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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與“文化中國”──杜維明教授答問錄
儒家倫理與“文化中國”──杜維明教授答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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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是當代新儒學大家。他關于“儒學第三期發展”和“文化中國”的思想在海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去年十一月,杜先生來杭參加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本刊記者和浙江有線電視臺記者羊凡、韓月一道對他進行了采訪,現將羊君整理的答問錄披載于下,以饗讀者。
  問:杜先生,您作為海外學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請您談談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好嗎?
  杜:說我是新儒家,可能是說我在某個程度上認同儒學,但是,作為代表人物,我是不敢當的。儒學最近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有一定的發展。舉例說,我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儒家倫理的課,在四年以前剛開課的時候,有100多個學生,后來增加到200多,今年將近有500多學生來選這門課。這并不因為大家都認同儒家,而是儒家所提出的一些議題對他們很新鮮,他們很重視。譬如說,自由和平等的觀點,突出自由,犧牲平等,這就一個福利社會而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美國社會相當重視人權。但人權和責任倫理和義務的關系是什么?家庭是不是社會穩定主要的基礎?個人的人格發展和社會的價值應不應該配合?乃至儒家的基本信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價值是否能夠普遍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完成自我還幫助其它人完成他人,這一種提法、這一種概念、這一種理想,是不是符合一個社會全體大眾的共同發展?因為現代西方,特別是美國,批評極端的個人主義,認為它帶著一種侵略性的競爭,甚至導致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在儒家倫理里面有很多資源,可以為他們所借鑒。正因為這個原因,除了大學部的學生以外,學術界乃至文化界的人士,對亞洲倫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提出來的多半是亞洲倫理──是不是有價值很有興趣?比如說新加坡提了五大原則,就是社會、國家比個人更重要,家庭是整個國家的基礎,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和諧比沖突更能維持社會秩序、宗教與宗教之間不僅和平共處而且大家互補,這些都是儒家倫理提出來的一些價值。大家覺得這些亞洲倫理不僅和東方社會有關系,而且和現代高度工業文明社會也有關系。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不僅它對現在的學生有影響力,我相信慢慢地對西方社會自我反思,它也能提出一些很值得參考的資源。
  問:您作為“文化中國”的首創者,請問這一概念對中國的現代化有何種意義?
  答:我不敢說是不是“文化中國”這一概念的首創者,因為“文化中國”這一概念有許多人提了,比如傅偉勛先生,他發表的一本書就是名叫《文化中國和中國文化》。我覺得所謂“文化中國”可以分為三個“意義世界”。第一意義世界是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包括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這四個地區雖然在政治制度、社會組織上都有差異,但是有共同的族性語言、歷史和世界觀,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二意義世界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他們身為移民,屬于“離散族裔”,卻保持著自己的“中國性”,對中國文化有認同感。第三意義世界包括很多從事于中國文化研究的學人、媒體的從業人員以及來華投資的企業家等等,資源實際上是很豐富的。我們現在看起來,中國的現代化,特別在經濟領域,最大的投資者,多半是來自“文化中國”的第一和第二意義世界,比如香港、臺灣以至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裔,大概有三千六百萬人,因為文化的認同,因為鄉情,也因為很多人認為中國將來的發展能夠提高全世界華人在各目社會中的地位這樣一種考慮等等。中國的發展,是成為“文化中國”新的價值能夠創造能夠發揮的前提,就這一角度而言,從投資、旅游、文化交流以及其它各種信息交流來看,當然“文化中國”這一廣大的地方對于中國的發展有很積極的作用。在1991年的時候,美國有一名學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名叫梭羅·萊斯特斯,他提到世界經濟競爭的三個重要角色,一個是北美、一個是西歐、一個就是日本。那個時候我就向他提出:你這個看法是很片面的。他說何以見得呢?我說你沒有把華人的因素擺在里面。當時他不以為然,可是過了不久他發現,華人的因素還包括海外華人,他們散布在世界各地,特別象馬來西亞,有34%的華人,還有象泰國的華人,印尼的華人,菲律賓的華人,如果把香港、臺灣、澳門的華人算在一起,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那華人的經濟力量在世界上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進一步地理解這個經濟力量,對于促進這個世界的和平和了解這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的趨勢有很大的好處。
  問: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東亞模式的成功是儒學實現現代轉型的標志;另一種認為,正是因為東亞地區儒學影響較為薄弱才導致那里的現代化進程比較順利,請您談談東亞模式和儒家文化到底有何種關系?
  答:所謂東亞模式,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如果把東亞看成一個共同體,我們該怎么去理解它呢?有人認為,東亞是漢字文化圈,有人說是筷子文化圈,也有人說是大米飯的文化圈,另外還有如日本人所說的儒教文化圈。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個地區長期受著儒家文化的影響,所以東亞地區以前經濟不能發展,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現在東亞地區能夠發展,也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種現象該怎么來解釋呢?我認為是這樣:儒家文化特別重視政府的領導作用,注重家庭的和諧,注重社會的團隊精神,注重集體性,注重倫理道德,注重義務等等,這一些假如被政治化了,變成歧視商人,不發揮企業的契約精神,乃至政府的力量進行各種不同的政治控制而不讓經濟發展的力量發揮它的作用,那么,儒家的文化就會對經濟的發揮起非常消極的作用,這一點在清代以至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如中國、日本、臺灣甚至新加坡,都有這種情況。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假如社會里政治的力量很大,政府有賢明的領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家庭成為后期工業社會或經濟迅速發展的一個穩定因素,那么,團隊精神來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個人主義掛帥,再加上各種其它因素,這時儒家文化又是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我認為,如果簡單地從因果的關系來說,儒家倫理是經濟發展的因,而經濟發展是果,這種提法,這種單因的提法,不僅是非常片面的,而且是錯誤的。但是,不了解儒家倫理和儒家文化的背景而想要了解東亞社會,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等于說是不了解基督教文明而想要了解西方、不了解伊斯蘭教文明而要了解中東,不了解佛教要想了解東南亞一樣。然而,東南亞社會還有其它資源,除了儒家以外,在中國還有道家、還有民間宗教,在日本還有神、道,在朝鮮、韓國還有巫教,那里的文化還是很豐富的,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認識,但是儒家倫理確實是起了──過去是起了消極的作用、現在是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
  (責任編輯 項義華 攝影 黃小也)
  
  
  
學習與思考3杭州22-23B8倫理學羊凡19951995 作者:學習與思考3杭州22-23B8倫理學羊凡19951995
2013-09-1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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