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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題材的世俗改寫與歷史文本的人性解讀  ——論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創作
佛教題材的世俗改寫與歷史文本的人性解讀  ——論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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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中,施蟄存的小說創作,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對施蟄存小說創作的研究中,學界普遍關注其心理分析方法的運用,認為他在理論和創作上深受弗洛伊德和顯尼志勒的影響,是一個“心理分析小說家”,一個“最自覺地貫徹精神分析理論的中國作家”,說他“熱心于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透視人物的潛意識和性心理,獨創了一種新異的心理分析小說”①說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運用得“最具模樣,也最有深度”,他的小說“所表現出的鮮明特色都具有心理分析小說的典型意義”②等等。但對于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以及作家對佛教題材的世俗化改寫等問題的研究,卻相對薄弱。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本文擬對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予以重新解讀,以探索其深隱的人性蘊涵和潛在的審美價值及其特定時代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施蟄存是為數不多的幾位對于佛教題材表現出了濃厚興趣的作家之一。在他有限的小說創作中,《鳩摩羅什》、《黃心大師》、《塔的靈應》、《宏智法師的出家》等篇什,都是極富個性特色和擁有廣泛影響因而也相當優秀的佛教題材小說。此外,《嫡裔》、《石秀之戀》等作品也與佛教題材有密切的關系。學界以往多籠統地將其劃歸歷史題材小說的范圍,但因其小說情節又往往與史實相去甚遠,故稱其為歷史題材小說,不如稱之為佛教題材小說更為恰當。
  在中國歷史上,佛教曾有過廣泛的傳播。歷代帝王也多有信佛者,但佛教文化始終未取得統治地位,在中國精神文化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乃是儒家思想。即使在民間,佛教也并未受到真正的尊重,所謂“臨時抱佛腳”,即顯示了中國人從實用理性角度出發對宗教所持有的現實態度;而對于僧侶尼姑,中國世俗社會則一向懷有偏見。民間作品往往從世俗化的角度出發,強調佛教中反人性的不合情理的一面,如明代話本小說《月明和尚度柳翠》即為一例。施蟄存的佛教題材小說既非弘揚佛法,亦非批判佛理,更非指向“諷喻時政”的功利目的。作者只是站在客觀的人性化立場上,試圖運用靄理士的性心理學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來剖析和揭示古人隱秘的心靈世界,重新詮釋古代高僧的真實人格和精神,挖掘佛門弟子潛意識中與凡人無二的世俗欲望,剝離佛教涂抹在他們身上的神圣的油彩,用藝術的手法使他們“還俗”,重塑其現實的真人形象。
  1929年8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了施蟄存的“真正的第一本”小說集《上元燈》,其中有《宏智法師的出家》一作,可以看作是其第一篇佛教題材的小說。同年9月,小說《鳩摩羅什》發表在《新文藝》創刊號上,該作以對六朝時期道德高僧鳩摩羅什的獨特解讀立刻引起了文壇的廣泛關注。此后他又創作了《塔的靈應》、《黃心大師》等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運用心理分析理論進行了多種現代技巧的嘗試,其別具一格的創作手法,展示出一種全新的文學觀念,即打破中國傳統小說的情節模式和敘事格局,超越當時流行的政治意識化的小說潮流,把文學表現的領域引向人自身及其內心世界,這既是對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大膽借鑒,也體現了施蟄存突破傳統、疏離主潮的獨特個性,在政治文化心理普遍濃厚、現實主義創作風行的20世紀30年代,便顯得格外醒目和耀眼,自然當獨樹一幟。
  《鳩摩羅什》堪稱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之代表作品,也是其人物心理刻畫“最為驚心動魄”的一篇。在這篇小說里,作者突出表現了“道和愛的沖突”③,或如時人所概括的宗教和色欲的沖突。這里的“道”、“愛”或“宗教”、“色欲”等觀念,正是維護人類社會自身運行機制所不可或缺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是判斷這個社會是否具有理性與文明的重要標尺。當它們在作家筆下發生畸變時,其結果往往帶有極強烈的悲劇色彩。施蟄存的佛教題材小說,對這一沖突性主題挖掘得極為深刻。反映情欲的自然沖動與宗教倫理之間的矛盾,使其小說在總體上呈現為一種悲劇性的構思框架。在這種構思框架下,形成了一個基本的情節模式,就是人物的情感與理智、人性與神性的二元對立。《鳩摩羅什》的主人公鳩摩羅什,本是虔誠的佛教徒,可作者將其塑造為一個佛教的叛逆者。據史載,鳩摩羅什原籍天竺,出生于龜茲,七歲隨母出家,十二歲就當上了國師。后被呂光掠至涼州羈居十余年,于后秦弘始三年被姚興迎至長安。他一生致力于佛教傳播事業,門下有三千生徒,他曾與弟子合譯佛經三百多卷,與真諦、玄奘并列為中國佛教的三大翻譯家。這樣一位受時人頂禮膜拜的高僧,在施蟄存的筆下并未六根清凈、棄絕塵緣,世俗生活的種種誘惑仍在煩擾著他。當明媚艷麗的表妹向他示愛時,他起初“心中常覺得有些窘澀”,“他曉得,這是菩薩降給他的誘惑,最大的最后的誘惑,勘破了這一重孽緣,便是到達了正果的路”。此時鳩摩羅什的本能沖動尚能為自我意識所控制,對于破戒的恐懼迫使他保持理智。在被呂光灌醉并與表妹幽閉于密室之后,他長期遭受壓抑的自然沖動便不可遏制地爆發了,回復了人性的本來面目,從此開始了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但玷污佛門的懺悔意識成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一直伴隨著他走向死亡。
  施蟄存“想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④,他有意選取古代被神化了的人物作為自己的表現對象,真實地展示其內在的性欲沖動,從而賦予了他們豐厚的人性。這些人物在歷史典籍中或被濃墨重彩地突出,或只是寥寥幾筆的簡單勾勒。但出于現實政治或封建道德的需要,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被神化,其凡俗的一面則完全被忽略或被有意遮蔽。譬如佛家戒色,而鳩摩羅什不僅兩度娶妻,又與十多名妓女尋歡,奢華糜爛的生活與其國師高僧的身份大相徑庭。面對這一歷史事實,《高僧傳》的作者則極力偽飾,說鳩摩羅什的這些情欲生活,是出于外界所迫——“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莊嚴的佛法屈服于帝王的權力,終于在世俗的情欲生活上對他網開一面,使得鳩摩羅什于佛法與情欲兩不相礙、魚與熊掌二者得兼。而且他即使沉酣于聲色之中也可以保持蓮花般“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白之身,不僅絲毫未損功德,反而愈顯高潔。在施蟄存的筆下,鳩摩羅什雖精研佛典妙諦,卻無法參透人生的玄機,更無法逃避情欲的誘惑。晝則講經、夜則尋歡的生活,為他自己在內心深處所不齒。他“認出自己非但已經不是一個僧人,竟是一個最最卑下的凡人了”。當虛幻的彼岸世界終于被情欲的現實世界摧毀時,鳩摩羅什理想中的所謂“一塵不染,五蘊皆空”的境地,已經徹底幻化為鏡花水月。《鳩摩羅什》留下了一個佛教徒在靈與肉的沖突中苦苦掙扎的真實記錄。它有一個循序漸進的展開過程。鳩摩羅什先是迷戀于表妹的情愛,接著蠱惑于長安名妓孟嬌娘的媚態,最后又沉溺于宮女與妓女的聲色之中,直至由圣僧蛻變為凡人,最終完成了由“神”到“人”的世俗化還原過程。
  繼《鳩摩羅什》之后,施蟄存打算再寫一篇《達摩》或《釋迦牟尼》,要繼續以佛教故事里的舊材料寫新作品,以對之做出創造性的闡釋,其目的同樣是想剝去這些被歷史裝飾起來的“神僧”或“圣姑”們身上的油彩,恢復他們人性的本來面目。然而普羅文學運動的巨潮震撼了當時的中國文壇,也扭轉了施蟄存的寫作軌道。作者“為了不甘落伍的緣故”,⑤創作風格隨之轉變,也寫了一些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小說,但均以失敗告終。直到抗戰前期,才又寫了《塔的靈應》、《黃心大師》等作,雖然在創作方法上沒有新的突破,更多地沿襲了傳統小說的筆法,但內容是富有新意的。作者繼續站在人性化的立場上,試圖勘破佛家神圣的幌子,使之世俗化與人情化。《黃心大師》是寫豫章名尼黃心大師的,除卻“嘗為官妓”的史實外,“小說里的故事,百分之百是虛構的”,“一切都僅僅是為了寫小說,從來沒有人在小說中尋求信史的”。⑥作者意在暴露黃心大師凡俗的人性,所以采用“大迂回”的寫作策略,把筆墨主要集中于鋪敘有關黃心大師“神性”的各種道聽途說,最后以其舍身入爐的悲壯行為,使扭曲的人性得以重放光輝。因為她入爐的真正目的并非獻身佛教,而是看到了以前的情人。正如施蟄存所說的那樣:“黃心大師在傳說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的筆下是人性的。在傳說者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緣的,在我的筆下是感到了戀愛的幻滅的苦悶者”。⑦施蟄存選擇這些被世人敬若神明的圣僧名尼作為主角,正是想以神圣表現凡俗,化神性為人性,變超人為凡人,給神尼圣僧們還以人的本性,從而揚棄佛教文化中神圣的非人性的因素,肯定世俗需求的合理性。這種對于佛教題材的世俗化改寫和對歷史文本的人性化解讀,表現出作者對于人的生命意識的張揚。至于《塔的靈應》一作,則通過一系列現實生活的巧合所引發的因果關系,揭示了塔的靈應的真相,進而表現了對所謂的佛教顯靈之說的諷刺與調侃,這既顯示了施蟄存不凡的藝術功力,也體現了他對歷史事件的獨特思考與對佛家神秘的巧妙解構:一些看似神秘的事件,背后總是隱藏著無數人為的偶然因素,宗教的靈異之光只是通過現實中無數事件的巧合而折射出來,而人性始終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施蟄存的佛教題材小說創作,充分顯示了作者反叛宗教神性,回歸世俗人性的動機和意圖。然而要在充滿宗教神性的佛教題材中發掘和表現世俗人性,是需要相當的藝術整合力的。施蟄存的藝術視角和寫作基點,就在于對作為人的佛教徒們潛隱和壓抑的情感和欲望的發掘與肯定,從而實現其世俗和人性的還原。
  施蟄存對情感、欲望的肯定與對人性的還原,涵蘊著一種現代意識,即對“人”的重新理解與評價。這是建立在“五四”以來對于人的發現的基礎之上的。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正宗的。由于儒家歷來講究圣人忘情,泯卻七情六欲,佛教亦主張六根清靜、八風不動,當它們于此找到了共同的契合點時,佛家的高僧也就得到了儒家圣人樣的禮遇,受時人的頂禮膜拜。這樣,作為佛教徒的人就變成了宗教教義或封建倫理觀念的抽象符號,豐富的人性在虛幻的宗教靈光中泯滅了。施蟄存以深刻獨特的心理分析法深入人物的內心深處,展現他們在本能沖動支配下的痛苦。他將歷史上的高僧名尼們從神的殿堂拉向人間,使他們不再超凡入圣,而是按照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的形象去展示他們被歷史遮蔽下的如常人一樣的靈魂,他們的情感與理智、人性與神性的沖突,從而使他們還“俗”。他揭示出人物潛意識中的性欲沖動,并以此觀照他們外在的行為方式,為他們不合情理的反常行為尋找到一個合乎情理的心理根源。性的欲望是人性中一種最原始、最持久、最強烈、也最難以遏制的內在驅力,同時也是佛教律典中最嚴厲禁止的,因而作為人的本能需求的性生活必然遭受佛教文化的極大束縛。盡管性欲本能具有極大的沖擊力,但宗教對人的精神也有巨大的約束力,加之人對宗教的高度信仰和崇拜,使之無法公然和徹底地違逆和背叛它,于是人就得承載巨大的道德壓力和精神焦慮,在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渴求中極力掙扎。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中的主人公多處于這樣的境地。這里雖然有性本能作用被過多強調的偏頗,但人物卻因此煥發出人性的魅力和光彩。
  施蟄存對人性受壓抑這一普遍現象所進行的深入思考,也是對西方自16世紀以來人文主義思潮的遙遠呼應。在西方,薄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等早期人文主義小說都揭示了宗教與人性的沖突、禁欲與縱欲的矛盾。它們提倡人性,反對神性;提倡現實的世俗世界,反對虛幻的彼岸世界。此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與法朗士的《苔依絲》等作對宗教反人性的一面也作出了深刻的揭露。無論是《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羅德·孚羅洛,還是《苔依絲》中的修道士巴福尼斯,他們表面的禁欲無不掩蓋著內心深處縱欲的沖動,“在那座埃特納火山雪白的山巖下,竟會有洶涌的、深沉的、瘋狂的巖漿”⑧。對于情欲壓抑的結果便是使人性扭曲,人格產生分裂,“這種人類感情的海洋假如被人堵住了出口,就會多么瘋狂地洶涌奔騰,會怎樣暴漲,怎樣升高,怎樣泛濫,怎樣刺透人的心,怎樣使人的心里發出嘆息,怎樣使人發狂,直到它沖破堤岸泛濫成災”⑨。施蟄存在小說里充分肯定了世俗生活的價值。他潛入人物的內心世界,發現了激蕩在人物靈魂深處的理性與非理性、意識與無意識、孜孜求佛的理念與蠢蠢欲動的欲望、甚至孤寺青燈的現實與宮館嬌娃的夢想之間的多重矛盾。這些矛盾層層疊加即構成了人物深重的甚至難以逆轉的雙重人格。這樣一來,他筆下的人物不再是涂抹著油彩的神像,而是包蘊著豐富人性的真人。
  值得注意的是,世俗思想對施蟄存的小說創作似乎起著潛在的制約作用。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經歷過一番“豪華落盡見淳真”的生命旅程。這也迎合了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世俗說教。正如《水滸傳》里所描述的那樣,一心吃齋念佛的凡庸之人未必能夠到達西天樂土,而慣于殺人放火的魯智深與武松卻因一念之轉而終成正果。所以,鳩摩羅什可以夜夜與宮女妓女相伴,黃心大師則干脆“嘗為官妓”。于沉溺女色之中領悟“色即是空”,在久困風塵之后終于看破紅塵,這是佛家思想在中國現實處境的尷尬體現。《黃心大師》中的黃心大師以虛擬歷史文本中的所謂“師舍身入爐,魔孽遂敗,始得成治”,走完了自己悲壯的人生旅程。一段悲劇性的男女姻緣演變成一個為俗世津津樂道的佛界圣跡,表明施蟄存不僅勘破歷史,也參透了人生。有意思的是,不管是鳩摩羅什、黃心大師,還是宏智法師,在他們對佛家理想感到了徹底幻滅的時候,也恰好是世俗社會認為他們功德最為圓滿的時候。俗人眼中的佛性與佛教徒眼中的人性至此合而為一。
  此外,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中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他筆下的人物固然有各種奇情異緣,但佛教徒的清規戒律限制著他們的行動,他們總是處于欲念與理念的兩極對立中,這構成了人物精神痛苦的根源。即如鳩摩羅什,施蟄存在寫他性欲沖動的同時,也寫他執著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在情欲與理智、世俗誘惑與佛教戒律之間的痛苦搖擺。一方面,鳩摩羅什是一個深味佛學真諦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對妻子眷念不已的俗人。既想皈依佛宗,又懷俗世之戀,向佛與還俗的內心矛盾始終交織在一起,兩全其美最終也變成了兩敗俱傷。
  三
  施蟄存在其佛教題材小說的創作中,對于歷史的選材,體現了魯迅所提倡的“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的創作觀。他只截取歷史事件中的細枝末節甚或只言片語,運用虛構與想象,將人物的情感矛盾與心理沖突細致入微地表現了出來。在他的筆下,有鳩摩羅什面對美色時所表現出來的迷戀與痛苦,也有黃心大師覿面舊情人時的困惑與尷尬,更有宏智法師痛失愛妻后的絕望與懺悔。施蟄存沒有像郭沫若、鄭振鐸那樣,通過可類比的相似事件來諷喻歷史與現實之間存在的某種內在聯系,而是拋開了繁雜的結構方式,深入探討人物的心靈世界。由于這類小說的主人公無一不背負著沉重的精神枷鎖,使作品籠罩在令人窒息的悲劇氣氛之中。這種人物自身的身份悲劇與性格悲劇,并不因其屬于已逝的歷史而帶有濃厚的時代氛圍;相反,它具有某種跨越時空的普遍性。主人公對于世俗世界中愛的追求,使其無法認同非凡世界中佛的榮耀,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它既有世俗社會對自身職業與身份地位的認同要求所造成的強烈的壓抑感,也有佛教徒本身所應遵從的清規戒律遭到破壞以后疚于佛法的懺悔意識。施蟄存從自我的心理感受出發,對人物進行了再創造,使讀者在審美體驗中與作者達到了心智的默契,并感同身受地將古人現代化。這也使我們在對歷史的思索中,多了幾分現代意義上的情緒體驗。
  施蟄存追求個人化的寫作方式。他總是從世俗的情感角度出發,對人物的所謂“神性”加以無情的嘲諷。所以他的小說不斤斤于歷史事實的細枝末節,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力對不合理的歷史闕失進行人性化的補充。他對人物心理深層的挖掘,在現代心理分析小說中樹立了一個典范,“其光彩與技巧在中國直至今日還從未再次被達到過”⑩。同時他強調作家要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善于想象與虛構,“‘五四’新文學運動給我的教育,是重視文藝創作的‘創’字”(11)。小說《黃心大師》就是在“既無載籍可求,何妨借它來作現成題材”的情況下誕生的(12),充滿了濃重的主觀色彩,也表現了作者的想象天賦。
  重視細節,是施蟄存佛教題材小說的一個重要特色。《鳩摩羅什》中多次提到鳩摩羅什的舌頭,那是他的妻子龜茲王女在臨終之前的深情一吻時所含吮過的舌頭,也是他在借表演法術以掩飾自己的情欲生活時被一支針刺過的舌頭。那根吞咽不去的針刺痛了他的舌頭,一如世俗生活的誘惑刺痛了他一心向佛的心靈。史載他臨終發誓,若死后被焚而舌頭不爛,所傳當屬真經,后來果然得到印證。這種敘述給鳩摩羅什套上了神圣的光環。施蟄存保留了舌頭沒有焦朽的史實,但這里的舌頭所暗示的已不再是神性的光輝,而是人性的偉大。舌頭指向著世俗世界,舌頭的不朽隱喻了人性的永存。同樣,在《宏智法師的出家》里,龍山寺的山門口夜晚所懸掛的那盞燈,被看作是宏智法師有道行的象征。“人家說這是他發愿要普照眾生的表示”,每次掛燈的時候,他總要囑咐道:“愿把我的小小的光,永遠地照著他的暗中的路吧”。人們因此感念著他的慈悲,但無人知曉他是借此表達對被自己薄幸拋棄而在一個漆黑雨夜里失蹤的前妻的懺悔。至于《塔的靈應》里,刻在蓮花幢上被老和尚念念不忘的兩句話“八功德水沸騰日,七級浮屠偃仆時”,竟然一語成讖,于此后得到了巧合的驗證。但這并不是佛法無邊的證明,而只是現實生活中種種機緣的偶合而已。在歷史典籍中,細節幾乎被抹殺或作了有意的歪曲,以使人物一步步脫胎換骨、超凡入圣。施蟄存抓住了這些細節并給以重新解釋,使之成為佛性向人性逐步還原的津梁。這種對于細節的新認識帶來了對于歷史的新評價,也使我們在對歷史的關照中產生了幾分由衷的現代意義的荒誕感。
  在寫作資源方面,施蟄存除大量借鑒弗洛伊德、顯尼志勒與靄里士的理論學說外,還從海明威、喬伊斯、伐佐夫那里汲取營養。他曾說過,“只要有助于表現人物,加強主題,就可拿來為我所用”,“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認真吸取這種‘進口貨’中的精華,受其影響,又擺脫其影響,隨后才能植根于中國的土壤中,創作出既新又有民族特點的作品”(13)。施蟄存推崇那種“充滿著反抗宗教,反抗舊禮法,尊崇自然的熱情”(14),他的小說中沒有撲朔迷離的情節,只是人物心靈軌跡的演示,卻洋溢著生命的活力,充滿了對素樸自然不加偽飾的人性的贊美。他努力讓這些可憐的心靈從虛幻的涅槃境界中走出,從長期以來被民間譏諷為“老僧久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的尷尬中解脫出來,回歸人情味醇厚的世俗世界。可以說,他的所有佛教題材小說就是一曲曲精心譜寫的人性的頌歌。
  注釋:
  ①吳宏聰、范伯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頁。
  ②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頁。
  ③施蟄存《〈將軍的頭〉自序》,《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804頁。
  ④⑤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56頁。
  ⑥施蟄存《一個永久的歉疚》,《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179頁。
  ⑦施蟄存《關于黃心大師》,《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357頁。
  ⑧⑨雨果《巴黎圣母院》,陳敬容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頁。
  ⑩李歐梵:《探索現代》,《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5期。
  (11)施蟄存《我的第一本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699頁。
  (12)施蟄存《一個永久的歉疚》,《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178頁。
  (13)施蟄存:《關于〈現代派〉一席談》,《文匯報》1983年10月18日。
  (14)施蟄存《〈十日談選〉題記》,《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800頁。

文藝理論研究滬114~1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盧洪濤20072007
佛教/人性/世俗化
在施蟄存的小說創作中,佛教題材小說雖數量不多,卻占據顯要位置,其突出貢獻在于作者大膽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透視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深刻揭示歷史典籍中高僧形象的本真面目,從而使佛教讓位于情欲,佛性還原為人性,實現了佛教文化在藝術上的“還俗”和對現實人性的回歸。這既蘊涵著作者對佛教的深刻理解,也顯示出作者對人性的執著追尋和對宗教歷史文化的探索精神及主體態度。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114~1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盧洪濤20072007
佛教/人性/世俗化
2013-09-1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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