙蓉鎮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寧靜與平和,肖澗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爭的漩渦當中,他對自己在大革命中犧牲的老同學的妻子兒女分外同情,預想用個人的努力來救助文嫂一家,以改變孤苦善良者的不幸處境。結果,這遭到了一些別有用心的歹人與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誹謗、攻擊和鄙視、不解。同時,他與陶嵐的自由戀愛,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終,孤兒的夭亡、文嫂的自盡,給了肖澗秋深重的打擊;他無力改變現實,又不愿意隨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離芙蓉鎮,一走了之。肖澗秋是一個“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的人,是一個游離、彷徨于大革命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典型。他終于沒有成為一枚齒輪,只好還原為一粒石子。柔石通過主人公的失敗和幾種知識分子傾向的描繪,揭露了當時的黑暗社會現實,同時在客觀上也對脫離現實的人道主義與個人奮斗進行了否定,讓人們由此“照見自己的姿態”,去思考與探求人生道路。《二月》受到過魯迅先生的好評,對其相當不錯的思想價值與藝術水平給予了充分肯定。當然,它也存在一些缺點:對肖澗秋的同情過多,而對他身上的消極成分剖析不夠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沒能給知識分子們指出一條新的出路來。
  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舊時代之死》中,柔石還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形象——朱勝yǔ@①。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初稿寫成于1926年春夏,1929年8月經魯迅推薦而得出版。它描寫“一位落在時代的熔爐中的青年,8天內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經過”。作者“收拾青年們所失落著的生命的遺恨,結構成這部小說”。其主人公朱勝yǔ@①原來就是一個熱情洋溢、富有抱負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的家道衰落,導致他失學、失業,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淵。他也由此看穿了社會“殘暴與專橫的輾轉、黑暗與墮落的代替、敷衍與茍且的輪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惡它,想對它發起抗爭。但是,朱勝yǔ@①又缺乏抗爭的勇氣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壓抑、痛苦與彷徨。“一種舊的力壓迫他,欺侮他;一種新的力又引誘他,招呼他。他對于舊的力不能反抗,對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憤恨和幻想中,將蛻化了他的人生;在貧困和頹廢中流盡了他一生的淚”。后來朱勝yǔ@①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其中的尼姑奉作精神的母親,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學。他堅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所以當得知朱婚妻自盡以后,他內疚、絕望、厭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殺了。這部小說展示了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動蕩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無勇氣與決心投入群眾的革命洪流,又不愿與舊社會同流合污,因而猶豫、徘徊、悲觀、絕望,最終歸于毀滅。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識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悶與呼合,湊合青年的貧窮與忿恨;我想表現著‘時代病’的傳染與緊張。”作者把朱勝yǔ@①看作是“這個時代的象征”,并“寄希望這舊時代,同他倆一同死亡”。對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對他的脆弱、悲觀和厭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柔石在作品中揭露和控訴舊時代的罪惡的同時;還通過主人公自殺前的吶喊等形式,透露出對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對革命前程的探求。小說《舊時代之死》盡管仍存在基調低沉等缺點,但對于當時“站在新時代臺前奮斗,或隱在舊時代幕后掙扎的朋友們”,都是有一定的啟發與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過魯迅先生的好評,稱它“總算是一部……優秀之作。”
  葉圣陶筆下的倪煥之是第4個重要的“多余人”。《倪煥之》曾被茅盾稱為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學教師倪煥之的生活經歷作為線索,形象地再現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倪煥之是個既有時代特征,又有鮮明個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對待教育與革命的關系上,他始終站在超政治超階級的立場,將兩者對立起來,而陷入了唯心主義二元論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啟蒙,倪煥之萌發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時,他還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他與蔣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圖以教育改造社會、代替革命。“五四運動”的狂潮把他從家庭、學校推入了社會,使他認識到了自己鄙視政治、脫離實際、“教育至上”的嚴重錯誤。他開始把教育同革命聯系起來,要求自己“做個革命的教師”。但是,由于仍然沒有脫離二元論的窠臼,他始終把教育與革命等量齊觀,認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內容,甚至是“憑借”。“五卅運動”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飛躍,肯定了工農的偉大作用,喻其為“萬古煌耀的太陽”,而他自己,“飛行的終點正就是這個太陽”。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倪煥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黨人,一個激進的革命者。然而,他腦海中潛伏的“教育至上”觀并未得到徹底清算,不時阻礙著他的進步;當工人起義進入白熱化階段后,他卻閉起門來起草鄉村教育計劃,將發展鄉村師范當作一帖“能收百效的藥”。而當起義勝利之日到來時,他依舊固步自封,沒想到要從根本上推翻舊制度,摧毀舊教育,而僅僅對原有的教育體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細枝末節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義的危害性與反動性,因此,到了小說末尾,與將介石磨刀霍霍撲向工農政權與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慘遭失敗之際,倪煥之一下子墮入了苦悶的深淵,消沉、頹廢,對前途喪失信心與希望,郁郁病死,結束了自己年輕的一生。倪煥之的人生故事,體現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歷程中,其艱難、曲折、復雜。同時,讀者也可以從中看出歷史潮流對一個人的有力影響。倪煥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葉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對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產的描寫、“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實際上也就同作者本人過去的某些改良主義認識作了徹底的否定、摒棄、清算。所以,這部小說是不同尋常的。
  第5大中國“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劇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創作的第一部劇本,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資本家周樸園家中矛盾、復雜的人際關系。劇中的周萍是一個悲劇式人物。他是周樸園的長子,按理說應該成為家里的寵兒、周樸園事業上的當然繼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樸園與當年周家侍女魯侍萍的私生兒,生活在沒有母愛、只有父嚴的家庭中。盡管他在物質上養尊處優、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則是十分的蒼白,空虛、苦悶、壓抑。他的出身、教養和生活環境,造就了他自私、虛偽、玩世不恭卻又猶豫怯懦的極其矛盾、復雜的性格。這種性格表現在各個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維護父親的尊嚴與威信,維護父親親手建立起來的“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詛咒父親、詛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軌行為直接破壞父親的聲望,損害周家的利益。為填補精神上的空虛,他一時感情沖動,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鑄大錯。可是,為了自救,為了尋找新的刺激,他又將繁漪遺棄,卻把同父異母的妹妹四鳳給誘騙了,陷入更加無法自拔的苦悶的深淵。他企圖繼承乃父的衣缽,但又缺乏乃父那種創業的意志、魄力與手腕。他雖然沒有資產階級興家立業時的“雄心”,卻有其荒淫無恥、貪圖享樂的劣根性,還有封建沒落時期的頹廢和消沉。他雖然有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的愿望,卻不幸生活在封建勢力已日薄西山、行將就木,而資產階級亦日益腐朽、軟弱無力的衰亡時代。這個時代,絕不會給他提供任何改良現況的物質與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滅亡而告終。正如作者所云,他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空形”,一個沒有生命價值的紈绔子弟。周萍是其父親周樸園罪惡的產物,同時也是周樸園罪惡的延續與代價。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寫道,他創作這部劇本,就是為了“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多余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覺新、肖澗秋、倪煥之、周萍這5個。從涓生到周萍,我們同樣可以看出,由于社會越來越黑暗,矛盾越來越激烈,“多余人”也變得越來越羞恥、可惡。這與俄羅斯的同類現象的發展軌跡,簡直如出一轍!此外,前文提到的魏連殳、呂緯甫、朱勝yǔ@①3個,也是相當重要的“多余人”形象。在下文中,筆者想再談及幾個較重要的人物。
  茅盾的早期作品,創作于1927年前后的《蝕》三部曲,是由《幻滅》、《動搖》、《追求》3個中篇小說組成。其中的《追求》描寫了大革命失敗后一批從革命隊伍中游離出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包括“大時代中一小卒”張曼青、“半步主義者”王仲昭,以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與精神狀態。他們在白色恐怖之下,苦悶、彷徨。可是,他們仍不甘心消極,還要繼續努力,希圖對社會有所貢獻;但由于沒有正確思想的引導,其追求就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處處受阻。他們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運必然是可悲之極,或消沉厭世,或盲目亂闖,或任性放蕩,或自甘墮落,而演繹出一幕幕“幻滅”的悲劇來。
  郁達夫小說《沉淪》(1921年出版)的主人公“他”也是一個“多余人”典型。“他”作為中國留日學生,性格憂郁孤癖,同時又多愁善感、內心自卑,甚至有變態情結。這個“弱國子民”淪落在異國他鄉,在強烈的民族歧視氣氛中,他那強烈的愛情要求又遭到壓抑和扭曲,因而失望、憂傷、羞怯、悲哀,最終發展為性變態。“他”先是手淫——“被窩里犯的罪惡”,繼而偷窺旅館主人的女兒洗澡,去野外偷聽男女幽會時的私語,直到本人跨進妓院,結果是投海自殺。“他”始終覺得周圍的人都在懷著惡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這都是因為他是中國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殺時,他又運眺祖國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個變態患者。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反映民族歧視心理給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創傷。但是,更重要的還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沖突,這不能不說是基于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本質在認識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著作者郁達夫突出的“自傳”色彩。郁達夫在創作完《沉論》之后還回憶它說:“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余,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政的島國里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向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沉淪》”(見《懺余獨白》)。
  鄭振鐸早期的短篇小說《淡漠》(1923年)很有些近似于魯迅的《傷逝》。一對“五四”時代的青年學生文貞與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實行自由戀愛,并各自擺脫了原有婚姻的束縛。但是,由于他倆彼此對“人生目的”的看法、態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貞把戀愛看得超過了一切,太過理想化,必定釀成最后的悲劇。其同居的開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點。《男方芝清》經過生活的磕碰,變得現實、世故、隨波逐流起來。對此,文貞深表不滿,由摯愛他而淡漠、消極、悲觀,以至于幻滅。這時她認為:他倆已生活在“兩個絕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分手不可避免。
  沙汀創作于“抗日戰爭”期間的長篇小說《困獸記》,大規模地反映了國統區后方知識分子的生活與遭遇,描寫他們蝸居于四川某小城鎮中,在時局扭轉后的苦悶、抑郁、憤怒和追求。一位從前線歸來的舊友喚起了他們抗戰初期宣傳抗日的熱情;但當他們重新籌備演劇活動時,卻因為不容于反動當局而歸之失敗。小說以此情節為主線,還穿插著因生活苦悶而發生的愛情糾葛。在這群小知識分子身上,同樣存在著濃濃的“多余人”性格:雖然希望有所作為,但終因力量弱小,并且內心彷徨,結果一事無成,縱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實干精神,優柔寡斷,脫離群眾,而又眼高手低,豈非徒留笑料?
  總之,通過以上眾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上,由于時代背景類似,由于作家們自己的出身、經歷、思想也相近,創作出了一批與19世紀俄羅斯文壇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異的文學形象來。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們之間在產生、表現、結局上尚有些許的差別,而各個人物也有具體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們還是出入不大的。中國的現代作家們從俄羅斯文學中得到啟發,汲取精華,為我國的文學事業作出了其杰出的貢獻。這一批光彩奪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人物長廊中都占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
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16~1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子遲19991999 作者: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16~1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子遲19991999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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