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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傳統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
儒家文化傳統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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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傳統與社會轉型的關系問題,是一切文明國家歷史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命題。從人類文明史的總體過程來看,傳統通常要比變革具有更為強大的歷史力量。馬克思曾經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1)社會歷史實際上是人類不斷地傳承和創造傳統的過程, 社會轉型歸根到底是傳統的轉型,即社會成員用新的時代精神整合揚棄原型社會中的舊傳統,從而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并且能夠滿足現實人類實踐活動需要的新傳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歷史悠久、文化傳統深厚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方向上走上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社會轉型之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必然要從社會體制的變革追蹤到文化傳統尤其是作為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家文化傳統的轉化。儒家文化傳統一方面會以其內在的文化機制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產生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會在社會轉型的沖擊和挑戰中通過變異與創新獲得新的認同和傳承。因此,儒家文化傳統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關系問題,就成為一個發人深思的熱點問題。
      一、傳統演變的歷史意蘊
  文化傳統的生命延續是一個推陳出新的動態過程。每當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對文化傳統都能發現新的意義,作出新的解釋,添加新的成分。儒家文化傳統并不是固定于某一時代、某一學派的靜態模式,而是流淌于歷史長河、不斷被新的社會環境所改造的動態體系。
  春秋戰國時期,天子衰落,諸侯紛起,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社會歷史發生著劇烈的變革。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的人道傳統,建立了以“仁”與“禮”為基本原則的思想體系。孟子生逢戰國“百家爭鳴”時代,他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并將“仁”進一步發展為“仁政”,進而闡發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則繼承發展了孔子關于“禮”的思想,主張禮義法度并用,他尊崇儒家而取各家之長,成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然而,無論先秦儒家的締造者們構建多么精致的思想文化體系,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學說在當時并沒有受到理解和重用,因為在諸侯割據、大國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所需要的乃是富國強兵、一統天下的主張和學說。儒家那些溫文爾雅的倫理原則和道德精神只有在治世時才有可能與政治結合而產生現實應用的價值。
  秦漢至隋唐,社會歷史治亂交替,意識形態波動變異。秦皇父子急功近利,嚴刑峻法,欲以法家思想保家天下傳之萬世,結果卻適得其反,二世而亡。西漢建立后,知識分子深刻反思強秦速亡的歷史教訓,面對新的社會環境進行艱苦的理論探討,開始了新的文化選擇。陸賈寓儒家的“仁義”于道家的“無為”之中,提出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主張,為漢初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調。這種以道家學說為基礎吸收儒學而形成的“黃老之學”,是秦漢之際歷史轉折的必然產物。漢武帝即位后,以儒學為文化主流,變寡欲政治為多欲政治,尊儒興學,制度教化,開辟了轟轟烈烈的新事業。董仲舒適應西漢社會發展的新形勢,采陰陽家、法家、名家思想入儒學,對各家之長加以整合,創造性地發展了儒家文化傳統,建立了以“天人感應”說為基礎,以“三綱五常”為核心,提倡大一統的儒家思想新體系,并使儒學走上了經學化的道路。魏晉南北朝政治紛亂,社會苦痛。這一時期,儒學陷入困境,玄學應運而生,道教全面勃興,佛教氣勢日增,文化呈現多元激蕩的發展態勢,這是一個“文化生長與模式轉換的痙攣性時代。”(2) 唐朝國勢鼎盛,文化政策開明寬容,儒、佛、道三教并行,相互交融。韓愈一面以儒家的道統論力排佛老,另一面又吸取佛教的有關學說為儒家所用,他所開啟的古文運動即復興儒學的運動,預示著意識形態重新統一到儒學軌道的大勢。
  宋明理學的產生,是長期分裂戰亂復歸統一后的又一次文化重建,是南北朝、隋唐以來儒、佛、道三教長期合流的文化成果。理學家們適應封建大一統形勢的需要,把中國本土的儒、道思想與外來的佛教思想融會貫通,為儒家思想體系輸入了新的異質文化因素,從而又一次實現了儒家文化傳統的轉化。理學的奠基者程顥、程頤兄弟將“天理”看作是宇宙的最高本體、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建立了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儒學哲學體系。朱熹繼承發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本原則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陸九淵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創立了心學體系。王陽明將佛教禪宗的有關學說引入心學,創造性地解釋孟子和陸九淵的心性之學,形成了“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學說,將主觀唯心主義發展到了高峰。宋明理學是經學的繼續和發展,它以儒學為母本,吸取佛、道哲理,深入探尋性命天道之學,深化了儒家義理,使儒家思想進一步哲學化。儒學的理學化既為后期封建社會提供了相應的統治思想,同時也透露了傳統儒學及中國封建文化日趨衰落的沉暮氣息和民族文化傳統再次轉化的歷史必然性。
  儒家文化傳統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上述歷史演變,是一個繼承、認同、改造和創新的文化重建過程。儒家文化傳統是不斷發展的,這種發展以時間上的與時并進、空間上的包容會通、傳承與變異的辯證統一為基本特征。儒家文化傳統不斷發展的這一歷史意蘊對我們認識它在近現代的命運以及它在當代社會轉型中的轉化等問題,無疑具有前提和借鑒的意義。
      二、走出“儒學復興”的誤區
  明清之際,傳教士東來,西學東漸。儒家文化傳統憑借著歷史沉淀給予它的種種優勢,把引進的西學(天主教與西方科學技術)通過“西學東源”的比附納入了傳統的文化網絡,由中西結合而萌發的新文化生長點因此趨于萎縮,近代文化的“胚胎”因受傳統勢力的扼殺而流產。(3)
  歷史進入近代以后,儒家文化傳統受到了器物(洋務運動)、制度(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文化熱”討論)三個層面的不斷沖擊,其間的歷史演進充滿著多樣性,而文化選擇所圍繞的卻是同一個主題,即儒家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關系問題。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給人們造成了這樣的感覺:文明古國大多背著傳統的重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蹣跚,而那些文化史相對短暫的國家則大多輕裝疾進,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體現出強勁的勢頭。在這里,文化傳統成為社會發展的包袱,傳統越深厚,包袱越沉重,社會發展越落后。馬克斯·韋伯以其獨運的匠心,對新教倫理與儒教倫理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文化作用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研究。他認為,儒教倫理與新教倫理雖然都是理性主義,但這兩種理性主義有著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教是對世界的理性適應,新教是對世界的理性主宰,這就決定了儒教倫理不能象新教倫理那樣喚發出“資本主義精神”,推動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顯然,韋伯把中國沒有產生現代資本主義歸因于儒家倫理。(4)
  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近幾十年來的經濟騰飛,為重新認識儒學的社會功能和現代意義提供了新的思路,當亞洲“儒教文化圈”的經濟發展奇跡足以震蕩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時,韋伯關于儒家倫理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論斷就開始受到挑戰和反駁。越來越多的學者把儒家倫理作為解釋亞洲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少學者甚至認為儒家倫理是亞洲經濟奇跡的原動力。于是,從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學時來運轉,以驚人的活力發展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思潮;“儒家資本主義”之說日漸興起,成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樂于接受和期望的理想模式;二十一世紀被預設為“儒家文化的世紀”,有的學者認為儒家文化將“不戰而勝”。(5) 一股聲勢浩大的“儒學復興”思潮使傳統的中國人在文化選擇的困惑中暫時得到了心理的慰藉。
  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文化闡釋,應該采取科學和求實的嚴肅態度,不應以偏概全。韋伯把東西方社會之所以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決定性原因歸之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對新教倫理和儒教倫理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文化作用作了過分的夸大,這樣的分析論證難免有其片面性。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戰后經濟的騰飛更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如果說儒家倫理對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確實具有某種文化上的促進作用的話,那么也應該看到這種促進作用主要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發展已經全面走進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因為西化后物質文明所帶來的精神危機才開始重視儒家倫理的。儒家倫理對“后現代化社會”的精神危機可以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但它并不構成亞洲經濟騰飛的動力因素。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對亞洲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的儒家倫理,已不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倫理,而是發生了某種變異和轉化,這種變異和轉化是通過本土化的詮釋、改造以及與西方文化傳統的會通而實現的。日本是世界上受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影響最深的國家,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走過了一條選擇和改造的發展道路。從價值體系來看,中國傳統的儒學以“孝”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這一價值取向是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親族協作形態相適應的,因為家族制度就是傳統中國的社會制度;而日本化的儒學卻以“忠”為核心,強調對領主的效忠,這種價值取向則與日本社會的非親族協作形態相適應,因為“超家族的集體很早就在日本形成,其重要性超過了家族本身。”(6) 在日本企業經營管理中,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相結合,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武器。日本式經營管理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集團主義為核心,(7)以利益、命運共同體為基本模式, 強調個人對所屬團體的忠誠、獻身精神以及和諧的人際關系,要求雇員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企業公司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樂于為公司的利益和榮譽作出貢獻,同時要求團體給予其成員歸屬感和安全感。在這里,中國儒家親族協作型的家族主義倫理被發展為非親族協作型的集團主義倫理并與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相結合,由此形成了日本式的企業倫理精神。同時應該看到的是,中國家族主義倫理所強調的是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集體,義與利最終統一于“義”;而日本集團主義倫理所強調的則是發展集團利益以促進個人,義與利最終統一于“利”。市場經濟原理最根本的立足點是人的利己心,人的利己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日本,利己心不是個人的,而是公司的,公司的利益驅動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對日本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的儒家倫理,是經過日本化改造并與市場經濟利益原則及西方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有機結合的現代化儒家倫理,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倫理。
  當代新儒家力倡“儒學復興”,實際上反映了“后現代化社會”重建人類道德、促進經濟與道德協調發展的某種客觀需要。在工業化過程中,由于把人視為價值增值的工具和手段,使人的價值失落,從而造成了經濟發展與人的價值實現的尖銳沖突,這就使人們聯想到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價值觀。在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為了社會生產力的高效率發展,社會不得不造成并不斷擴大人們在經濟分配上的差距,犧牲平等以求取效率;而當效率問題已經解決,收入均等化問題就會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就會聯想到儒家關于重均平抑分化的倫理觀念。在市場經濟及現代企業制度興起階段,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是社會的基本倫理觀念,對社會經濟及私營企業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到了“后現代化社會”,人們越來越關注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泛濫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病和社會危機,于是社會倫理觀由強調個體逐步轉向強調群體,人們就想到了儒家的群體倫理觀。(8)可見, 資本主義的經濟原則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創造物質財富的主觀能動性,豐富了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也給社會帶來了許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沖突,造成了種種社會弊病和道德危機,從而給“儒學復興”創造了文化契機。1986年1月, 美國哈佛大學的部分學者舉行了一個題為“思想意識與經濟發展”的小型研討會,與會者揭露了美國社會存在的種種社會弊病,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美國病”需要“東方藥”。(9)因此, 我們可以說,“儒學復興”是當代新儒家為醫治“西方病”而開出的一張“中藥方”,這張“中藥方”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拯治西方“后現代化社會”的道德危機和社會弊病,但并不適用于現代化社會轉型剛剛起步的中國。
  應該看到,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大多為背離儒家文化中心區域——中國大陸的華裔學者,他們或身在港臺,或旅居歐美,長期經受著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和震蕩,因而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尋根意識和文化歸屬意識,“儒學復興”可使身在異國他鄉的華裔尋覓到自身存在的文化之根,從而在與異文化的沖突中獲得自身的文化歸屬。這種尋根和文化歸屬的強烈意識與“后現代化社會”普遍的返樸歸真情緒匯合成“儒學復興”的主觀動因。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并不能囊括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除儒學外,道、佛、法、墨等各家都程度不同、角度不同地體現著中國文化傳統。現代化的精神文化建設應該全面攝取優秀文化傳統,而不僅止于“復興”儒學,“儒學復興”實有其片面性的缺陷。上述主觀動因以及片面性缺陷,可以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在當代中國現代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復興”儒學的不現實性。
  前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社會、后現代化社會是三個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不能相互混淆。在文化表象上,現代化社會與前、后現代化社會不同,而前、后現代化社會卻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處。例如,對待自然,前、后現代化更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或人回到自然的懷抱,重視精神的自由享受;現代化則更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首先著力于物質生活的改善。對待社會,前、后現代化更重視財富平均、社會福利;而現代化則主要是個人競爭、優勝劣敗。對待人際關系,前、后現代化都追求心理溫暖,現代化則基本是原子式的異化的個人。對待人生,前、后現代化強調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倫理和審美占重要地位;現代化則突出工具理性,追逐功利,人自身成為手段。在思維方式上,前、后現代化均重直覺、頓悟和個性經驗,現代化則重邏輯、理智。(10)儒學是前現代化社會流行過的思想意識形態,前、后現代化社會在文化表象上的相似性,使儒學在后現代化社會的“復興”具備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然而,前、后現代化社會在社會發展的實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后現代化社會建立在大工業生產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而前現代化社會建立在農業小生產的產品經濟基礎之上,物質生活相對貧困,科技發展相對落后。因此,對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首要的任務是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也是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儒學復興”迎合了傳統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感情,使傳統的人們在文化選擇的困惑中暫時得到了心理的慰藉。然而,在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進程中,這種盲目的思潮只能使傳統的人們繼續蒙蔽于傳統的網絡,喪失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契機,從而使現代化走進歷史的誤區。傳統的人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文化心理困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迎合這種心理困惑的復古倒退思潮及其所誤導的決策與行為。
      三、傳統轉化的雙重變奏
  社會轉型,意味著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變革,意味著文化傳統的轉型。在當代中國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儒家文化傳統是一種無法回避的歷史力量。
  “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忽視了儒學的多重意蘊,過多地強調了儒家文化傳統的消極影響,從而導致了傳統與變革的關系緊張,使社會歷史走上了拒斥傳統的道路:當代新儒家則過多地強調了儒家文化傳統的正面意義,片面夸大了文化對經濟的積極作用,由認同儒學導向了儒學本位論,其結果只能使現代化走進誤區。
  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儒學。儒家文化傳統的生命的活力就在于不斷發掘它的現實意義,并在這一過程中努力實現與外來文化的會通,走一條“舊學新用,洋學儒用”的現代轉化之路。儒家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是一個廣泛而復雜的文化問題,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通過各自不同的途徑,對這一問題作出不同的闡釋,而其根本任務則是要根據時代發展的客觀需要,對傳統理論范疇體系作出新的選擇、詮釋與更新。下面,本文將選擇四對基本范疇,通過價值系統的四個核心問題,對儒家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作一些具體的探討。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以科技力量、科學精神帶動社會體制、社會結構變革的理性化過程。“理性化”的含義是指解決轉型問題的某種科學精神或科學的工具和手段,同時它又滲透著價值準則,體現了現代化過程中主體對自身行為更高標準的關懷和價值實現。(11)因此,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問題,就成為現代社會轉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
  儒家自先秦開始,便形成了理性主義的傳統。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要求人們破除迷信,憑理智生活。這種尊重理智、反對迷信的文化傳統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避免了西方那種狂熱的、全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連綿不絕的宗教戰爭。中國沒有“上帝之城”,中國人可以不靠上帝而靠自己來生活,中國人追求并滿足于人世間的現實生活。因而這種理性主義傳統可使中國人“迅速掌握自然科學而在精神上同時保持完整,而不至于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兩邊搖擺而在精神上陷入矛盾與分裂狀態之中。”(12)可見,在外在形式(如理智的生活態度等)上,儒家的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理性要求無疑具有相通之處。
  然而,在內在意蘊上,儒家的理性主義卻更多地展示為對價值的關懷。在儒家那里,理性主要體現為一種倫理的道德原則而不是科學的效率原則,這種價值取向與重義輕利的原則相結合,導致了對工具理性的相對抑制,從而與現代化的理性要求相悖逆,對構建現代物質文明產生文化阻力。
  如韋伯所言,理性化是“手段——目的合理性不斷地向生活的更多領域滲透,并最終導致傳統方式的瓦解。”“此種合理性的本質包括選擇最好的手段去實現確定的目的。”(13)手段——目的意義上的理性化,是現代社會轉型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從前現代化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進程中,無疑應當繼承儒家尊重理性、反對迷信的光輝思想,揚棄儒家以“仁”消融“知”的傳統,肯定工具理性的價值意義,使儒家的理性主義由狹義的道德自覺、單向的價值關懷向手段——目的關系延伸而兼容科學的效率原則,從而與現代化的理性要求相會通。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現代化社會轉型無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體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又往往因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而蘊含著負面的社會效應,如生態失衡、能源危機、核戰陰影、技術專制、人情冷漠、道德淪喪等等。如何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盡可能地繞過西方世界所走過的彎路,努力限制和避免現代化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傳統可充分展示其歷史的深沉性和現實的應用性。
  因此,在揚棄儒家輕視工具理性之傳統的同時,對其注重道德規范的傾向應予以充分的重視。儒家普遍的價值關懷固然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對人的存在意義的注重,對人是目的的確認,卻有助于抑制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面對感性世界的喧囂與理性世界的淪落,儒家對人的理性本質的確認與強調,可以為困惑和迷亂中的現代人提供某種清醒劑,并幫助他們重建價值體系的合理性,實現其自身的價值意義。在強調工具理性的前提下,適當引入儒家文化傳統中的仁道德性原則和人文主義精神,無疑是限制和避免現代化社會轉型負面效應的可取途徑之一。(14)
    (二)義利之辨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離不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效運作,而市場經濟運作的內在動力,首先便來自于對利益的追求,離開了利益的杠桿,市場經濟的秩序便難以建立。
  在義利關系上,儒家形成了重義輕利、見利思義、以義馭利的傳統。在總體上傾向于“義”,反對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如孔子所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但有仁義而已矣。”董仲舒則提倡:“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思想與資本主義世界所流行的功利主義思想截然不同。儒家強調經濟活動的道德價值,把禮義道德作為評價經濟效益的基本價值準則。但是這種反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并不意味著儒家對功利采取絕對排斥的態度。事實上,儒家所排斥的乃是與“義”相沖突的非分之利和個人私利。儒家主張在禮義道德的規范之內生財求利,以義為利,強調抑私利,注重義利統一。在儒家看來,只有在禮義道德規范之內的經濟行為才具有道德合理性,而逾越禮義道德的規范去自發地、無限地追求財利則是“不義”的經濟行為。因此,為了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覺地遵守道德規范,儒家總是勸勉人們“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當利與義發生沖突而不能兩全時,儒家則要求人們重義而輕利,舍利而取義。儒家的這種傳統義利觀一方面有利于引導人們遵循社會現存的經濟、政治制度和道德規范,合法合理地謀取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抑制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競爭和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市場經濟需要利益驅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工具理性之體現的效率原則總是內在地關聯著利益的原則,這就要求給利益原則以適當定位。不難看出,儒家的傳統義利觀與現代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沖突。儒家輕視乃至鄙視功利的價值取向不利于形成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因此,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必須努力克服儒家傳統義利觀的片面性,確認合理的利益要求,并將這種確認外化為經濟行為的范導原則,鼓勵正當的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追求,以此為經濟生活的商業化和現代企業精神的形成提供價值觀念上的支持。
  然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發展實踐已經證明,功利原則的不適當擴張,往往會引發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人的商品化等異化和丑惡現象,從而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和腐朽因素。面臨這一問題,儒家的“義利之辨”,則可以提供某些積極的、合理的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對中國這樣一個文化積淀深厚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整體性的、歷史性的。只要我們善于從傳統中發現發展的契機,并把傳統成功地納入發展的進程中去,對儒家傳統的義利觀進行揚棄,避免不謀其利、不計其功、過分重義的片面傾向,儒家義利統一、以義制利的文化傳統便可轉化為限制功利原則的不適當擴張、避免人的商品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倫理型市場經濟的理論資源。
    (三)天人之際
  在天人關系上,儒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間的平衡,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不主張人與自然的相互對抗,表現出明顯的內傾性。董仲舒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王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這種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包括人在內)的和諧境界為歷代儒者所追求。盡管儒家并不完全無視人的力量,甚至還提出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但就總體而言,儒家講求的是人對自然的主觀適應、調和以及人對既得物質生活的知足、安分,而不是引導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使自然更好地適應人的需要。儒家特別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出了“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基本原則,主張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以使“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可以說,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意向始終未能在儒家文化傳統中獲得應有的價值定位。在儒家看來,只有天人和諧合一才是合理的天人關系,適應自然遠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重要。
  現代化社會轉型體現于天人關系的基本要求,便是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這與前現代化社會適應自然的取向截然不同,也與后現代化社會回歸自然的傾向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內含著主體永無止境的進取精神,表現了對主體力量的高度確信,它可以使人類擺脫對于自然的依附意識,從而有利于人類不斷地在更高層次上支配自然、利用自然,這種取向無疑會給現代文明的構建提供某種精神動力。顯然,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相對于現代化社會轉型的歷史要求來說,存在著某種不和諧的意蘊。現代化必然要求打破人與自然的原始平衡,重新建立合理的天人關系。儒家適應自然、調和自然的文化傳統難以激發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現實需要,與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不相適應。因此,轉換儒家適應自然的內傾性傳統,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由被動適應重新定位于主動變革,就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客觀需要。
  現代文明的推進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際的原始平衡,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由此導向人與自然的相互對抗。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告訴人們:單純以人類為中心,把征服、攫取、開發、改造作為對待自然的一貫行為準則,必然會使生態惡化、能源短缺,給人類的生存留下無窮的后患。因此,在打破天人之際的原始平衡的同時,必須重建人與自然的新的平衡。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應始終把人類當作宇宙整體中的一員,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保持適當的和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儒家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傳統觀念又可以轉化為一種實用的行為準則。
    (四)個體原則與群體原則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個人作為主體的特性被禁錮,得不到自由的發展,這應該看作是我國社會長期停滯、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15)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從最深層的意義上來說,就是要實現人自身的現代化。因此,當前的首要任務無疑應該是解放個人,培植具有充分活力的個人主體,弘揚個體原則。個體原則意味著對個體正當權利的確認、對個體創造性的強調、對個體參與社會競爭的提倡以及對個性多樣化的肯定。個體原則的突出是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歷史發展不可逾越的客觀邏輯。
  儒家的價值傳統并非絕對排斥個體原則。孔子認為每一個人都具有獨立的意志,“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引述曾子的言論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從先秦到宋明,儒家都重視人之為人,主張保持作為“人”的人格,強調為仁由己,人格獨立。不過,在儒家那里,個體原則主要表現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個體的權利意識和競爭意識、個體的創造性和多樣性往往被忽視,而個體對群體的責任與義務則相應地被突出,由此實質性地導致了群體原則被強化。因此,儒家價值傳統中的個體,在本質上是從屬于群體、消融于群體之中的。個體對于群體,義務重于權利,群體利益重于個體利益。個體只有在群體中才能顯示出自己的生存意義,個體價值只有通過群體價值才能實現。儒家對個體原則的片面化理解以及在總體上對群體原則的實質性強化,與當前我國現代化社會轉型的迫切任務顯然有不相協調的一面,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以及人的現代化的客觀要求無疑也有一定的距離。我們必須適當地化解儒家文化傳統中那種群體至上、群體消融個體的觀念以及個體對群體單方面的責任義務意識,使個體原則具有更廣闊的文化內涵和更合理的價值定位,努力為現代化社會轉型消除價值觀上的阻力。
  個體原則的突出使人類的價值體系由群體本位轉向個體本位。伴隨著個人的解放、個性的張揚以及個人主體的提升,個人主義一時泛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人欲橫流,“他人即地獄”,這些都是難以避免的。極端的個人本位已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深刻的社會危機,社會矛盾和社會流弊日益顯露。于是,人們就想到了儒家價值傳統中蘊含著的相應的思想資源。如果在確認和弘揚個體原則的同時,注意吸取儒家文化傳統中強調個體責任和群體認同、強調個體的道德自覺和自我完善、強調個體的崇高人格和主體意識的價值取向,并繼承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優良傳統,那么,因個體原則的突出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流弊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化解,人際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會得到適當的調理。儒家的群體原則和整體主義精神對克服損公利己、以權謀私等破壞社會整體秩序和利益的行為,有著重要的人文意義。
  文化傳統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一個社會要想脫離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當代中國担負著雙重的歷史使命:它既要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要求,追趕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又要抑制現代化的負面效應,超越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和社會弊病。這種雙重使命使儒家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具有了雙重變奏的意義:既要變異、創新,又要繼承、認同,二者辯證統一于現代化的客觀邏輯。因此,文化重建的重要任務已不是精華與糟粕的簡單分割,而是對傳統的時效性及轉化契機的穩當而不趨極端的把握,只有這樣,文明古國才能真正顯示其深沉的文化底蘊和強健的發展后勁。*
  注: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
  (2)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第49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參見陳衛平《第一頁與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出版。
  (4)參見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
  (5)《光明日報》1994年10月7日“儒學與現代化”學者專訪版。
  (6)賴肖爾《日本人》第61頁, 轉引自謝建明《文化傳播及其整合》第12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參見蔡德貴《東方各國的儒學現代化》,《齊魯學刊》1992年第2期。
  (8)(9)參見張鴻翼《儒家經濟倫理》第303—305頁。
  (10)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第495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年版。
  (11)張雄《歷史轉折論》第19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4年版。
  (12)曾祥鐸《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第52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3)張雄《歷史轉折論》第197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4年版。
  (14)參見楊國榮《現代化過程中的儒學》,《社會科學》(上海)1993年第1期。
  (15)高清海《主體呼喚的歷史根據和時代內涵》,《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
  
  
  
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41-49C4社會學錢國旗19961996 作者: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41-49C4社會學錢國旗19961996
2013-09-1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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