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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青春與文學的先鋒敘事——中國現代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性格論
革命、青春與文學的先鋒敘事——中國現代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性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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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102(2001)04-0096-07
  20世紀的中國左翼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迅速改變世界格局,重新分配政治權利,并深刻地影響到人的精神發展向度的不可回避的現象。與之相伴而生的左翼文化運動,作為革命運動內部參預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領域,同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價值追求和表現形態。參與左翼文化思潮建設的知識分子,是在20世紀初葉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裹挾著自身與民族的雙重危機感與革命潮流遇合的。左翼革命為他們展示了一幅五彩炫目的理想圖景,以疾風暴雨般的激進方式迅速除舊布新的想象給了人們樂觀的價值預期,知識者敏銳地感知到革命給民族和個體的命運可能帶來的巨大變化,并且相信革命蘊含著社會的正義力量和普適的道德原則,故此,他們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以文化建構的方式參與到革命的實踐,獲得了革命者的身份認同,從而鑄煉出獨特的精神品格和情感方式。
  一
  革命是20世紀中國最富時代精神特征的語匯。無論從現實政治權力更替的層面,還是從文化構成和人的精神發展層面而言,革命都呈現出了破壞與重構相輔相成的巨大力量。近期學術界對“革命”一語的語義學考察,用較為充分的材料論證了該詞語在不同語言和語境中被誤讀、被誤植的歷史[1]。但自晚清以來,革命的內涵在知識界一般被確認為是一種以激進、暴力的手段來顫覆現存社會秩序從而獲得權力的行為。20世紀中葉,隨著左翼革命實踐的深入與發展,革命更被賦予了一種崇高救世的普遍性內含,被認定是社會道義的體現而為更大多數的民眾所服膺。中國近現代語境中的“革命”實際上是《易傳·革卦》中“湯武革命”論的遙遠回聲,既有以暴誅暴的手段功能,又不乏順天應人的倫理價值。
  回顧自晚清以降中國不間斷的革命爆發的歷史,不難發現,促成革命的重要動因就是基于一個古老民族在外族虎視眈眈的侵略野心的威脅下,面臨生存危機,謀求救世的渴望。在選擇民族生存的自救方式時,經歷了由借助西方技器之學到鼓民力開民智的啟蒙努力,最終傾向暴力革命的內在的曲折理路。晚清的體用之爭,維新派希望執守現有的體制而師夷長技以求強國富民,然而甲午慘敗宣告了維新主張的破產。繼起的啟蒙思想,力圖借思想文化的改造來解決問題,嚴復將清朝廢除海禁以來所施新政無所收益的癥結歸為智卑德薄的民眾[2],梁啟超則把塑造新民視作政治變革,圖強自新的基礎[3]。戊戌變法失敗,革命派崛起,他們在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下,目睹了維新改良派變法力量的微弱,開始鼓吹激進的政治革命。陳天華在蹈海自沉前曾激憤陳辭,認為欲求抵御外侮、民族自強,絕不能寄希望于滿洲變法,而必須進行反清革命,所謂“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4]。孫中山更是不滿改良派的君主立憲主張,呼喚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制,以期中國危機的徹底解決,即“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5]。顯然,革命所具有的摧枯折腐的時效性和徹底性,對于尋求救亡圖存的晚清志士仁人是頗具吸引力的。
  歷史往往是有某種相似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經歷了由文化層面的啟蒙走向激進革命的重大轉換。早在1907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就表述過這樣的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而轉為人國”[6]在他看來,立人為本,創造健全、獨立的人格是第一義的,而立國則是人立而后一個必然生發的結果,即個體人格的確立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到“五四”時期,經歷了長期苦悶與疑惑的魯迅,以反抗絕望的意志結束沉默開始吶喊,他將自己的文學寫作定位在喚醒沉睡的國民和救治人的靈魂這一啟蒙立場上,與早年的立人思想依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而“五四”啟蒙思潮實際上也是一個重要層面上將人的解放視為本質目的,個性解放、人的尊嚴與自由成為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精神訴求。
  然而,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出現之后,新文化運動最為本質的價值追求發生了位移,問題與主義之爭蘊含著在文化層面上進行建設和從政治上根本解決問題的不同理念,看似或重學術研究或重政治探討的分歧,實質上卻是新文化陣營內部以人的解放為本質目的和以政治革新為目的的思想裂變。李大釗等倡導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之所以能在知識界流行并進而得到更大多數激進的知識分子的認同,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以俄國革命作為事實依據,俄國革命在當時的知識者心中是一個用暴力手段顛覆背離民意的腐朽政權而贏得自由與幸福的成功范例;二是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敘述,結合了知識分子對人類完善狀態的大同世界圖景的想象,從而有了啟蒙思潮所張揚的人性解放的理想必定會在未來完美世界實現的信念。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中,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相互重疊,而政治問題在這一邏輯結構中,是一切問題之本,使得用政治革命的方式對所有問題進行“根本解決”的呼聲高揚。也就在此時,巴黎和會上中國人的外交失利激發了知識者的民族危機感。原本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共和政體脆弱的民族國家就面臨著兩重生存的焦慮,一是列強蹂躪下的生存問題,即政治層面上的救亡問題;一是古老民族的現代性轉型的問題。而巴黎和會的恥辱觸發下的“五四”風潮,突現了救亡意識。在20年代初,陳獨秀、李大釗等正努力籌建一個政治團體,來從事目標明確的參與國家建構的具體運作,依照他們的設計,解決民族生存問題即政治救亡是第一位的,其他問題都可納入救亡這一總目標之下分別解決。而要清除民族生存危機,則必須用革命的手段鏟除國內由貪官污吏、政客軍閥所組構的腐敗政體。解決民族生存問題就這樣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糾合到了一起,而新文化運動初始階段的文化追求,特別是人的解放這一孜孜以求的目標成為政治變革的副產品。這似乎并非是單純的救亡壓倒啟蒙,而是在激進知識分子對革命具有“根本解決”價值功能的想象中,可以使啟蒙所負載的價值承諾在政治救亡的履踐中實現。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五四”之后知識分子陣營的分野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本來渴望實現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展國家的現代性轉型是自晚清以來力圖富強和社會進步的知識者的共同心愿,如今卻出現了具體路徑選擇的分歧。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堅持個體的健全人格和自由意志是社會解放的前提,提倡理性精神支撐下的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漸進發展,而這一切主張在現實實踐中屢遭挫折,其價值理性的難以建立,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么答案”。[7]在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文化語境中,革命意味著摧毀、顛覆充斥黑暗和異己力量的舊世界、創造理想新世界的強大動力,陳獨秀一向津津樂道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遙遠的例證,俄國暴風雨般的社會變革又是觸目可及的事實。革命作為一種急近的、立竿見影式的變革方式,無疑對那些渴望迅速改變中國積弱貧窮現狀的知識分子有著深深的誘惑。
  在確認了以“根本解決”的方式能夠消除民族生存危機的同時,傾向左翼革命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個體的存在與革命的契合點。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知識者走向革命之路時,都似乎敘述了一個反叛與歸‘依的情感成長故事。“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的激烈反叛姿態,實際上就是一次切斷聯系傳統社會的臍帶,告別“父親”的儀式,但那更多的是在文化層面上借西方文明來試圖解決思想的困惑與焦慮,而左翼知識分子的反叛從自身的角度講,則是為了爭取生存權與“活著”的廣闊空間的具體行動。瞿秋白在少年時期即遭受了家庭破產、母親自盡的不幸,生存壓力使他迷茫:“我母親已經為‘窮’所驅逐出了宇宙之外,我父親也只是這‘窮’的遺物。我的心性,在這幾乎類似游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中,融鑄煉成了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8],他感到“人生的意義,昏昧極了”[9],他開始反叛,選擇的方式是遁逃,“內的要求驅使我,——悲慘的環境,幾乎沒有把我變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決心忍心舍棄老父及兄弟姊妹面西而去了。”[10]在北京,他曾借讀佛經去參悟人生,但依然是迷惑與頹廢,直到讀了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后對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產生了興趣[11],來到蘇聯,目睹了以暴力革命創造的新世界,才終于將自己定位于“我不是舊時代之孝子賢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12]。至此,他完成了一個由破落戶的子弟到革命者的心靈歷程。實際上,20年代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如丁玲、蔣光慈、洪靈菲大都也有過類似瞿秋白的情感體驗。希望借助革命爭取生存權力,到對革命倫理所呈示的人類存在完善狀態的觀念的認同,直至對革命所蘊含的世界大同終極理想的歸依,構成了左翼知識分子傾向革命的情感基礎。
  二
  左翼知識分子是以文化建構的方式參與革命實踐的。他們的精神品格也是在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創造與革命意識、革命行動的互融過程中生發的。因此,要考察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必須關注革命實踐與文化創造是以何種關系加以聯結的。
  如果我們不僅僅是從作為文化史、文學史的專名意義上來使用左翼文化、左翼文學的概念,而將其理解為一種寬泛性的革命文化的指稱,那么就會發現,在20年代革命勃興之時,就對左翼文化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對于一個初建的政治實體而言,文化建設不僅意味著對政治實體賴以建立的根基的理論闡釋和傳播,而且是拓展話語空間并最終贏得話語權力的有效途徑。十月革命之后,蘇聯一大批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相繼成立,他們所實施的文化綱領,都是在努力營造與無產階級革命和鞏固政權利益相適應的文化氛圍,力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強化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并使文化建設體現出組織性意圖和具體的革命行動的功能。同樣,20年代初期的中國,早期共產黨人在文化領域一方面繼續譯介馬克思主義原典和社會主義理論,另一方面,也著手創造一種適應無產階級革命歷史要求的新型文藝。鄧中夏、沈澤民、蔣光慈等辨析、區分了無產階級文藝與“五四”文學之間的差異,對沉湎于個人狹小天地里無謂喟嘆、感傷的個人主義文學時有批評,并界定革命文學是反個人主義的,以表現社會生活的真實為目的的文學。
  在他們的理論探討中,值得重視的是對革命與文學關系的詮釋。在他們看來,具體的革命行動與作為精神現象的藝術創造之間仿佛存在著一種孿生關系。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在論及俄國革命爆發的原因時,就多次談到文學在其中的作用,他說:“…于是自覺之青年,相率趨于文學以代政治事業,而即以政治之競爭寓于文學的潮流激蕩之中,文學之在俄國遂居特殊之地位而與社會生活相呼應”[13],并強調“故文學之于俄國社會,乃為社會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線光輝,為自由之警鐘,為革命之先聲”[14]在倡導革命文學之后,郭沫若對革命與文學的共生共存現象有了更明確的說明,他在《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說:“每個革命時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藝家或者文藝有素養的人濫觴出來的”,并且認為“文學和革命是一致的”[15]。革命是破壞和創造的統一,它帶給人的是沖破束縛的自由遐想和開天辟地的無盡欲望,而藝術本質上是人的自由天性在想象的空間里無拘無羈的張揚,在這一點上,革命與文學有著天然的親合力。早期的共產黨人并不關注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的文化建構自身自足的發展邏輯,而是將其視作革命實踐的具體方式,特別賦予了文學充任革命先導的職能。
  左翼知識分子正是在渴望直接介入革命實踐和作為時代寧馨兒責無旁貸的創造精神激勵下,帶著強烈的沖動踏上了革命的不歸之路。捷克作家昆德拉曾說抒情時代就是青春,抒情態度是人人具有的潛在態勢,他的小說《生活在別處》正是在證實潛在的青春狂熱為革命情緒激活的事實。青春的激情、創造力和想象力,在一個恒久不易、沉潭死水般的環境中往往有被消蝕的危險,青春只有適逢巨變的時代才能畢現神奇光澤。中國歷史上激發青春熱情蓬勃而出的時代實在是太少了,多的是在儒家文化浸潤下克己、中庸、不語怪力亂神的平靜、保守的生存狀態。而20世紀中國不曾間歇的革命為青春型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回顧20世紀的中國革命,在最初風潮涌動之時,似乎都裹挾著青年人激越的情感,新文化運動由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走向政治革命的契機就是“五四”學潮,后來的三·一八、一二·九的社會振動,解放戰爭時期的民主運動,直至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造反,概莫能外。從青春期心理角度而言,是青年人不甘心束縛,渴望公正和良知,追求烏托邦幻境,又涉世未深的沖動使然。但在中國,當業已老邁的傳統社會肌體生命力衰退,失卻了自身的造血功能,漸至僵化,面對生存危機無從應對之時,確需青年發出變革的聲音,其振聾發聵的警世之聲又往往成為革命的先導。李大釗曾分析晚清革命爆發的原因并與歐美革命的產生進行了比較,結論是“中國之革命,則全醞釀于學生之運動”[16],他顯然意識到了革命的顛覆性和青年的反抗性之間的同構關系。雖然政治革命的啟動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原本應當埋頭書齋的青年學生,本身即表現出中國革命的某種不正常狀態,同時,也可能由于青年的盲動,使革命夾雜諸多的非理性因素,從而埋下危險的種子,但畢竟在20世紀的中國,革命與青年無可選擇地相互遇合了,使政治斗爭和青春熱血表現了緊密的親合性,并且深刻地影響到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
  20年代初期那些從事左翼文化建設的知識者,幾乎都是情感熾烈、浪漫奔放的青年,他們充沛情感的底色便是革命,其中創造社在這一點上是頗具代表性的。早期的創造社以“本著我們內心的要求來從事文學創作”,非常強調藝術審美的非功利性,在開始倡導革命文學后,其宗旨卻由表現自我變為反映社會,由呼喚個性的解放變為高舉階級斗爭的旗幟,前后所追尋的目標雖然不同,對人生的思考也有所變化,但憑籍的青春熱情和創造新世界的慷慨激情卻前后一致,除舊布新內在沖動的情感方式也是相同的。青年人對未來可能的生活的烏托邦想象總是一片澄明,所預設的奮斗目標總是指向終極的完善狀態,而這恰又與左翼革命在理論上的價值歸宿是同一的,所以,左翼知識分子的青春型文化心理,還表現在尋求富有青春特征的理想過程中與革命的價值指歸的不斷契合上。在早期左翼文學創作中,有這樣一類青年知識者的形象,如蔣光慈《少年飄泊者》中的汪中、張聞天《旅途》中的王鈞凱、洪靈菲《流亡》中的沈之菲,這些小說的結構形式都有一個類似于流浪漢小說的敘事框架,而其內在的蘊含卻是要體現主人公“尋找意義”的理念,主人公飄泊生涯中痛苦的人生遭際,與尋求理想的艱難精神探索相伴,成為渴望改變個人的命運,同時又努力把人類幸福、平等的宏大關懷訴諸實踐的青年知識者,將自己的青春與革命結合起來的隱喻。中國現代革命的青春型特征對左翼知識分子文化心態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懷抱為革命所激發的青春熱情成為左翼知識分子一個非常醒目的文化標識。
  在神圣的真理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映照下,左翼知識分子對個人、個人生活的意義做了重新的規定。在他們看來,革命隊伍中“我”的稱謂己不含有自我的意味,而應當是一個群體的代言人、是一個階級的代言人。個人主義被認為是一個絕對有害的觀念,被摒棄在革命者的價值觀之外。故此,知識分子作為文化建設者行為方式的獨特性被消解了,在他們看來,革命的知識分子首先應當是一個能夠搞飛行集會、丟炸彈大無畏的革命實踐家,其次個人生活必循集體的目標。所以,左翼知識分子在設計個人生活時,極力貶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同時又將革命者的個人體驗進行了一番純潔化的整合。
  在左翼文學中一度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的小說便較為集中地表現了知識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使精神進入到純境和圣境的努力。這類小說所展示的知識者如何將受情這一極其私人化的情感體驗革命化和集體主義化的過程是耐人尋味的。兩情相悅的愛情生活從本質上講是帶有排他性的,不僅表現在對來自他者介入的拒斥,而且也表現為對超乎愛這一人類天性之外的種種意識、權利侵襲的祛避。那種將革命的思想作為愛情唯一基礎的觀念,剝離了在愛情生活中同樣重要的性情、私人趣味乃至生理相融等等內容,使愛情變為外在情勢的附著物,這無疑是對愛情本質的扭曲。而在早期左翼文學表現革命者愛情生活的創作中,建立情感唯一的要素便是革命,愛因革命而產生,愛因革命而圣潔。蔣光慈的《野祭》中章淑君正是不愿過平淡的日子,選擇了一種“有味道”的革命生活,犧牲后才贏得了先前求愛不得的陳季俠的愛,而陳季俠對原來傾心追慕的鄭玉弦的鄙視則源于鄭過于世俗化的愛情觀。丁玲以瞿秋白為原型塑造的韋護在與麗嘉的戀愛中猶疑、苦悶、焦慮,最終察覺革命與愛情不能兩全,于是舍愛情而求革命。這類小說提供了如下兩個方面的愛情鏡像,一是革命與愛情的融合,只有建立在革命基礎之上的愛才是崇高的,是在革命集體中具有合法性的愛;另一方面,沉湎于愛情而忽略了革命的使命,則是必須鄙視和拋棄的。革命對愛情生活的整合,既使革命具有了一種絕對的權威,又使愛情遠離了低俗和世俗化,從而有了圣潔的意味。在左翼文學中兩性關系的構成,是同志的關系消解著“愛人”的關系,革命與性愛的對立凸現了這批文學文本的書寫者,即左翼知識分子的內在困惑,刻骨銘心的愛如何與革命的追求相統一。韋護最后放棄了對麗嘉的愛,并不是因為麗嘉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不理解,而在于愛本身成為革命的牽絆,于是拋卻愛而投身革命,用自虐的方式,用愛的犧牲來成就一位具有鋼鐵意志的革命者,完成了對世俗性的抵御與反抗,昭示著對精神純潔性的向往。這在左翼知識分子踏上革命旅途之時便初見端倪,此后經過多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愈加彰顯。
  三
  出于顛覆舊有文化秩序、創造新質文化秩序的目的,左翼知識分子在以文學參與歷史建構的努力中,試圖革新文學的敘事方式。的確,早期左翼知識分子在進行文化創造時明顯帶有一種“新人”心態。所謂“新”就表現在對傳統,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的疏離態度上,表現為對一切現有文化規范的破壞。他們參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說和蘇聯對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劃分的理論,以歷史發展的線性進化觀,認定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可以預見的最完美最合理的社會形態,而自己作為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員,代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自己所置身的集體將是創造未來歷史的主體。基于這樣一種觀念,他們是以自己作為當今世界的新人,未來社會的主人的心態來從事文化活動的,因此,在構筑左翼文化綱領之初,就對“五四”以來的文化建設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在與魯迅進行有關革命文學論爭的時候便宣布魯迅時代已結束,同時宣布“《阿Q正傳》的技巧也隨著阿Q一同死亡了”,并指斥“五四”新文學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產物,提出了自己的表現階級觀念、集體主義、以文化建設為革命具體實踐的“新”的文化理念,雖然這些主張多是從俄蘇和日本的左翼文化運動中直接汲取的理論資源,但在中國2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毫無疑問是一種帶有先鋒性的新質的觀念。
  他們認為文學寫作是革命斗爭的一翼,努力使之成為宣傳品、留聲機,因此,那些反抗與壓迫二元對立的階級斗爭敘事模式和“尋找意義”的結構模式的出現正是迎合著宣傳、鼓動的需要而有意為之的。這些為革命的意識形態強烈制約的敘事方式是在疏離“五四”文學敘事的人道主義話語和個人化寫作的過程中顯示了“新”的價值取向,而且在敘述技巧和具體手法的運用上也抗拒著普適的藝術原則。蔣光慈早期的小說結構單一,急于敘述而疏于細致的描寫,顯得粗糙,人們當然可以從左翼文學剛剛興起可供借鏡的范本極少,以及作家本人藝術才能的局限等等方面分析這類創作不成熟的原因,但絕不能忽視他在創造一種新質藝術時在形式方面新的追求。他在《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一文中有意識地將革命文學與傳統文學脫離,并認為革命文學的稚嫩是因為全然不同于以往各個時代的文學,它是新的、自我成長的。左翼文學寫作中文本形式的追求是在刻意反撥“五四”文學的文本規范,力求創立無產階級文學寫作新的美學標準。當他們的創作獲得了強烈的新聞閱讀反響之后,更鞏固了自己文體形式創造的自覺性。蔣光慈的小說在社會上廣為流行,他不無自得地對妻子吳似鴻說自己拿與魯迅相同的稿酬,因為自己的書受歡迎[17]。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可能輕易改變自己的寫作路數。在左翼文學的寫作者們看來,他們的創作看似粗糙,實則具有獨立創造的意味。當他們高呼“革命就是藝術”的時候,實際上也表述了藝術的形式就是革命的形式這一層含義,所以,他們斷然割裂與傳統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可能的聯系,以新的美學標準的確立,來顯示作為革命者破壞舊秩序,創造新世界的雄心和魄力。文學是留聲機、文學是宣傳、文學是革命斗爭的一翼等觀念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論爭中被一再強化,這種取消文化創造獨立品格的泛政治化、革命化傾向實際上蘊含著一種危險,即作為文化建構主體的知識分子及其文化生產方式和產品有被工具化的可能,這是當時竭力以文化建設和文學創作參與革命進程的左翼知識分子自己所始料未及的。
  一種敘事模式的確立,與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敘事態度密切相關,而且與創造者獨特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品格互生互融。當文學寫作被認定為左翼知識分子革命行為的具體表現時,其敘事話語既折射出他們青春型文化性格內在的破壞固有秩序的強烈沖動,又滲透著基于現實體驗而勇敢反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激越情感。左翼文化運動在生成的過程中,屢屢遭受國民黨文化專制的鉗制。國民黨1933年所頒布的《查禁普羅文藝作品密令》中指稱左翼文學“煽動力甚大,危險性甚大”。在文化壓制的同時,對左翼知識者的肉體絞殺也時有發生。“左聯五烈士”、潘漠華、洪靈菲即倒在血泊中為自己信守的真理而殉難。“詩人之死”呈現了詩與特定意識形態的空前緊張狀態,暴力侵襲下的詩不可能獲得自足發展的廣闊空間,只能在血腥味濃重的現實境遇中尋找突破。左翼詩人永遠不是簇擁在上帝身邊吃糖果的角色,而只能是反叛的斗士。當仇恨變成不可遏制的情緒后,革命文學的敘事出現了暴力對抗的模式,政治斗爭的言說成為革命文學中的主流話語。殷夫的《血字》將血寫的“五卅”視作報仇的枷子和囚禁仇敵的鐵柵,蔣光慈將都市工人起義的《短褲黨》延伸到農村暴動的《田野的風》,葉紫的小說對大革命時期農民斗爭記憶的不斷追懷,大都在反抗壓迫的過程中張揚著暴力傾向。這既是左翼文學的獨特性所在,也是它無法生成更為豐富的創作形態的根源所在,這種斗爭模式無疑與左翼知識者對現實中人眾立場的簡單劃分有關。郭沫若在20年代就強調現代中國人無第三條路可以選擇,“不是左,便是右”“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粗暴的二元對立模式成為左翼文學詮釋社會生活結構的基本框架。對政治暴力手段的尊奉、斗爭話語的流行,使左翼文學極少出現“五四”文學中的尊重和關懷生命的主題,只是在一片喧囂聲中強化了紅色暴力的合法性,生命在此化為脆弱的蟬翼。魯迅對此曾指出,“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8],在他看來不能將政治斗爭置于人的生命關懷之上,同樣不能將階級仇恨置于一切人類情感之上,革命文學恰是在這一點上走入了誤區。
  左翼知識分子在根除個人主義傾向的同時,也在文化建設中不斷傳達集體的聲音,故此革命文學敘事中經常出現的是集體的記憶,以一種眾聲喧嘩的方式消解著個體的經驗。“群體”作為一個敘事符碼不僅指示著在反抗血腥暴力的斗爭中集體的巨大力量,而且在群體與個體的對峙中隱喻個體的渺小、個人欲求的狹隘與自私。這種表述的依據不完全因為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學中進行群像刻劃、渲染集體狂歡的創作形成風尚,更是取決于在大量敘述個人成長的故事中,個體情感不斷趨同的精神走向。在不同作家筆下,知識者尋求真理的路徑各不相同,但歸依的目標總能在投身集體后得以實現,集團意志的終極指向無一例外是個體價值認同的歸宿。在此,個人的體驗變得模糊而又無關宏旨,個人欲求的理由也顯得極不充分。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在大革命失敗后異常頹唐,以邪惡的方式報復社會,她的個人遭際的情勢,完全有可能出現肉體墮落后的靈魂毀滅,但作為真理代表的李尚志的現身及他背后的集體的救贖,卻讓王曼英實現了洗心革面的蛻變。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在治愈了身體的疾病、洗盡鉛華之后,投入了李尚志的懷抱,隱含著消除私人記憶才能獲得群體接納的意味。集體仿佛具有一種特殊的引力,將個體人生的多元性規范為整一。左翼文學的集體話語是對“五四”個性解放文學的反撥,透露出了革命陣營中個體與集體的關系鏡像,即蔣光慈所說“集體的生活已經將個人的生活送到了不重要的地位了”[19]。這種抑制自我表述的欲望,消釋個人聲音的集體話語實踐,實際上反映了左翼知識分子在確認自己作為未來歷史發展主體的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身份之后,將文學寫作引向重構與創造新世界的一個階級的宏大敘事的努力。
  在20世紀中國革命背景下的知識分子敘事的起點無疑是革命所蘊含的巨大的變革力量,給人可能帶來的生存轉機的豐富誘惑。在知識者眼中,革命的指歸是社會正義和人的自由平等的實現,革命解放全人類的終極關懷目標又給了知識者對彼岸的無窮向往。在剛剛踏入革命者行列時,他們相信革命將激活自己的青春熱情和無盡的創造力,將在革命的冶煉中不斷完善并進而去改造整個世界。或許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革命不僅只有浪漫蒂克式的青春狂想,而且路途中還布滿了泥濘與荊棘。
  [收稿日期]2001-07-05
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寧96~102K4中國現代史劉曉林2002200220世紀的中國左翼革命是深刻改變了知識分子精神發展向度的重要現象。在革命所昭示的社會正義感和普適的道德原則的影響下,初涉革命之途的知識分子形成了憑借青春激情反抗現有社會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圣潔化的文化性格,并以新質的文學敘事呈現了獨特的價值取向。革命/革命文化/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性格revolution/revolutionary literature/Leftist intelligentsa/cultural personalityRevolution,Youth and the Pioneering Narration of Literature——On the Cultur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Modern LeftistIntelligentsaLIU Xiao-lin(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Qinghai NormalUniversity,Xining810008,China)The Chinese Leftist Revolution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sthe important phenomenon that chang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intelligentsa's spiritual development.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soci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 that areenlightened by the revolution,the intelligentsa who were firston the revolutionary way developed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They fought against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resisted thephilistine worldly life,seek the spiritual purification.Theyalso presented the unique tendency of values with the newliterary narration.劉曉林(1965-),男,陜西西安人,青海師大副教授,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青海師范大學 中文系,青海 西寧 810008 作者: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寧96~102K4中國現代史劉曉林2002200220世紀的中國左翼革命是深刻改變了知識分子精神發展向度的重要現象。在革命所昭示的社會正義感和普適的道德原則的影響下,初涉革命之途的知識分子形成了憑借青春激情反抗現有社會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圣潔化的文化性格,并以新質的文學敘事呈現了獨特的價值取向。革命/革命文化/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性格revolution/revolutionary literature/Leftist intelligentsa/cultural personality
2013-09-1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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