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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
論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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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提出的根據
  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問題,是哲學發展與變革中的重大課題。這一問題的提出,不只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發展,也不是僅僅針對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現狀而言。而是站在時代精神的制高點上,總結人類認識史的經驗與教訓,指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所占有的位置和應起到的作用,它是時代發展的客觀需要。
  所謂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時間上系指世紀之交人類處于轉折的關頭和二十一世紀哲學思想的發展;范圍是指整個人類思想文化和世界哲學;內容包括對舊有的一切違背唯物辯證法的思想、觀點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批判。重新學習領會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真正實質與內涵,弘揚唯物辯證法,恢復唯物辯證法的絕對權威。用唯物辯證法去啟發人們的頭腦,真正去武裝民眾,將之普遍應用于人類現實生活之中。
  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不是近代歐洲啟蒙哲學的當代翻版,但與17-19世紀初在歐洲各地先后興起的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潮有相類似之處,這就是“啟蒙”的思想背景和進步意義。恩格斯對歐洲啟蒙思想,特別是對18世紀啟蒙思想家所宣傳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所謂啟蒙思想家,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就是那些“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人。“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認為“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他們對當時的宗教、教會和封建制度中的最黑暗最殘酷的東西,對高級僧侶和貴族腐化墮落的生活作了尖銳的批判和辛辣的諷刺,要求改變現狀,去建立一個理想的“合理”社會,建立一個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義”的“理性王國”。
  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與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所主張與論述的“啟蒙辯證法”不同。霍克海默與阿道爾諾于1947年出版了《啟蒙辯證法》,書中匯集了三篇論文、二篇附錄和部分札記與草稿。在這部著作中,他們所提出的“啟蒙”這一概念,并不是指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而是通過剖析啟蒙,揭示出啟蒙由于其內在的邏輯而走向反面:啟蒙已成為迷信、極權和歷史的倒退。進而說明整個人類文明的悲劇性結局。該書的第一篇論文“啟蒙的概念”,認為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問題在于啟蒙不僅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反而走向了反面,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都充滿著巨大的不幸。這完全是一個逆轉的過程。從破壞迷信與神話的角度說,啟蒙最終成了新的迷信和神話;從反對思想的盲目、單一和重復來說,啟蒙最終倫為思想的桎梏;從爭取平等、自由的角度來說,啟蒙轉化成了新的統治和奴役。他們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揭露和批判比較深刻,但是由此而否認文明史,否認啟蒙精神,侈談啟蒙的自我毀滅,這是片面的、錯誤的,是一種悲觀主義的歷史觀。
  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與辯證法在當代發展具有密切的關系。辯證法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是曲析的。自科學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的非理性主義同黑格爾決裂并叛離黑格爾以后,似乎出現了對辯證法的“抵制運動”,他們不僅詆毀黑格爾的辯證法,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也大肆攻擊,時而故意沉默,好象辯證法已退出歷史舞臺。事實上,辯證法從來也沒有消聲匿跡,而是在外在的攻擊、抵制和內在的自我批判的挑戰中前進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唯物辯證法發展的曲折之路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遭到當代西方哲學某些流派直接的攻擊,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羅素曾毫無根據地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矛盾學說都是從黑格爾那里拿來的,凡是從黑格爾那里得來的思想都是不科學的,最好是把黑格爾主義的禮服脫掉,馬克思主義應完全拋棄辯證法。卡爾納普則公開宣稱:“我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下于我們拒絕自稱為能起邏輯作用的黑格爾辯證法”。因為“辯證邏輯和近代符號邏輯不相容,而符號邏輯是我們認為直到今日最發達的邏輯科學。”波普爾則攻擊辯證法關于矛盾普遍性的論斷是毫無根據的,是“以一種不嚴密的、胡涂的說法為根據而已”,說辯證法是不科學的,它是形而上學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根本不用它,甚至說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結合比辯證唯心主義更壞,等等。可謂對唯物辯證法的叫罵聲不絕于耳。但是唯物辯證法仍然在斗爭中前進,是不可阻擋的,這也是事實。
  所謂當代辯證法發展的曲折之路,是指自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受到廣泛的注意以后,由于它的真理性和不可超越性,迫使形形色色的哲學流派向辯證法“靠拢”,從而出現了辯證法形式的多樣化。它們在特定的方式上促使辯證法向前發展,特別是促使唯物辯證法的自身發展。但這些各式各樣的辯證法,從本質上看并不都是馬克思主義,有些甚至在“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幌子下反對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對這些辯證法進行分析。
  “總體性辯證法”。總體性辯證法這一概念是盧卡奇提出的。他在《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中指出:“總體性辯證法概念似乎把自己放在和現實在相距很遠的位置,它似乎很‘不科學’去構造現實,但實際上,它只能是理解和再現實在的唯一方法。因而,具體的總體性是決定現實的范疇。這個見解的正確性只有在把我們的注意力直接放在我們方法的現實的、物質基礎上時,也就是放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部矛盾上的時候,它的正確性才能完全清楚地表現出來。”盧卡奇提醒讀者注意,這一方法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構成了從存在到實在的辯證轉化。他進一步說:“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從歷史來解釋經濟動機的首要作用,而在于總體性觀點。總體性范疇,較之部分總體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汲取的方法論的精華,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門嶄新學科的基礎。”盧卡奇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基礎上,指出總體性范疇與本體論原則是緊密相聯的,歷史的本體論體現了總體性原則,“總體性范疇不僅決定著認識客體,而且也決定著認識的主體。”在盧卡奇看來,這個主體,就是無產階級。因此,盧卡奇的“總體辯證法”具有明顯的本體論特征。
  盧卡奇的“總體性辯證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揭露和批判比較深刻,他的思想對其同代人以及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帶來很大的影響。但是他把總體性范疇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礎,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歪曲,特別是盧卡奇片面批判自然的本體論,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說恩格斯“甚至根本沒有提到歷史過程中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的關系這種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說給予它本應值得重視的地位了”。這些都說明盧卡奇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
  “人學辯證法”。明確提出人學辯證法的是法國存在主義者薩特。薩特贊同盧卡奇總體性是辯證法的核心的思想,但薩特理解的總體是人,聲稱辯證法來自個人。他用“總體化”代替“總體性”,總體化比之總體性是更深刻更能動的范疇。薩特認為總體化的根源在于個人的實踐,總體化就是實踐,實踐就是總體化。于是薩特又把實踐與辯證法等同起來,認為辯證法不是別的,只不過是實踐。它包括個人的實踐,人群的惰性實踐,集團的共同實踐。個人的實踐為“構成的辯證法”,人群的惰性實踐為被動的辯證法,集團的共同實踐為“被構成的辯證法”。被構成的辯證法是以構成辯證法為基礎的,也就是集團以個人為基礎。
  薩特主張人學辯證法,聲稱應創造一種關于具體的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全部馬克思主義人學的鑰匙是辯證法。薩特說恩格斯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硬化了,忘記了具體的人,忘記了辯證法,說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中心有一塊具體的人學空場,他要用“人學”去補充馬克思主義。
  薩特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攻擊是具體的。他說,在馬克思主義者那里,辯證法變質為一種純粹外來的,與具體的人相分離的“教條主義公式”,它使辯證法成為外在性,人的本性脫離了人。他把辯證法的源泉說成是個人的實踐,說辯證法應該來自各個個人,而不是來自什么超個人的集合體。薩特還攻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說應該把自然辯證法排除在馬克思主義之外,它是恩格斯把思維硬加在自然界的產物。薩特歪曲馬克思主義是以歷史的內在辯證法為前提的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只有在歷史的和社會和世界里,才真正有辯證理性的問題,把這種理性搬到自然界中去,是生拉硬套,恩格斯剝奪了辯證理性的合理性。
  事實上,薩特所主張的“人學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毫無共同之處,他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學說的真締。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攻擊是武斷的、沒有根據的,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從來沒有忘記人,它關于主客體的學說是相當豐富的。恩格斯所論述的自然辯證法是客觀存在,而不是無中生有,生拉硬套上去的。所以,我們說,薩特的所謂“人學辯證法”本身并沒有什么真正的價值。問題是薩特對東歐機械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里面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這或許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思考。
  “結構辯證法”。結構辯證法是20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思潮的產物,其代表人物是阿爾杜塞。阿爾杜塞并不贊成薩特的“人學辯證法”,而是把辯證法看作“結構辯證法”。他認為,辯證法的結構和改造,使得黑格爾的辯證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指出,不可能設想,只憑一次“脫殼”的奇跡就可以使黑格爾的辯證法變成馬克思的辯證法,因為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外殼包括很多層次,不僅有黑格爾的思辯哲學,還有他的體系,也包括他的辯證法本身,其辯證法的結構同他的世界觀有密切的聯系,不是簡單的顛倒才能完成黑格爾辯證法的改造。
  阿爾杜塞否定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顛倒,強調它們之間的徹底不同,這樣就否認了黑格爾唯心辯證法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來源,否認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改造。同樣,他對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采取否定態度的。他說,在馬克思那里,還有其它困難,也有許多謎。例如哲學的謎,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除了提出少數幾條過于概括而無法從字面上領會,以及過于模棱兩可而令人費解的公式之外,沒有說過任何東西。他還歪曲說,在辯證法問題上,馬克思的沉默以及根據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他的哲學立場所遇到的困難,實際上打開了通往實證主義和進化論的道路。
  阿爾杜塞的“結構辯證法”總的說來,是從特定的結構角度談辯證法問題。我們不反對從各個角度來探討辯證法,但是離開歷史和辯證法史的常識所做的這種“探討”,是不可取的。至于他對薩特人學辯證法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過份強調結構,而否定了人的主體能動性。
  “否定辯證法”。否定辯證法是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社會否定一切的理論基礎。否定辯證法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馬爾庫茲等人,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
  法蘭克福學派歷來用辯證法自我標謗,把辯證法作為學派區別于其它思潮和批判其它思潮的武器。但這種辯證法明顯地具有否定一切的性質。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就是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繼而連“啟蒙”本身也加以否定。在《否定的辯證法》中,阿道爾諾主張的是一種絕對的否定,因而它對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不滿,是由于其中有揚棄并含有肯定的因素,而阿道爾諾則是絕對的否定,不含有肯定的成分。阿道爾諾也反對黑格爾“矛盾是對立面的同一”的觀點,認為矛盾所揭示的不是對立面雙方的同一,而是雙方的絕對對立,矛盾雙方沒有同一關系,只有非同一的關系,他以“非同一性”理論為根據,提出“否定的辯證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消除對一切概念的崇拜。
  法蘭克福學派的否定的辯證法,主張絕對的否定,否定一切,從實質來說,已經完全違背了唯物辯證法所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也違背了黑格爾提出否定之否定學說的初衷。這樣一來,必定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對資本主義否定一切到只有肯定的方面而沒有否定的方面。例如馬爾庫茲在《論辯證法的否定概念》報告中,指出資本主義的一體化力量非常強大,甚至使否定力量變成肯定力量。“否定辯證法”的缺陷是明顯的,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是很深刻的。例如對“啟蒙”自身的否定以及“矛盾的非同一性”等等,應引起唯物辯證法的注意。
  上述總體性辯證法、人學辯證法、結構辯證法、否定辯證法,它們只是二十世紀中辯證法發展的不同表現形式。此外還有科西克的“具體辯證法”、德里達的“解構辯證法”等等。在眾多的辯證法發展的形式中,葛蘭西曾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稱為“合理的辯證法”,而不是唯物辯證法。德拉——沃爾佩則稱之為“科學的辯證法”,其中也夾雜許多對馬克思辯證法的歪曲和攻擊。我們還注意到系統科學在當代的發展,雖然系統科學的創立者們并沒有以辯證法來稱謂自己的哲學,但是系統科學中的辯證法思想比較豐富。
  辯證法的前進之路是曲折的,在中國也是一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從中國國情出發,違背唯物辯證法的原則,盲目地照套照搬外國的經驗,已成為嚴重的歷史教訓。在哲學領域內,不提哲學基本問題、不講主客體關系,不講實踐的重要性,不講唯物辯證法,偏離唯物辯證法,已延緩了哲學前進的步伐。人們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入另一個極端,如從“哲學萬能”論”,把哲學庸俗化,轉向“哲學無用”論,貶低和鄙視辯證法。相當一些人只限于對唯物辯證法作表面、簡單化的理解,并未懂得辯證法的實質,這就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啟蒙、教育是非常需要的。唯物辯證法的當代啟蒙,用唯物辯證法指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堅持和發展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刻不容緩的任務。
  盡管辯證法前進的路是曲折的,但二十世紀辯證法發展形式的多樣化表明了辯證法的地位呈上升態勢,任何學派要想回避辯證法是不可能的,而唯物而辯證法更是不可超越的。系統科學的成就證實并豐富了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則越來越引起當代西方哲學諸流派的注意,它的真理性已被客觀現實所承認。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些哲學流派在辯證法的幌子下販賣自己的貨色,但這從反面更說明辯證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仍具有較強大的吸引力,唯物辯證法將成為時代的主流,這是無疑的。
      三、唯物辯證法與當代西方哲學
  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對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用唯物辯證法研究分析當代西方哲學,這是唯物辯證法當代啟蒙的任務之一。我們看到,當代西方哲學種種謬誤的產生與主要錯誤的癥結及失誤之處,都與脫離和違背唯物辯證法有關。
  1、關于對傳統哲學的批判與繼承。 這是當代西方哲學家存在的普遍問題。一般說來,西方哲學家不能正確地理解和對待傳統哲學,他們往往割斷歷史,排斥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孤立、靜止地進行分析、研究。不去分清傳統哲學中的精華與糟粕,而是一味地進行否定,更有甚者,將傳統哲學全盤否定,徹底推翻。這種否定一切的結果,使得某些哲學家走到否定哲學自身的道路上去。
  唯物辯證法認為,人類智慧思想的發展,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不斷發展的。人類智慧思想的成果是一種“積淀”。前人為后人積累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啟迪了后人。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進行批判、總結和再創造。針對這種過程,德國古典辯證法曾使用“揚棄”(aufheben)這一概念,它同時具有否定和肯定的雙重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使這一概念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規定和使用,這就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和原理。例如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辯證法規律,使“揚棄”得以真正實現。
  我們主張正確地處理批判與繼承的關系,主張正確地把握批判精神。什么是批判?從本質上說,批判的根本意義就在于揚棄、創新和發展。批判決不是一味地否定,更不僅僅是“破壞”,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建設。繼承是在批判基礎上的繼承,它把精華和積極的內容繼承下來,而不是將其徹底地拋棄掉。
  黑格爾是近代西方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思想家。黑格爾以其深邃的哲學思想啟迪著無數后人。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汲取了辯證法思想的營養,薩特等哲學家無不接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影響。無論是贊同黑格爾還是反對黑格爾的哲學家,都無不承認黑格爾在哲學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樣,被恩格斯稱為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康德是承上啟下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無疑,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是寶貴的思想財富。但是邏輯實證主義者對康德和黑格爾哲學是全盤否定的,他們把這筆寶貴的財富比作監牢,從而叛離了康德和黑格爾。
  羅素、穆爾開創了邏輯實證主義,從此英美分析哲學轉入了邏輯分析與語言研究的軌道。緊赴其后塵的哲學家們,更加徹底地反對傳統哲學,拒斥形而上學,說形而上學是偽命題,沒有任何意義,哲學走向終結。然而,羅素和穆爾是否會想到,自邏輯實證主義創立以來,哲學已經發展到只剩下了邏輯和語言,它被論證為不提供知識,不提供世界觀,甚至發展到哲學消亡這步田地呢?對羅素和穆爾的反叛以及對傳統哲學的全盤否定,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比較公正的評論,還有比較嚴歷的批評。例如馬爾科姆·諾克斯這樣寫道:“……遺憾的是,黑格爾的優點卻沒有為當代哲學家們所吸取。英國哲學在經驗主義中衰落了,而且很難超過休謨,信仰在歐洲的瓦解,使哲學淪為實證主義,或淪為源于基爾凱郭爾的存在主義。基爾凱郭爾沒有資格,大概也沒有能力理解他的老師。([美]施泰因克勞斯編:《黑格爾哲學新研究》)他還指出:“某些當代的作者試圖使我們相信,在黑暗的世紀以后,哲學進入了黎明時期——這個時期,開始于弗雷格、或者羅素、或者維特根斯坦、或者賴爾、或者艾耶爾、或者奧斯丁?他們都盲目無指導。他們的判斷標準,似乎一直是古怪的。……它們對形而上學的拋棄,與對宗教的普遍不關心是一致的。他們關于道德陳述是情感的呼喊或表達的哲學主張,既伴隨著道德標準的變化,也伴隨著許多學術領域或教會方面對行為的自然狀態的辯護,而這種行為會使我們為了原始和野蠻狀態而拋棄文明。這會使人想到,這些哲學家犯有知識分子的背叛之罪。”這一批評,或許過于尖銳。但是,許多西方哲學家正是這樣做的,他們正是要摧毀讀者對“心”的信任、摧毀對“知識”的信任和對“哲學”的信任,事實正是如此。
  我們從上述簡單例子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即邏輯實證主義為開端的分析哲學,對傳統哲學的全盤否定,是根本錯誤的,這是認識思想史上的一大教訓。這一教訓表明,背離辯證法,將會離真理越來越遠。
  2、關于研究方法的分析與綜合。 這也是當代西方哲學普遍存在的問題。唯物辯證法認為,分析與綜合是認識過程中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它們作為辯證統一的思維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獲得關于事物多樣性統一的具體知識。分析是思維把事物分解為各個部分,分別加以研究的方法;綜合是思維把事物的各個部分、各個方面、各種因素聯結成一個整體的考察方法。研究任何一個對象,既要分析對象的各個方面,又要綜合地把握對象的統一整體。
  然面我們看到,當代西方哲學的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思潮往往各自強調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把分析與綜合對立起來,這一現象較為普遍。例如分析哲學家普遍注意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把語言的分析作為哲學的首要任務,把語言作為哲學的唯一對象。這樣,他們就把哲學的內容僅僅歸結為對語言的邏輯分析或對日常語言的語義分析。強調形式分析和邏輯分析,片面夸大分析方法的作用,甚至把分析方法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由于他們在哲學觀上反對探索世界的本原和本質,反對研究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一般規律,所以在方法上,也反對建立龐大的哲學,反對綜合的方法,主張對哲學問題的解決從小問題著手,強調對細小瑣碎問題的論證,強調論證的形式化、精確化,如對某一概念的反復推敲、論證。這樣,他們對哲學基本問題是忽視和拒絕研究的。因此,他們脫離現實社會生活,背離哲學的本質,變成純粹經院式的哲學家。
  人本主義的哲學家們與分析哲學家正相反,他們強調哲學的綜合研究方法,強調哲學的綜合特征,對分析哲學家的分析方法不屑一顧。由于人本主義哲學家在哲學觀上注意對本體、本質問題的思考,注意把握人與世界的關系,這樣,在方法上主張概括、綜合是必然的。在人本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中,很少有邏輯命題分析論證的內容。他們雖然在方法論上主張綜合,但并不象分析哲學家把分析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那樣,也把綜合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但是可以看出他們是輕視分析方法的,從他們對分析哲學的激烈抨擊上,可以看出這一點。實際上,分析哲學家的分析方法、實證方法,也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有它的合理性。極力夸大它的作用固然不對,但忽視乃至擯棄這種方法也是錯誤的,單純地強調綜合,未必就是真理。
  如前所述,分析與綜合相分離,在分析哲學家和人本主義哲學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懷特指出:“……試問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哲學家,即使在這種自然狀態之下,是否相互理解呢?……他們會發現這種學說:即有一些方法可以超越理性和經驗直接達到知識;他們會發現,分析與綜合表述的區分,就會藏著理性和經驗的針鋒相對的、站不住腳的二元主義。他們會遇到所謂的倫理學的規范性表述和科學的敘述性表述之間的類似的對比。……那些自封自命的道德學的監護人認為他們是以特殊的方式認識他們自命認識了的東西;那些邏輯學家以為,只要看一下意義或者文字就能證明他們的公式。”W ·考夫曼也寫道:“我們這時代中一個最可悲的特點就是我們面臨一個完全不必要的分歧:一方面有些人,他們致力于理智的明晰和嚴整工作,但他們卻不討論任何重大的問題,只討論那些微小和瑣細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某些存在主義者,他們討論那些重大而有趣的問題,但是他們討論的方式,卻使實證主義都把他們的任何努力視為注定失敗的活生生和證據。”
  引述上面兩位哲學家關于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思潮根本分歧的論述,目的在于看到它們各自的極端性。目前,它們雖然有合流的趨向,也存在這種可能性。但是正確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向唯物辯證法靠拢,接受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
  3、關于語言和哲學的關系。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 越來越重視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我們看到,科學主義思潮的哲學家強調哲學的任務是對語言的研究(分析哲學、結構主義);人本主義思潮中的哲學家也注意語言的研究(現象學、解釋學),這就促使我們對語言與哲學的關系進行再思考,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這個問題。
  關于語言的本質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有許多科學精碎的論斷。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35頁)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直接現實,是思維的工具。思維必須以語言為物質外殼,思維的產生、進行、結果都離不開語言。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出了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和人的生產活動的發展相聯系,同樣,也與社會交往形式的發展相聯系。這就表明人的本質和社會實踐與語言產生和發展的密切關系。語言的產生和發展,與社會歷史實踐相伴隨。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特別強調注意作為知識領域語言的歷史,并把它構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一個出發點。這些論述都涉及到語言與外部世界或意識的關系問題、語言在思維或認識中的作用問題、語言形式對認識內容的影響問題。因此,它們不僅僅是語言學問題,也是哲學問題。從哲學本身本說,它是抽象的邏輯思維,它的全部概念、命題、推理和證明都要通過語言來表述。
  馬克思主義哲學正確地注意到了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認為對語言的分析及其開展起來的語言哲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課題。無論是符號學的研究,還是語言的邏輯分析等,都推動了語言哲學研究的進步。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特別關注當代西方哲學對語言哲學的研究,認為它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是合理的、重要的。但是,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的研究,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與日常語言學派在語言與哲學的關系問題上,卻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這就是把全部哲學問題僅僅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作為哲學的唯一對象。他們片面夸大語言在哲學中作用,把語言絕對化。
  我們知道,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的全部內容就是語言批判,語言休息的時候,哲學問題就產生了,哲學不是理論而是活動。日常語言學派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概念分析和語言分析,斯特勞森所謂“描述的形而上學”,從語言角度考察概念結構,把語言分析看作哲學研究的首要任務。奧斯汀說,對日常語言的這種研究即使不是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至少也是哲學研究的起點。這樣做的結果,語言哲學必然會出現如下根本錯誤:a.否定哲學的世界觀意義。b.否定哲學基本問題的存在。c.脫離現實,孤立地研究語言。如果說當初分析哲學提出“語言學的轉向”,僅就提出語言哲學的問題來說,還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么后來一直固守語言哲學的分析領地,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孤立片面地進行研究,這種轉向的保守性就暴露無遺了。所以,分析的語言哲學隱入困境,也是一種必然性。
  4.關于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也是當代西方哲學存在的主要問題。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是形而上學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們與唯物辯證法是根本對立的。我們看到,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陷入相對主義,似乎成為一種定勢;有人甚至把當今的時代稱之為“相對主義的時代”、“相對主義的世紀。 ”(〔美〕L·J ·賓克萊:《理想的沖突》)而新托馬斯主義者仍然堅持“絕對者”、上帝的信條,存在主義者則尋求“新”的絕對。總之,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問題,已成為當代西方哲學的主要病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鑒于此,唯物辯證法應當闡明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
  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是形而上學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一般說來,絕對主義的形而上學謬誤比較明顯,容易識別。絕對主義只承認絕對,否定事物的相對性,用普遍規律代替具體事物的特殊規律,機械主義和教條主義特征比較明顯。但是相對主義卻不同。表面上看,它承認事物發展的相對性,這是對的。但是它把相對絕對化,歸結為相對主義,走到與唯物辯證法完全對立的方面上去。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既包含著相對的方面,又包含著絕對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是相對和絕對的辯證統一。它們之間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沒有相對,無所謂絕對,同樣,沒有絕對,也就沒有相對,絕對存在于相對之中,并通過無數相對來體現;在相對中有絕對,離開相對的絕對是不存在的。列寧曾說,對于客觀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于主觀主義和詭辯說來,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斥絕對的。相對主義正是如此。
  相對主義與約定論具有密切聯系。約定論主要創始人法國物理學家彭加勒認為,科學理論的基本原理不是現實的客觀規律的反映,是約定、協議的產物。他指出,某些物理學家想要采納一個新的協議,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得不這樣作;他們認為這個協議更加方便一些,只不過如此而已。應該指出,在科學方法論中,假說具有約定因素,語言系統和邏輯系統內的人工語言和前提、定義、公理都有約定成分。由于人類的認識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相對性,不可能很快準確無誤地認識事物的本質,不同的科學家對同一對象可能有多種解釋和看法,于是只能約定一些假說或理論。但是不能把這些約定因素和成分無限擴大,把它們看成是主觀隨意的,否認它們的客觀基礎。約定論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否認科學理論的客觀內容,把它們僅僅看作是約定、協議。約定論的思想對分析哲學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分析哲學中的相對主義與約定論緊密相聯。例如操作主義者布里奇曼認為,確定一個物理概念,是根據這個物理概念對于解釋某種物理現象較為“方便”較為“簡單”,而不是根據這個物理概念反映一定的物理實在。邏輯實用主義者奎因認為,本體論的問題實質是語言問題,是為科學而確定的某種方便的語言形式、一個方便的概念體系或結構問題。一個人對一種理論的選擇,完全取決于一種理論是否“方便”和“有用”,與客觀實在是否相符無關。可以看出,布里奇曼與奎因的觀點是明顯的相對主義,也是典型的主觀主義。
      四、唯物辯證法是時代的主旋律
  二十一世紀已遙遙在望。隨著新世紀的到來,隨著人類歷史真正成為世界的歷史,哲學也會成為世界的哲學。正如馬克思的預言,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融為統一學科的時代已經到來。而世界哲學將在二十一世紀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哲學沒有消亡,哲學也不可能消亡。如果說二十世紀哲學是被懷特稱為的“分析的時代”,那么二十一世紀將是“多元綜合的時代”,唯物辯證法是時代的主旋律。現在,綜合的態勢正日漸明顯。這并不是哪一個哲學家的某種愿望,而是哲學的客觀現實發展的必然。從總體上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是一種綜合的趨勢,現代科學整體化、綜合化的潮流越來越強大。由此,必然影響到哲學上的綜合。事實上,已有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在思考這個問題。系統學家E ·拉茲洛主張建立“綜合哲學”的體系,耗散結構理論的創始人普利高津倡導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結合,并對東方文化整體綜合的特性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海德格爾晚年思考的哲學問題沖出了歐洲,表現了對東方語言、文化的追求。所有這些,都給哲學的綜合帶來思想、精神的動力。
  我們說二十一世紀的哲學是多元綜合的時代,并不僅限于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兩大哲學思潮的綜合,也不僅限于整個哲學的綜合,而是從整個科學的發展來考慮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交叉科學大發展的時代,是哲學與科學結合、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聯盟和與文學家等社會科學家建立聯盟的時代。人類社會生活的實踐一方面越來越分化,另一方面又促成整體化必然加強的結果。于是,各門學科都會涌現出新的“生長點”,哲學也不例外,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將會出現。這些問題的解決,單一學科的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時代需要哲學家不僅要“專”,更要“博”,這也是一個發展趨勢。
  強調唯物辯證法是時代的主旋律,是因為近代以來人類認識史的經驗教訓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唯一科學正確的世界觀。作為世界觀,唯物辯證法體現了世界觀的意義,作為方法論,唯物辯證法提供了科學正確的方法論原則。隨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各門學科的研究與發展,將越來越需要唯物辯證法的指導,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功能將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同時,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原則,將滲透到一切科學領域,在一切科學的方法論中,起著主導作用。
  強調唯物辯證法是時代的主旋律,是因為時代是發展的,歷史也是發展的,而唯物辯證法本身也是發展的。唯物辯證法從來反對一成不變的永恒的東西,唯物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權威,它本身是批判的、革命的。換言之,唯物辯證法在批判和革命中永遠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其中也包括對自我的否定與發展。二十一世紀的唯物辯證法,將結合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結合新的社會實踐,而始終保持自己批判與革命的生命力。由唯物辯證法來充當時代的主旋律,是當之無愧的。
馬克思主義研究京76~84B1哲學原理趙智奎19991999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列所 作者:馬克思主義研究京76~84B1哲學原理趙智奎19991999
2013-09-1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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