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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三德說”與道德的層次性
“周禮三德說”與道德的層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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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希仁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朱子大全》第六十七卷“雜著”中,有一篇“周禮三德說”,對《周禮》中所講的“三德”作了解釋,對三德之間的關系講了一番道理,其中有些思想對我們正確理解道德的層次性和實施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周禮》中有地官司徒的官,以教民為職。其中有師氏一職官,職務是“以三德教國子”。國子就是那些貴族公卿大夫子弟。三德者,“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按照朱熹的解釋,至德是“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誠意正心的本源何在?在于道。這“道”,就是所謂“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齊治平之術”。認識并踐履其道,就是至德。這種解釋當然是地道的宋儒思想。如果剔除宋儒理學的唯心主義成分,從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和修身處世的原則來說,這樣的解釋還是有相當的合理性的。從這樣的解說中可以看到,至德是最高層次的德,也被儒家稱為“圣德”、“天德”。它把道內化為道德主體的心性,又使心性和行事完全合乎道,內外充實而又能大而化之,就達到了圣德的境界。
  所謂“敏德”,是“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這是行為、做事之德,它表現為“行理則所當為,日可見之跡”。這里說的強志、力行、畜德、廣業,顯然是要在各種職業和技藝活動中表現出來,所以要以踐行為本。作為行事之德,其行事要按照仁義之理所要求的“應當”、“至當”的中道去做,并且要不斷做出成績,建立功業。從這些內容來看,敏德大體上可以看作職業道德,相對于“圣德”而言,也往往被稱為“黎民之德”。
  所謂“孝德”,是“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也就是尊祖先,愛雙親,不忘生身養育之恩。要做到孝,就要“知逆惡”,篤實深固,終生堅守,不做悖德違禮之事。“逆惡”是不孝的極端,在唐律中定為十惡罪之一。周時雖然尚無這樣的刑律規定,但“威儀”中也包括“懲無禮”的禮法。所以孝行必須知其反面即不孝和逆惡。一個人如果連生身養育之恩都不知恩報,甚至做出逆惡之事,就是棄絕人倫,失去了做人的資格,還談得上建功立業,齊家治國嗎?所以儒家主張“孝為德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還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三德是什么關系?道德教化應當怎樣對待三者關系呢?朱熹說:“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德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這段話包含著對三德關系的精辟闡述。
  首先,至德作為道的體現,是敏德和孝德的“統綱”。對于后兩德來說,它是“道本”,后兩德則不過是“行事”。因此,至德乃是敏德和孝德進步、提升的目標和動力。按照現代的說法,至德也是敏德和孝德的道德價值之所在。這就是說,后兩德不能脫離至德。如果脫離了至德,就會“散漫無統固”。這樣的人就會像沒有理智的癡人一樣,不知道還有做人的道德在督導自己做事,即所謂“不知道之譏”。
  其次,敏德作為居于中間層次的德,是至德實現的途徑和方式,也是孝德得以延伸的廣闊天地。如果沒有敏德,至德就沒有了立腳之地;如果沒有強志、力行、畜德、廣業的行事和功跡,道就只是虛道,而不能落到實處。這與孔子所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思想也是一脈相承的。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沒有敏德,孝德就失去了通向至德的橋梁,或說失去了由虛變實的中介,其孝行也僅僅是囿于一家之私的“匹夫之行”。
  再次,孝德作為立身之本,首要在于“知逆惡”。因此,一方面必然以至德為統綱,以敏德為德目,修身齊家,建功立業,否則就失去了立身成人之本,在行為中就會自縛其身。即使做出孝行,也往往會以損害社稷、國家利益為代價,所謂“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孝德,至德和敏德也就失去了“大本”。照《孔子家語》所說,“孝德為立身之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對于一個“忘其所由生”,不知尊祖孝親的人,人們還能夠相信他在事業上盡職盡責、強志力行嗎?還能期望他通過“順于道不逆于倫”的“畜德”而達到至德嗎?
  由此可見,三德是相互聯系,相須為用的。在進行三德教化時,不可偏廢而“專務其一”。對于個體教育來說,就應當“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但也不可以“專務其一”。否則就不可能培養出具有高尚德操的德才兼備的成人。《周禮》強調“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正是要使教化致力于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
  朱熹所闡發的三德內容及其相互關系,可以說是中國傳統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經驗。《周禮》所規定的,朱熹所闡發的這個“三德說”,固然是封建的,甚至是奴隸制尊卑貴賤的不平等道德,但就道德的層次性來說,三德之間的關系還是理所當然的。至德是道德的最高層次,對于個人修身、齊家、治國的道德實踐來說,無疑具有指導性、原則性、統率性。至德“如明鏡以察形,惟義是從”。它之所以至高明察,就在于它體現著大公無私的精神和原則,體現著道德之大義。這就是古人所說:“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
  道與德的關系是怎樣的?《孔子家語》認為,“道者所以明德,德者所以尊道”,“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有之謂德”。這是很清楚的。至于敏德和孝德,作為道之用,或說道的貫徹,是實行的,待化的,因而是被統率的,就其范圍和程度來說,是低于至德的。所以,兩者常被古人比作“天德”與“地德”的關系,前者“樂施”,后者“待化”;前者以視,后者以履,也就是說,前者在于察視、導向,后者在于實行、踐履。因此就三德關系來說,必須“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應當“本末相資,粗精兩盡,而不依于一偏”。
  這里所講的三德及其相互關系,如果批判地分析其內容,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教化的層次性、相序性和一貫性的道理,是有普遍意義的,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我們的宣傳和道德教育工作中,常聽到有這樣的說法,說是對老百姓不能講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只能按照法律標準要求,過界就是“道德擴大化”。那么大公無私、無私奉獻之德對誰去說呢?只能對黨員、干部和先進分子去說。這種說法比照“周禮三德說”來看,就是說,至德與敏德、孝德應該分開去貫徹,不應貫穿一體、相須為用。顯然,這種說法既誤解了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的區別,也誤解了道德和法律的聯系和作用。在理論上是矛盾的,在實踐上也是不利于道德建設的。
  首先,道德要求與政治要求不同,它不是以政治目的和標準要求人們應該怎樣,必須怎樣,而是督導人們加強身心修養,提高道德境界,以推動政治的進步。就這種修養境界來說,它是無止境的。所謂“無止境”,在這里是指這樣兩層意義:一是說,一個人從低境界向高尚境界提升的過程是無止境的,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老亦未競圣賢之地。再一層是說,道德的行為要達到無過與不及的中道,只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對于中道的符合是無限接近的程度,而不是絕對符合的程度。從這種意義上說,道德上的進步對任何人都帶有理想性,都是在現有基礎上的“應當”;對任何一種有道德的行為來說,都可以要求它做得再好一點。
  其次,如何取法、立標,才有利于推動人們的道德進步?古人有一條經驗就是取法要嚴,立標應高。要想得到中流的表現,就要取法上乘標準;若是只取法于中乘標準,那就會得到下流的表現。這就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對此,朱熹曾提出“做第一等人”的道德教化原則。他的意思不是要人們爭做政治上的統治者,成為“人上人”,而是在道德意義上,教人提高理氣心性,向高標準看齊,爭做道德最高尚的人。在他那個時代來說,當然是做合乎封建道德的君子、賢人、圣人。如果先立下“第一等人”的榜樣,努力向這個標準看齊,就有助于一個人“思齊成德”。如果沒有立下“做第一等人”的志向,而是心性平平,甚至平庸,那就不會有積極進取的目標和動力。猶如射箭,學射要先立標,立標一定要高,要力求射中紅心。如果不立下要射中紅心的高標準,射起來就只能達到中垛、下垛,或者亂射一氣,根本就不會中的。對于道德修養來說,即使立下“做第一等人”的標準,若是稍不努力或才力稍差,也只能做到第二三等、四五等人;若是心術不正,私心重重,為人處世只想損人利己,貪圖私利,那就絕不會成為第一等人。所以,道德要求要高、要嚴,才有利于道德上的進取和提高。這種高標準要求是道德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能混同于政治要求的“擴大化”。
  再次,道德上的高標準要求不應是只對一部分人,而應面對所有社會成員。這里應當區分兩個問題:一是道德要求本身的程度,道德境界達到的高度;一是社會成員各個人能做到什么程度,達到多高的標準。不能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素質、覺悟不同,有些人達不到高標準、高境界,就不向全社會提出高標準、高境界;也不能因為提出道德的高標準、高境界,就以為是要求人人都能達到高標準、高境界。人們往往認為“大公無私”是高標準,高得普通人做不到,只能要求先進分子。其實,“大公無私”只是否定損人利己之“私”,并不是否定與公共利益相一致的正當個人利益。任何一個正正當當從事勞動、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到大公無私。當然,“大公無私”的境界也包括犧牲個人利益,舍身以取義。做到這一高境界是難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現實生活中有不少舍身救人、舍身保護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的英雄、先進人物,不都是這樣做的嗎?他們能做到的,別人也當能做得到,只是肯不肯去做的問題。再說,如果把高尚的道德要求只對著先進分子,那就把高尚的道德要求局限于很有限的范圍,這不僅意味著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道德素質估計過低,而且對督導大多數中間群眾,對譴責少數作惡的人也是不利的。拿艱苦奮斗來說,這當然是高尚的道德精神和行為,能不能說只對先進人物提出艱苦奮斗而不向全體人民提出呢?不能。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今天,艱苦奮斗應當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和行動。要用這種精神指導各方面的工作,要把這種精神貫徹于道德行為的各個層次,以它作統帥,作動力,而不能把它看作“擴大化”,放松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設的努力。由此想來,從《周禮》提出“三德”到朱熹作“周禮三德說”,并非都是講“大話”,其中也包含著社會道德建設的寶貴經驗和道理。
                (責任編輯 李理)*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34-36B8倫理學宋希仁19961996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34-36B8倫理學宋希仁19961996
2013-09-1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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