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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現代性何以可能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理論反思
超越現代性何以可能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理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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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462X(2008)01-0031-04
  在現代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盡管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矛盾由來已久,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廣泛興起才真正意味著對現代性的反思及其超越時代的來臨。正如美國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家格里芬所指出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認為人類可以而且必須超越現代的情緒”[1]。后現代主義提出要實現對現代性的反思及其超越,不僅在于要揭示現代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的復雜矛盾,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試圖解決這些矛盾。可以說,超越現代性既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區別于其他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標志,也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目的。本文試圖從對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理論反思出發,探討一下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超越何以可能。
  一、現代性反思與理想的沖突
  作為批判性或反思性的社會文化思潮和思維方式,“盡管后現代主義內部眾態紛呈……但它勢必存在某些共同的東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現代性的否定。”[2] 無論從形式上看還是從內容上看,后現代主義哲學之所以普遍以一種強烈的或激進的反現代性的面孔出現,皆源于對現代文明的失望與不滿。
  在后現代主義哲學看來,“自由、平等、博愛”以及社會繁榮、文明進步等“現代性的承諾”的無法兌現乃至各種“異化”現象的不斷出現,不僅說明現代性發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問題,而且意味著作為現代性根基和標志的“現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機。后現代主義哲學認為,“現代性”的根源就在于從肇始于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一客對立的思維模式出發,“視主體性為基礎和中心”,“堅持一種抽象的事物觀”,具有對“基礎、權威、統一的迷戀”。由于后現代主義哲學普遍認為,現代性無法實現“自我救贖”,因此,要克服現代性的危機或重重困難,除了否定或超越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理性主義傳統,別無他法。一般地說,后現代哲學通常采取極為不同、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策略來實現這樣一個綱領,即所謂“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和所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
  對于居于主流的所謂“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解構是其根本性策略。也就是說,這種后現代主義者是通過對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事物的普遍否定來超越現代性。例如,福柯從“權力和知識”的語境出發,對知識考古學、知識系譜學等進行重新研究,通過對現代歷史所作的哲學批判,全面“清算”了構成“現代性”思想核心的理性主義傳統,進而達到對整個現代性系統進行徹底反思和全面解構的目的。以解構主義著稱的德里達通過對“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erism)和“言語中心主義”的批判,對一切既存的理論、價值、文化乃至社會等所有具有結構或本質特征的東西進行質疑和發起挑戰,進而最終達到徹底或全面顛覆的目的。而以格里芬、羅蒂等為代表的所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則是試圖在批判和反思現代性的同時,重建超越現代性的價值觀。“超出現代世界意味著超越它的個人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黨派至上主義、唯機械化、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軍國主義。”[3]4
  綜觀這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不難看出兩者的共通之處。首先,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特別是對其根基的摧毀,是首要的和基礎性的;其次,后現代主義哲學普遍認為,他們的批判與反思不是像歷史上的反現代化的浪漫主義者那樣,要回到虛幻的“美好的過去”,而是要超越現代性,面向未來。不過,兩者對于這種“超越性”的理解卻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一般地說,“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不僅要對現代性的基礎進行徹底顛覆,而且普遍采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也就是說,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就是它的最終目的。因此,“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由于對現代文明的失望而導致理想的幻滅,它或者表現為一種“自我放逐”式的態度,或者表現為對文明發展“終結式”的理解或“絕望式”的理解。而與“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的極端立場相反,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則采取了一種更為積極的態度。一方面,這種哲學從文明發展的歷史延續性出發,主張“這種建設性的、修正性的后現代主義是現代真理和價值觀和前現代真理和價值觀的創造性的結合。”[3]19 另一方面,這種哲學試圖以“無根基性”為文明的發展確立新的希望。例如,羅蒂認為,持現代性立場的所謂“正統派”“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而“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在哲學上是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愚蠢的”[4]408。因此,他認為,通過以“想象力取代理性”、“以希望取代知識”[4]18,可以為文明的發展開辟新的、廣闊的空間。顯然,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強調,他們的看法“不僅更適合于我們的經驗,而且也真正適合于后現代”[3]5。可見,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自以為優越于其“伙伴”兼“對手”之處,就在于它既不是“自暴自棄、消極回避或放任自流”,也不是對人文理想的刻意堅持和單純回歸,而是試圖通過具有后現代意義的重建,來克服“現代性”文化的困境。也就是說,“它并不是簡單地把現代性的前提搬到它的邏輯結論中去,而是批判和修正這些前提”[3]19,使后現代性文化達到現代性所無法企及的新的水平。
  實際上,無論是“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還是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其所要體現的都是以藝術氣質或人文化的力量來對抗或克服現代性所代表的具有普遍結構的意識形態對人的統治,特別是對個性發展的壓抑。這不僅反映了人文理想與文明發展的社會現實矛盾,而且突顯了價值觀念的沖突對文明發展的深遠影響。正如一些后現代主義者所看到的,后現代性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性概念。相對于前現代化而言,現代化是一種理想,但當現代文明逐漸體制化為現代性時,它就又成為了面臨超越的社會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的終極理想。因此,面對理想的沖突,“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由于現代性的局限而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顯然是不明智的;因為理想的沖突,既不可能超歷史或否定歷史,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因而并不存在所謂徹底“終結”的問題。雖然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價值取向和理論愿望似乎更值得稱道,但由于它是以“無根基性”取代現代性,因而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樣要受到反思或質疑。
  二、超越現代性與“悖謬推理”
  盡管超越現代性是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目的,但其理論所內在具有的無法克服的“悖謬推理”,是其超越現代性的最大障礙。在這個問題上,與“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的“悖謬”程度相比,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明顯存在著更大程度上的“悖謬”。因此,能否克服這些“悖謬推理”,就成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能否真正超越現代性的關鍵所在。
  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利奧塔認為,“悖謬推理”作為后現代知識狀況的真實寫照,既是后現代性區別于現代性的標志性特征,也是其超越現代性的基本思維方式。在他看來,由于現代性的最終合法基礎已無從確立,后現代文化全面呈現出其否定性的風格:“由于它自身涉及以信息不完備、‘局域性’、異動以及行為悖論為特征的非決定性、精神控制的有限性和沖突性——而把它自己的進化設定為不連續的、災難性的、無法調節的、二律背反的。”[3]3 在這個意義上,“悖謬推理”對于所有后現代主義哲學來說就不是一些局部特征,而帶有某種根源性。首先,后現代主義哲學之所以采取徹底否定現代性的立場,是基于其人文主義基本立場,分析和批判現代性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文明發展的異化;但同時,后現代主義哲學又以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理性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反對主體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等方式消解了各種人文理想的根基,反而強化了人文精神的迷失,從而導致人文精神的進一步衰落。其次,后現代主義既孕育于現代傳統中,又以現代文明作為其物質文明基礎和社會基礎,但同時,后現代主義哲學又作為完全對立的力量“滲透到現代性內部去解構、消耗和吞噬它”[5]11,以“差異性、非中心、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和多元化”等策略,拒斥任何新的傳統,通過削平文明的結構性,來表現文明發展的紛繁復雜性。如果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目的在于超越現代性,那么,就應該為文明發展指出新的方向。但經過后現代主義哲學的“釜底抽薪”,文明發展勢必呈現為“無根基性”,因此,后現代主義哲學對現代文明的反思,不僅終結了現代性,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將終結其自身。
  超越現代性的“悖謬推理”問題,雖然是后現代主義哲學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相比之下,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由于態度更為積極,決定了其所要面臨的理論困難更為嚴重。這是因為,“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目的重在批判而不在建設,因而只要其“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策略得到施展,基本上也就達到了理論目的,其目的與手段基本上就可以實現統一。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則不然。由于它追求的是反思與建設并重,因而其目的與手段的統一體現在“破中有立”,這就決定了它所克服矛盾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前者。當然,在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看來,“破中有立”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該學說力求實現對現代性的“辯證否定”。格里芬特別指出,“這一導向所說的后現代和虛無主義的后現代主義所說的后現代其含義是不同的。”[3]35 這種后現代主義哲學“要否定的并不是現代主義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權,不是它的優點,而是它的局限。……這種‘既愛又恨’的關系決定了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否定不是機械的否定,而是某種程度的‘辯證否定’。”[6]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要建立的“后現代景觀將是科學與神話、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政治的異文合并”[7]25,即通過尋求對話和對“真理與價值”的文化整合來超越現代性。
  如果真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所愿,那么它對現代性的超越就體現為“既實現現代化又有效避免現代化的弊端”,這顯然是再理想不過的結果了。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后現代主義哲學要實現的“辯證否定”,僅僅是理論層面上一種抽象的理論推定,在現實層面上并不具有可行性。這是因為,對現代性的超越既不是“一廂情愿”的,也不是無條件的。一方面,現代文化的發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現代文明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脫離了現代文明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既不可能有效地整合文化,更不用說全方位地反思和超越這種文化。這種后現代主義哲學,由于從其否定文化根基的理論前提出發,其文化整合的結果作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很難達到對現代性的超越。另一方面,鑒于后現代主義哲學普遍認定,現代性的危機是結構性問題,那么,如果重建一種新的結構,就可能重蹈現代性覆轍;而如果不選擇重新建構,而僅僅停留在文化整合層面上,那么,對現代性的超越就必然是空洞的。可見,由于脫離了現實基礎,“辯證否定”也就只能流于形式。這樣一來,它不僅無助于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克服與解決更多的矛盾,反而使其要面臨更為多重的“悖謬推理”。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建設性”同樣是無法兌現的“承諾”。
  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試圖要化解后現代主義的消極因素和“悖謬推理”的努力,作為一種理論探索,是值得關注的。但其反而要面對多重矛盾困境的現實,卻從另一方面提示我們,超越現代性所要克服和解決的矛盾是極其復雜的,任何低估了這些矛盾的做法,只能作繭自縛。
  三、超越現代性何以可能
  后現代主義哲學尋求對現代性的超越,為觀照現代性提供了一面重要的鏡子,不僅僅表明了現代性的“未完成性”,而且說明了傳統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進一步表明了現代性的歷史性和非烏托邦化。從這樣一個立場出發,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認為,只要重新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新型關系,超越現代性完全是可能的。的確,這種策略選擇無疑是十分明智的。但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些新型關系的“泛文化性”和“無根基性”決定了它們只不過是現代性局限的單純反向放大或矛盾外推的結果,因而其對現代性的超越,是否具有歷史現實性,同樣值得反思。
  首先,無論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是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都不是單純抽象的觀念關系或文化關系,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物質關系,它們與現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這個意義上,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試圖通過文化整合的力量,把這些關系單獨切割下來,進行后現代文化重組,顯然是不現實的。這是因為,一方面,盡管這些關系在現代文明的語境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這一切都是現代化歷史進程發展的產物。實際上,現代化進程,既是累積的歷史過程,又是不可逆的歷史過程。因此,要重建這些關系,只有在具體的、現實的歷史進程中才可能實現。而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偏偏是以放棄歷史進程“平臺”的方式來尋找出路,這顯然是“本末倒置”的。另一方面,這些關系盡管深受各種文化觀念的影響,但絕不僅僅是文化觀念的產物。因此,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試圖以“返魅”取代“祛魅”(格里芬語)或重新“編織信念之網”(羅蒂語)等方式,通過訴諸文化整合的力量來實現“后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格式塔轉換”,進而達到以“后現代文化”引領文明的發展的目的,也只能是停留在觀念層面上的理論抽象。
  其次,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新型關系”體現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試圖實現對現代性“內在超越”的理論追求,但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立場決定了這種“內在超越”同樣缺乏現實基礎。格里芬反復強調,與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只能實現對現代性“外在超越”不同,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價值就體現在“內在超越”[3]33 方面,即通過對人的“內在價值”的重新塑造來超越現代性。的確,在超越現代性的意義上,“內在超越”毫無疑問要優越于“外在超越”。但問題在于,按照后現代思維方式,要超越現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心化、組織化、專業化、制度化”,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代之以“差異性、非中心化、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和多元化”等后現代模式。而這樣一來,基本上已經否決了“內在超越”的可能性。這是因為,無論是“非中心化”還是“差異性、復雜性、多元化”,都是以祛“內在性”為目的的。顯而易見,從這樣的立場出發,根本無法保證對超越現代性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做出合理判斷。因此,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試圖在文化層面來對所謂人的“內在價值”進行重建或超越,無非是另一種“語言游戲”而已。實際上,要想真正實現對現代性的“內在超越”,就要“正視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并通過矛盾的合理解決”[8],使之更有利于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
  第三,按照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超越現代性的設想,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新型關系”就是要建立一種“在哲學上將會是更加深思熟慮的、在科學上是更復雜的、對倫理學是更敏感的、在生態學上是更健全的”[7]293 范式,以打破現代性這種普遍發展模式對個性的壓抑,從而克服其所造成的人的“異化”。在這方面,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不僅不是無病呻吟,而且在否定西方文化霸權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這種后現代哲學固然強調“以創造性體驗的終極性和普遍性為基礎的倫理學,有助于消除競爭性個人主義的現代倫理學”,“將導致生態倫理學”[3]80,但同時它也指出,“創造性是終極實在的思想,也為從后現代立場上解決早期現代性產生的那些問題提供了基礎……”[3]69 也就是說,這種哲學尋求“不斷更新、永不滿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結果的自我突破的創造精神”,實際上是“要生活在一個完全由他們自己創造和建構的世界里”[5]96,而這本身就是在構造一種新的精神烏托邦。以這樣一種烏托邦的方式去克服經由歷史形成的種種現實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推進問題的解決。不可否認,現代性的確造成了人的“異化”,但這種“異化”不是抽象的、超歷史的。與前現代的傳統相比,現代文明條件下的個性發展無疑是質的飛躍。因此,這種“異化”在某種意義上可看做是現代性的代價。既然現代化實現的是超越傳統向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跨越,那么,要徹底克服這些“異化”,切實超越現代性,也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的“自然歷史過程”。在這方面,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顯然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
  總之,后現代主義哲學,特別是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超越現代性的理論追求一再表明,文明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充滿歷史復雜性,而且需要不斷更新和自我完善。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我們,應當正視這些學說對現代性所提出的挑戰和反思。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超越現代性既不是要徹底放逐文明的發展,更不可以通過建構新的烏托邦來達到目的。只有深刻領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相互關系的社會現實基礎和歷史復雜性,才有可能切實發展這些關系,從而真正克服人類發展面臨的各種困難,負責任地面向未來。
  收稿日期:2007-11-15
學習與探索哈爾濱31~34B1哲學原理崔偉奇20082008
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
超越現代性,既折射出現代化進程中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又折射出現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認為,只要重新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新型關系,超越現代性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些新型關系的“泛文化性”和“無根基性”決定了它們只不過是現代性局限的單純反向放大或矜持外推的結果,因而其對現代性的超越是否具有歷史現實性,同樣值得反思。
作者:學習與探索哈爾濱31~34B1哲學原理崔偉奇20082008
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
2013-09-1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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