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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古典主義傾向
論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古典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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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幾千年煌煌的文化,猶如黃河源源不斷,滋潤著一代一代炎黃子孫。盡管歷史反復周折,但傳統文化根植于這片黃土地,執拗地駕馭著人們的心態結構、價值觀念、生存方式和審美意識。這一點,深深地體現在中國“五四”以來的現當代作家和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中。以“五四”文學革命為標志的中國現代文學是以反對傳統文化和文學為開端的,一大批文化干將不遺余力地反傳統,甚至不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全盤西化以否傳統。但這一切只能為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和新的活力而已,作為一個民族生存之根的傳統文化又怎能全盤否定得了呢?魯迅是斗士,反對傳統文化何其堅決,但他筆下竟也發生出《朝花夕拾》等沖淡明麗的篇章,竟也有《故鄉》、《社戲》等充滿牧歌情調的小說,在這“低頭思故鄉”的剎那,不正透露出他心底那股中國傳統文人所特有的鄉土意識和懷舊情結嗎?郭沫若的《女神》曾將傳統文化撕得粉碎,但他的《星空》詩集又顯出風花雪月中消解苦悶的傾向,這不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特有的入世與出世雙重矛盾心態的顯現嗎?郁達夫以生命的絕叫來反抗封建文化,但其筆下也生出《遲桂花》這樣如詩如夢溫馨浪漫的“世外桃源”,這里不也看出古之陶淵明、王維的影子嗎?更不用說廢名(即馮文炳)和沈從文了,廢名沉浸在童年幻美的回憶和鄉村自然之中,沈從文的靈魂則一直徘徊在瀟湘煙云、空山夜雨的湘西世界。這正寄托著他們心里所沉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劇情懷和審美理想。盡管他們都曾極力掙脫傳統文化,但傳統文化藝術的因子仍沉淀于他們的深層意識之中,使他們昂首闊步時,不時會露出傳統文化的尾巴。而廢名、沈從文、汪曾祺、何立偉、阿城等五位現當代作家則又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回歸傳統文化和古典藝術了,這就是本文所說的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古典主義傾向。雖然這些作家的創作,時代感和社會功利相對匱乏,對現實人生更超脫些,但它們所提供的藝術現象和文學價值是不容忽視和抹殺的。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所包蘊的文化內涵及其靈活多變的小說形式,廢名的詩體化小說,汪曾祺近乎清人隨筆的文體,何立偉那典雅清麗的文體獨創,阿城的古典特質,都那樣地別具一格,為現當代小說開拓了一片獨特的藝術天地。近些年來,對這幾位作家的研究漸漸熱鬧起來,但常局限于對個別作家微言大義的評論研究,尚未能把這幾位作家當作一個共同的文學現象加以闡釋,以找出某種規律性的存在。在此,本文正欲追根溯源,開掘這類小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表現形態,以展示它們對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秉承與拓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世外桃源”模式;二、山水自然意向;三、懷舊情結與鄉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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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創作源于內心的驅動, 其作品風貌取決于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審美心態結構。上述五位小說家,盡管沐浴過西方現代文明的春風化雨,但其根本的意識結構卻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象廢名,這樣一位超絕的現代小說家,沐于西方文明,置身現代社會,但他卻自覺地“平靜而堅定地回歸到中國文化的鄉土”〔1〕之中。據他自己回憶,也最是喜歡孔子之書,陶淵明之文,而且“躲起來寫小說乃很象古代陶潛、李商隱寫詩”〔2〕。的確,他們的心理原型上是古典的, 感情深處流淌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基因。這正是我們探究其小說世界的出發點。
  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其人生哲學是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思想核心是“仁”,主張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結構單元,建立在樸素人道主義感情上的社會模式。這個溫情脈脈、井然有序的社會理想,迎合了一代代人紛繁亂世中祈盼和平安寧的心理,成為人們翹首以盼的溫柔夢鄉。這一社會模式,在中國古學《禮說·禮遠》中進一步理想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世界大同”的社會空想。如此理想,經過文人墨客的演化與詩化,乃形成東方式的美麗的“烏托邦”社會空想。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作家托馬斯·莫爾筆下的“烏托邦”不同,托馬斯·莫爾筆下的“烏托邦”是建立在對歐洲資本主義產生初期私有制吃人社會黑暗的反抗基點上,渴望一種人間大同、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個體小手工業生產為基礎的空想社會。而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始終是農業社會,資本主義工業始終沒有扎下根,因此,中國文人眼中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就是農村自然經濟基礎的宗法制社會模式。這一理想集中體現于古代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記》中:那個沒有紛爭,沒有等級差別,沒有貧富懸殊的地方,世界大同,人人古道熱腸,和諧相處,“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被后人稱之為“世外桃源”,這就是中國東方式的“烏托邦”。生活在黑暗、專制、殘酷、沒有人道的封建社會的文人騷客,他們筆下一再編織著美麗的夢幻,反復吟唱著鄉村田園牧歌,不正顯露出他們對現實的失望和對“世外桃源”社會理想的依依深情和留戀嗎?
  這種深情和留戀,豈止是古之文人墨客?在某些現當代作家中也表現得如此強烈。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自然古樸的鄉村社會,勤勞純美的人性,溫良和諧的人情世態,率直爽朗、夾雜著原始生命力的人生狀態,正是古代宗法制鄉村社會理想的縮影。而廢名的小說天地,是一個美麗的夢幻,是一曲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是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無論是《竹林的故事》中老程的住家,《菱蕩》中的陶家莊,還是《橋》中的史家莊,處處是“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式的平和與寧靜,人與人之間友善和諧。這里的人們,不論“兒童、老婦、壯漢、和尚、尼姑,無一不可愛,無一不是和平快樂地過日子”〔3〕。 汪曾祺對高郵生活的眷戀與描寫,阿城《樹王》、《棋王》、《孩子王》中鄉村生活描寫,也仿佛將我們拉回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古代農村自然經濟社會。“世外桃源”般的社會畫面,清新美麗的田園牧歌情調,即“世外桃源”模式,正是現當代小說中古典主義傾向小說所共有的表象世界,是這類小說繼承傳統藝術精神的第一個美學特征。
  “世外桃源”模式,隱含著這類作家兩方面的價值取向。首先,對現實世界的逃避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苦難最易產生超脫的哲學,無可奈何最易產生幻想。中國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無不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入世精神和憂患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懷治國之理想,然而黑暗的封建社會現實又常將他們的希望與理想擊得粉碎。理想與現實的不可調和沖突,帶給他們深深的失望和痛苦。面對壯志難酬的苦難命運,深受溫良恭謙儒家文化影響,人的集體性社會性高于個性生命的傳統觀念制約著他們,因此他們不是決絕的反抗苦難現實,如西方哈姆雷特式的抗爭與毀滅,而是壓抑自我,退避三舍,逃避現實,返回內心,沉溺于幻想之中,以麻醉自己。李白放浪形骸,嘯傲山水;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退隱田園,“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乃有了“世外桃源”的夢想。因此,這樣一種“世外桃源”的表象世界包含的內核是作家對現實的逃避,是文人社會理想不得實現的無可奈何的悲劇情懷,是作家排解心靈孤獨和尋求心靈平衡的避難所。古代如此,現代亦然。這首數沈從文的《邊城》。沈從文憎惡封建制度的罪惡,同時二十年代動蕩的社會現實和虛偽灰色的現代文明也未能給他足夠的希望,他仍鐘情于那個記憶中未受現代文明沾染的湘西自然社會理想。《邊城》中的社會正是他理想的投影,寄托著他的幻想和對現實的逃避。《邊城》如一幅美妙絕倫的山水畫,茂林修竹,小橋流水,雞犬相聞,山水、樹木、人獸無一不自然單純、溫柔美麗。主人公翠翠保有山村女兒固有的自然、天真、純樸、善良、美麗,是大自然的造化,是沈從文人格理想的化身。她與儺送堅貞、純潔而又無私的愛情,又象征著遠古社會淳樸的遺風。正是在這種自然社會的描寫和原始生存形態的贊美中,沈從文汲取靈感和信念,尋覓重鑄民族精神和社會之力量。如此執著的田園社會理想追尋,其原因正象他自己所解釋的:“這或許是屬于我本人來源于古老民族氣質上固有的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4〕。其實, 現實的挫折與文化的根源,二者兼有,廢名的小說亦如此。
  在汪曾祺、何立偉那里,這種價值選擇,來源于古往今來的自然經濟所養成的他們崇尚田園牧歌、小國寡民的溫柔夢鄉與現代文明和商品經濟的沖突所造成的悲劇情懷,是他們于現代文明中尋找失落的自我、尋找精神家園的意向。人的生存需要特定的精神支柱,汪曾祺、何立偉等所傳承著古典人格的作家所依戀熟悉的溫情脈脈的鄉村自然經濟社會已經解體,而在現代文明中尚未找到適合自己的精神位置,由于文化的斷層而產生無限寂寞孤獨。由于孤獨,汪曾祺在美麗清新的高郵往事煙云中尋求安慰,何立偉在故鄉自然風物的懷舊中尋求心理平衡,這是對現代社會不適和不自然的一種精神回避。
  另一方面,詩化的“世外桃源”還顯示出這類作家對中國古典藝術境界的刻意追求。在他們的小說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現實的失望和逃避,其內心是騷動不安和痛苦的,但表現在小說中卻是一片古典式的平和與寧靜;其靈魂是孤獨的痛苦的,卻外化為如此美麗的小說世界。這主體與客體、心靈與對象之間的反差,已向我們透露出諸多的信息。可以比較,在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派作家那里,他們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是悲觀的,對現實也是失望的,其靈魂也是苦悶、孤獨、騷動不安的,但表現在文學中,同樣是一個迷亂騷動、光怪陸離、荒誕變形的表象世界,如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繆的《局外人》、艾略特的《荒原》、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等等。而沈從文、廢名、汪曾祺、何立偉等的小說所體現的則完全是富有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美學境界,即對立統一美。中國古典美學所謂以靜寫動,以樂寫哀,愁苦之音以高華出之,高遠之意寓于簡樸之中,就是在對立統一辯證美中追求一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藝術境界。如古之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李商隱、柳宗元等文人筆下的山水田園無一不美麗,無一不高華,無一不和諧平靜,但其內心無一不孤獨,無一不迷惘騷亂,其寧靜淡泊超然的美麗小說世界正掩飾著他們激蕩不平的內心世界。如廢名,對現實的憂患與失望,傳統人格與現代文明的錯位,帶給他無限孤獨與迷惘,然而這情緒表現在小說中卻是一片古典式的平和與美麗。他唯一的長篇小說《橋》中,一切的悲劇色彩皆隱退了,他以淡淡的色調寫鄉村寧靜和諧、淡雅素樸的自然美,四處小橋流水、桃紅柳綠、夕陽晚風,其間人物小林、細竹、琴子也都那樣淡雅、素樸、超然,他們之間本來三角戀愛的情感悲劇也被詩意與美沖淡消融,一切都充滿了田園牧歌情調,充滿了“世外桃源”的美。一般讀者,“看得出它的美麗而喜悅,容易忘卻它后面的悲劇色彩”,其實“作者內心的悲觀,正需要這美麗來掩飾,或者說來表現”〔5〕。以美麗寫悲哀,其境更哀。美麗與愁苦交融, 淡雅與孤獨一體,正是廢名等古典主義傾向作家對中國傳統藝術神韻、美學品格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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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儒家文化并駕齊驅, 深深影響一代代文人士大夫的另一種文化形態是莊禪哲學,即道家與禪宗。儒家主張積極入世,而道家主張出世,“無為而無不為”;體現在藝術走向上,莊禪之道主張親近大自然,“齊生死,泯萬物”,人與山水自然、宇宙萬物合一的美學觀。由于莊禪哲學的超脫與清靜無為契合了文人志士們扶蒼生、濟天下之志破滅后的心理歸屬,因而深受他們的喜愛。不論是古之莊周、屈原、陶淵明、李白、王維、柳宗元等,還是現當代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汪曾祺、何立偉、阿城,莫不倍受莊禪哲學滋潤,并且自覺地選擇了莊禪審美理想。因而,山山水水,草木獸禽,風花雪月,田園風景,鄉村自然,成為中國幾千年文學中不斷表現的對象。在現代作家沈從文、廢名、汪曾祺、何立偉、阿城五位的創作中都毫無例外地表現出對山水大自然題材的自覺復歸。歷史進化到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但他們的心靈和藝術世界仍維系著古樸靜謐的鄉村田園和風光旖旎的山水自然。只要我們隨手打開其中一部作品,都稱得上是一幅優美的山水畫卷。對大自然的刻意追求和藝術表現,是廢名、沈從文等古典主義傾向作家又一個共同創作軌跡和審美特征。
  山水自然意向與上述“世外桃源”模式,顯示出這類作家矛盾心態的雙重性:一方面,是儒家的積極入世,入世中對現實人生的憂患與失望,而退避于“世外桃源”幻想中,將生活藝術化;另一方面,受莊禪哲學出世影響,失望之時意欲超脫,在大自然中尋求解脫,將人生苦難升華為道家“無為”之自由境界。二者如硬幣的正反兩面,矛盾交織,左右著作家在藝術夢幻中徜徉。
  大自然,這也是古今中外文學的永恒主題,但在中西方文學中的表現卻相去甚遠。很顯然,廢名、沈從文、汪曾祺、阿城等現當代作家對大自然的選擇與切近,是秉承了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烙著鮮明的莊禪哲學自然觀的印痕,完全是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他們筆下的大自然與作家的心靈世界相對應、與莊禪哲學相溝通,是人格化的大自然。在西方文學中,從古希臘作家,到現代海明威、杰克·倫敦等,他們筆下的大自然,如高山、大海、雪野等,皆雄奇、博大而兇猛,與人疏離、對立、陌生、同時,它們又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為強者而設置的,在與大自然的對抗中印證著人的意志和力量。而在充滿神秘色彩,有著“天人合一”觀念的中國,人與大自然不是對立的,而是渾然一體,默默相通的。大自然與人一樣具有靈性和生命,它不是被征服的對象,而是被理解的對象,與人默契交流和對話,“相看兩不厭,唯有敬山亭”。因而,中國文學中少有突兀、冷峻、雄奇的大自然,更多的是恬淡靜寂,近于空寥的山水田園。猶如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田園風光,如王維“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的空靈山水,如柳宗元“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孤獨畫面。這里的大自然是人格化的大自然,與作家的情緒世界相契合,而達到莊禪哲學中神與物游、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無論是沈從文湘西世界的風景描寫,還是廢名故鄉自然的輕描淡抹,抑或阿城筆下生命本體與自然物復歸原始之初的哲理化表現,無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山水自然觀的傳承和發展。
  尤其是廢名,他的作品幾乎篇篇都有精美的自然描寫,以淡淡的色調寫鄉村一小橋、一古塔、一湖水、一片林、一抹夕陽,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活動其間的人也如自然一般淡靜、素雅,如《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象《菱蕩》中的老衲,《桃園》中的父女。人是具有大自然底色氣質的人,大自然是人格化的大自然。廢名小說中一片翠綠色的世界,象征著廢名古樸自然的鄉村理想,同時作為大自然的最基本顏色與人交融一體,物我合一,又體現出廢名的人格理想,一種開放的、超然的、皈依大自然的莊禪人格理想。
  如上所述,這些作家筆下的大自然,是人格化的自然,同時,他們筆下的人也是自然的一種生命形式。人不僅是社會存在物,在其更原始的年代,人更是大自然的一個部分。正是由于這種自然觀,使這些作家對人生的表現,剔除了人的社會屬性,超越了個體存在,也超越了歷史和現實的制約,而匯入古老原始的生命形態和神秘永恒的宇宙自然旋律之中。人生,由微小而至博大,由有限而至無限,由瞬間而至永恒,在神秘博大永恒的大自然與人的交響組合中,完成對人生、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以莊禪等中國古典哲學為基礎,關于人與大自然的哲理化抽象表現,是這類作家山水自然意向的又一絕唱。廢名的小說,冥冥的大自然描寫中常交織作者對生與死、此岸與彼岸、生存與自由等的哲學意味。《橋》一邊是美不勝收的自然景物描寫,一邊是掩飾不住的悲觀情緒——人生懷疑與宿命論,“‘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橋》)。一處風景,就是一種心境,廢名常把人物置于自然宇宙的回響中,完成其意境表現。
  而阿城的小說,則把個體人生置于原始自然意象中,追溯古老的哲學意蘊。在《樹王》這個中篇里,“阿城把具象的自然與具體的人物放在宇宙時空的巨大背景中,以豐富奇特的感覺與聯想,暗示著生命存在的普遍聯系”〔6〕。那山巒獸鳴,巨樹蔭影,焦樹枯樁, 張開的墳墓,肖疙瘩埋葬地生發的一片白花……這些自然物象在作家筆下充溢著一種神秘的靈性,使山林的毀滅與肖疙瘩的死形成和諧的對立。在老樹轟然倒下的剎那,肖疙瘩也倒下死去。肖的生命與大自然在熊熊的山火之中消融一起,化為亙古的圓寂,生命才獲得超時空的永恒。那個古老而巨大的樹木與渺小卑微的人物肖疙瘩,在蠻荒的自然宇宙中形成神秘的生命氛圍,二者超時空的對流與融合,回蕩著原始意味的自然生命意識。在此,外界自然、永恒宇宙與人復歸到渾然一體的原始之初。“在這里,阿城又一次賦予人物有限的存在以人作為生命的類意識,使之超越了那個畸形的時代,象征宇宙生命永恒和諧的理想”〔7〕。 在《棋王》、《樹王》、《孩子王》中都深深地體現出阿城對中國古典莊禪哲學的理解和表現,以及對人與大自然的哲理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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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情結與鄉土意識, 這是那些古典主義傾向現當代小說的又一鮮明美學特征。對童年天地的驀然回首,對如煙往事的繾綣記憶,對鄉土的深情眷戀,構成一幅幅如詩如畫如夢如幻的小說天地。不僅僅是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作家,就是其他作家筆下也常吟頌著童年的歌謠,奏著一曲曲古老的鄉土戀歌。
  但是,沒有哪一位作家,比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古典傾向作家對鄉土、對童年的描寫更為深情和美麗。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種審美走向,源于自覺的選擇和特定的文化意識。因此,廢名舍棄其它表現對象,只津津有味地表現溫馨如夢的童年天地和鄉土世界。沈從文只沉湎于《邊城》那種幻美湘西故土,汲取創作的靈感。汪曾祺則反復申明:“小說是回憶”〔8〕。然而這回憶經過歲月的沖刷和心靈的再造, 已成為一幅幅淡雅質樸、清新悠遠的水墨畫了,《受戒》、《陳小手》、《火淖記事》等小說中描寫的故土高郵世界也已成為美與詩意的存在。
  廢名、汪曾祺等作家對鄉土世界的自覺選擇,首先源于他們濃厚的鄉土意識。鄉土意識不僅熔鑄著他們的秉性氣質,而且造就了他們的價值觀和美學思維,他們只有也必然要選擇鄉土作為藝術對象。可以說,沒有鄉土,也就沒有他們的小說。鄉土意識,形成于中國特殊的歷史和民間文化傳統。中國幾千年的農業國度,土地是人賴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因而自古就形成了對土地深厚的宗教式的情感和頂禮膜拜。古代晉公子重耳流亡時關于土地的訓言,顯示出人們對土地的崇敬。古代所設的社稷壇,也是人們祭祀土地的場所。這種情感隨時間的推移,而積淀于民族心理深處,形成一種持久的文化現象。而鄉土則又把這種土地感情上升為一種更強烈的文化象征。鄉土,如母親,大之是國家民族的象征,小之則是每個人永遠留戀忘返的家園。鄉土情感已成為人們特殊的一種精神需求,離開故鄉,如稚兒斷乳一樣朝思暮想,魂牽夢繞。這種鄉土情結滋潤著這些作家,滲透于他們的血液,使他們從感情到理性都自覺地反復地詠唱著甜美的鄉土戀歌。
  同時,這種懷舊傾向與鄉土意識,還蘊藏著作家另外一種價值傾向,即對現代社會和都市文化的拒斥與否定。誠然,現代文明是人類歷史的進步,但它是以對傳統文化的沖擊與破壞為代價的,甚至包括傳統的美德,這是一種二律背反現象。正象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的每一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以往某種神圣事物的褻瀆。古代宗法制鄉村社會固然有它落后、愚昧、保守的一面,但古樸的風情、良善的人性、純靜的自然又確實顯示出它的美好,乃為多情文人所留戀、所癡迷。這使他們在感情上本能地拒斥騷亂、虛偽、病態的現代都市文化,而懷戀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懷念逝去的鄉村自然經濟社會。廢名如此,他在對故鄉自然社會竭力美化之時,對都市生活報以辛辣的諷刺,在《張先生與張太太》、《李教授》、《文學者》等小說中皆有體現。同樣,沈從文對湘西世界眉目傳情之時,毫不掩飾對都市文化生活的厭惡。汪曾祺、何立偉等的懷舊情結,正來自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二元對立造成的精神斷層。何立偉的名篇《白色鳥》,篇幅不過二千字,正藝術地表現出這兩種文化價值觀的對立。一條小溪,岸邊無數野花,一個白皙的城里少年和一個黝黑的鄉下男孩于水中戲嬉對話,小說就這樣構成。置于文化角度解析,這正是都市文化與鄉村情感(鄉土文化)的兩個原型象征,二者的隔膜代溝,乃是作者內心兩種價值觀對立沖突的體現。這種傾向,正如現代評論家劉西渭所說的:“我是個鄉下人的孩子,然而七錯八錯,不知怎地,卻呼吸著都市的煙氣,身子落在柏油馬路上,眼睛觸著光怪陸離的現代,我這顆沾滿黑星星的心,每當夜闌人靜時,不由向往綠的草,綠的河,綠的樹和綠的茅舍”〔9〕。這一腔衷情, 可謂傳達出了廢名等一批生于鄉土、沐浴過鄉土的作家的共同心聲。他們特定的懷舊情結和鄉土依戀及都市文化批判正來自這種深情的情感結構。
  當然,這些作家對傳統文化和古典藝術精神的自覺與回歸,決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繼承中有創造,回歸中有拓展。首先,中國古典藝術精神經過現代作家現代意識的燭照,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跡和現代色彩。他們對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既有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淀,亦有一定的現實生活根源。因此表現在小說中,古典的藝術精神呈現出新的氣象,這在上面的論述中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精神多體現于詩歌、散文、小品中,而這些現代作家則把它運用于小說中文體的營造,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獨創。誠然,現代感是作家創作的必然痕跡,而傳統藝術精神的繼承則是更為自覺和根本的。*
  注釋:
  〔1〕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第21章。
  〔2〕廢名:《廢名小說選·序》。
  〔3〕灌嬰:《橋》,見《新月》1932年第2卷第3期。
  〔4〕沈從文:英譯《散文選譯·序》。
  〔5〕孟實:《橋》,《文學雜志》1937年第1卷第3期。
  〔6〕〔7〕季紅真:《棋王·序》,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8〕汪曾祺:《橋邊小說三篇·后記》。
  〔9〕劉西謂:《咀華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東方論壇青島42-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文謀19961996 作者:東方論壇青島42-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文謀19961996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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