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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新啟動
儒家文化的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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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家將在9月份舉行重要紀念活動。 中國孔子基金會、國際儒學聯合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在10月7 日聯合舉辦大型紀念學術活動。圍繞這一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還舉辦了其他形式的多種紀念性文化活動,如在6月連續同《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分別召開了兩次紀念座談會,并在人民大會堂主辦了展示孔子金質塑像座談會,7月6日舉辦了紀念孔子的全國美術與書法作品展以及同新華社聯合出版有史以來第一部金箔《論語》。與此同時,在山東省曲阜市舉行的孔子文化節也比往年格外隆盛。這在建國以來是不曾有過的。
  20世紀末,如此大規模地紀念孔子,并非逢五逢十的時間巧合,而是意味著中國文化經過20世紀百年的起伏跌宕和中西文化反復撞擊之后,終于進入了振興階段。中國人民已經能夠以開放的胸懷正確地把握時代精神,也能夠比較成熟地、滿懷自信地對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和新中國國慶50周年盛大的慶祝活動相輝映的這一系列豐富多采的文化紀念活動,真正意味著面對21世紀中華民族的振興和儒家文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新啟動。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精神財富的總匯,包括了各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諸子百家以及歷代文化創新的積累。但是,由于孔子創始的儒家文化,經過歷史的選擇,數千年來一直居于中華文化的主流地位。因而如何對待儒家文化就具有典型代表的意義。對儒學研究的新開展,絕不排斥全方位弘揚中華文化一切優秀成果。
  這個新啟動、新開展,應當從那些方面作出努力呢?馮友蘭先生生前有句名言:“接著說”,而不僅限于對前賢說過的話“照著說”。時至今日,“接著說”顯然不夠了,應當發展為“接著做”,就是要接著20世紀眾多學人對儒家文化的改鑄、創新的工作,堅定地做下去,并且要更加全面系統地“接著做”。
      一、對儒家文化的普遍價值進行現代性詮釋
  儒家文化之在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迎受種種挑戰,有時甚至面臨被滅絕的險境,卻能夠不斷自我更新,與時俱進,就在于儒家文化的價值體系不僅具有歷史性,曾有效地為特定歷史時期服務,而且也在于它的精神特質中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價值、蘊涵著建構人類文明的共同因素。對儒家文化,如果只從其具體的歷史性出發,作出種種否定性評價,既具一定理由,且并不困難。但是,要從其中剝離出適合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普遍價值和構成文明的共同因素,卻非易事。它需要深邃的歷史睿智和在特殊條件下反潮流的膽識。我們很長一段時間認同馬克斯·韋伯的觀點,表現出一種担心,就是認為中國儒學天然地與社會及人的現代化是不相容的。為了實現現代化,為了救亡圖存,先從批判自己的傳統文化入手,以促進社會的變革。經過百年的摸索和社會的實際發展,我們開始發現,這種觀念所標榜的恰恰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它邏輯地通向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是配合列強炮艦政策的一種文化戰略。如果讓它得逞,就有使世界上唯一保持一脈相傳的悠久中華文明瀕于斷流的危險。
  其實,現代化并不是西方社會的專利,也不是某種社會的偶然變異,而是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普遍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之間會有先有后,然而不存在某種前現代社會有成長為現代化社會的獨特基因,而另一種前現代社會則先天缺失這種基因。因此,我們盡可以分析本民族傳統文化中存在過時的、不適于現代化成長的種種因素,對它加以改造、創新和發展,但絕不能卑怯地認為只有全面進行本族文化的大換血,才能實現現代化。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原罪思想的影響,對人性的看法基本持性惡論觀點,夸大了人的生物特性的作用,導致了對力的崇尚、利的追求、欲的放縱、情的馳逐,因此基督教文化不能不用激發人的悔罪感把人納入道德規范。但是,當尼采在近代社會來臨之際宣告“上帝已死”的時候,本已脆弱的宗教道德便更加失去維系之力。到20世紀末,西方那種已經處于生態危機、道德與價值觀念危機、極端放縱自我、人性嚴重扭曲、兩性關系混亂、家庭結構解體、犯罪與暴力充斥的社會文化,無情地宣告了自己的沒落。一種飽含著失落、彷徨與無可奈何情緒的“后現代文化”思潮正在興起。誰也說不清,這股西方新思潮,將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是禍還是福。我們為什么不從自己的優秀文化中尋找普遍價值呢?
  儒家文化對人性的看法則異于是。性善論是儒家看待人的主流觀點,它雖然沒有脫離唯心論的窠臼,但卻道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絕大多數人是好的,群眾是好的,人民是好的、人類是好的,即使是在惡劣的環境中,依然是好人多。這種對人的信任和信心、對人性的尊重與樂觀主義態度,使儒家文化走向崇尚道德之路,積極肯定了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要求、自我超越的能力,人與人之間有合群的親和力,和諧是任何文明社會的內在需要,文化的功能就在于建制有道德的社會和塑造有道德的人。孔子、孟子和歷代碩儒所倡導的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尚義者惠人,忠者盡己、誠者信人,恕者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泛愛眾而親仁,民胞物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為了維護正義,可以毫不猶豫地做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從而導出了“人為貴”、“民為貴”、“和為貴”等重要思想。這種既具現實性又帶有理想主義濃重色彩的普遍性價值觀,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世界,不僅適用于昨天、也適用于今天和明天。
  當然,儒家文化的普遍價值,絕不僅限于這一些,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將儒家文化中的一切有普遍價值的精神資源,進行全面的發掘、系統的整理,做好適合于現代社會關系和現實生活要求的創造性的詮釋,使它真正成為我國和世界建設現代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對中華元典精神進行全面地整理和開發
  我國自上古流傳下來文獻典籍,至春秋時已處于散佚狀態,經孔子搶救,“述而不作”,親手編纂、修訂、講授而流傳下來的《六經》(《樂經》后來缺失),實際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源頭和基礎。孔子被贊為“集大成者”,偉功在此。孔子生前與身后,曾遭受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他和他創立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沒有一蹶不振,就在于“斯文在茲”。任何民族怎么可以毀棄自己的元典呢?《六經》所表征的是曠古長存的中華文明,是哺育了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元典精神。
  元典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具有極其寶貴的文化發生學意義,為文化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和內在地規定了發展的路向。因此,文化的特質與分野,由此而始。文化的源是如此,文化的流也是如此,都要取決于適合時代要求的對于元典精神的不斷的領悟與會通。
  這就必然要涉及到儒學的一個特殊領域,即經學。我們要把握住中華文明的元典精神,對儒學的研究就不能只熱衷于子學而不涉足于經學。千百年來的重要經驗就是,脫離元典精神的儒學研究,會流于“私作”,于社會文明的進步無所裨益。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社會處于重要轉折時期,都要重新整理元典,作出新的能夠反映時代特點的訓釋,以保持中華元典精神的精進。從戰國以迄清末,從《五經》,到《九經》到《十二經》再到《十三經》,這個工作已經做過許多次了。而每一次對元典的整理和訓釋的修訂,都是一樁重新審視傳世經籍的浩大工程,既保持著元典精神的繼承性,又是對儒家文化的一次更化和創新。
  盛世修典。這個工作,在20世紀,我們沒有來得及全面地做。只是零星地做了一些基礎性工作和局部的訓釋工作。當我國進入現代社會,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時代,適應于建設繁榮、富強、民主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必然面臨著完成將中華古典文明元典精神的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的歷史任務。
  現代化是個過程,而形成人與社會的現代性,則是現代化的目標。歷史實踐表明,我們不能從“西方化”中獲得現代性,那樣必然會背離中華文明的元典精神,而必然招致傳統文化的猛烈反彈,從而發生牢固的傳統性對脆弱的現代性的吞沒現象。
  無庸諱言,當前在我國,文化現象十分復雜。既有西方文化的諸多因素,積極的、消極的,優秀的、丑惡的都有;又存在著傳統性中遺留下來的許多糟粕,如:巫術泛起、神秘文化盛行、家長制與人身依附的影響殘留,盡管傳統美德也在頑強地施展著自己的影響,但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現象,紛呈于現實。古諺云:非圣必亂德,亡經必及巫。這是一條值得重視的歷史經驗。我們要卓有成效地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亟需要對中華元典精神進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完成向現代性的轉化。這里布滿了未知的領域,需要我們去研究和認識,以保證我們從西方文化中吸收的是積極的成果,對我國固有文化繼承的是優秀傳統。
      三、將儒家人格理想與社會理想模式現實化
  道家作為競爭對手曾把儒家文化概括為“內圣外王”之道,這是深得要領的。這里說的內,是指人之心性,外是指事功;儒家就是以內修圣德、外興王業為長遠目標的。作現代含義來理解,就是要通過造就理想人格來建設理想社會。
  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的人格標準時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這是儒家修己遞進而至的三重境界。他認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這重最高境界連儒家崇奉的堯舜時代也未能達到。孟子和荀子把這種思想發展為儒家的王道、仁政或王政觀。對于儒家王道思想的理解,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要由帝王來主政的社會,就是實行“王道”,實現了“內圣外王”。這要看執政者是不是堅守自律道德、能不能嚴格修己;衡量其社會是不是達到了王道境界,要看能不能做到“安百姓”。和這一理想境界可以互通的是孔子對子貢問仁的標準時說:“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安百姓”的實際含義,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可見,在儒家理想中,圣和王是互通的。一向祖述堯舜的孔子,認為這種既是“圣”、又是“王”的理想境界,連堯舜也未能達到。這恰好表明,這是孔子對中華文明人格理想與社會理想的新拓展。
  《禮記·禮運》篇記載了孔子關于社會理想一段著名的論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用“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系列具體描述勾勒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生動畫面。可以認為,這是孔子對“安百姓”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進一步闡發。
  這種對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的思想,既是儒家人文思想與社會思想的現實關切,又是儒家始終不渝的終極關懷。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儒家所憧憬的人格與社會理想,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內涵,賦予不同的時代內容。但是,這種思想的邏輯架構對中國的社會心理的影響,是牢固的、持久的。中國人民在20世紀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是和儒家“大同世界”與道家“太平社會”的理想長期哺育所形成的心理積淀分不開的。如果不把這種思想流于烏托邦,就需要將理想現實化,同現實的使命聯系起來。
  21世紀,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全面建成的時代,理想人格與理想社會的現實要求,將表現為全面實現人與社會的現代化,不斷提高全民族的綜合素質,提高社會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品位,不斷趨近中華民族的理想境界。
  
  
  
孔子研究曲阜4~7B5中國哲學劉蔚華19991999 作者:孔子研究曲阜4~7B5中國哲學劉蔚華19991999
2013-09-1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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