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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小說中的釋道關系
唐五代小說中的釋道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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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唐五代小說中有不少表現道釋關系題材的作品。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唐五代的宗教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唐代統治者雖然奉老子為遠祖,排座次道教第一,但這不過是其自我神化的一種政治宣傳策略,并非心醉神迷的頂禮膜拜和五體投地的虔誠皈依。佛教和儒學雖然屈居其后,同樣也受到唐王朝的殊恩隆寵,獲得極大的發展(注:唐太宗下詔規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先不久,就向弘福寺僧釋疑道:“師等宜釋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祖,故列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這很能說明唐王朝給三教排座次的用意(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對于儒家,唐太宗也曾吐露過肺腑之言:“朕今所好,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二年”).)。三教鼎立,共同支撐起唐五代的意識形態大廈。
  唐五代的歷代帝王一般都扶持佛教。唐太宗于貞觀十九年詔令玄奘等于弘福寺譯佛經,貞觀二十二年,敕有司寫玄奘新譯佛經頒賜九道總管,并親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冠于經首,“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注:《廣弘明集》卷二二《三藏圣教序》.)。高宗、睿宗、中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武則天尤甚。她曾利用佛教徒偽造《大云經》,稱自己是彌勒佛轉世,為篡唐稱帝制造輿論。目的達到后,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她不遺余力地推行揚佛抑道的政策,以此貶抑李氏的宗系。在武則天統治期間,唐代佛教的發展達于鼎盛。唐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但并不一味縱容,而常常出于政治的考慮,對其多方限制。同時對佛教并不排斥和壓制。至開元時,由于出現了“貞觀之風,一朝復振”的太平盛世氣象,統治者充滿了自信,對各類意識形態不復狐疑,任佛教自由發展。玄宗親自為《金剛經》作注,頒行天下。此后的皇帝更加迷信佛教,如代宗每逢夷狄入寇時,“必合眾僧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僥幸遇到敵人退兵,以為全憑佛陀之助,于是“橫加賜與,不知紀極”(注:《舊唐書》卷十一《代宗記》.)。
  在歷代帝王的扶持獎掖下,佛教在唐五代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僧尼眾多,寺院遍布全國各地。佛教翻譯規模空前,產生了偉大的翻譯家玄奘大師。另外,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密宗、禪宗、凈土宗等各種佛教流派相繼產生,極一時之盛,對后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道教自產生之日起,就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唐五代這個百花競放的朝代,更難自掃門前雪,獨守自家畛域,至老死不相往來,它們經常夾纏在一起,或恬然相處,親如一家;或唇槍舌劍,你死我活。這種情況在幾乎無所不包的唐五代小說中自然會有所反映。
  唐五代小說表現道釋關系的作品可分為道僧相爭和道僧混融兩種類型,下面分別論述之。
      (二)
  表現道僧相爭的作品最多,這自然與道僧長期相爭的歷史有關,同時又受唐五代時代風潮的影響。佛教初入中土時,向道教(包括道家)借力處不少,但一旦羽翼豐滿起來后,便無所忌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四處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這就讓道家氣噎,覺得利益受到了威脅,有分羹之痛,于是起而攻之,這樣,雙方便開始了綿延不絕的爭斗,這種爭斗有時就教理而發,或向對方詰難,或為自己辯解,實際上起到了互相切磋和互相促進的效果。有時則不免墮入惡俗,意氣相向。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晉惠帝時道士王浮偽作《老子化胡經》,肆意貶抑佛教,而佛教徒則巧解“化胡”為“化于胡”,反唇相譏。尤其惡劣的是雙方在爭執時常常借助于朝廷的政治手段來壓制對方,如道教徒經常與同樣起勁攻擊自己的儒者聯袂,一塊向佛教發難。在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難中,道士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佛教徒也常常還以顏色,如北齊天保六年(555)文宣帝在僧人的煽動下,強迫道士剃發為僧。
  唐五代三教共存已成為基本國策,但相互間的積怨仍在,不時發生著沖突。高祖武德四年(621)儒者傅奕上書廢佛,僧法琳撰《破邪論》應對。其后道士也參加了進來,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對佛教進行攻擊,法琳又撰《辨正論》予以回擊。雙方圍繞著長生與無生、夷夏、釋道先后等問題展開激烈交鋒,最后唐高祖親自出面干涉,下了“老先,次孔,釋末”的詔令(注:《全唐文》卷二九五.)。武德八年(625)朝廷舉行釋奠之禮時,為了三教的席次問題,釋慧乘和道士李仲卿當場發生了爭執(注:《唐傳》卷二十四《慧乘傳》.)。太宗貞觀十一年(637),釋智實因反對“道先佛后”的政策而被流放(注:《唐傳》卷二十四《慧乘傳》.)。貞觀十二年(638)紀國寺慧凈和道士法晃對《法華經·序品第一》展開論辯(注:《唐古今佛道論衡》卷丙.)。次年道士揭發法琳誹謗皇帝,法琳差點因此喪命,后被流放益州。至高宗時,道釋爭論更趨激烈。顯慶三年(658)詔僧會隱、神泰,道士黃賾、黃壽、李榮等至內殿展開辯論(注:《唐古今佛道論衡》卷丁.)。同樣的爭論同年進行了好幾次。顯慶五年(660)神泰和李榮就《老子化胡經》進行辯駁,李榮大為困窘。 龍朔三年(663 )道士姚義玄等五人和西明寺僧在蓬萊宮對辯(注:《唐古今佛道論衡》卷丁.)。武則天執政后,改變了道先釋末的政策,中宗時下令焚毀《老子化胡經》,道士吳筠著《思還淳賦》,攻訐佛教“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奪真宰之元,操元化之綱。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紀亂常”(注:《全唐文》二九五.),發誓要憑道教的威力,消滅佛教。中唐以后,道釋之間的斗爭有了緩和,至武宗時又趨激烈,發生歷史上有名的滅佛事件。此事件主要緣于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但與武宗本人聽信道士趙歸真、劉元靖、鄧元起等人的排佛主張有直接的干系。
  唐五代小說中的道僧相爭常以斗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斗法是道釋相爭時的一個重要項目,當雙方唇槍舌劍,爭得面紅耳赤時,常有一方扔出以法術決勝負的挑釁,在滿朝文武及皇帝面前,另一方也不甘示弱,便鼓起勇氣應戰。這方面的例子記載頗多,《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齊逸沙門釋曇顯傳》載梁武帝抑道崇佛,道士陸修靜逃入北齊,因不勝其憤,遂提出與僧人比賽法術,僧曇顯法術高妙,使陸修靜與眾道士“相顧無顏”。又《宋高僧傳》卷十七《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載,大歷三年,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遂于東明觀壇前比爬刀梯,“史華登躡如常蹬道”,令眾僧膽寒。崇惠則欣然應戰,“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而崇惠登之,“有如坦途”。后又蹈烈火,手探油湯,餐鐵葉,嚼釘線,“聲猶脆飴”使史華“怯懼漸惶,掩袂而退”。
  道教典籍中也載有斗法事,如《仙傳拾遺》中道士羅公遠、葉法善與僧法藏斗法就被渲染得有聲有色,信佛的武妃與崇道的玄宗看得非常投入,為各自的選手吶喊助威。先是葉法善念咒舉木,為法藏所阻,羅公遠遂親自出馬,已勝一局的法藏用大佛頂真言將葉法善吸入澡瓶,但卻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使他出來,因為葉已被羅公遠用更大的咒力和障眼法攝去參加寧王的宴會。后又于談笑間盜走法藏用菩薩金剛和力士等防護得密不透風的袈裟。葉法善為雪恥,也小勝一局。
  佛道二教等記載中的道僧斗法多是以打擂臺的方式出現的,有裁判和看客。對道僧而言,這可能關系到他們的寵辱得失,故不免逞勇斗狠。而對皇帝及滿朝文武來說,純是為娛樂遣興,不免以俳優視之。而唐五代小說中的斗法則不擇場合,有時甚至在暗中進行,如《全唐五代小說》卷八三《咸通幻術者》(出尉遲wò@①《中朝故事》),寫一位仙道挈一小兒在坊間借幻術以行乞,人群中有一僧人暗中以法術阻撓,使被削掉頭顱的小孩無法復活。賣藝者再三求告無效后,“乃于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掐瓜子于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無效。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愿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為信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眾中有一僧,頭xū@②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吐氣一道如匹練,上沖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余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有時雙方并不交手,只有一方獨自買弄,大顯神通,讓對方懾服,如《全唐五代小說外編》卷七《韋老師》(出自沈氏《驚聽錄》)寫嵩山道士韋老師牽犬至岳寺求食,遭僧徒辱罵,甚至欲毆擊之。韋老師乃行道術,作五色云遍滿溪谷,與犬冉冉升天而去,令眾僧驚駭不已,欲“作禮懺悔,已無及矣”。潘老人更顯狂妄,在著名的少林寺門前施展幻術,狂嚼濫飲。對絕酒戒葷的僧人來說,這種舉動無異于挑戰(注:《全唐五代小說》卷二二《潘老人》,出皇甫氏《原化記》.)。
  唐五代小說中的道僧斗法多帶有正邪之爭的性質,總是一方憑法術為害施虐,而另一方則替天行道,誅暴安良。前者多是佛門僧徒,后者幾乎是清一色的道士,如《全唐五代小說》卷三三《葉天師》,寫胡僧為圖水底寶藏,苦練咒術三十春,術成將逞,護寶龍化白叟泣求葉天師救護:
  仙師遂使青衣門人執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見黑云慘空,毒風四起,有婆羅門仗劍,乘黑云,持咒,于海上連喝,海水減半矣。青衣使亦隨聲墮焉。又使黃衣門人執朱符,奔馬以往。又喝,尋墮,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龍跳躍淺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執黃符以往。僧又喝之,連喝不墮。及岸,海水則一二尺,白龍者奮鬣張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隨手水復。婆羅門撫劍而嘆曰:“三十年精勤,一旦術盡,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出自《玄怪錄》)
  《全唐五代小說》卷四七《龍宮仙方》與本篇情節相似,當是由同一題材演化而成。西域僧(即胡僧)欲取龍腦以合藥,詭奏祈雨,遂詔于昆明池邊結壇焚香,行法縮水。昆明池龍化為老人,至鐘南山向道士孫思邈求救。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于是池水復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思邈因此得到龍宮仙方,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
  小說中一些僧人常憑法術以逞淫欲,精通此道的道士這時卻做起了衛道者。《全唐五代小說》卷二七《東巖寺僧》就是一個例子。東巖寺僧遣一豬頭人形,著豹皮水褲的神人攝取呂誼之女,詭稱天人,加以凌辱。呂遂請博陵崔簡。崔曾師從道士,精通道術,聽了呂誼的請求后,遂于別室,“即夜設幾席,焚名香作法以降神靈”:
  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傾間,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愿王聽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兵俯伏不敢動。簡劍步于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走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褲,云:“上人愿起居仙宮。”簡居坐而命之,紫衣胡人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僧迫不隱,即曰:“伏矣!……”(出自陳邵《通幽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有《緱仙姑》與《徐仙姑》兩篇作品,都是寫一些色膽包天的僧人竟對女仙道想入非非,欲行非禮,結果均受到懲罚,或被虎食,或被禁“僵立尸坐”(《全唐五代小說外編》一九卷》)。
  不僅和尚無行,一些作品中的菩薩,也被寫成淫棍色鬼,如《全唐五代小說》卷一八《代州民》(出《廣異記》)云菩薩為一狐貍所化,騙奸民女,終于在道士面前露出原形而被殺。
  道僧相爭有時演化為他們各自的信徒之爭,佛道二教在唐五代的影響都很大,都有大量的信奉者,雖然這些信徒多抱有功利的目的,并不十分的認真,但也有一些虔誠的衛教者,常以過激的行為來維護自己的信仰。如《宣室志》中的尹君,是一長壽的仙道,隱居于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為北從事馮翎嚴公迎至府庭,盡心侍奉,“終日與同席”。他的女弟事佛,曾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怒其兄與道士游,遂密以堇斟致湯中,以獻尹君。尹君故意裝死,實際尸解而去。后年于晉山出現,宣示著自己的勝利。
  有些作品中互相爭斗的僧人道士均非良善之徒,如《廣異記》“長孫甲”的文殊菩薩乃是讓人討厭的狐貍精所化,乘五色云至信徒家,受其禮拜供養。道士受主人之請擊殺了“菩薩”。但這并非出于正義的目的,而僅是一種有償的職業活動,事后“令奉馬一匹,錢五十千”,被殺狐貍的家長自然不服,又化成菩薩與道士斗法,狠狠地將道士羞辱了一通:
  后十數日,復有菩薩乘云而來,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咒如前。盡十余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為道士,當修清靜,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為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顧謂道士曰:“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迄飛去。(出自《全唐五代小說》卷一八)
  在有的作品中,作者設計出一個超然的第三者,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如《全唐五代小說》卷五六《王屋薪者》(出《瀟湘錄》),其中的王屋山老僧與云游道士互相爭執二教優劣短長,如同江湖藝人,夸夸其談。老僧為道士貶損佛教的言辭所激怒,作色道:“須要此等人,設無此等,即頓空卻阿毗地獄矣!”這是僧人最厲害的咒語,常在氣急敗壞時用來咒罵那些猛烈攻擊佛教的儒者和道士(注:如法琳在《破邪論》中詛咒傅奕“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維護佛教的中書令蕭在同傅奕辯論時,也學得此招,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為此人!”(見《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這時有一負薪者經過,知道事情原因后,“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處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間,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哉!無居我山,擾亂我山居之人!’”遂焚燒其茅庵,并舉斧擬殺二人,“老僧驚走入地,化為一鐵錚;道士尋化為一龜背骨”。這對佛道真是一種辛辣的諷刺。負薪者雖是山人野夫的裝束,談吐卻酷肖儒者的口吻,從而使本篇就頗似三教論衡的滑稽戲,形象地反映了當時三教斗爭的現實。
      (三)
  道教和佛教在互相斗爭的同時,還在不斷地融合。佛教在開始傳入中國時,就用當時流行的神仙方術思想將自己包裝起來,《后漢書·襄楷傳》謂:“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袁宏《后漢紀》:“其教(按:即佛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死,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可見當時人們確實是把佛教和黃老道等同一致,認為二者主張的都是清靜無為。早期佛教的譯經者,受道教的影響是很深的,如安世高譯《安般受意經》,釋“安為清,般為靜,守為無,意名為,是清靜無為也。”(注:《大正藏》卷十五《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上.)還將小乘禪法看成是道教“守一”法,聲稱修煉此法可以獲得“制天地”、“能飛行”的神道,達到“斷生死”、“住壽命”,成仙佛。本無宗的開創者東晉僧人道安,則以《老子》語來解《般若經》。南北朝時,道佛斗爭日趨尖銳,但另一方面,許多人仍然認為“道也與佛,逗極無二”(注:《弘明集》卷六.)。顧歡雖執夷夏之別,卻并不一概抹殺,認為二者“在名則反,在實則合”,“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各有其特殊的用途,“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注:《南史·顧歡傳》.)。與顧歡同時的道士孟景翼著《正一論》,強調佛道一致,“老釋未始于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最典型的例子則是著名道士陶弘景,他在夢中被佛陀授予《菩提經》,并被贈予勝力菩薩之名,因而前往參拜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死時,既佩護符,又著袈裟,儼然道佛混一的模樣。佛教天臺宗二祖慧思,也大量吸收神仙方術思想,以建立他的宗教思想體系,他曾表白說:“我今入山修習苦行,……為護法故,求長壽命……愿諸賢圣佑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療治眾病,除饑渴……籍外丹力,修內丹。”(注:《南岳思禪師立愿誓文》,轉自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唐五代道佛的融合在不斷地加強,一大批道教學者如王玄覽、司馬承禎、成玄英等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以充實和發展道教理論,杜光庭主張混同三教。佛教的天臺宗的湛然,在所著的《止觀輔行傳弘訣》中,引入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云:“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食可長生;太陽之精名曰鉤吻,入口則死。”“金丹者,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準龍樹法飛金為丹,故曰金丹。”(注:《大正藏》卷四十六.)唐玄宗時傳入我國的佛教密宗,有不少理論和修煉方術與道教非常相似,如道教有房中術,密宗有“歡喜佛”。密宗經典《天地八陽神咒經》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肖)諸神,都來自道教(注:見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二卷第七章第三節.)。英國的李約瑟也看出這一點,他說:“乍視之下,密宗是從印度輸入中國的,但仔細探究其(形成)時間,倒使我們認為,至少可能是全部東西都是道教的。”(注:轉引自卿、唐《道教史》422.)創始并盛行于唐的禪宗受道教的影響尤深。它反對佛教傳統的修行方法,主張任用自然,就是老莊自然無為思想的體現,朱熹云:
  道家有老莊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譬如巨室子所有珍寶全為人竊去,卻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神異典》卷二一六《道教部》.)
  以上這些融合的事實體現在道教和佛教的上層集團內部,在民間,這種交融匯合更是明顯,隨處可見,道觀與佛寺并肩而立,道士與僧人連袂而游。人們在菩薩面前燒完了香,又去老君廟中抽簽。正如美國人克里斯蒂安·喬基姆所說,對中國人來說,“對經典的信仰并不怎么重要……中國所重視的是宗教實踐,而不是宗教信仰,是宗教禮儀而不是宗教教義。”“就小傳統(民間宗教)而言,由于它所關心的是日常生活和具體目標,因而沒有必要去恪守一種清晰明確、并被小心謹慎加以界定的信條。在中國人看來,人應該做的只是廣為善事,力避惡行,在適當的時間向神鬼和祖先奉獻適當的供品,并且遵守其他各種風俗習慣。一個人照此去做,就可以前程似錦,并給全家帶來現世生活中的大好處:鴻運(福)、高位(祿)、長壽(壽)”(注:《中國的宗教精神》P32---33,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唐五代小說中道僧相混的作品非常多,具體表現為僧道身份難辨,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道士所作的神仙傳記中,收錄了不少僧人和尚,如《神仙感遇傳》即有《梓州牛頭寺僧》,中有庖牛執役者僧,當建造經樓經費緊張時,即用黃白之術,一夜之間點化出真金巨餅。又如陳惠虛誤入“金庭不死之鄉,養真之靈境”,求得學仙之門徑,再返故寺以后,“慕道好丹石,雖衣弊履穿,不以為陋。聞有爐火方術之士,不遠而詣之。丹石所費,固亦多矣。晚居終南山捧日寺,其心愈切”,終于感動神仙,送來仙丹,服之,久疾都愈,“跳身起床,勢若飛躍”,終“冉冉升天而去”(《陳惠虛》)。李生的行徑剛好相反,他本人雖不知是道是佛,卻與北邙山玄元觀道士李義范“異常款狎”,臨死前托孤于李義范,云其子后當為僧,李義范勸讓入道,李生云:“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陰騭品定。”后果為僧,“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神仙傳記的作品竟以遁入空門為結局,作者恬然不以為非。
  在文人作品中,此類故事更多。如《廣異記》中“劉清真”,寫清真等人為老僧所救,被引往五臺山,途宿蘭若,“僧為說法,大啟方便,清真等并發心出家”。但最終老僧卻使他們走上成仙的道路,惜一人效法嫦娥,獨自吞食靈藥,“通身生綠毛”,被仙鶴所迎,“乘云上升”,“謁帝于此山之上”(注:《全》卷一二.)。又如《河東記》中韋丹鬻黿放生,得入龍宮,見神龍,并受福報,任十七任官職,這反映的完全是佛教的觀念,但所去的龍宮卻是道家的天地,大門“制度宏麗,擬于王侯之家”,丫鬟“皆及美姝”,里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這是典型的仙境。有一老人,“須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仙態可掬。做向導的是“行止迂怪,占事如神”的葫蘆先生,這個名字常是仙道的代名詞。《玄怪錄》“李沈”條同樣如此,通篇寫今生來世,投胎轉生之事,但卻需要道門的咒術和朱符才能得以實現。全篇多次出現神秘的數字“三”、“五”,“蓋以三才五星隱起成數耳”。“三才”即天、地、人,本源于《易系辭》:“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五星”,即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三才五星是道教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
  《廣異記》中有“秦氏婦人”一條,形象地表現了道釋之間恬然相處,其樂融融的關系。在剛開始時,雙方還有點拘束,自稱秦氏婦人的仙女甚至露出“懼愕”的神情,但很快就熟悉起來,婦人問:“汝乃何人?”僧云:“我人也。”婦人順便拿僧人開了一個玩笑:“寧有人形骸如此?”僧人尷尬地予以解釋道:“我事佛,佛須擯棄形骸,故爾。”其后便融洽地相處在一起,僧為婦人講解《金剛經》,婦人稱善“數四”。婦人則反報以服養之法,以草根哺僧。二人交往雖因僧人劣性未除而未能天長地久,但這段風流浪漫的經歷則給爭斗不已的道釋關系增添了不少和樂氣氛。(注:《全》卷一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仆左半部右加屋
    @②原字為炎右加欠
  
  
  
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永州51~54,68B9宗教鳳錄生20002000在理清了釋道歷史淵源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唐五代小說中道僧相爭和道僧混融兩種類型。唐五代小說/佛/道/釋道關系鳳錄生,男,(1963~),上海師大文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200234 作者: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永州51~54,68B9宗教鳳錄生20002000在理清了釋道歷史淵源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唐五代小說中道僧相爭和道僧混融兩種類型。唐五代小說/佛/道/釋道關系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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