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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嫖娼事件改變中國歷史:陳獨秀被北大解職
一次嫖娼事件改變中國歷史:陳獨秀被北大解職
王曉漁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胡適看來,這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雖然有些夸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此事件,卻成了一道懸置了近百年的難題。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集會,討論因媒體大加渲染的陳獨秀嫖娼案而引發的風波。最終,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不到三年的陳獨秀被北大“放逐”,數月后因散發傳單入獄、出獄、失業、南奔上海,專任《新青年》編輯。離開了北大教授圈的《新青年》也迅速左轉。胡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對于中國歷史,這一夜,真有如此之神奇?

  嫖娼事發,被北大掃地出門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和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等人離滬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門外的中西旅館。當時,陳獨秀把《新青年》在上海辦得很紅火,并與汪孟鄒等醞釀辦一個“大書店”,此番便是為此事招股而來。而恰在此時,北洋政府正醞釀著讓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達,當天上午,蔡元培即親赴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請陳獨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據說,陳獨秀一開始是推辭的,但蔡元培連續幾天登門,并答應可將《新青年》移至北京,陳獨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在接受蔡元培聘請的同時,陳獨秀向蔡元培熱情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欣然應允。蔡元培是應教育部之召從法國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陳獨秀是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來到北大就任文科學長的,胡適是應陳獨秀之請從美國回來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陳、胡三人從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而這三人中,某種意義上最關鍵的是陳獨秀。蔡、胡都是謙謙君子,言行較為溫和中正,陳獨秀則剛毅勇猛、銳氣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陳獨秀、下有胡適、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羅家倫等一批學生,北大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陳獨秀和胡適們的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后,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于激烈。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他所受的攻擊也最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報紙”大肆報道了陳獨秀“某日因爭風挖傷某妓之下體”的新聞,想激起輿論對陳獨秀的討伐。人們幾乎都知道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卻很少知道他經常出入于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并以152票當選為評議員。按照規則,甲種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取妾”的要求。現在居然傳出陳獨秀的丑聞,自然要對他有所懲治。于是,在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

  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2時,可見意見一開始并不一致,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不想向以陳獨秀私德為要挾的守舊派屈服,但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4月8 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制。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這次體制變更本來早有計劃,定于改年暑假過后實行,此刻突然提前,很顯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為了給陳獨秀一個體面離開北大的臺階。

  失業逃亡,信仰急劇左轉

  北大雖保留了陳獨秀的教授職位,但以陳獨秀的狂傲,豈肯再留。“3·26會議”的次日,陳獨秀得知了自己文科學長被罷免,當即便決定離開北大。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在這次會議的三天之后,陳獨秀在路上遇到湯爾和,據湯的描述,陳獨秀“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幾個月后的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公開場合散發自撰并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而被捕。陳被捕后,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都竭力營救。陳獨秀此番在獄中一共關了83天,后被朋友們保釋出獄。按警方規定,陳獨秀只能在北京活動,不得離京。但據《胡適口述自傳》中說,1919年底到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講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門來。陳獨秀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適家,后又躲到李大釗家,再后來,李偕陳逃出北京,在河北樂亭縣李的老家躲了幾天后,兩人乘車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傳中,胡適以遺憾的口氣說:“自此以后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便是他惟一的職業了。”

  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業,對陳獨秀思想和情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他不久后的急劇左傾準備了條件。按胡適的說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其實并無明顯的左傾傾向:“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而逃回上海后“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并向陳獨秀建議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了此項建議,立即著手進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公德”與“私德”的百年之辯

  胡適終身都相信,倘若陳獨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義的“老朋友”中間,是不會思想嚴重左傾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如不離開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會發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應當不會去獨自散發傳單;即使去散發傳單,以北大文科學長的身份,恐怕也不會輕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獄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離開北大是陳獨秀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而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湯爾和家中召開的會議。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適便對這夜的會議永不原諒。16年后,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談到“3·26會議”時,胡適憤憤地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創黨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同時,胡適 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他在信中說:“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 ‘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但在湯爾和看來,無論留在北大與否,陳獨秀本人的個性,都決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傾,甚至担憂胡適等人非但不可能影響陳獨秀,而且反有受陳獨秀影響的可能。

  在胡適看來,那一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未免有些夸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教授嫖娼案”,卻成了一道懸置了近百年的難題。

2010-08-20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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