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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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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07)05—0063—06
  “中國民族”與“中華民族”一詞是在清末出現,由梁啟超首先使用。“中國民族”一詞有時指稱漢族,有時指有史以來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中華民族”主要是指中國境內多數民族長期同化混合而成的共同體①。由各民族構成有機整體的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對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有重要意義。如何從多民族并存的事實中形成一個新的“中華民族”,也即“中華民族”如何能夠成為各民族的認同,是近代知識分子較為關注的事情。在民族主義形成中,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構成民族主義內部權力結構,知識分子的思想必須轉化為民眾意識,使民族主義成為一個“民族”自覺的政治表達,構成廣泛的社會參與,才能實現其政治目標②。在這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是一般國民普遍歷史觀的重要來源,是建構民族形象和民族認同的工具。清末民國時期是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重要時期,通過這一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中華民族”的不同表述來討論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是個很有意義的嘗試③。
  一、從“漢、蒙、滿并列”到“漢人主體”:清末翻譯與改編教科書中的中國民族表述
  中國近代教科書是由西方教科書的傳入而引發的。清末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編寫經歷了一個從翻譯、改編到自行著述的過程,政府設有專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但民間書局一直是編寫發行的主流④。清末最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從日本編譯過來的,其中《東洋史要》和《支那史要》都有較大影響。《東洋史要》為桑原騭藏編著,初由東文學社于1899年譯至中國,作為學堂教科書。是書為“近代譯自日本的第一種史書”,在中國有多個版本⑤。《東洋史要》以“亞細亞種人”來指稱東洋歷史上各民族。亞細亞種人也即所謂黃色人種,包括中國人種與西伯利亞人種兩類。中國人種“蔓延于中國本部及西藏、后印度一帶地,更細分之三族,日漢族、西藏族、中國交趾族”。西伯利亞人種中有影響的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漢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東洋史中重要人種,西藏族和中國交趾族不是東洋史中重要人種⑥。
  在《東洋史要》中,桑原騭藏把整個東洋歷史都納入研究范圍,但關注的主要是中國歷史。他所判斷人種“重要”與“不重要”的標準,是看這些人種是否在中國本部建立了強大的政權。盡管桑原認為漢族是東洋史中最為重要的人種,但并不認為漢族在中國歷史中占有主體地位,漢族與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是對等的關系。
  《支那史要》作者為市村瓚次郎。市村曾與人合著六卷本中國通史《支那史》,后將其縮寫成兩卷本《支那史要》,作為教科書使用。1902年由廣智書局譯至中國,被學堂廣泛采用。該書在論述中國民族時,列舉了五種人種:苗、漢、蒙古、滿洲和回回人種。苗人種在太古時,棲息于揚子江與黃河之間。漢人來自西北,驅逐苗人種,占有中國本部。漢、唐為漢人種全盛時期,元為蒙古人種全盛時期,清為滿洲人種全盛時期,這些人種造就了中國四千余年的歷史。對于漢人種,市村沒有給予更多關注,只是在最后預測了“漢人種之將來”:滿洲一統中原,成為一大帝國,中間與漢人有斗爭,西北受俄國蠶食,東南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內之人種競爭不止,當至于世界各人種之競爭也⑦。在市村看來,漢人種的將來難以確定。
  從桑原和市村的論述可見,清末翻譯的日本教科書在述及中國人種關系上,強調各人種在中國歷史上的對等地位,特別是曾經統治中國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蒙古和滿洲民族。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的這些民族依次統治中國的歷史。
  在清人改編或自編的教科書中,這種漢族與其他民族對等關系的敘述發生了改變。1903年廣智書局出版的《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在敘述中國人種時,列舉了苗、漢、蒙古、滿和回回五種人種:苗人種最古,在諸種中最劣;漢人種充滿中國各地,為中國開創者,比他人種有文化,富于智識,歷代帝王大多出自漢人種;蒙古人種性質強悍,近世以來迷信宗教,逐漸柔弱不可用。滿人種容貌體格,與漢人種略同,性質亦頗活潑;回回人種,今日與漢人無異,崇信回回教。“以上所述五人種,皆與支那歷史上,有重大關系者也。其他若西藏人種,猶太人種,幾爾其斯人種,其關系較鮮,略不論。”⑧
  《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是從市村瓚次郎《支那史》改編而成,所舉的人種與《支那史》相同,但在敘述上卻有很大的差別。《支那史》對各人種只是介紹,未做評價;《支那四千年開化史》進行了褒貶,對漢族的關注明顯上升,認為漢族優于其他民族。
  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敘述方式在清末國人自編的教科書中極為普遍。1903年由東新譯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歷史》,列舉了漢、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種。作者稱漢族為“本族”,認為支那歷史就是漢人種的歷史。中國之所以有今日,都是漢族辛苦努力而得來的。“漢族蕃殖于中國內地全部,世握帝王之特權”。蒙古等其他五族一概稱之為“外族”。至于這六個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以漢人種為歷史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栟枝也。枝干相乘,得歷史之全局。”⑨ 《中國歷史》將漢族作為中國歷史的重心和主體,其他各族處于輔助的地位。
  盡管《中國歷史》具有明顯的漢族中心主義的傾向,但是作者還注意到聯合其他民族一起與外國競爭,沒有將其他民族排斥在書寫之外。在稍后出現的教科書中,這種漢族主義立場越來越明顯,在中國民族的敘述上又發生了變化。
  二、“漢人”:清末國人自編教科書中的中國民族表述
  在近代中國產生很大影響的國人自編教科書,當首推夏曾佑的《中國歷史》。該書是商務印書館編纂的“最新教科書”系列之中學歷史科,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中國歷史》在人種敘述上與前人不同,只是提及了世界人種分布情況,不再列舉中國境內各人種。在談到“中國種族之原”時,認為“種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則至難定。今人想率稱曰支那。案支那之稱,出于印度,其義猶邊地也,此與歐人之以蒙古概吾種無異,均不得為定名。至稱曰漢族,則以始通匈奴得名;稱曰唐族,則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諸夏之稱,差為近古,然亦朝名,非國名也。惟《左傳》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駒支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歟!”⑩ 從夏曾佑對種族名稱的考定來看,其所謂的“中國種族”當然指漢族,不包括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民族。
  稍后劉師培的表述基本相同。1905年劉師培編寫了《中國歷史教科書》,在“凡例”中曾言及編輯此書的“注意之處”,第二項為“種族分合之始末”。劉師培注意到除漢族外,還有其他種族的存在,但在講到“中國人民”時,依然只指“漢族”:“中國人民,近世稱為漢族,與亞洲之民同屬黃種。”(11) 劉師培詳述了漢族從巴比倫東遷、驅逐苗民占據中原的情況,對其他民族未及一詞。
  夏曾佑與劉師培的歷史教科書編寫幾即同時,就二人的學術觀點與政治立場而言,殊有不同,但他們對中國民族的認識卻極為相似,都認為中國民族就是漢族。與之相應的是,當時傳統的“華夷之辨”觀念依然可見。190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即是如此。該書改編自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在改編過程中,剔除了桑原原書中對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紹,只保留了漢族。“漢族于上古最遠之時,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國內地。是等之民,約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黃河沿岸,分無數部落。”中國境內各族是放在周代講述的:“苗:上古與漢族首先爭競者。苗民即交趾中國族之一種,優先于漢族而蕃殖于江河之間者。夷:今安徽江蘇北部,有徐淮等夷。周興西方,其威不及,故東夷常謀作亂。春秋時,為羈縻。狄:在周代最跋扈者為北狄與西戎。時擾中國,周末時侵暴中國,周不得已,乃東遷。戎:東周之初,有戎,與我逼處,雜居中國。秦時為所征服。”(12) 在漢族之外的民族中,只是提及了“苗、夷、狄、戎”四族。
  綜上所述,清末的“中國民族”表述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指中國境內獨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漢族為主體的集合,三是指漢族。前一種情況主要出現在從日本引進的教科書中,在清人自編的教科書中,則把中國民族看作為以包括中國境內的其他民族而以漢族為主的集合或就是漢族。此時教科書中,也很少出現“中國民族”或者“中華民族”一詞。這可能正說明了一個問題:作為包容中國各民族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在清末產生的時候,最初只是一部分精英和知識分子的認識,是否有著廣泛的影響而成為多數人的自覺,實則未知。
  三、民初中華民族“一元說”
  “中華民族”成為中國各民族的認同,是在民國成立之后逐步完成的。民國初年出版的教科書明確強調“五族共和”,對以往以漢族為中心的歷史書寫進行了批評:“吾國歷史,向以漢族為主,于他族多有貶辭。本書以五族共和為綱,故于滿蒙回藏四族之肇興與進化及其勢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遺,以符現世;其與漢族接觸沖突之處,亦一律平等,絕無軒桎,藉聯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氣。”(13) 對“五族共和”的強調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民族敘述的主流。
  19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趙玉森《(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書中列舉了中國六種民族:漢、蒙古、東胡、突厥、唐古特和苗。對這六種民族的介紹與清末史家基本相同,但特別強調了這六族之間的關系:“中國人種,自有史以來,即以種種之關系,及種種之組織,聯合而為一偉大國民之團體。”(14) 在1922年的《(新著)本國史》中,趙氏對這樣的民族敘述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世界上的人種,本來是同出一源,不過分支派別之后,各地方的氣候不同,那容貌和膚色,也就有些不同了。現在全國的人民,因為移植地點不同,有漢滿蒙回藏苗六大族的區別。但是讀歷史的人,須知雖有六族的名稱,卻如同一家的兄弟,真個是瓜瓞綿綿,異常的繁盛,差不多要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你想合四萬萬的同胞,結成這偉大的團體,不是最光榮最幸福的么?”(15) 趙玉森突出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一源性”:中國各民族出于一源,實為一體而不可分割。
  中國民族“一源論”在民初教科書中就已經出現。1914年中華書局的《(新制)本國史》認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同為黃種,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適于東。年遠地隔遂相睽異。以今考之,皆由帕米爾高原,而蕃衍于黃河流域者,羲農黃帝之一支,漢族也。由衛藏入川陜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后為氐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為葷粥,其后為匈奴、突厥者,回族之祖先也。其在東北之地者,有息慎,迻移當在葷粥前,其后為東胡、契丹,滿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漢族得地最優,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16) 中國各族都是出于一源,都是從西方遷入中國的,由于東遷的路線與繁殖的地點不同,也由于相隔的時代久遠,才有今天的民族差異。1926年世界書局的《(評注)國史讀本》也認為,中國人“細別之,又有五族,曰漢、滿、蒙、回、藏。其最初托足地,在亞洲之西小亞細亞之南,名加特亞國,以巴比倫為國都,即西史所稱前巴比倫國也。其后由西漸移于東,以至中國。年遠地陌,遂相睽異”(17)。其論述與《(新制)本國史》基本相同,強調中國民族出于一源。
  “民族一元論”是中國人在民族起源上的傳統觀念,兩千年來,大家信從中國上古帝系的說法,以為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這種看法根深蒂固,以至到了1920年代,顧頡剛“古史辨運動”推翻“非信史”方面的一個標準,就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18)。強調中國各民族出于一源,對于中國各族的凝聚和共同建設民國,無疑有重要的意義,相較于清末各族獨立的民族敘事是一個很大發展。但是“民族一源論”只是相對于民族起源而言,強調各族在起源上的一種親和性,對各族在歷史上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
  四、“民族同化”:部分民族之漢化
  中華民族“一元說”并沒有獲得一致贊同。在清末,主張聯合各民族成為一個大民族的梁啟超就反對民族一元說。他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19)。各族是否有個共同的起源并不重要,它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不可分離”的關系才是關鍵。民族“同化說”逐漸成為民國前期(1930年代前)民族關系主要敘述方式。
  民族同化情況早被中國知識分子注意到。梁啟超在20世紀初年倡導的“大民族主義”,實則以民族同化為基礎。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梁啟超列舉了“組成中國民族的最重要分子”的八個民族: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百粵族和百濮族。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幾族都已同化于中國民族。在民族同化上,“北虜”較難同化,而“東胡”多已同化于漢族。
  這一時期所言的“民族同化”,實是外族的漢化,外族與漢族交往中,接受漢族的先進文化。漢族所接受的外族影響,主要是南下外族帶來的戰爭和破壞,這種民族同化是單向的。就外族漢化來說,也不是所有的外族都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漢化的只是部分外族。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體)中國歷史》就堅持了這一的觀點。在敘述中國人種時,舉出了六種“有關歷史者:即漢人種、滿人種、蒙古人種、回回人種、西藏人種和苗人種”,認為滿人種和苗人種已經與漢人種同化(20)。1923年顧頡剛在《(現代)本國史》中,提及了構成中國歷史的諸民族為華、苗、東胡、蒙古、突厥、藏、韓七族。“七族之中,華族是主要分子。華族,泛稱漢人、唐人,只是一個大共名,里面包著無數歷史上被認同的民族。”(21) 其他的六個民族中,苗族、東胡族多與漢族同化;蒙古族、藏族、韓族也多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與漢族有著密切的關系。
  這一時期,在論述各族關系中也多使用民族同化說。如對先前頗有爭議的“五胡亂華”與孝文帝改革一事,也開始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觀點上肯定其積極意義而予以正面評價。如趙玉森的《(共和國)本國史》認為“五胡云擾”:“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壞;而就精神上言之,則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觸而相為摶抗相為化合。于是五族之發達,又增進一步。凡吾國民,對前歷史當感先民鑄成偉大民族之勞,而思所以光大者也。”“五胡亂華”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破壞,但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有重大意義。前引《(新制)本國史》也持這種看法:“魏晉而后,文字愈華,喪亂愈甚,滿、蒙、回、藏諸族,迭起交乘。漢族失敗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惟滿、漢、回、蒙諸族,本無文化,一入中原,輒慕漢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虛,其根據勢力又本不如漢族之厚。故不久仍為漢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則其得失之林也。”(22) 對于孝文帝改革,一般認為:“孝文自鄙胡俗,深慕華風,正漢晉以下大改革家也。論者議其忘強武之舊,習弱靡之風,國勢之衰,萌芽于是。然孝文棄平城而趨洛陽,失形式則有之;加之宣武胡后,內政迭馳,以致混亂。至于革鄙陋,趨文明,夫安能為孝文咎耶。”在北方民族同化上,孝文帝起了重要作用,“鮮卑之同化中國,帝功居多。”(23) 1923年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認為:“孝文帝是北魏一個杰出的人物。遷都洛陽,斷北語,改族姓,禁胡服,與漢人通婚,興學校,改制度,從此以后,鮮卑就與漢族同化了。”(24) 五胡亂華和孝文帝改革促進了民族化合。
  從民族同化角度看待漢族與外族的關系,是民國前期一種普遍的看法。但這時的“同化”,主要是指“漢化”,部分民族同化于漢族之中,促進了漢族的發展。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做法,顯然不是“中華民族”表述的最佳方式,建構一個包括各民族在內的穩定共同體更為重要。
  五、“民族融合”: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1930年代前后,中國民族同化被認為是個普遍的歷史現象,存在于各族之中。中華書局編輯、曾編著多種教科書的金兆梓就認為民族同化是一直存在的,春秋以前各未開化民族均被漢族同化,秦以后和漢族競爭的西北與東北各族多有被同化而加入漢族的(25)。漢族中實在早有其他各族的成分;便是其他各族也往往自以為和漢族同出于一源,種族上的界線更沒有的,所以由這些民族做主干混合而成的現在的中華民族,實是歷史造成的結果(26)。1931年周予同的《(開明)本國史教本》也認為,構成中國民族的,最重要的是漢、滿、蒙、回、藏、苗、韓族七族,這七族互相影響,組成中國綿遠燦爛的文化(27)。
  在各族共同締造中國文化這一點上,1934年大東書局的《(新生活)本國史》認為主要是各族后天努力的結果。中國民族最初不是一個民族,但是經過長期的同化,尤其是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到今天已經互相趨同,混成為一個民族。“中國在最初已經不是一種民族,也不止一種文化;后來經過數次兼并同化,才并為一國,變成一族。”“中國人”這一個觀念,在古代就已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一種民族,而是由許多不同的民族混和成的。現在都已同化,不可分別(28)。與先前史家強調中國民族的“一源性”有所不同,《(新生活)本國史》強調各民族的融合和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一致性。
  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歷史》,其表述兼有民族“一元論”與“融合說”兩種情況:“向來說中國民族的,往往以為是合漢、滿、蒙、回、藏及苗、瑤等族而形成一整個中華民族。好像所謂中華民族也者,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民族混合而成。其實這些民族,當初本來同出一源,不過后來因所住地方的地利關系,開化有先后罷了。”各族的差別,主要是由于居住地方的不同,民族起源與民族特性基本一致的:“所謂滿蒙回藏苗瑤等族,原無不一和所謂漢族同出于黃帝——所謂有虞氏、夏后氏、有扈氏都出于黃帝。不過漢人大部居于中原,開化較早;而此等人則因散處于關東、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山中,開化較遲而已。”清代統一后,仍以早開化的漢人文化為中心,融合為中華民族(29)。
  與“民族同化”不同的是,民族融合指各族融為一體,其他民族不僅同化于漢族,漢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如在敘述“五胡亂華”與孝文帝改革時,更注重北方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北方所謂中原之地,反遭西北民族之蹂躪。其后諸族居中國既久,亦漸染華風。北方人士,復有留仕各族者,于是諸族遂大受漢族之同化。及拓跋魏之孝文帝,則竟禁胡服胡語,提倡與漢人通婚,仿改漢姓。國中一切制度文物,亦無一不仿南朝。至北齊北周之治制,則尤為隋唐治制之所本,于中國之貢獻頗大。”(30) 南方自經漢代開辟后,中原的文化,漸漸的南下。經五胡之亂,北方文化遭異族蹂躪,北方人遂相率南遷,江南文化卻因此大盛。又因異族居中原既久,漸染華風而大受華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時,一切模仿南朝;北齊、北周的治制,又多為后世取法。這都是同化之明證(31)。各民族互相融合,“凡昔日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除若干遠遷別地不計外,至是蓋幾全數化為諸夏名字矣。”(32) 漢族正是吸納了各民族的成分而形成為一個大民族,各民族在長期的融合中,已經沒有區別:“民國成立后,所有域內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的區別,一律平等,當更易鑄成偉大的民族團體。”(33)
  從上述對“中華民族”的表述可見,1930年代后,“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體的看法,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中國各民族關系的敘述上,都強調中國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與歷史上的融合以及現實中的平等關系。中國各民族互相影響,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形成了一個新的包容各民族的“中華民族”,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觀念開始形成。
  結語
  本文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主要材料,討論了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是中國民族認識變化的過程。清末早先翻譯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多是日人寫于19世紀末年,此時正是日本“東洋史學”建立時期,其目的是要取代中華帝國的傳統東亞盟主地位。從東洋史立場上觀察中國歷史,帶有日本民族對中國史之偏見(34)。在桑原騭藏和市村瓚次郎等人的中國民族表述里,中國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追尋到本民族的主體——那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而是被世界列強所瓜分的領土(35)。清末國人在改編日本教科書時,突出了“漢族”的主體地位。把中華民族等同于漢族、把漢族歷史看作為中國歷史的看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當普遍(36),其根源則是或顯或隱的排滿種族主義(37)。
  1912年元旦,孫中山鄭重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38)并用法律形式將民族平等規定下來。民國時期“中華民族”論述,正是在“五族共和”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如果說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滿清政府、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任務的話,那么民國肇始,如何建構一個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在內的新的國家認同是個必須面對的問題。辛亥革命之前的“漢族主義”,在當下顯然不符合中國境內多民族并存的實際,也不利于團結各民族共同抵抗外國的侵略。以“五族共和”為標榜的中華民國,以“中華民族”來指代中國境內的各民族,重建國家認同。1929年國民黨統一全國后,明確將“民族主義”列為民國的教育宗旨之一,以“延續民族的生命”,強調歷史地理學科的教學,要“闡明民族的真諦”(39),從而“養成自重自信之國民,以期恢復民族精神”(40)。1930年代后的時局,使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先前關于中華民族的種種討論,全部納入到一個新的融合各族的“中華民族”的認知下,中華民族由各族融合成的“共同體”在教科書中成為一種“常識”(41)。
  “中華民族”一詞在20世紀初年出現之后,從部分知識分子的自覺到逐漸成為中國各民族的認同,從最初的漢族到漢、滿、蒙、回、藏五族到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體再到今天的56個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就不斷調適自我認同。當建構成為一種特定的意識時,建構的東西就很容易成為想象者認為是真實的東西,進入想象者的觀念與現實生活并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對于那些開始時懷有一定目的來創造這種想象的人來說,自己也迷失于這種建構之中了。
  注釋:
  ① 參閱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系》,《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李喜所:《中國現代民族觀念初步確立的歷史考察——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文本梳理》,《學術月刊》2006年第2期。
  ② 徐訊:《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頁。
  ③ 關于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研究頗多,從思想史角度考察“中華民族”認同形成過程,如前引黃興濤、李喜所的文章。這些研究考察了“中華民族”這一主題詞在清末民初的出現、傳播和內涵演變,彰顯了有關人物的思想貢獻。這對認識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有重要意義,但存在著很大的不足:首先是混同了“中華民族”主題詞的提出時間和作為全民族認同的確立時間;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忽略了知識分子思想認識對普通民眾觀念的影響和轉化。
  ④ 參閱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參閱李孝遷:《清季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介譯初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⑥ (日)桑原騭藏著、金為重譯:《東洋史要》,商務印書館(原書無出版時間),第6—8頁。
  ⑦ (日)市村瓚次郎著、陳毅譯:《支那史要》,廣智書局1903年版,第4—6頁。
  ⑧ 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廣智書局1906年版,第5—7頁。
  ⑨ 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冊,東新譯社1903年版,第18頁。
  ⑩ 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1冊,商務印書館1906年版,第2—3頁。
  (11)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8頁。
  (12) 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歷代史)》,商務印書館1911年版,第8—9頁。
  (13) 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第1冊,中華書局1914年版,第1頁。
  (14) 趙玉森:《(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13年版,第2—3頁。
  (15) 趙玉森:《(新著)本國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第2—3頁。
  (16) 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第1冊,第5頁。
  (17) 李岳瑞、印水心:《(評注)國史讀本》第1冊,世界書局1926年版,第5頁。
  (18)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4頁。
  (19)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41,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頁。
  (20) 呂瑞庭、趙徵璧:《(新體)中國歷史》,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第6頁。
  (21) 顧頡剛、王鐘麒:《(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12—15頁。
  (22) 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第1冊,第162、57頁。
  (23) 趙玉森:《(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上冊,第53、50頁。
  (24)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2篇,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頁。
  (25)(30) 金兆梓:《(新中華初中)本國史》第1冊,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5、77頁。
  (26) 金兆梓:《(高中)本國史》上冊,中華書局1948年版,第4—7頁。
  (27) 周予同:《(開明)本國史教本》上冊,開明書店1931年版,第8—9頁。
  (28) 梁園東:《(新生活初中教科書)本國史》第1冊,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5—6頁。
  (29) 盧文迪、姚紹華、范作乘:《歷史》第1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2頁。
  (31) 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編:《(初中)歷史》第5冊,世界書局1929年版,第81—82頁。
  (32) 羅香林:《(高中)本國史》上冊,正中書局1935年版。第244—245頁。
  (33) 孟世杰:《本國史》上冊,百城書局1932年版,第3頁。
  (34) (日)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頁。
  (35) 參閱(美)杜贊奇著、王究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36) 參閱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37) 參閱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版,第132頁。
  (38)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頁。
  (39) 《教育宗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第1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
  (40) 《中華民國法規大全》第3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842頁。
  (41) 一些教科書直接以“中華民族的起源”或“中華民族的建國”為題。如金兆梓編的《(高中)本國史》(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4月34—35版)就以“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華民族的起源”為題,羅香林的《(高中)本國史》(正中書局1935年8月初版)和楊東莼的《(高中)本國史》(上海北新書局1946年5月初版)都以“我國民族”為題;直接以“中華民族的建國”為題的有傅緯平編著的《(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5月初版),朱翊新編著的《(朱氏初中)本國史》(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11月初版),姚紹華編的《(初中)本國史》(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7月發行)等。WW方英

安徽史學合肥63~68K3中國近代史劉超20082008
中華民族/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教科書
  Chinese nation/national assimilation/national permeation/textb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on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  ——focuses on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of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The nation with modern sense established in 1930's. When the word “Chinese nation” appeared in End Qing, it had three expressions: first expression is the independent nations in China; second is the eolleetion of nations whose main body is Han nationality; third expression is only Han nationality. The cognition to Chinese nation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Coexist of Han, Meng and Man to Only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s is warship and confli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gnification of Collection of nations w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or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relation- ship, there were different version such as nation monogenism and nation Assimilation, all are emphasized the monogenism and assimilation in genesis. In later 1930' s, nation amalgamation beeame the main expression which foeused on the amalgation of nations as well as the eguality. All the expression influenced each other and founded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public cognition. The duration of modem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ment is also the duration of changing of cognition to Chinese nation.
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觀念開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華民族”一詞在清末出現時,主要有三種表述:一是指中國境內獨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漢族為主體的集合,三是指漢族。清末對中華民族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漢、蒙、滿并列”到“漢族”的變化,各族間的關系主要表述為斗爭和沖突。民國成立后,中華民族為“各民族總體”的含義被重視,民族關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說”和“民族同化說”等方式,強調中國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與漢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國各民族歷史上的融合以及現實中的平等關系,他們互相影響,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華民族”成為全民族的認同。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中國民族認識的變化過程。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63~68K3中國近代史劉超20082008
中華民族/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教科書
  Chinese nation/national assimilation/national permeation/textbook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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