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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編輯群體
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編輯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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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4434(1999)05—0096—04
  中國現代文學30年,某種意義上即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程。在世紀之交,回顧本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我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那個理應受到關注而事實上并未受到足夠重視的文人群體——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編輯們。其成員組成、編輯策略、編輯素質與變動的主張,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
      一
  當歷史的車輪駛進本世紀20年代,讀書人以科舉取仕的夢想早已被輾得粉碎。既然“百無一用是書生”,既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好夢不再,那么,該時期的讀書人便迫切探尋一條新的人生道路,為理想也罷,為生活也罷。
  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壇,適應當時國情、民愿的需要,加之現代印刷工業技術的引進,各種報章雜志如雨后春筍般誕生。 據統計, 從1921年到1923年,全國出現大小文學社團40余個,出版文藝刊物50余種。其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全國的文學社團和文藝刊物增到100余個。 大量期刊、報紙的產生,為當時國內“出仕”之夢已破損的讀書人提供了出路,大量的編輯由此產生。同時另一部分讀書人遠涉重洋,在歐風美雨的沐浴下生出許多新的理念與希望,回國后也投身于編輯行列。最令我們感喟的是其時各刊的主編,尤其是在現代文學史上各領風騷的諸刊主編,竟都是文壇上的大家巨子,這些文學豪杰的直接參與,為中國現代文學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1915年9月創刊于上海的《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 開啟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1917年遷到北京以后,《新青年》更成為了推進新文化、提倡新文學運動的策源地。其主編陳獨秀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風云人物,有理論、有修養、有個性。陳獨秀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個好的刊物應該從西方請進德先生(即民主)和賽先生(即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正是這種大包大容而又自有主張的編輯策略使得《新青年》雜志成為了反封反帝的重鎮。成立于1921年1月的文學研究會, 以經過改革的《小說月報》作為其會刊,主編為茅盾。《小說月報》的編輯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注:《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 )《小說月報》團結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為現代文學史奉獻了大批異文奇章。創造社1921年6 月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先后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刊》、《創造日》、《創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種刊物。這批刊物初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強調文學必須忠實地表現作者自己“內心的要求”,講求文學的“全”與“美”,推崇文學創作的“直覺”與“靈感”,比較重視文學的美感作用。他們同時又注重文學表現“時代的使命”,對舊社會“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1926年4 月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開辟《詩鐫》作為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宣稱“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作一件認真事情做”,以探索新詩發展道路,從而使得新詩在藝術上臻于成熟。
  30年代的文學期刊主要有蔣光慈的《拓荒者》,魯迅、馮雪峰主編的《萌芽》月刊,魯迅主編的《十字街頭》,丁玲主編的《北斗》,姚蓬子、周起應主編的《文學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編的《光明》半月刊等等,這些刊物推動著無產階級文學思潮的大潮奔涌;此外,當時還有王統照主編的《文學》,鄭振鐸、章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巴金、章靳以主編的《文學月刊》,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周作人、馮文炳、馮至等編輯的《駱駝草》,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沈從文、蕭乾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卞之琳、沈從文、李健吾等主編的《水星》,施蟄存主編的《現代》,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羅隆基等編輯的《新月》等等自由派報章雜志。
  40年代由于戰爭的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形成了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學分割并存的局面。文協的會刊是《抗戰文藝》,在編輯策略上,它主張高昂的、向上的創作,倡導英雄主義,色彩鮮明而單純。在編輯文章的文體上,它更趨于新聞性、紀實性作用。這種主張的實行,對正處于國難當頭的中國人的精神振作與提升,其功自然可以想見。隨著戰爭進程的發展,國統區的文學作品呈現出了迷惶、沉郁、凝重的面貌,顯示出自身無法把握命運的搖擺性。而此時的解放區,文學面貌卻呈現出另一種品格。如《文藝戰線》、《戰地》、《詩建設》、《文藝突擊》、《草葉》、《谷雨》、《文藝月刊》等等刊物都有共同的作品題材、主題的處理要求與特色,力求表現當時的新題材、新主題、新人物。以《人民文藝叢書》所收的177件作品為例,其中寫抗日戰爭、 解放戰爭與軍隊生活的101部;描寫農村土地改革、減租、 復仇清算等各類階級斗爭,以及反對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現象的,共41部;寫工農業生產的16部;寫陜北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歷史故事的7部; 其他的有12部。從這個題材分布可以看出解放區文學集中于寫民族斗爭、階級斗爭和勞動生產,現實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強,所表現出的題材的同向性與嶄新的生活形態面貌,也是文學史上所獨有的。
      二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編輯群體,思想的開闊廣度,理論觸角的敏感度,都至為奇特,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凸現出了時代的獨特風采,而這種風采的最突出者,就是他們海納百川的思維容度與冀望于海外思潮以改鑄本國文學的熱忱努力。
  現代文學革命的發動者們通過翻譯作品來介紹外國文藝思潮,向閉塞的中國文壇吹進了新鮮的現代氣息。“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實際上構成了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注: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最先興起翻譯熱潮的雜志是《新青年》,從第1卷始, 它先后譯刊了舉世聞名的屠格涅夫、龔古爾、王爾德、契訶夫、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及刊行,迅速扭轉了當時言情小說、黑幕小說占據文壇的不正常局面,給當時的中國文壇吹進了一股清新的域外海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號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專號》,發表了《娜拉》、《國民公敵》等三篇以反專制、提倡個性自由、婦女解放為宗旨的劇作,這與五四精神正相吻合,影響非常廣泛,一時間,許多學校紛紛上演。易卜生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巨大波瀾,青年人都如癡如狂地喜愛他,也幾乎沒有一個青年學子不談到他。
  在《新青年》的影響下,翻譯活動迅速開展,其規模和聲勢可謂空前。《新潮》、《少年中國》、《文學周報》等許多刊物都大量刊載翻譯作品。《小說月報》還專辟“小說新潮”、“海外文壇消息”等欄目,發表外國文學作品,及時報道海外文藝思潮和文壇動態,介紹外國作家生平及創作。《小說月報》刊發的翻譯作品大多是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流派中的西方文學作品。創造社在翻譯方面,重點譯介哥德、雪萊、海涅、濟慈、惠特曼、雨果、王爾德、羅曼·羅蘭、泰戈爾、波特萊爾,以至柏格森、尼采、斯賓諾莎等,其中大多是浪漫主義作家,也有一些屬于現代派或非理性主義、泛神論的作家、哲學家,涉及面很寬。
  1929年出刊的《沉鐘》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紹外國文學思潮及作品,尤其是德國浪漫主義文學。
  30年代“左聯”編輯出版的譯作有700多種, 其中又以蘇聯作品為最多,影響最大的有: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以及《十月》等同仁作品和西方進步作家辛克萊的《屠場》、《都市》、《石碳王》,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巴比塞的《火線上》,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等。
  由魯迅、郁達夫、茅盾主編的《奔流》、《譯文》雜志,當時也集中譯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密支凱維支、斐多菲、契訶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而1935年鄭振鐸主持編輯的《世界文庫》,規模之宏大,翻譯之精深,尤其轟動一時。西方名著大都于此時被介紹入中國,如麗尼譯的《貴族之家》、李霽野譯的《簡愛》、張競生譯的《懺悔錄》、傅東華譯的《唐·吉訶德先生》、魯迅譯的《死魂靈》、郭沫若譯的《浮士德》、伍光建譯的《十日談》,等等。
  40年代迫于戰爭的形勢,翻譯作品中的宏篇巨制有所減少,然而精品仍然不斷涌現。而新興的報刊仍以借鑒域外先進發達的文化資源為己任,在精神上仍然與二、三十年代一脈相承。郭沫若、夏衍主編的《救亡日報》,茅盾、巴金主編的《吶喊》,胡風主編的《七月》,、《新華日報》,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羅蓀主編的《文學月報》,郭沫若主編的《中原》,陳銓主編的《民族文學》,胡風主編的《希望》,茅盾、巴金主編的《小說》月刊等相繼成立。可以說,從抗戰文學發展的初始階段,作家們便在苦悶傍徨之中將探尋的眼光投向了域外。在上海以《時代》、《蘇聯文藝》與時代書報出版社為中心,及時譯介了《日日夜夜》(西蒙諾夫)、《青年近衛軍》(法捷耶夫)、《虹》(瓦西列夫斯卡婭)、《前線》(考涅楚克)等反法西斯的小說作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司湯達的《紅與黑》、《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俄羅斯及西方文學的里程碑著作,以及西方詩人里爾克、艾呂雅、艾略特、奧登的作品,都陸續地被介紹到中國來。
  毫無疑問,上述西方作品與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工作,給當時的中國文學發展預制了潛形的方向,這種譯介工作的大努力、譯介作品的大集中、譯介精品的大檢閱,給中國現代作家群體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視的。通觀整個中國文學史,凡是文學昌盛繁榮的時代必定是翻譯作品密集的時代,雖然由于歷史、時代的嬗遷,“外國”的外延與內涵各不相同,但文學史上的規律卻大抵如此,很少例外。因此,中國現代編輯群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功不可沒的。
      三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每每當一個作家剛剛登上文壇,在讀者面前還是一個陌生者的時候,編輯就已經在注意他、研究他了,而且最先担負起向讀者進行介紹之責任的也往往是他們這些辛勤的園丁。
  巴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在《小說月報》1929年20卷1至4號上連續登完之后,編輯以“記者”名義向讀者作了這樣的介紹:“巴金君的長篇小說創作《滅亡》已于本號刊畢了。曾有好些人來信詢問巴金君是誰,這連我們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從前似也不曾寫過小說。然這篇《滅亡》卻是很可使我們注意的。其后半部寫得尤為緊張。”(注:《小說月報》1929年第20卷第4期。 )字里行間,不難看出編輯的客觀、公正、嚴肅與認真。誰也沒有想到,歷史會以這樣樸素、深情的語言,介紹并迎接了一個未來的文豪的誕生。
  五四以來的文學界,存在著許許多多像這樣秉公辦事、仗義執言的令人崇敬的園丁。五四之后,葉圣陶在文學界已是頗具盛名,但他卻多次申明“作家不是我的職業”,“如果有人問起我的職業,我就告訴他:第一是編輯,第二是教員”(注:吳泰昌:《葉圣老的心沒有離開過教育》,《新觀察》1982年第4期。)。葉圣陶始終以此鞭策自己, 以全部的熱誠來對待自己的“第一職業”,并在培養文學新生力量方面不遺余力。現代散文作家秦牧的第一本《秦牧雜文》(1947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入的是他24歲時的作品,而編輯就是時任《中學生》雜志主編的葉圣陶。秦牧的稿子字跡比較潦草,葉圣陶曾親自為他清清楚楚地重新譽寫一遍。秦牧對此事一起念念不忘,他說:“葉老那種一絲不茍的嚴謹作風,至今想起來還是叫我十分感動。”(注:《葉圣陶為秦牧抄稿》,《北京晚報》1984年9月3日。)從1927年5月至1929年5月,葉圣陶還編輯過兩年《小說月報》。丁玲的短篇處女作《夢珂》(注:《小說月報》1927年18卷第12期。)即發表在當時的《小說月報》上,以后又陸續發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因此,時人都稱贊那兩年的《小說月報》上出現了許多新人、新作,盛贊葉圣陶善于發現人才,給文壇帶來了新氣象。
  孫犁從30年代后期開始做編輯工作,一直到60年代他始終沒有離開過編輯崗位。他發現、扶持了大批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上備受尊敬。在談到他發現作家時,他以盆栽的三株馬尾松作喻,說:“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陽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獨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損傷,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別強盛。我們不要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貪天之功。”(注:孫犁:《存活的樹苗》。)又說:“近些日子,我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近幾年人們常說,什么刊物,什么人,培養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這是不合事實的……刊物和編輯,只能說起了一些幫忙助興的作用,說是培養,恐怕是過重了一些,是貪天之功,掠人之美。”
  魯迅通過編輯工作團結、扶持了一大批文學青年,直接影響了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其中健康向上、飽含憂患的一支嚴肅作家隊伍,更是如此。柔石、胡也頻等都是深受魯迅影響并受到魯迅直接扶持后成為著名作家的。恩格斯說:“他們既然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注: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頁。 )處于黑暗中的青年學子,許多正是通過閱讀魯迅本人及其編輯的作品而漸受影響并最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編輯的職業素質要求很高,不妒恨、不羨欠,沒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偏激,以求真求美愛才惜才為己任,等等。中國現代文學的空前繁盛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部分得益于當時的編輯群體的素質高、接受能力強。正是由于擁有了如此一批學養深厚、貫通中西的作家、學者參與編輯工作,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豪巨子的直接參與編輯從一開始便顯出了高人一籌的理論眼光與選題策略。盡管目前有關如何提高編輯素質的論述連篇累牘,但筆者仍認為素質是遠非培訓、訓練等技術手段所能豐富與提高的。魯迅、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人高深的編輯素質與他們的出洋,對海外文化、文藝思潮的熟稔不無關聯,同時又與他們貫穿于始終的學習和刻苦不斷的創作有關。所以,編輯應該擁有自己編輯業務之外的一門或多門“專業”,在這項專業中他必須是有自己的思想、創見的專家,同時又必須是不囿于習俗成見、能夠包容各種思想傾向的雜家。事實上,在現代文學史上,各種文學社團的會刊都是具備自己獨特的理論主張與創作追求的,是極具“個性”的。由此,現代中國文學才顯出了風格迥異、色彩斑斕的特征。
  未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應有新的篇章,對其時的編輯文化的研究,無論是從“史”的角度,還是從“論”的角度,都不乏理論與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 1999—06—08
學術論壇南寧96~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保昌20002000在當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現代編輯群體的研究一直是個弱項,這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繁盛景觀是極不相稱的。本文分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編輯群體的人員構成、編輯策略、編輯素質與變動的主張,認為該群體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現代文學/編輯/文化劉保昌,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7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96~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保昌20002000在當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現代編輯群體的研究一直是個弱項,這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繁盛景觀是極不相稱的。本文分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編輯群體的人員構成、編輯策略、編輯素質與變動的主張,認為該群體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現代文學/編輯/文化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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