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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國家當代人地關系地理學的傳統與趨勢
英語國家當代人地關系地理學的傳統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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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110(2007)04-0089-11
  地理學是唯一冠以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在人地關系的研究中卓有成效,但一般人談起人地關系來,只知道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或當代悲觀論與樂觀論的爭論,對人地關系的地理學研究知之甚少,這種狀況對地理學的發展極為不利。本文的目的就是評介英語國家(主要是英美兩國)人地關系地理學的傳統和趨勢。筆者深知在這樣一篇短文中,將這一研究傳統的歷史淵源和豐富內容交代清楚將會十分困難,因此將重點放在近一百年(特別是二戰后)的進展上。
  歷史淵源:兩大方向
  從哲學層次來看,人地關系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人作用于環境和環境作用于人,人地關系地理學正是這種辨證觀點的具體表現。源于希臘語的“地理”一詞,字面上的意思是記下或描寫地球,地理學就是研究我們如何將地球看成是人類的居住地;因此,一個被我們改變的地球,同時又不斷改變我們的地球從一開始就構成了人地關系地理學中兩個并列的方向。
  人類對地球的改變,或人文化景觀(humanized landscape)①,不可能不考慮過去的人類活動,在英國,這一類研究被冠以歷史地理學的名稱。通過編年史的形式,將地理與歷史結合起來,首先是由歷史學者進行的。[1]他們認為沒有地理背景,人民——歷史的創造者——就好像行走在空氣中。土地也是一樣,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活動的場所,它的影響可以通過食物、氣候等許多形式體現出來,正如鳥與巢穴,國家與人民。歷史地理學就起源于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力圖將地理要素融合進來。“一切人類史就是區域史,忽略地理就會失去其價值和意義;反過來,人文地理的重要性取決于它是否只考慮事實而不考慮具有原因和影響的事件與地理分布的歷史過程。”[2]當然,部分歷史學者承認,這種思想部分是來源于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的書籍。[3]
  這種史地不分家的思想極大地啟發了那些力圖將公認的“歷史”要素引進人文化景觀的地理學家。這種方法在當時是相當吸引人的,因為利用的數據和材料雖然是歷史的,但研究的結果、目的和形式卻是地理的,這就可以和臭名昭著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劃清界限。麥金德首先采取了這種方法,他認為地理學就是歷史的現在。[4]這種思想和方法迅速流行,以至于英國的地理學會(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和歷史學會(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代表坐在一起討論什么是歷史地理學。盡管存在著不同看法,但共同的觀點是:歷史地理學是研究過程的發展和對“現在”的描述,而不管“現在”發生在什么時候。[5],[6]
  在美國,人類對地球的改變這個主題與美國地理學家、律師、公共事物家兼哲學家馬什 (George Perkins Marsh)總是聯系在一起。因為人類對地球的改變,如城市、空氣污染、毀林和荒漠化,往往伴隨著人類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或對周圍環境的侵占,將之轉化為自己的居住地,而馬什被認為是第一位系統闡明了人類已經把地球改變了多少以及造成這種改變的主要原因。[7]他在 19世紀就記錄了人類活動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添列了人類對環境所做的“善事”和進行的破壞,最重要的是他表明了人類活動是如何在程度和種類上產生了遠超過人類預想的變化。[8]
  馬什的重要作用不在于認識地球的變化,而在于把變化定義成一個問題。可惜這種思想長期受到冷落,原因是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人類造成的環境變化,已經使我們的星球變得比從前更好。“美國觀念的本質就是人類對巨大自然力征服與控制的安全感”。進步和環境變化在19世紀西方人的理念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們似乎是不可分開的思想。[9]如在馬什的書《人與自然》發表之后的半個世紀,英國地理學家在回顧同一領域時,還把馬什作為“典型的悲觀主義者”,并稱他太傾向于黑暗的一面。
  直到美國文化景觀論的奠基人索爾在1955年共同領導一個致力于馬什研究的研討會并編輯出版《改變地球表面的人類作用》一書,馬什的思想才重新得到重視。[10]索爾曾經師承于地理環境決定論者辛普爾,但他完全不同意他老師的觀點,而把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觀或土地的可視變化上,在美國地理學界被稱為伯克利學派或文化景觀論。他將歷史看成是全面理解文化景觀的不可或缺的成分,但他將歷史和地理連成一體的工具是人類學,極大地吸收了人類學家的超級文化有機體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文化是一種消除個別特色的營力。他和他的學生們長期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農村和其他農業社會,認為任何一個地區都存在著自然特性,如植被、地形、土壤、礦物和其他自然資源,也存在著被人類文化塑造的文化景觀,如田地、莊稼、房子、道路、馴養的動植物等,這些都是各種復雜文化過程(如清除土地、排干沼澤和引進新的動植物)擴散的結果。“文化是營力,自然區是媒介,文化景觀就是結果。”[11]因此,文化地理學是研究文化景觀經歷的一系列變化過程,必然涉及到對“過去景觀的重建”和分析人類活動的某些過程。①
  與索爾同時代、對英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是達爾比(H. C. Darby),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第一個地理學博士(1931),其博士論文是研究芬蘭在英國歷史中的作用。這項研究不可能與歷史分開,因此他的論文作為區域歷史出版過兩卷。[12],[13]但正是在研究芬蘭的過程中,他認識到地理的重要,因而在后來的研究中,他發展了自己的思想,總結出四種將地理與歷史結合起來的系統方法。首先是“歷史學的地理背景(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這就是前述的早期歷史學家通過地理要素解釋歷史事件的方法。第二是“過去的地理(past geographies)”,就是對過去不同時段地理的重建。第三是地理學的歷史背景 (the history behind geography),追索某些景觀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人類對景觀的改變或影響。最后是地理中的歷史要素(the historical element in geography),是指地理研究中對時間的展示,主要是指景觀中的一些殘留成分。[14]在達爾比的領導下,或在其思想的影響下,英國的歷史地理學家對不列顛過去的景觀重建和解釋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有英國教育背景的學者還在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和中國等地做了大量的歷史地理研究。③
  “改變我們的世界”這一方向不能不聯系到地理環境決定論,該思想源頭遙遠,可以追索到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他認為氣候可以影響不同種族人群的心理特征。類似的思想一直延續到近現代,李特爾、拉采爾、辛普爾、亨廷頓和泰勒都是著名的環境決定論者。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環境決定論曾經盛行一時,成為地理學的理論中心,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環境決定論遭到了全面攻擊,許多地理學家一開始還發展一個柔性的概念“地理可能論”來掩飾,但后來則完全拋棄了環境決定論,尋求新的思想和理論來重新解釋人地關系了。
  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非地理學者——美國教育家、哲學家杜威,他的實用主義思想對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人文地理學。杜威接受了進化論的機會普遍性(pervasiveness of chance),但又反對競爭和選擇。因此他敵視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當時在地理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格格不入。他深受各種生態學派的影響,強調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賴,認為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動態的,充滿了矛盾:不定與確定、不足與完美、變異與重復、災難與安全。生活在災害中的人們不得不尋求安全,從而使人們尋求宗教、科學和哲學中絕對真實(absolute truth)的虛幻安逸。杜威對地理學有一系列的論述,他認為地理學是研究作為人類永久之家園的地球,是研究人類行為的背景。[15]這些論述奠定了美國人類生態學的思想基礎。
  美國地理學家巴羅斯(Barrows)在三十年后繼承性地提出地理學是人類生態學的思想,由于當時的地理學受空間——分布思潮的主導,他的提議并沒有得到什么響應,只有他的一個學生——懷特——在他的幫助和指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16]懷特在研究密西西比河洪泛平原時開始詢問為什么投在洪水控制和預防工程的費用越來越多,卻并沒有降低洪水帶來的危害和損失?為什么人們定居在明顯危險的地方?為什么針對環境災害的技術方法不能解釋所觀察的結果?為了弄明白這些疑問,懷特提出了人類調控的思想:“人類占領或生活在一個區域并且導致原始地形改變的過程”。懷特并沒有滿足于這種抽象的定義,他又繼續歸納出人類對洪水調控適應的八種形式:加高平地、通過土地整理減輕洪水危害、構筑堤壩免受洪水危害、提供及時的警告和疏散、對建筑和交通進行結構上的改變、改變土地利用方式以降低脆弱性、分發救災物資和發行保險。[17]可惜的是二戰的爆發中斷了他的研究。
  戰后,懷特作為芝加哥大學的地理學教授,領導著他的學生和同事展開了十五年的努力,調查了美國和世界的許多流域,力圖確定各種洪泛平原的利用方式和使這些洪泛平原能被人類居住的各種調控,確定了各種潛在調控的范圍,也深入探討了有希望但還沒有被充分利用的調控的潛力,并且在某些地方對比了所有的社會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而不僅僅是技術——工程措施和經濟成本——效益。[18]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美國洪泛平原管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關鍵作用,其研究領域也突破了傳統的自然災害——風險的研究,進入了更廣闊的個人感應和決策、社會結構和限制、技術和環境災害的范疇,使自然災害的地理學研究成功地從致災因子轉向承災體和人類的選擇與調控上,在美國地理學界被譽為人地關系地理學的芝加哥學派[19]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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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調控選擇樹形圖。調控起始于資源利用、生活系統和位置的最初選擇。對于這些選擇,各種偶然性和目的性調控在某些不同時間尺度上是有效的。最徹底的選擇是改變原始的利用方式或位置(來源:文獻[19])
  在批判中的發展
  人地關系地理學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遭到了批判。首先是索爾的伯克利學派受到了計量革命的沖擊,這是因為索爾從本質上是一個人本主義者,拒絕實證主義,強調區域景觀發展的獨特性(差異性或多樣性)和歷史性。對這種批評的響應,使伯克利學派發生了分異。一部分文化地理學者發展了文化生態學,該學派繼續保留了索爾的人類對景觀和前現代文化改造的思想,但拒絕了文化的超級有機體理論,并采取了實證主義的方法。
  最初的文化生態學家是運用生態學和系統論的一些思想來理解人類對環境的適應。他們通過能量流和物質流來分析文化中的信仰和制度是如何控制人類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相互交換。[20]后來的文化生態學者從農業經濟學中引入了決策理論,特別是俄國經濟學家恰亞洛夫(Alexander Chayanov)和丹麥經濟學家伯塞爾普(Ester Boserup)的理論。他們關心農村社區的人們如何決策利用他們周圍的自然環境,因此特別強調耕作系統與農業土地集約問題,并改進了馬爾薩斯和伯塞爾普這兩個互相競爭的模型。[21]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化生態學又開始受到政治生態學的批判,因為他們忽略了他們所研究的地方尺度的系統與全球政治經濟的聯系。今天,沒有幾個地理學家自認為自己是文化生態學家,但文化生態學的思想已經被新的研究范疇——政治生態學、全球環境變化和可持續性科學所采納。
  另一部分文化地理學者則對計量革命進行了反擊,他們堅持地方景觀獨特性的論點和人本主義的思想,理性地抗議現代主義到處侵蝕我們這個世界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個理性抗議的焦點就是美籍華人段義孚廣為傳頌的“Topophilia” (字面上的意思是地方的愛)。段在導言中非常明確地表明,他的興趣不是在改變世界的應用知識上,而是在我們應該通過理解我們對環境的態度來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在“Topophilia”中,他將地方和多樣性寫成積極的環境經驗(這一點與強調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計量革命針鋒相對)。他寫了家園和思鄉病,寫了烏托邦,寫了個人經歷、宇宙和符號;他寫了理想的地方和具有永久魅力的環境如海岸、山谷、荒原和山脈;他寫了他的許多現代主義的同事們認為是滅絕了的東西。[22]顯然,新文化地理學將研究的視角從索爾的可視景觀轉向了意識景觀(ideal landscape),從實體景觀的重建和描述轉向對其意思的解讀和比喻。植被、地形、土壤、田地、莊稼、房子等變成了后現代主義的符號、圖示、權利、性別、美學和體驗。[23]
  與此同時,一些激進的地理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現代景觀進行了批判性的解讀。景觀已經不再是一個實體,而是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解譯。公園、花園和生產性農場的出現既是正在上升的中產階級和強勢上層社會的標志,又體現了現代性和資本主義橫掃傳統的一系列深遠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共有資源因私有化而消失了,制造業與城市的發展造成鄉村貧困和勞動力外遷,第三世界國家城市中的高速路、高架橋和停車場等顯然是為中高收入階層修建的,人文化的景觀就在這樣的解讀下,成了社會不公的符號。[24]
  達爾比的研究在英國也經歷了同樣的遭遇,他的關于時空的系統方法一方面被計量主義者認為是缺乏統計相關技術,不能回答數據之間的相互關系;另一方面,被自由主義者認為是刻板的、過時的范疇,不能與時俱進地從景觀中解讀出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意義,更不用說階級、種族和性別。更有馬克思主義者嚴厲地批評達爾比的方法是冷血的、精英的、保守的和資產階級的,只關心帝王將相,而排斥勞苦大眾。年輕一代的地理學家,將注意力投向數理領域、人本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中,企圖以全新的思想重新解釋歷史數據。[25]
  當上世紀60年代伯克利學派飽受攻擊之時,芝加哥學派很自然就成了美國人地關系地理學的主流,這主要是由于該學派在認識論上具有明顯的科學主義,在方法論上采取了跨學科的方法,積極從系統論、心理學(決策行為)等其他學科汲取養料。[26],[27]然而,到上世紀90代早期,該學派的技術管理主義傾向和對政治——經濟要素(造成不同的人群對災害的脆弱性不同)的漠視,也受到了激進地理學者的強烈批評。[18]雖然一些批評明顯是狹隘的和過時的,反映了地理學界內部強調特殊與強調一般這兩個學派之間長期對立的緊張狀況,也反映了在地理學外部對學科范圍的不同界定,但仍有兩種對該范疇的批評相當正確。[28]
  第一種批評是把洪水和其他極端的地理事件 (自然災害)作為人地關系分析的起點,過于狹隘,或過于決定化,或兩者都存在。人類的脆弱性根植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不必局限于少數極端事件。在現實生活中,一般與特殊被混雜在一起,是自然、社會和技術三者的組合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其中任意一個因素的重要性都會隨時間而改變。因此,具有反饋作用的自然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系統概念,可能是對自然導致人類損失這個線性模型簡單決定論的一種改進,但是這些概念仍被認為過于簡單,忽視了社會現實的復雜性。
  第二種批評主要是針對該范疇過于重視選擇與決策而做出的響應。重視選擇與決策,即暗示人類是自己命運的主宰,重視調控方式的選擇似乎忽略了真實存在的抑制作用和社會結構,而二者也是構成社會的一部分。同時該范疇又只關注微觀決策,而經常忽視更宏觀的社會結構及動態對人們的決策限制。雖然在理論上,人們從眾多的調控方式中選擇是可能的,然而事實上,由于生活環境、社會階層或者收入等的差異,許多人的選擇是受到限制的。
  同樣,回應對這些批評使人類生態學的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將自然災害造成的巨大損失完全歸咎于颶風、地震等極端事件,也不認為技術手段能夠控制環境從而完全避免災害中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因此,關注的重點從環境對人的影響轉變到人類自身的調控以適應環境。同時人們對災害的認識也從自然延伸到技術、社會和文化領域,人類調控研究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復雜的自然、技術、社會災害和資源系統,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說的耦合的人——地關系系統,并且正開始處理更普遍的現象如干旱、饑餓或環境退化等。調控的模型也朝兩個方面推進,一方面,作為因果模型,它們變得更精確:事件鏈、結果和調控被清楚地聯系起來并具體化。另一方面,當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極端事件聯系起來,宏觀結構和微觀決策聯系起來的時候,研究就被擴展了。如不同脆弱性的考慮和受到抑制的調控占有權成為分析中的標準問題時,人類生態學已經成為政治生態學,特別是當我們考慮調控以適應目前正在進行的全球巨變時,這就是全球環境變化和可持續性科學的重要論題了。
  新的分化與統一時期
  以上分析表明,地理學經過上世紀初70年代到80年代的批判與反批判后,無論在研究的方法還是解釋的方式,甚至研究者的介入方式上,都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現象,已經很難用單一的范疇或論題來概括學科的發展特征了。然而,進入80年代后,學科的發展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與人地關系相關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資源問題和發展問題交織在一起,日益受到社會的重視,其他學科和公眾也開始關注人地關系這個主題,學科外的影響和要求已經大到不可忽視的程度。地理學家必須向政府、資助機構、其他學科的專家和社會公眾展示:地理學作為一門有傳統的學科,能夠有效地對我們這個行星地球——我們的家園——所面臨的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為了追溯地理學這種問題導向的轉變,本文不得不將視野從地理學的研究擴大到更廣闊的論題:政治生態學、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因素和可持續性科學。這些論題并非地理學所獨有,而是與其他學科和公眾共同關心的跨學科論題。這樣便產生了兩個結果,首先作為整體而言,地理學在這樣的跨學科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受到其他學科的啟發和促進。第二,就地理學內部而言,由于這些論題也受到所有傳統和學派的關注,這便為地理學的統一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機會和要求,人地關系地理學的兩大方向和不同的學派有統一起來的趨勢:譬如無論是人類改變的世界還是世界影響人類,都要探索它們的社會根源和結果還有人類自身的調控以適應環境。再譬如,全球變化顯然是我們改變了這個世界,但我們每一個人、沒一個地方無時無刻不受到全球變化的影響;探索全球變化的原因和責任,評價全球變化影響的大小和差異,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環境問題或區域問題,而變成一個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了;如何應對這種變化,調控我們自身與人地關系,從而達到人地和諧的目標,這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嗎?
  政治生態學
  政治生態學這個名詞最早見于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 Wolf)的早期著作中,但它的確切含義一直處于爭論之中。[29]不管把它看成是方法或理論,還是領域或工具箱,政治生態學是在質疑傳統的觀點中形成的。傳統的觀點將環境問題簡單地歸因于人口過剩或貧困等,而政治生態學則認為應該將環境問題置于更復雜、更廣闊的文化與權力的背景之中,如殖民主義和不平等發展、資源占有和控制、邊緣化等。具體來說是分析社會、國家、企業和跨國公司等如何制造或加劇環境問題,影響環境政策的。對問題的不同解釋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形成了問題解決的基礎,也形成了這些解決如何影響生活和資源分配的基礎。正如上述,在1960和1970年代,文化生態學探索生態系統內人類種群的地位。為回應對文化地理學的批評,人類生態學家將目標轉向科學,從生態學、一般系統理論和控制論中借用理論,根據人類部落對生態系統的適應來解釋具體的文化實踐和制度的演化,解釋社會系統的內部動態為什么能夠導致變化和發展。[30],[31]他們的方法是量化通過系統的能量流和人類種群參與的熱量交換(the tropic exchanges)。拉帕珀特(Rappaport)在新幾內亞高地對Tsembaga部落的研究就是這種工作的體現。通過追溯生態系統中的熱量流,他認為祭祀的周期被用于管制豬種群的增長、游耕周期和與鄰居Maring部落的戰爭與和平的周期性模式。[32]但是,用熱量方法量化復雜市場經濟中貨幣決策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難。[33]盡管微觀方法對小型的鄉村人口相當成功,但運用于人類社會就顯得過于簡單。其主要缺陷就是沒有清晰的標準決定系統的邊界,縮小了“定義中”的地方人口與更大背景之間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因此,這些研究往往過分強調部落社會的自我調整和穩定性。
  與此同時,政治經濟學正在產生一種相反方向的轉變,力圖將更大尺度的政治經濟要素(甚至是全球尺度的市場系統)與地方的發展聯系起來;依賴理論是在20世紀60-70年代對現代主義理論(指導經濟發展的主要范例)批評的過程中出現的。現代主義理論假定社會要經歷一系列的經濟發展階段,試圖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一種一般模式。這種范疇假設在發展中國家具備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現代資本主義成分和落后的傳統成分。后者是過去的遺留,當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時,這些落后的部分便日益分化。依賴理論者反對這種雙重性;相反,他們認為傳統社會的所謂落后狀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溶入和依賴資本主義中心城市的產物。中心城市——衛星城市組成的等級鏈將發達的中心城市區與依賴于它們的衛星城市聯結起來;國家的中心城市被區域的衛星城市包圍,區域衛星城市依次又被地方衛星城市包圍。在這個鏈的每一環上,強勢的精英階層能夠從他們管轄范圍內的衛星城市中榨取剩余價值。對依賴理論的重要批評是這個模型沒有內部的動態轉移自身的矛盾,因為中心——衛星城市模型中的交換作用替代了生產作用。過分強調不同層次之間等級聯結的連續性和普遍性也消解了能引起變化的不同階級之間的差異性。
  世界系統理論是依賴理論對批評的直接響應。[34]世界系統理論者明確地將他們的工作標上法國歷史思想年鑒學派的標簽(Fernand Braudel是領袖人物),他們堅信自16世紀以來,全球市場的擴張,已經成為包括世界各民族的多重文化系統,成為一個單一的、具有世界勞動力分工特征的統一經濟體。[35]在這個世界市場上,利潤是由初級生產者(無產階級)創造的,而不管他們的勞動力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這些利潤被資本家(資產階級)所竊取,而不管他們的資本來自何方。[36]這個全球市場的成長和隨之而來的世界勞動力分工產生了核心區、邊緣區和半邊緣區或地理區的結構差異。核心區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主宰著世界系統,這樣的區域具有資金密集性的生產系統和使用先進技術生產復雜制成品的特點。邊緣區和殖民地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系統,這些國家主要是供應世界市場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在兩者之間是半邊緣區的國家。[35]
  世界系統理論盡管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是傾向于魏伯倫(Weberian)關于資本主義的簡單定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存量(stocks of capital)和追求高利潤率。結果,一旦非資本主義的區域溶入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他們就是資本主義,因為核心區的生產關系定義整個系統。[34]世界系統理論強調核心區的支配地位,當然對邊緣區的生產過程相對來說就所言甚少,只是要求邊緣區的動態要適應核心區資本積累的要求。他們的分析都集中在制度和技術交換上,除了告訴我們剩余價值的產生方式外,更多的是說剩余價值是如何被轉移的。這些模型所展示的資本主義的單一性不僅混淆了具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且像“核心——邊緣”或“中心城市——衛星城市”的兩分抹殺了組成系統的社會之間的異質性。社會勞動力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被配置的方式是第二位的,因為所有在資本主義交換關系下運轉的剩余價值生產者是“無產者”和所有剩余價值的獲得者都是“資本家”。[36]由于這些關于世界系統的宏觀方法重視核心區如何剝削邊緣區,忽視地方人口如何反應或生態適應,所以,這些方法容易將地方的社會——文化多樣性在“邊緣區”或“傳統區”的標題下抹殺掉,認為這些多樣性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消失。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此,許多社會科學家開始探索地方人口與更大的,甚至是全球的政治經濟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與世界系統理論相反,他們用更傳統的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定義,論斷一旦商貿只是提取初級產品生產者的剩余價值,它就不是資本主義。以這種觀點來看,資本主義只出現在18世紀晚期,當時的貨幣財富可以通過壟斷生產工具、購買勞動力并使兩者結合而采取“革命的道路”獲得。這種將資本主義擴展作為一種不平衡發展,而不是作為壟斷系統,就打開了一條探索地方發展和影響的道路。在與其他生產方式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資本主義引進了新的社會形式,利用或改變其他的社會形式。盡管這樣產生的混合生產方式仍服從于資本主義經濟,但保留了部分本土的成分,而且還創造性地改變了那些建立于它們之上從而滿足它們要求的社會形式。
  由此可見,經過上世紀60-70年代的批評與反批評,目前在社會科學界內正在形成共識:只關注地方的文化動態或只關注國際交換關系是不夠的,政策、政治或政治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需要得到明確的解決。從政治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病態的環境可以從非常大的文化方面(如城市環境中疾病的傳播,甚至關于健康或疾病的文化團體),通過強烈的政治因素(如為戰略性物質而進行的資源儲備)或經濟因素(跨國公司的國際貿易)轉移到某些關鍵地點的自然要素(如新幾內亞邊遠的雨林)或環境要素(如氣候本身)。如此以來,地方的貧困和環境退化不再是地方落后和人口過多的產物,而是在全球政治——經濟系統分工中被剝奪、被榨取、被排斥的不平等發展的結果。
  政治生態學作為分析的理論和批評的工具,在人地關系地理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許多研究災害、追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都接受了政治生態學的觀點,分別在土壤侵蝕、食物安全、鄉村發展、資源管理和環境影響評價等許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別80年代后,在全球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37],[38],[39]
  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因素
  當人類活動能在全球尺度上改變自然的時候,人地關系作為新世紀的議題得到各方的關注。這就是為什么全球變化計劃從最初關注氣候變化迅速擴大到地球自然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變化 (尤其是這些系統對生命的重要性)和這些變化的政策意義。認識到全球變化無與倫比的速度、范圍和空間尺度以及人類引起和反響這些變化的關鍵作用已經導致世界范圍內的跨學科努力去理解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因素,國際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因素的研究計劃和各國相關的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這類研究將人類活動置于分析的中心,考慮全球環境變化是如何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驅動,同時又反過來影響這些過程。
  學術上,地理學在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上述,地理學關于大規模人類活動(如農業、伐林、調水、化石燃料的利用、城市化等)對行星地球的改變(文化或歷史地理),以及這類變化通過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等對生活環境的影響(人類生態學),突顯出分析人地關系和影響政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全球環境變化離不開空間尺度,需要地理學,特別是由地理信息科學武裝起來的人地關系地理學的輸入。
  地理學早已預見到當前全球變化問題的出現,50年前運用于洪泛平原的人類調控的概念如今成為指導全球氣候變化的行動指南。地理學家還通過“人類活動改變地球”和“國際人類因素項目”等一系列多學科的計劃,將規模巨大但極其分散的研究團體組織起來,發展成全球變化的人類因素。[40]
  全球變化的人類因素研究被寬泛地定義為全球環境變化的社會原因和變化的結果,以及個人和組織對這些變化的響應。從最初強調氣候變化開始,很快擴展到生物多樣性、土地、健康、水的變化,進入到能源、消費和制度領域,關注全球與地方尺度之間人地關系的相互作用。[41],[42]地理學家在理解這些問題的人類因素,特別是氣候變化的影響和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的社會成因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地理學家在理解氣候變化對社會影響的貢獻主要包括脆弱性和適應性分析、創新方法和一系列部門和區域的實例研究。這些貢獻主要是由傳統的自然災害和氣候影響評價的地理研究構成。正如上述,地理學早已在這方面發展了一套成熟的方法。如在氣候影響評價中對脆弱性的考慮,而不是認為氣候變化影響中最重要的因子是在自然環境中。實例研究和理論分析都顯示出氣候波動和變化的影響大小,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與氣候事件的量級(持續時間、范圍、強度等)一樣重要。[43],[44]國際合作計劃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地理學分析了氣候變化可能影響農業、水資源和生態系統,特別是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脆弱性的巨大差異。一些持有女權主義和政治生態學思想的地理學家的研究甚至表明,婦女、兒童、老人和有色人種在應對全球變化的過程中,比其他人群更脆弱,因為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和其他偏見以及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使他們邊緣化,從而喪失他們應有的權利。[44]
  再例如對氣候影響的適宜性研究,地理學家利用歷史比擬法,從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干旱中調查氣候變化對中西部大平原區域農業的影響,以及農民在有灌溉的條件下,是如何調控以減少影響的嚴重性和適應變化。正是這項研究表明,較高的二氧化碳濃度可能提高植物的生產力,農民也能夠適應新的條件。[45]
  區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長期以來就是地理學的研究中心之一,許多地理學大師如洪堡、馬什、索爾、斯坦普等都曾調查和記錄過土地或景觀的變化并解釋其變化的原因,但土地利用/土地覆蓋的變化成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中心問題卻是相對晚近的事情,這是因為人們認識到:完整地理解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特別是碳循環)、區域氣候的變異、自然生態系統的改造缺少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這一環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對土地利用/覆蓋變化進行研究還能為探討全球環境變化的驅動力提供觀點,為制定政策預防、適應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減輕土地退化提供科學基礎。
  許多人地關系地理學家投身于全球環境變化中的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研究并在研究團體的組織和經費的爭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由IGBP和IHDP共同支持的核心計劃LUCC(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的辦公室就設在比利時Louvain大學地理系。該計劃制定出一個協調的、可比較的、多層次研究戰略,推進全世界的研究者理解、監測、模擬土地利用。在研究框架的制定、實例研究和模擬社會驅動力如何驅動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的模型中,這類可比較的研究計劃具有解釋和預測土地利用變化的潛力,同時也有助于確定管理土地和保護生態系統的戰略。
  在研究方面,人地關系地理學家繼續發揮自己的研究特長。一些文化生態學家在“哥倫布的遭遇”這一計劃中,利用傳統的方法探索歷史時期的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的幅度和階段,表明出美洲大陸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已經遭到徹底改變,這一結論雖然需要各種全球變化模型的校準,但也為這些模型提供了參考性的本底。[46]更多的地理學家運用先進技術研究當代的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的尺度和過程,但這些利用遙感圖像研究土地覆蓋變化的研究者們遇到了難題:如何將像元所表示的土地覆蓋屬性的變化與該地塊的利用性質 (如地塊的管理者、所有權、利用方式等)一一對應起來。受影像分辨率的影響,每一像元所代表的地塊可能具有不同的土地覆蓋屬性,這還可以通過提高影像的分辨率和地物光譜特性來解決,但與土地利用的性質卻很難對應起來。地塊的管理者可以是個人、集體和國家,所有權可以變更,使用權可以流轉,利用方式還有受經濟、技術、文化、習俗和政治的影響。這些都增加將人與地塊、地塊與像元或人與像元對應起來的困難,地理學家們正在緊密合作,嘗試各種方法將像元社會化或將社會像元化。[47]
  除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外,人地關系地理學家還運用政治生態學、文化生態學和制度經濟學的方法,結合風險、災害和脆弱性等概念在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因素的其他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如工業生態學和溫室氣體排放、綜合的區域影響評價、國際環境政策的制定等。
  可持續性科學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原本起源于科學團體內,但提出后深入人心,廣泛流傳。在過去十幾年里,可持續發展成了政治家的口號、環境運動者的旗幟、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目標,但惟獨鮮見科學和技術的影子,致使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都差強人意。例如世界上所有的關于可持續發展的政治談判都不是嚴格地建立在科學與技術的基礎上:如何扭轉非洲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同時又保護生物多樣性?到底多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才能算過多?如何可靠地度量可持續發展的進程?我們對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晰的答案。為了改變這種狀態,一些科學家和學者(很多是地理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以喚起人們重新重視科學和技術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其直接結果就是可持續性科學的出現。[48]
  可持續性科學并不像通常意義上的成熟學科具備共享的概念和理論,而是指多種學科共同研究一個主題:可持續性或自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因而又稱為可持續發展的科學和技術(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續性科學就是探索和解決這種相互作用的復雜性,認識到僅理解自然與社會系統的單個組成部分是無法充分理解這些系統本身的行為。
  可持續性科學認定“世界目前的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的”。這些不可持續性體現在包括有氣候變暖、土地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損失的地球環境變化和包括人口增長與老化、城市化、經濟全球化與貧富不均化等社會轉型中。這些趨勢和轉變可能極大地影響著未來半個世紀的可持續轉變,因而“加速有利的趨勢,減緩有害的趨勢,理解復雜的趨勢,關注方向和拐點的變化便成為可持續性科學的巨大挑戰”。[48]
  在一篇標志性的文章中,可持續性科學的倡導者們提出了七個核心問題:自然與社會的動態相互作用——包括時滯(lag)和慣性(inertia)——如何更好地被吸收進現有的綜合地球系統、人文發展和可持續性模型與概念性的框架中?環境和發展的長期趨勢(包括消費和人口)是如何塑造自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什么東西在特定地方、特定生態系統類型和人類生活中決定自然——社會系統的脆弱性和彈性?科學上意義重大、能提供有效警告的“限制”或“界限”(逾此類界限,自然——社會系統功能退化的風險將顯著增加)能被確定嗎?哪一類系統的激勵結構——包括市場、規則、規范和科學信息——能有效地促進社會能力以指引自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導向更可持續的軌跡?今天的監測與匯報環境和社會情況的操作系統如何能被集成或擴展,從而為實現可持續性轉變的努力提供指導?今天相對獨立的研究計劃、監測、評價和決策活動是如何能被更好地集成進可適應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和社會學習(societal learning)系統中?[49]
  這些問題不僅為地理學家所熟知,而且可持續性科學對綜合方法的推崇和對特定尺度(差異性)的強調也是地理學的核心。一方面,可持續性科學得益于人地關系地理學家的貢獻,使其成為一種問題導向的學科群,它的目的是為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提供知識,這些知識必須通過學者和實踐者的緊密合作而共同產生。另一方面,可持續性科學也為人地關系地理學的統一提供了一個框架,因為“科學”的含義在可持續性的框架中遠遠超出傳統的范圍,不僅包括科學、技術、創新,也包括傳統的地方知識,甚至人本主義的思想,以幫助我們理解環境、發展和可持續性的思想是如何與其他思想(如世界是什么和世界應該是什么)相互作用的,從而彌補地理學內部長期存在的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之間的裂痕。
  結語
  從上世紀初至本世紀初,人地關系地理學先抑后揚地走過了一百年。在這百年里,學術評判在學科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結果卻有些不同。在前五十年里,人地關系地理學的各個學派都是在拋棄地理環境論后走上了平行發展的道路,互相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而在后五十年里,地理學也是以學術批判開頭,但走向了既分化又統一的道路,學科之間的影響日深。不能簡單地說現在就比過去好,而只能說學科發展的條件與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注釋:
  ①humanized landscape:源于德諾kulturlandschaft,意為文化景觀,最早見于上世紀30年代德語的地理學的百科全書。
  ②我國已故地理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廷儒教授曾經在上世紀40年代就學于索爾,他的研究思想深受伯克利學派的影響。
  ③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教授是達爾比的學生,從他的歷史地理研究中,我們仍可以窺見達爾比的思想。
  ④人類生態學的芝加哥學派有兩支,一支屬于城市社會學,另一支就是本文論述的資源環境研究領域。兩派人物都認為他們之間是平行發展,沒有什么聯系,但從源頭來看,都可能受到了杜威哲學的影響,從生態學中借用了相關的理論和概念。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昆明89~99K9地理肖平/明慶忠20072007
人地關系地理學/地理學/學科發展
  human-environment geography/geography/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environment Geography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XIAO Ping, MING Qing-zho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environment geography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the emphasis on its trad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100 years. Its development falls into three phases: (1)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two traditions before the 1950s: human efforts at changing the earth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ing earth; both try to reinterpret the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by abandoning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he former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and emphasizes past changes. Thus, it is called historical geography or cultural landscape. The latter, called human ecology, absorbs the ideas and concepts from ecology and pays attentions to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odern times. (2) Critique and refutation phase during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both traditions encountered criticism from both quantitative and Marxism schools. The two schools have grown out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One is cultural ecology-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other humanistic geography-new cultural geography. The human ecology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3) Disintegrating and unifying phase after the 1980s,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fac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eneralize the disciplinary traits within one category while most scholars devote themselves to solving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oriented to political ecology, global changes 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s.
晚近時期英語國家人地關系地理學的發展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占主導地位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和思想觀點都有各自的特色,但又有繼承性:(1)上世紀50年代以前兩大方向并列發展期:人類對地球的改變(或文化景觀)和改變我們的地球,兩者都是在拋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基礎上力圖重新解釋人地關系。前者與歷史學和人類學關系密切,強調過去的變化,所以被稱為歷史地理學或文化景觀論。后者大量吸取生態學的觀點和思想,投身于當代的資源管理事業,因而被稱為人類生態學。(2)60-70年代批判和反批判時期:上世紀60年代,兩個方向都遭到計量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夾擊。前者對批判的反應形成分化,產生了文化生態學——政治生態學和人本主義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兩大系列。后者則接受了政治生態學的觀點,演變成一種跨學科研究。(3)80年代后既分化又統一時期:分化表現在難以用單一的范疇概括學科的發展特征,統一表現在大多數學者致力于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研究中,如政治生態學、全球變化和可持續性科學。
作者: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昆明89~99K9地理肖平/明慶忠20072007
人地關系地理學/地理學/學科發展
  human-environment geography/geography/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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