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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租界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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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與上海道臺宮慕久簽訂了《上海土地章程》:“決定將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李家場(今北京東路)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1〕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來所稱的英租界。以此為開端, 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繼出現,它們以極其復雜的歷史內容影響著中國早期現代化,構成中國近代歷史運動中兼動力與阻力于一體的又一因素。
      一、“國中之國”與市政文明示范
  租界自出現之始,便挾帶著強橫的色彩,列強攫奪了中國對租界的統治權力,在租界建立起獨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機構,駐扎本國的正規軍和其他武裝。租界當局還刻意以水道、圍墻、鐵柵欄、木馬、鐵絲刺網以及持槍站崗的士兵和巡捕把租界和市區隔開,不準中國人隨意出入。一個德國人描繪1866年的沙面租界說:“歐洲在沙面的殖民地成了單獨一個小國家。這個小島,還沒有3000英尺長、1000英尺寬,由一條水道與城市隔開。……在這里,有歐洲人的事務所和住宅,有領事館,有一個國際俱樂部,同一個小教堂,整個地方是一片田園風光。 ”〔2〕一首漢口竹枝詞也描述道:“橫溝界限任安排,劃出華洋兩便街,莫向雷池輕越步,須防巡捕捉官差。”〔3〕本來屬于中國的領土, 卻完全成了自成一體的“小國家”,這樣一種“國中之國”,當然意味著對中國主權的輕蔑、踐踏與嚴重侵害,由此激起的深沉憤懣久久回蕩于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之中。
  然而,西方資本擴張的復雜歷史內涵賦予租界天然的兩重性:它一面侵犯中國主權,昭示了列強貪婪的侵略性,另一面又以引人矚目的現代市政文明在封建主義的中國激起層層波瀾。
  租界的現代市政文明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其一,現代化的市政建設;其二,現代化的市政管理。
  現代化的市政建設是租界的一大特色。租界為西人集居之地,他們不習慣中國舊式生活環境,著手營造西式住行條件。中國舊式居民多為傳統土木結構的院落式低層建筑,西人取締中國舊式住宅,改建獨院式高級住宅和花園洋房。中國舊式道路多為土路,晴時塵土,雨則污泥,西人辟筑路形,鋪土沙、碎石磚乃至鋪砌小方石、大條石或澆筑混凝土,修筑起馬路。西人還在租界內普遍設置了電燈、自來水與郵電通訊,這些現代公用設施是中國人前所未聞、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
  在進行現代市政建設的同時,租界當局將西方行之有效的現代城市管理措施移植于租界內,使市政管理專門化、法制化。《申報》上一篇文章介紹當時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說:“上海各租界內,街道整齊,廊檐潔凈。一切穢物褻衣,無許暴露。塵土拉雜,無許堆積。偶有遺棄穢雜等物,責成長夫巡視收拾。……街面偶有缺陷、泥濘之處,即登時督石工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飛塵之患,則當時設水車為澆灑;慮積水之淹沒也,則遍處有水溝以流其惡;慮積穢之薰蒸也,則清晨縱糞担以出其垢。蓋工部局之清理街衢者,正工部局之加意閭閻也。夫缺陷泥濘而后加以整治,則晴雨皆不便于行人;燥土飛塵而不潤以澆灑,則徒步皆致窘于塵障;水溝偶有不通,而戶內幾虞積澇矣;糞担任其稍遲,而街上難禁臭濁矣。此租界之規所以定之早而禁之嚴也。其尤妙者,大街無許便旋,致穢氣有沖人之失;浦灘不準澡浴,使鄉人知裸浴之非,其意思尤為周到,其風俗尤可維持。”〔4〕
  報載:同治十一年(1872)居民王阿保等10余人,違反工部局關于挑糞過街必須加蓋桶蓋的規定,挑著無蓋糞桶過街,經巡捕勸阻不聽,被拿送會審公廨。各被拘留一天〔5〕。同年, 一位廣東籍人在美國公館門口便溺,被巡捕拿送會審公廊,會審公廨以其情節嚴重,“枷號三日,以示懲儆”〔6〕。對于租界當局嚴格的市政管理, 《申報》曾有一篇頗中肯綮的評論,文中曰:“或者人謂此種事極細微,何至受罚?不知租界地方十分潔凈,其人既居租界,必知租界規矩,豈容其任意糟踏,毫不經心乎?若使聽其無節,必將大眾效尤,恐請凈國中變成污濁世界矣。”〔7 〕其言不僅道出了租界居民對租界市政管理的理解和支持,而且透露出斐然可觀的現代市民意識。
  現代化市政建設,造就了租界的迅速崛起與繁盛,上海租界所在地界“原系荒野,一望蒼茫”,淤泥覆地,墳冢累累。“自西人至此,遍造樓房”,十余年間情形大變:“洋樓聳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欞,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環,其中街衢棄巷,縱橫交錯,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華省會大鎮之名,分設道里。街路甚寬廣。可容三四馬車并馳,地上用碎石鋪平,雖久雨無泥淖之患。”〔8 〕由于租界市容整潔,“禁人小溺污穢”,“歷年暑盛之際,每因時癥流行,城廂內外,商民受害不少”,而“洋場一帶寓居者染病似較稀”〔9〕。
  “香車寶馬日紛紛,似此繁華古未聞”〔10〕。租界的巨變與繁盛,在中國人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動。郭嵩燾咸豐六年(1856)路過上海租界,大為震詫,從此對西方刮目相看。康有為光緒五年(1879)與光緒八年“薄游香港”與“道經上海”,“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11〕。孫中山雖然一再抗議和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租界,但他同時又贊揚上海租界道路寬廣,街衢整潔,“實在是一個自治的模范”〔12〕。李平書目睹租界的巨大差距,心理受到強烈刺激:“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為之愧,為之悲。愧則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華,而吾則因陋就簡也;悲則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視一切,而吾則局促膝下也。要之通商以來,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見丑耶?”〔13〕
  思想上的震撼與落伍的時代感往往是深刻反思與新追求的開端。中國近代革命思潮的形成,雖然并非因租界刺激而起,但香港和租界里的資本主義文明,確確實實對傳統世界中的中國人起有一種文化示范和思想誘發作用。
  租界的市政文明,不僅是激活近代中國變革思潮和實踐的媒體之一,而且成為中國近代市政建設的模板。當時人批評中國城市的市政管理,往往比照租界立論。一位上海士紳對比租界與上海縣城的市政,以極尖銳的言詞指出兩者間的差距:“租界馬路四通,城內道途狹隘;租界異常清潔,車不揚塵,居之者幾以為樂土,城內雖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穢氣觸鼻,僻靜之區,坑廁接踵,較之租界,幾有天壤之別。”〔14〕《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談及北京、上海的衛生狀態,也以租界為比照:“今京師為首善之區,而地方之污穢亦以京師為最。……上海為通商大埠,而城內街道之穢惡,較之租界,已有天淵之殊。”〔15〕為了縮小這“天淵之殊”,上海士紳呼吁:“嚴派保甲隨行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積、小便等等,即予薄懲,如此一條,則保護民生免遭穢氣,且街衢清潔一望可觀,豈不美哉!再于此推廣而行,遇崎嶇之難行者則填平之,遇泥滑之易跌者則修治之,俾行路者受惠無窮。”〔16〕
  租界所在城市的地方官員亦有意識地仿效租界,改良市政。上海道與上海知縣自19世紀60年代起,多次頒布由租界市政管理條例脫胎而出的有關規定,要求市民遵守。袁世凱在天津建立中國第一支巡警隊伍并成立工程局和衛生局,亦是借鑒“天津臨時政府”的城市控制管理經驗和天津租界的市政管理方法。他們的努力和實績,雖然看來細微而不足道,但同樣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基本環節。
      二、“橋頭堡”與“飛地”
  列強遠涉重洋侵入中國,當然不是來領略東方風情,傳播現代文明,他們的目的、他們的意圖全然在于從中國攫取最大政治、經濟利益,而租界就是列強對華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中心基地和橋頭堡。以上海租界為例,到本世紀20~30年代,輸入中國的外貨,83%以上由上海上岸,租界內的外國人資產總額占外國在華企業投資額的1/3強,關內的外國銀行業投資,79.2%集中在上海。與肆意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相同時,列強以租界為據點干涉中國內政,許多關系中國命運的陰謀詭計在這里密謀策劃,許多影響中國前途的骯臟交易在這里拍板成交,租界所在城市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一再受挫,往往和租界的罪惡勾當有不可脫卸的干系。在20~30年代中國人民收回租界的運動中,一本小冊子一針見血地寫道:“一到租界,就覺得輝煌華美,繁榮興隆,物質建設的完備,外觀的奢麗雄偉,足以使人羨美贊嘆。但這一切不是帝國主義的血汗,也不是他們有意為我們謀幸福、享受。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脂膏,我們同胞的血肉,他們只是用我們的脂膏和血肉為他們自己謀幸福享受。這里是罪惡之藪,侵略之源,不過是人間地獄的活現。”〔17〕
  這一憤慨異常真實地揭示了租界的歷史本相,表現了多數中國人的民族情感。
  然而,租界雖然作為殖民侵略的橋頭堡,在加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它同時又是資本主義世界在封建主義中國的一塊“飛地”,客觀上具有擴散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促進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功能。
    第一,民主觀念的影響。
  西方侵入中國,奉行的是強權政治與不平等原則,其罪惡本質早已在眾多的書籍和文章中得到深刻揭露。同樣無可否認的是,西方雖然對中國和其他弱小民族不平等、不民主,但西方政治體制所體現的民主原則和現代性為中國傳統專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所無法企及,而這樣一種制度從西方移植于租界內:租界實行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對獨立,互相制約。如上海租界內的權力機構是納稅人會議,凡居住于租界內,繳納一定稅額的外國人均為會員,租界的預算、決算、通過特征捐稅、選舉地產委員等,均由此會議決,此會并具有監督工部局的職能。工部局是以行政為主,兼有一定立法職能的機構,工部局董事實行選舉制、任期制。領事法庭、領事公堂、會審公廨為司法機構,各機構在行使權力時,均實行會議制,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天津、漢口、青島等地租界的情形亦大體如是。
  租界內實行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對于近代中國人來說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刺激。近代中國是在與世界長久隔絕后被動開放的,對西方所知極少,由于中西文化傳統迥異,中國文字與歐洲文字又分屬截然不同的兩大文字系統,通過漢字傳遞的西方信息往往變形、失真。租界以真實、具體、直觀的方式向近代中國人展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態和運作過程,由此產生的影響是富于感染力的。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揭示的正是這樣一種示范機制。上海市民便于耳濡目染之中,仿效租界成立了具有強烈民主色彩的上海市民的自治組織南市馬路工程局、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上海工商界亦參照租界的外國商會,成立了上海商務總會。這些從傳統社會肌體中崛起的中古社會組織的異軍,是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的有機成分。
    第二,近代物質文明擴散。
  近代物質文明的生長,是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基礎性環節。令人傷情的是,由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后發”性,中國社會最初的近代物質文明不是內生于前現代社會結構,而是來自于西方并與民族侵略歷史地纏繞糾結著,而租界又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一種擴散地的作用。
  近代建筑首先在租界出現和發展,其后逐漸向市區擴散,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至今仍可見當年以租界“洋房”為模板的近代建筑物。這些建筑物脫離以封閉幽深為特征的中古風范,追求明亮通風的居住環境與開朗的空間,其應用價值是現代的,色彩裝飾、結構布局、建筑工藝所包藏的美學意味也具現代意味。
  “租界均有電燈,英界尤多,如星羅棋布然,晚間照耀,無異白晝,頗便行人。”〔18〕租界內外的中國居民最初以為以電燈照明“將遭雷擊”,一時“人心洶洶,不可抑制”。上海道邵友濂甚至下令“查明中國商人點用者共有幾家”,“按戶知照,禁止電燈,以免不測”。寢久人們漸悟電燈的優越,遂爭相使用電燈照明,“戲園、酒館、煙室、茗寮,更無不皎潔當空,清光璀璨”〔19〕。有人賦詩描述夜上海的情景說:“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達旦喧歌聲,華堂瓊筵照夜樂,不須燒燭紅妝明。”〔20〕
  光緒六年(1880)上海租界創設自來水公司,此為中國飲用自來水之始。但“當時風氣未開,華人用者甚鮮。甚至謂水有毒質,飲之有害,相戒不用”。公司組織人力免費向城內“各水館茶館”推薦。至光緒廿三年《商務報》已報道說:“自來水之有益于居民,知者甚多。”
  電話傳入中國,同樣首先是從租界開始。光緒八年(1882),由大北公司上海站建立的第一個電話交換所在上海租界內開放通話。之后,德國在青島、漢口、煙臺等地安裝了電話,丹麥人在天津租界也安裝了電話。自此電話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
  以租界為中心的舶來洋物的擴散,亦在不知不覺中改造著中國人的日行起居:“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鐵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與紙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備之;光緒乙未,丙申之際,始改用火柴,俗稱‘自來火’,為歐洲輸入品。”“夜間取光,農家用篝(俗稱油盞),城鎮用陶制燈檠,家稍裕者,則用瓷制或鋼錫制者,有婚喪事,則燃燭,光緒中葉后,多燃煤油燈,而燈檠遂歸淘汰。”“洗面擦身之布,舊時多用土布,有用高麗布者已為特殊,其布仿于高麗,質厚耐久。白毛巾盛行,即下農家,亦皆用之。”“洗衣去詬,曩日皆用本地所產皂莢,自歐美肥皂行銷中國后,遂無有用皂莢者。”“箱篋之類,鄉間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則用皮制者,……光宣之間,西式提箱仿造于滬地,于是旅客多購用之。窗格舊用蠣殼,亦有以紙糊者;光緒中葉以后,則多用玻璃矣。”〔21〕
  洋貨的流行是一個十分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話題,由此產生的憤慨往往掩蓋了如下歷史事實:首先,洋貨所表現的近代物質文明雖自西來卻非西方專利,它在本質上具有全人類性亦即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因此,它在中國的擴展決不是什么“西化”、“洋化”,而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有機內容。其次,洋貨與土貨在中國人生活中地位的交替,其本質是中古物質文明向近代物質文明過渡、演進。這一過程雖然飽含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呻吟和悲呼,卻是充滿生機和朝氣的。一位名叫胡祥翰的民國時人感悟其間若干道理并形諸文字:“優勝敗劣,適者生存,而不適則歸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諸遠,征諸四十年來滬上淘汰之種種事物可矣。試略舉如下事,多不煩引也。如有輪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紙煙、雪茄而水煙、旱煙淘汰。”〔22〕
  而在這無情的淘汰中分明可以聽見歷史前進的足音。最后,物質文明的擴展并非僅僅在物質生活層面上產生影響,與它綰結一體的精神性的東西、觀念性的東西,也要發揮作用,激發聯想,其效應因此是整體性的。由如上三點去觀看租界擴展近代物質文明的作用,必然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和感悟。
    第三,文明禮俗的擴散。
  點滴西禮初為中國人所聞大約在明清之際,其介紹者為翩翩來華的耶穌會士。鴉片戰爭以后,大批出訪官員與留學生紛紛著文介紹在歐美的所見所聞,新來的傳教士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介紹,中國人對西方禮俗有了更多的了解。而租界內西人的婚喪嫁娶、待人接客則使中國人對西禮西俗有一個直觀的感受。
  中國禮俗與西方禮俗是中西兩大民族文化傳統的積淀,其間并無優劣高下之分。但這一總體性的判斷并不排除如下事實:由于中國長期浸潤于封建主義的文化氛圍,其禮俗帶有更多落后成分,包天笑曾不無嘲諷地描寫晚清北方的屈膝請安說:“談起請安,在北方,子弟見尊長,仆役見主人,下屬見上司,都要請安。他們做官的人,很講究此道,請安請得好,算是風芒、漂亮、邊式。做大官的人要學會一種旋轉式的請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處地方,有許多比你低級的,環繞著向你請安,你要環繞著回禮,這種請安,名之曰‘環安’。你要弄得不好,踏著自己的袍子,一個失錯,向前跌沖,那就要失態了。還有所謂請雙安的。屈雙膝,身體一俯,也要講究姿勢,滿州婦女優為之,從前的宦官人家都要講求那種禮節。”〔23〕
  這樣一類禮俗當然充滿了丑陋和愚昧,是現代化進程必須淘汰的歷史內容,而西方因為率先進入資產階級時代,禮俗多受現代觀念的洗禮,具有更多的文明成分。這部分內容影響中國社會,造成中國傳統禮俗的弛廢和剝落。有關史料記載說:“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于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禮堂所備證書(有新郎、新婦、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姓名),由證明人宣讀、介紹人(即媒妁)、證婚人、男女賓代表皆有頌詞,亦有由主婚人宣讀訓詞,來賓唱文明結婚歌者。”新郎新娘則交換飾物、相對鞠躬、繼謝證婚人、介紹人各三鞠躬,并行謁見主婚人及雙方族人之禮;全體退席后,開茶點、筵宴〔24〕。“光、宣間,有所謂追悼會者出焉。會必擇廣場,一切陳設或較設奠為簡,來賓或可不致贈禮。”會議程序,簡單的為搖鈴開會,報告開會宗旨,宣讀祭文和悼詞,行三鞠躬禮,述行狀,演說,家屬以鞠躬禮答謝來賓,奏哀樂、散會;較隆重的,也不過增加獻花果、唱追悼歌等項內容而已〔25〕。
  清末民初之際,這一類因西方影響而變俗變禮的現象是多見的,治風俗史者甚至有“婚喪失據”之嘆。這種“失據”實際上體現的是歷史的進步,而不是文化的畸變。
      三、象征黑暗與庇護光明
  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充滿污濁與黑暗。這里是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大交易所,也是阻擋中國革命進程的最重要的反對堡壘之一。這里煙館、賭場、妓院比比皆是,紅頭河三逞兇、安南巡捕作惡,是當時報刊屢屢披露的新聞。“這里是罪惡之藪,侵略之源,不過是人間地獄的活現。”
  但是,租界在充分體現殖民者的野蠻、貪婪和反動性的同時,又因實行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而呈現出一種有利于中國社會進步的特殊格局。
  租界的特殊首先表現于它確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并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便利和保護。這正是租界外民族資產階級亟求而無法獲得的環境。他們因此紛紛把資本轉向租界。上海的民族資本便主要集中在租界和受租界統治的越界筑路地段,由此造成了全中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區域。從這一意義上說,租界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提供了一塊重要空間。
  租界的特殊性還在于,租界當局雖然在租界內實行野蠻的殖民統治,但對于不觸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論和行為,一般不加干涉。這樣一種特殊格局,使租界無形中成為現代化推進者出擊或保護自身的一塊陣地。戊戌期間蓬勃興起的報業便得租界庇護非淺。大凡依托租界、洋商的報館,清吏雖虎視耽耽,但投鼠忌器,“不能興文字之獄”〔26〕。后來人與西人評論說:清末上海報業發達的最大原因,“則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政治上之暴力”〔27〕,近代中國報紙的歷史是與外人的治外法權的特權享受有密接之關系,僅于此種特權保持之下,與在此種自治的外僑居留地內,中國的報紙方能成為現在的中國的社會生活里的一種要素”〔28〕。與此同時,章炳麟、劉光漢、于佑任、蔡元培等人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格局,逃避清廷迫害,出版進步報刊,發表愛國、民主的言論,1914年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尊心》一文中說租界是中國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靜的地方。中共機關也在很長時間里設在租界或租界邊緣。“孤島”時期,共產黨人利用租界出版了《西行漫記》、《魯迅全集》、《資本論》等一批書籍,在中國知識層中激起層層反響。魯迅本人對租界批評甚多,但每遇反對當局的迫害,魯迅多至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難,其雜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而寓“半租界”之意。
  作為西方世界在中國的飛地,世界文化名人杜威、羅素、蕭伯納、愛因斯坦、卓別麟等人都曾到上海租界逗留。租界內的教會學校在進行殖民教育的同時也傳授新鮮思想和新鮮知識。租界內的西人報刊一面鼓吹殖民言論,又一面報道外部世界的消息,其間不乏議會選舉、總統易人、婦女平等充滿現代意味的內容。這些因素匯集一氣,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的意義是積極的。
  租界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兩重性作用,顯示了歷史的錯綜與復雜:罪惡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罪惡的成分,神圣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神圣的內容,而這一切,都有待于人們去認真對待。當然,租界推動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在變了形的社會形態下實現的,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列強。
  注釋:
  〔1〕上海史料叢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4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德)施生克爾:《19世紀的德國與中國》第21頁。 三聯書店,1963年版。
  〔3〕《漢滸金石小記·漢口竹枝詞·一夢綠》合刊。 武漢益善書局印行,1933年8月。
  〔4〕〔5〕〔6〕〔7〕〔9〕《申報》,同治11年6月15日、9 月25日、10月8日、6月15日、12年3月23日。
  〔8〕黃杼材:《滬游脞記》。
  〔10〕《前洋涇竹枝詞》。見《申報》,同治11年5月8日。
  〔11〕《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15頁。
  〔12〕《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351頁、第5卷,第173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13〕《論上海》,《上海縣續志》卷30。
  〔14〕李維清:《上海鄉土志》第4~5頁。
  〔15〕《論中國宣講求潔凈地面之政》,轉自《新學界叢編》癸卯年卷1下。
  〔16〕《申報》,同治12年3月23日。
  〔17〕《收回租界運動》,1929年10月印。
  〔18〕《上海鄉土志》第146頁,電燈。
  〔19〕〔20〕《洋務運動》(八)第346、346頁。
  〔21〕《嘉定縣續志》卷5,風土志。 轉自《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第343~3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民國《上海小志》雜記。
  〔23〕包笑天:《釧影樓回憶錄》第291頁。 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版。
  〔24〕〔25〕徐珂:《清類鈔》第5冊,第1987、3544頁。 中華書局,1984年版。
  〔26〕《論中國官吏禁報事》,《知新報》第116冊,1900年3月31日。
  〔27〕姚公鶴:《上海報紙小史》,《東方雜志》第14卷第6號。
  〔28〕A·M·kotenev:《上海市政與華人》第72頁。 轉自胡道靜:《上海的日報》。
江漢論壇武漢44~49K3中國近代史周積明19981998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所教授,武漢 430062 周積明 作者:江漢論壇武漢44~49K3中國近代史周積明19981998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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