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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遁與入市:  當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命運
逃遁與入市:  當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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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尷尬的閑適
  以思想啟蒙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大半個世紀中,盡管命運多舛,始終與苦難、焦灼和理想的破滅相伴隨,但同時也充滿著激情、希望,具有令人景慕的創造力。
  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那些曾經激發人文知識分子神圣熱情的阻遏社會進步的政治因素(如民族危機感、“四人幫”文化專制等)正在逐步退隱,商品規律則在向每一個領域滲透和擴張,商品意識在取代啟蒙意識成為社會的主要話語,歷來以時代代言人自居的人文知識分子卻陷入了從未有過的精神危機。這種危機感在86—89年就顯露無遺。今天,我們仍然會對那幾個年頭知識界、文化界劇烈的騷動不寧記憶猶新:一方面,經商致富在知識界也同其它領域一樣不斷升溫;另一方面,明顯帶有情緒化的文化批判愈演愈熾。商業話語和意識形態話語并置,表明了知識界的心理失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文知識分子維護意識形態話語表達權和設計權的愿望不但沒有減弱,相反更加強烈;這種愿望的最終不可能實現反過來確證知識分子不得不接受商品規律的統攝。無論是被迫還是自愿,進入90年代,在市場經濟進一步確立過程中,這種趨向日益被強化。
  而80年代中期以后,大規模輸入西方“后現代”理論則為商品化提供了理論上的合法性證明。西方后現代文化理論內容駁雜,涉及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堪稱博大精深。但迄今為止,中國知識界對后現代理論的闡發,仍著眼于商品觀念、消費意識、通俗文藝的興起等新的文化現象的分析上。
  無論是當代現實文化圖景,還是經過中國知識界闡釋的后現代文化理論,都在宣諭同一個新現實,恰如鄭敏先生所說:
  “我們被告知,火車已到了‘后現代’一站”。……“后現代的特點是唯科技、唯財富、唯效率、唯享受。最終一‘唯’,是最終的目的……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這一問題上大陸的人們已經有了不含糊的認識,也是后現代意識的覺醒。一個年輕人會高傲地告訴你人生是享受,至富者是俊杰,清寒是恥辱無能,一位中年人會委婉地宣傳下海的重大意認,一位老年人會容忍地承認這是時代精神。”[(1)]
  歷史轉型毋容置疑。知識分子作為真理和正義化身的時代一去不復返,80年代末的那場政治大事件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這一認識。于是,失落的情緒籠罩著90年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講究“閑適”、“淡泊”在文化人中成為時尚。
  文化人一反過去積極參予社會的姿態,開始閑適的選擇,從他們以前不屑或無暇顧及的日常瑣事中尋找著生活情趣:飲食、起居、花鳥、蟲蛇、煙酒、茶點、童年回憶、故鄉山水……生活中一些不被他們經意的物象、情愫,都被輕輕勾起,化為文字。心境是寧靜淡泊,姿態是瀟灑輕松,敘述是娓娓道來。這類閑適小品一時間遍及各家報紙、雜志,成風靡之勢。周作人、林語堂以及20—30年代閑適小品被各家爭相出版,重復率之高,發行量之大,達到驚人的程度。談禪、談道、談老莊、談棋藝成為文化人的時髦。詮釋《周易》的書籍五花八門。據粗略統計就有《周易全解》、《易經入門》、《白話易經》、《易經探微》、《易經入門》、《周易秘》、《易經新解》、《大易探微》、《周易妙語選》等10余種之多。
  一些文化人竟相以“出世”、“無為”相標榜。賈平凹將他近幾年的一些作品集結為《太白》,佛理禪機氤氳其間,作家自言是在由“浮躁”轉向“澄明之境”。
  王蒙說:“對于我影響至深的一句話只有兩個字:‘無為’。無為是一種境界,無為是一種自衛,無為是一種信心,對自己,對別人,對事業,對歷史。無為是一種哲人的喜悅。無為是對于主動的一種保持。無為是一種豁達的耐性。無為是一種聰明。無為也是一種風格呢。”[(2)]
  與新時期知識分子崇尚理性精神構成鮮明對照,90年代初非理性主義思潮在文化界十分盛行,顧城之死在一些顧城身前詩友們的筆下被解釋為定數,所謂“斧頭情結”、“兇宅兇年死鷹兇兆”。關于王朔成名,一位記者這樣報道:
  對于王朔的今天,其實沈旭佳(王朔夫人)早就知道,如果她信命的話,記得幾年前……上海灘最最著名的“神仙”(給沈旭佳)整個算了一個通宵……后來,沈旭佳說,別的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神仙”說:“你丈夫36歲將大紅大紫。”[(3)]
  非理性主義也侵入文學中。
  《廢都》由“異事”、“異象”、“異歌”組織了一個充滿神秘氣息的氛圍。張煒的《九月寓言》描繪了許多超自然的神秘現象。如鬼魂對話、路遇黑煞、喝毒藥卻治好疾病等。作者宣稱這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神秘”。[(4)]
  閑適熱和非理性主義思潮反映了(人文)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中心走向邊緣的尷尬心態。
    二、人“市”:王朔現象的文化意義
  但是,通過內省、通過尋求超脫保持個性僅僅是一種愿望,它也不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態度,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所謂“出世”、“獨善”,永遠是一種手段,一種無奈之舉,“入世”才是目的,才是最終的追求。所以,90年代的文化界始終并置著兩種聲音,一種是講究閑適超脫,一種是號召與市民階層為伍。這兩種聲音看似截然對立,卻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他們都共同地認為所謂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責任是虛幻和自擾的,現在必須把自我從太苦、太累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兩者的不同只是避免自擾的策略,前者是通過“獨善”、通過心境澄明、安身立命、無為避免“自擾”;后者則是通過民族代言人使自我到成為平民的一員來避免“自擾”,前者多少隱含著與市場經濟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語境保持距離,后者則是認同。“王朔熱”集中表現了另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
  王朔一開始便以底層市民階層的代表出現在文壇。不同于傳統知識分子總是喜好顯示文化人的品性,王朔則宣稱自己是“俗人”。不同于90年代盛行的追求出世的閑適熱,王朔則反復言說入世的“瀟灑”;這時期文化人“閑適”的背后總是隱藏著憤世疾俗的情緒,王朔則對這種情緒嗤之以鼻。他把人生的目的歸納為“找樂兒”,把生存方式歸結為自己照顧好自己。
  王朔從一個無權力者的立場對現存的價值體系和意義結構進行辛辣的嘲諷。如果說在王朔小說中,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嘲諷本身多少就帶有“找樂兒”色彩,對知識分子的攻擊則是王朔十分自覺的意識。他攻擊的對象不僅是虛偽的“德育”教授(《頑主》),僵化的牛大姐(《編輯部的故事》),在他的筆下,知識階層總是顯得自私如王滬生、王子濤、性格怪僻如王亞茹(《渴望》),這個階層只有認同市俗,自覺地以市民階層為伍,才顯得真誠可愛如李東寶。
  王朔在消解一切既有意義的同時,也在構筑新的人生意義大廈,既是消費人生的哲學,他的“頑主”系列的小說,總是將新時期初知識分子視為無聊、瑣屑、庸俗的生活方式諸如“碼長城”、侃大山、逗樂描繪得充滿趣味,將那滿身惡行的人描繪得極富魅力。這些人物大都屬于都市無業者,生活在社會底層。在他們眼中,所謂社會責任感,獻身精神,永恒的友情和愛情,總之,一切人們曾經視之為崇高的精神,都不過是偽善的代名詞。在他們看來人生的意義只是在“找樂兒”,這些頑主的生活態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張明有一個說法“拼命吃拼命玩拼命樂”。在這類小說中,王朔有意隱匿了這些頑主內心的苦悶迷茫無聊感,以及權力缺失的自我渺小感,突出其逍遙、自在的人生享受,這些描寫旨在表明他所代表的下層市民階層的精神上的優勝。
  王朔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以及他對一切信念、真理的攻擊,強烈地隱含著權力缺失的意識。這種意識即使在他的那些“頑主”系列的小說中,也常常自覺和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當《玩兒得就是心跳》中的頑主們在攻擊那些“一無資本卻又裝得特高貴特上流社會的男女時”,《橡皮人》中的頑主卻在聲言:“我知道自己是有來歷的。當我混在街上蕓蕓眾生中,這種卓爾不群的感覺竟比獨此一室時更為強烈。”他們攻擊一切權威,實際上,他們攻擊的只是既定的權威話語,而并不是否定權威本身。正如《玩兒得就是心跳》中頑主們自白,“從不放過當主角的機會”。他們的悲哀在于“命中注定只是些掀不起大浪浪的泥鰍”。
  王朔和崔健都是都市市民文化的代表,他們都深刻地體味到個體與社會之間無法彌合的沖突,感受到市民階層的無權力狀態,但兩者的處理方式卻根本不同。崔健竭力通過主體的力量去展示并消除這種不合理,他用意志的力量承担了自己作為北京人所體驗到的時代和生活的全部沉重,并負載著這一切前行。而王朔則認為,社會不合理是歷來如此,也永遠如此。要緊的不是發現社會不合理,而是如何規避,乃至利用這些不合理照顧好自己。盡管王朔和崔健都代表著市民階層的聲音,都為這個階層謀取話語權力而努力,其精神內涵卻截然不同。十分熟悉王朔的編劇李曉明一語點破:
  王朔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他挺會做人,而且,他絕對特別善于保護自己。[(5)]
  王朔的機智在于,他以轟毀一切權威話語的方式來牟取話語權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來表達市民階層低層人的聲音;通過將底層社會人的生活進行理想化的描繪來顯示這個階層的精神優勝,為這個階層獲得權力話語提供合法性依據。王朔申言寫作是“碼字兒”,寫小說,編劇本是“逗樂”,“賺觀眾的眼淚”,然而,他的整個創作都包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的企圖,老愚對此的分析有獨到的洞見:
  我從不把王朔看作一個“碼字”工,王朔是一個沒有受勛的“當代英雄”。既然不能通過秩序、法律、道德、良知實現我的欲望,那么,我就徹底墮落,我就不承認準則和良心。王朔說出了眾多受挫乃至失意的中國人的心里話”。[(6)]
  “一點正經也沒有”的要義,不在于無意義,而在于“我是你爸爸”——一種權力的想象性地占有。如果說,新時期“權力”意識是通過知識分子來體現,那么,王朔潛意識中的權力意識則是通過“頑主”們來體現——新時期第一代經商者,那些由回鄉知青、退伍軍人、城市待業青年等組成的市民階層的奠基者們,他們在80年代初逐漸獲得了其經濟地位以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于通過王朔獲得了文化發言權,并獲得了明確的、合法化的話語。
  福柯認為:
  “真理無疑也是權力的一種形式。西方哲學提出:我們為什么要服從真理:為什么寧要真理而不要謊言?為什么要真理不要神話?為什么要真理不要幻想?我認為,與其研究什么是與謬誤相對立的真理,還不如重新探討一下尼采所提出的問題: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人們為什么會這樣重視‘真理’,使之成為絕對約束我們的力量呢?”[(7)]
  正如福柯本人所予以解答的,維護真理實際上是在捍衛一種由權力所控制的既定的秩序,而抵毀真理則是旨在破壞這種秩序,最終在分享一種權力,對王朔的小說也可作如是觀。
  王朔作為文化現象的意義,遠遠超過作為作家自身的意義。
  王朔現象,證明著時代對作家的命運有怎樣的影響力。王朔創作這些“頑主”系列小說主要在80年代中后期,這些小說除了證明王朔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之外,并沒有產生多少反響。然而,到了90年代,人們仿佛突然在王朔小說中發現了價值,乃至成為一種受到普遍贊賞的新的生活哲學,王朔本人一時間也被一些人奉為一代青年的偶象。這固然與大眾傳媒的宣傳密不可分,其根基仍是時代的變動。王朔所代言的市民階層經過10年的孕育和發展,到90年代已形成在經濟上強大的階層,這個階層在市場經濟提出以后,更是獲得階層隊伍迅速擴大的一切條件。他們在文化上要求表達自己的聲音也就是歷史的必然要求。這種要求在其起初,總是以對既有文化的破壞為先導。王朔的出現可以說躬逢其時。從某種意義上,是那些集中表達市民趣味的大眾傳媒,如《北京青年報》、攤頭文藝、影視發掘并塑造了王朔,使他成為這個階層向一切既有的秩序和權威挑戰的代表,也成為這個階層的徽章。90年代的王朔也不再是80年代中期那個事事失意,感受著知識分子壓迫,盡管“從不放過一次當主角的機會”,卻總是“命中注定是掀不起大浪浪的泥鰍”式的王朔,而是一個出盡風頭,被捧為明星的王朔。正如編劇李曉明所說:
  “就象以前誰不知王朔不行顯得誰不高雅一樣,現在又都一窩蜂地喜歡王朔……王朔成了‘皇帝的新衣’了。”[(8)]
  90年代的王朔也不再是那個玩世不恭、“不就庸俗點”的王朔,而是“誰也攔不住我放狂話”、表示“要搶圓活一把”的王朔。王朔很清楚,他所從事的牟求話語權力的努力有著強大的社會基礎,他背后站立著一個新崛起的階層——市民階層,正如他借《你不是一個俗人》中的人物之口所說:
  “我知道,能被最廣大的群眾所接受的,就是高級的。譬如相聲,武俠小說,傷感電影,流行歌曲,時裝表演諸如此類。這就是我,和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的一個俗人標準——我為此驕傲”。
  他也敏銳地感受到曾經如山一般壓迫著他的知識分子卻在商品經濟時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我覺得咱中國知識分子可能是現在最找不著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興趣后危機感最強的就是他們,比任何社會階層都失落”。“現在在大眾文化、通俗小說、流行歌曲的沖擊下,文化上的優越感也蕩然無存了。真有點一無所有的感覺。如果不及時調整心態,恐怕將來難有一席之地。”[(9)]
  饒有深意的是,王朔的作品受到文化人的普遍贊賞。
  王蒙在王朔的“頑童”式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中看到了“躲避崇高”的意義。看到消解政治的功能,“多幾個王朔也許能少幾個高喊捍衛‘江青同志’去殺人與被殺的紅衛兵。王朔的玩世言論尤其是對紅衛兵精神與樣板戲精神的反動”。[(10)]在王蒙對王朔的贊賞之中,透出來的是這一代人的一種疲憊感:他們一輩子都在為崇高的理想,為文學的使命而奮斗,他們獲得應有的聲譽,但同時也收獲著不幸和痛苦;王朔的脫卸一切歷史重負,“拼命躲避莊嚴,神圣,偉大”的玩世態度不禁使他們生出幾份羨慕,不得不佩服這份“瀟灑”,佩服王朔“既能適應四項原則,又能適應市場經濟”,既能頭頭是道地侃生活,又“一點正經沒有”;既嘲罵一切,又自稱“千萬別把我當人”。盡管他們明知道,王朔所褻瀆的包括他這一代人所信仰的一切。出于同樣的目的,張賢亮說出如下一番話:
  別說批判漫罵,就是再把我關起來,再如《習慣死亡》中所說的‘還你一個血窟窿’,對我都無所謂了。……用關漢卿的話說,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碗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市井一點,用我很欣賞的一部小說名稱說:“千萬別把我當人”。[(11)]
  知識分子從不同的角度從王朔身上發掘著意義。王朔成為維護作家經濟利益的代表。
  趙大年認為,王朔在另一個領域也作了“帶頭羊”:他率先退職做了“文化個體戶”,不再領取工資;帶頭給自己作品“開價”;成立大陸首家民間影視創作機構——海馬影視創作室。[(12)]
  張抗抗也認為王朔是當代作家中商品意識的第一個覺醒者:
  王朔最大貢獻在于他把“文字”的價格炒了上去,“買”、“賣”雙方商討稿價,文人不再受制于統一的稿酬標準,“死要面子”到公開議價,理順供求關系變得名正言順無可非議,王朔確實功不可沒。[(13)]
  王朔擯棄一切責任感,追求對得起自己的活法,在一些感受著被市場經濟懸置的文化人中激起強烈共鳴。一位評論者如是說:
  多年來,文人中總不乏那種憂患疙瘩,先知先覺,動不動就獨上西樓把欄桿拍遍,指出這個、警惕那個,還有特別值得注意的及其它。口氣深沉而又慘痛,結果如何呢:太陽照樣升起,月亮照樣落去,天氣依然夏暖冬涼,社會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奮勇前進。只是“永別了武器”……寫字是一門職業,應該用職業的態度對待它。除此之外,一切蒙著嚴肅的虛假和自以為卓爾不群的指點江山與憤憤不平,全是自己嚇唬自己的扯淡。[(14)]
    三、三足鼎立的文化時代
  王朔受到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反映了知識階層的市俗化傾向。早在1985年,蔣原倫就敏銳地指出文學中出現的一種新傾向——粗鄙化。[(15)]如果說,“粗鄙”在80年代還僅僅是一種傾向的話,到了90年代則成為文化人的一種時尚。有評論者把這一現象概括為“渴望墮落”。時尚所及,不僅象王朔這類來自市民階層的文化人公然聲言“我是流氓我怕誰”,連追求“澄明心境”的嚴肅文學作家賈平凹也不無欣賞地端出痞子式的西京“四大名流”(《廢都》)。著名演員姜文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將王啟明——一個大提琴手進行痞子式的處理,曾受到觀眾的質疑,而姜文認為,他身邊的藝術家比他塑造的王啟明還要“糙”,還要“臟”。劉歡也對此表示贊同。[(16)]
  知識分子粗鄙化昭示著一種新的文化現象,一種既有觀念的悄然解體,這就是知識分子作為時代的代言人,新時期初文藝中那種被利奧塔稱為“宏偉敘事”的啟蒙話語的退隱。長時間里,中國知識分子總是以真理和正義的代表在言說,做一個知識分子仿佛就意味著代表公眾的良知。福柯俏皮地稱這類知識分子自認為“擁有所有人的價值,反對不公道的君主或其大臣,奮力吶喊,甚至死后也要使其聲音在墳墓上回響。”[(17)]新時期知識分子也同樣如此,他們視“知識就是力量”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以知識的擁有者的身份扮演著時代代言人的角色。這是由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創造的人文傳統(也包括儒家的“兼濟”傳統),以及西方近現代人文科學所共同構筑的以理性為核心的知識大廈。他們憑借著知識和精神傳統行使著權力,真誠地把自己視為真理、良知的代表。然而,進入90年代,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開始涌現,他們既不相信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體系,也根本懷疑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絕對、普遍的真理。這是一批接受商品意識,諳熟市場規律,明確地代表階層利益的新的知識分子。“渴望墮落”所表明的僅僅是這一批知識分子對既有知識體系的放棄和對知識分子舊有的角色形象的放棄,而不是放棄話語權力本身。或者說,正是(表達新興市民階層)新的話語權力的需要,產生了新的知識,正如福柯所言“與固有的看法相反,權力和知識之間是沒有不相容性的。權力產生新的知識。”[(18)]這一批“渴望墮落”的知識分子在應合大眾社會的同時,也隱含著試圖行使新的話語權力的強烈欲望,這是與精英知識分子理想完全不同的、體現大眾社會意愿的話語。
  新的知識的產生必然伴隨著一批新知識的闡發者和傳播者的產生:在當今社會,這批人主要由那些以滿足市民文化消費的各種大眾傳媒的掌握者和運作者來扮演,這批人包括影視制作人、流行音樂制作人、報刊發行人、大眾文藝作家、歌手以及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市場經濟帶來文化一統的分裂。就文藝界而言,新時期以來文藝(文化)批評界盡管各種文藝觀雜然紛陳、更替迅速,但基本維持著兩種文藝觀念體系的對峙的格局,在人的問題、主體性問題、朦朧詩、現代派等問題上分歧明顯。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好地發揮文藝的社會作用(尤其是如何理解文藝的批判現實的功能),如何評價西方現代派以來的文藝,如何看待藝術探索等。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對汪國真的詩的評價上。市場經濟文化語境形成以后,二元格局逐漸被打破,批評界出現相互融合、重新組合、多元并存的局面。
  原先作為知識分子精英文化一部分的作家和批評家逐漸從原先二元格局中分離出來,開始與市民文化相融合;其另一部分則更加自覺地強調知識分子精神特性。原先的二元格局已不復存在,而代之以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態,即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精英知識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
  “王朔熱”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意義就在于,它呈現了百年來建立在統一的意義結構基礎上的知識分子階層和文化的分裂,它是代表有新興的市民階層的商業文化和商業文化人力量的一次聚集和顯示,以及這種新興的文化力量向傳統知識分子文化和代表政治權威文化人的一次強有力的挑戰。這次挑戰無疑以商業文化的獲勝而告終。但是,商業文化的暫時性勝利并不象一些批評家所認為的那樣,表明精英“文化上的頹敗是如此迅速而徹底。”[(20)]即使在“王朔熱”的強大的沖擊下,精英文化仍然在顯示著自身的力量,這一力量仍然在顯示著公眾的價值判斷。而商業文化的出現,也使精英知識分子獲得了一個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的新的角度,這毋寧說有益于這種文化本身的自我調整。
  在市場經濟文化環境下,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的分歧將越來越明顯,這是毋容置疑的。但夸大這種分歧也并不合適,在現階段,兩者的精神內涵仍然極不確定,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文化環境本身尚在形成過程所致。新時期以來,體現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雖然業已形成,但它在文化上的要點是依附于政治,距離真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體現知識分子內在要求的精英文化仍相距遙遠。如果說市場經濟沖擊了精英文化,它沖擊的其實主要是由知識分子“代言”的、以政治為主要內涵的文化。而且,即使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文化形成以后,與世俗文化的對立也將是相對的,在市場經濟文化語境下,兩者將始終處于互動的過程中。
  注釋:
  (1) 《詩與后現代》,《文藝爭鳴》1993年2期
  (2) 《無為》,載《一滴水文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
  (3) 林子《王朔生活中的愛情戲》,《中國婦女報》1993,11,30。
  (4) 《〈關于九月寓言〉答記者問》,《九月寓言》,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5) 《王朔,大師還是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P184。
  (6) 同上,P2。
  (7) P·邦塞納《論權力——一次未發表的與M·福柯的談話》,《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4年12月。
  (8) 《王朔,大師還是痞子》,P187。
  (9) 《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1期。
  (10) 《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1月。
  (11) 《我的菩提樹》,作家出版社出版,P307—308。
  (12) 《王朔,大師還是痞子》,P187。
  (13) 《玩的不是文學》,《文學自由讀》,1993年3月。
  (14) 《王朔,大師還是痞子》P47。
  (15) 《粗鄙——當代小說創作中的一種文化現象》,《讀書》1986年10月。
  (16) 參見王力維《渴望墮落——談知識分子的痞子化傾向》,《東方》1994年1月。
  (17) 《福柯專訪錄》,《東西方文化評論》(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8)同(7)。
  (19) 《人文學者的命運及選擇》,《上海文學》1993年9月。
  (20) 參見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文藝爭鳴長春021-028J1文藝理論祁述裕19951995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021-028J1文藝理論祁述裕19951995
2013-09-1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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