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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創立禪宗與佛教中國化
慧能創立禪宗與佛教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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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能(公元638—713年),本是一位文化水準不高的“獦獠”①、樵夫,但他卻是中國佛教禪宗的真正創始人。慧能在推動佛教中國化方面的貢獻,在中國佛教史上可謂千古一人。
  一、慧能的人格特質與歷史機遇
  慧能俗姓盧,先世河北范陽(今涿縣)人,為當地大族。唐高祖時,其父謫官到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成為平民。唐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慧能出生,幼年喪父,家境貧困,靠採樵賣柴養母。相傳慧能是一個文盲,這雖不一定可靠,但可以肯定他的文化水準不高。家族地位和家境生活的巨大落差,青少年的艱辛生涯,特有的人生閱歷,使慧能經受了磨煉,也使他早熟。他又長期生活于平民階層中,直接感受到了平民向往自由的熱烈情緒。所以,有一天慧能在集市賣柴,聞客店有人誦宣揚“無住”思想的《金剛經》,頗有領會,發心信仰佛教。咸亨(公元670年)初,慧能安頓好母親后,即北上湖北黃梅,投奔皈依弘忍禪師。這是慧能生平的一個重大轉折,表明他對世事無常、人生痛苦有著深切的體驗,從而對佛經思想生發了共鳴,以至離家遁入佛門,尋求符合當時平民自由思想、要求的道路。
  慧能在弘忍處,開始以行者身份在碓房舂米,同時也隨眾聽法。一次弘忍為了考驗大眾禪解的深淺,命每人作偈呈驗。弘忍認為慧能的偈比當時眾中上座神秀的偈更切合禪學意蘊,就密付法衣予慧能,并叮囑其南下暫作隱晦,待時行化。慧能回到廣東西北山區后,“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凈土,雜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王維)。“異域”指嶺南,“編人”指有戶籍的平民。如此經過10余年后,慧能才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受具足戒。不久他又北上到曹溪寶林寺(今南華寺),弘揚禪法約30年。他在韶州大梵寺的說法被門人編錄為法語,即世所行的《法寶壇經》,這是中國僧人作品中唯一稱“經”的典籍,標志著中國禪宗的誕生,也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慧能皈依佛門后,先后居住在湖北黃梅東山和廣東北部山區,長期生活在山林寺院和山區平民中,對下層民眾的現狀、特點、需求、愿望有真切的了解。他限于文化水準和寫作能力,并無自己撰寫的著作,但他勤于動腦思考,善于抓住所聽聞經典的實質、核心,并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與平民向往自由的思想要求和信仰結合起來,從而開辟了佛教的新道路、新天地、新局面。
  縱觀慧能一生的歷練,實具有成就事業的如下人格特質:(1)悟性高超。慧能天賦聰穎,理解力強。史載,慧能聽從師父弘忍“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品第一》,下引該經僅注品名);“《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頓漸品第八》)。慧能文化水平不高,但一接觸佛法,就對所聽誦的經文有獨到理解,并善于吸納和構成為自己弘法的內容。如慧能傳授的“無戒相”就取自《金剛經》中關于“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說法,他提倡的“無住為本”則來自《維摩經·觀眾生品》里的“一切法均從無住建立”的說法。慧能的悟性還表現在,他對平民的艱苦生活和精神需求,對民間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點有著深切體察,這構成了他創宗的重要因素。(2)忍性堅強。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載,慧能“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為教首。”“忍”是忍受,忍辱。只有忍,才能達到“無生”、“無我”境界。“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世間非,自非卻是左。”(敦煌本《壇經》三六)忍是要求只見己非,不見世過。慧能長期以“行者”身份從學修持,即使密授袈裟得到了嫡傳,但由于當時佛教內部爭奪正統地位的斗爭十分激烈,他回廣東后,仍然隱居在西北山區過著為獵人守網、吃肉鍋邊菜的生活,長期秘而不宣,直到因緣成熟后,才南下廣州正式出家受戒,開始從事佛教活動,弘揚禪法。(3)富于創新。慧能善于獨立思考,富于創新精神。他從不盲從附和,如初見弘忍,“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贊寧等),慧能當場就表示不贊同弘忍的說法。他針對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敦煌本《壇經》六),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同上,八),提出了異于神秀的禪修主張。至于慧能在韶州(今韶關)大梵寺(今大鑒寺)的施法,更是提出了一整套創新性的禪學體系,洋溢著獨立創新精神。
  慧能不僅具有優異的人格特質,而且適逢創立佛教宗派、推進佛教中國化的重大歷史機遇,如盛唐時代、嶺南一帶的文化特色、佛教創宗高潮等諸種因素。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歷史中最強盛繁榮富庶的時代,經濟發達,政治統一,文化繁榮。與國家的統一、強大、繁榮相應,受盛唐氣象的文化自信、自覺的感染,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亦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宗派建立。
  嶺南是大庾嶺等五嶺以南地區,即今廣東、廣西等一帶。嶺南背山鄰水,與中原長期隔絕,境內多有少數民族聚居。唐代嶺南是一個文化相對活躍的地區,異域殊風濃郁,發揮自由思想、學術創新的空間較大。慧能強調嶺南人同樣有佛性,并提出一套見性(佛性)的主張,符合了當地平民的要求,故長期在嶺南一帶流傳。
  隋唐時代是佛教的創宗高峰期。時代賦予佛教創宗的需要,也提供了創宗的可能。一方面,由于佛教傳播的日益廣泛,這就要求佛教更加適應社會各階層信徒的需要,特別是下層平民的需要,也要求佛教宗派更加直面和適應中國儒、道等固有文化、倫理道德、民族心理、民風習俗,調適佛教與中國實際的矛盾,并為其提供各種有中國特色的教理和修持體系。同時,佛教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寺院僧人也需要采取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護其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迄至隋唐時代,印度佛教經典大量譯出,中國佛教義理學不斷發展;又由于全國統一,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了交光互攝、展現自身特色的機會。如禪宗就是以參究的方法、以徹見心性為宗旨,而在眾多佛教宗派中獨樹一幟。此宗自菩提達摩以來,歷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數代,不斷發展變化,以求切合中國信眾的需求。歷史的有趣“安排”是,慧能在一次偶然機會聽誦《金剛經》后,有人告之黃梅弘忍禪師受持此經,從而導致了后來意能北上黃梅成為弘忍的弟子,并得到弘忍的賞識和衣缽傳授,這使慧能得以在以往祖師創業的基礎上,完成創立禪宗的大業。
  二、慧能的創宗活動與佛教中國化
  慧能禪宗對印度佛法雖有所吸收、繼承,但對舊說亦作了許多改變、革新。他從人與佛的界說、成佛的根源與方法、禪法與日常行為和現實世間的關系、成佛的境界等幾個基本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說法,從而創立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禪宗,極大地推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1. 慧能高揚人的本位和本性,認為佛經和佛法皆因人而置,因人而興,人是佛教教化的對象。慧能不僅肯定人的重要性和智慧性,而且強調人所處的地域雖有不同,但具有的內在佛性并無差別,宣揚人性的平等、佛性的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提出了適應平民的信仰訴求與相應的修持方式。
  人與佛的差別何在?人與佛如何界定?慧能說:“不悟,即是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敦煌本《壇經》三○)這是說,人與佛的差別只在于迷或悟:迷是凡人,悟則是佛。什么是迷?什么是悟?《壇經》云:“令學道者頓悟菩提,令自本性頓悟”(同上,三一),“若識本心,即是解脫”(同上)。這里的本心與本性是含義相同的兩個概念,都指人本有的心性、心地。所謂迷是不識本性、本心,所謂悟就是自識本性、本心。由此也可以說,人與佛的差別就在于是否識本性、本心:若識即是佛,不識即是凡人。這也就是所謂的“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同上,三六)命題的意義。慧能把成佛的觀念加以擴大化和普及化,其影響至深且巨。
  人與佛的根本差別在于是否自識本心、本性;人的本心、本性,即人們的心地,是成佛的根源、源頭、根據。慧能說:“見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同上,二○)佛是從人的本性生成的。那么,人的本性(本心)的含義又是什么呢?從《壇經》的論述來看,主要包括五方面:(1)“般若之智”,如說:“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同上,二八),“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同上,一二)。“知”,同“智”,“般若之智”,即認識、體悟萬物緣起性空的智慧。(2)“本覺”,慧能說:“白色身中……自有本覺性”(同上,二一)。本覺是先天具有的佛教覺悟、佛教智慧。(3)善性。佛教講的智慧是與倫理道德講的善相聯系的:“一念善知惠即生”(同上,二○)。慧能認為,人心一念善,就生智慧。善性也是人心本有的。(4)“清凈”性,“世人性本自凈……自性常清凈”(同上),人們的自性本來清凈,“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同上,四二),清凈即空寂、無邪見。人的邪見、妄念,人性的污染是后天不良環境影響所致。(5)佛性。慧能強調,佛性是人人本來平等具有的。在慧能看來,人性中先天具有智慧、德性、清凈性,也即佛具有的本性。這也是對人性包含優良品質的肯定、贊美,對人的主體性的堅信、高揚。
  2. 慧能強調本心、本性是禪修成佛的根源,由此出發,進而提出成佛是一種“自性自度”,即無需外界助力的自我解脫。
  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卻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同上,二一)
  “度”,即度脫,度脫煩惱生死之苦而得解脫。慧能認為,人的度脫是自性自度。所謂自性自度,第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同上,三五)。成佛要向內用功,不要向自身以外另求佛土。第二,依靠自力,才能自識本性,才能得度,而不是憑借他力包括佛力所能度的;成佛是他人所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三,要舍離文字義解,而直徹心源。慧能認為“佛性之理,非關文字”(《曹溪大師別傳》):佛性與文字并不相關,從文字上下功是難以識見本性的。總之,自度是不向身外追索,不憑借他力,也不沉湎于義解,而是依靠自力,直指本心,見性成佛。
  慧能認為,自性自度、由迷轉悟的形式是頓悟。《壇經》結合慧能本人的宗教體驗說:“善知識,我于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令自本性頓悟。”(敦煌本《壇經》三一)所謂頓悟,是頓然悟得菩提智慧,直接契證本性(覺性)。“本覺超于三世”(王維),“超于三世”就是頓悟。“本覺”智慧是般若之智,是自性般若,是人人先天本具,只要一念相應它就會實現。頓悟方式的特點是:直接性,直接契合本性;剎那性,覺悟不需分種種層級或階段,一念相應便悟;整體性,頓悟是既不要什么積累,也不受時間限制的。慧能的頓悟說與強調覺悟要有階段性,要循序漸進,藉著種種方便漸次由較低境地進于較高境地的漸悟說形成對立。
  3. 與自性自度、頓悟成佛的論說相應,慧能對禪與定、定與慧、禪與日常活動等關系也都作出了新的厘定,擴大了禪法的范圍,改變了禪修的風格。
  印度佛教的“禪”是靜慮的意思,“定”一般是指心凝住于一境而不散亂的狀態和作用。典籍中未見慧能有靜居打坐禪定的記載,但在思想上,他繼承并發展了印度佛教的禪定理念,他說: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外禪內定,故名禪定。(敦煌本《壇經》一九)
  這是從自性清凈的基本理論立場出發,強調對外境離相為禪,進而以自性不亂為定。慧能嚴格地區分著相與離相,突出以離相為禪的規定,并以離相為自性不亂的前提,同時又確定自性不亂為禪與定的根本規定。
  戒、定、慧三學是佛教修行者必須修習的三種最基本的學問。戒是止惡積善;定是止息念慮,使精神集中;慧是如理思維,體認真實。三學也是佛教的實踐綱領,即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基于“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同上,二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的頓悟經驗,對于三學,慧能說:“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既定之時惠在定”(敦煌本《壇經》一三)。這是說,三學中,定慧是根本;定慧一體,是體用關系: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慧同時,不分先后。慧能還擴大了定慧的范圍:“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王維);定,并不限于打坐,慧與定為一體,定慧雙行。“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敦煌本《壇經》一四)“一行”,一種修行方式;“三昧”,精神集中,深沉瞑想,也即禪定。“一行三昧”是藉著一種修行,使心靈貞定下來。慧能是將“一行三昧”活活潑潑地推廣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中,進而歸結為“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王維)。一舉一動都不離道場,不論是用心用情,都同樣歸于性海。也就是說,一切智慧都以自性而生;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這樣,慧能禪法的修證是從無念著手,并貫穿著無相、無住的根本精神。他提出“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敦煌本《壇經》一七)的禪修實踐綱領,主張禪修時要于念而不念,于相而離相,于性(人的本性)而不住。慧能本人有從砍柴、舂米等日常勞務中悟道的切身體驗,他為協調禪定修持與日常生活的關系、為禪定修持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指出了新方向。后來洪州宗越來越把禪的意味滲透到日常生活里,使之構成為一種隨緣任運的態度。
  如上所述,慧能皈依佛門后長期沒有正式出家,他的頓悟體驗也不是獨自在深山里打坐時發生的,所以他提倡禪修要在世事上實踐,他說:“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同上,三六)。后世改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般若品第二》),強調佛法與世間兩者的相即不離的關系。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敦煌本《壇經》三六),認為不一定要遠離塵世,深居廟宇,在家同樣可以修行。還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疑問品第三》),認為修行重在心平行直而不是持戒修禪;要講恩重義,孝順父母,上下同情愛護。這是強調佛法、禪修不能脫離世間、人間,提倡在世間、人間修行。此說極大地緩解了在家與出家、入世與出世、佛教與世間的矛盾。
  4. 慧能還就禪修的境界、目標提出了新說。佛家修行的目的、果位是涅槃境界,其內容通常是“三德”具足。所謂“三德”,一是般若,即如實了悟事物的智慧;二是法身,即真實常住的法性;三是解脫,即遠離煩惱、束縛而得大自在。慧能把這樣的涅槃境界提到因位作為禪修目標,或者說把因位與果位統一起來,強調在禪修時要隨時體現這樣的境界。他把禪修視為“直開寶藏”(王維)。“寶藏”,比喻人的本來的自性,即佛性;“直開寶藏”,是要求禪修者的心地不受污染,隨時隨地都能灼然朗照,也就是要求禪修者的一切行為始終著力于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自己直開寶藏,就是頓門,是“見自性自凈,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敦煌本《壇經》一九)。修行者一旦頓悟,則般若、法身和解脫“三德”具足,凡人也就轉化為佛。
  對于念佛愿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凈土法門,慧能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強調心凈是成佛的關鍵,心凈則佛土凈,凈土自在身中,隨所住處恒得安樂,因此他不贊成身外求佛,不贊同求生西方凈土。(參見《疑問品第三》)
  綜上所述,慧能創立的禪宗,是一個嶄新的佛教體系,可謂佛教中的新教。與印度佛教相比,中國禪宗呈現出重人本、重平民、重自性、重現實、重頓悟、重簡易等思想特色,這些特色就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
  中華文化充滿人文精神,儒家和道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完善人的素質和品格,提升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慧能禪宗的基調不是泛談眾生的普度,而是強調人生的覺悟,使人獲得真正的“自我”——精神自由。這與中華固有儒、道思想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慧能的禪法不是尋章摘句地去了解佛理,也不拘泥于通常所說的靜坐習禪功夫,而是要求直截了當地把握成佛的根源,“見性成佛”,這適應了平民的需求。因此關注下層平民的精神需求,構成了慧能創宗的一大特色,并為禪宗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慧能還高揚中華文化的自主精神,強調中國人不用念佛求生西方,而是要尋求自身中的凈土。禪宗充分自信,以慧能的施法記錄為《壇經》,并以該經為宗旨,“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敦煌本《壇經》四七),淡化了中印異質文化的差別,緩解了夷夏之辨的情結。
  慧能還把人生覺悟、人格提升安置在開發人的本性的基礎之上,充分肯定人的心性本體和人生的實踐主體,從而不僅使禪宗與儒、道文化的價值取向接近,而且在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上也與之保持了一致。如儒家孟子講“所不慮而知者”的“良知”(《孟子·盡心上》),即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認知本能,慧能則講“本覺”與良知的含義是相通的。孟子還講“盡心”、“知性”(同上),這是儒家的一種反省內心的認識方法和道德修養方法,慧能禪宗的明心見性禪修方法也是與孟子的理念相一致的。慧能把禪修與日常生活行為結合起來的主張,也和道家的“自然”概念所內含的本性和無為無造的思想是相近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慧能禪宗的修持方法是儒、道修養方法的佛教翻版。
  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重家庭團聚、重農耕、重現實生活,相應地,中華文化也是重入世、重社會倫理、重人文教化的。慧能對中國社會實際有真切的體察,他提倡在家修持,提倡孝順父母、上下相愛;還主張禪修要與日常行為統一起來,使禪修與現實生活隔距減少,甚至趨于一致,這構成了慧能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慧能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哲學思維也有驚人的一致之處。如,慧能反對執著經典文句,提倡體悟精神實質,這與《易·系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認為語言不能夠完整準確地表達思想的觀點是一致的。又如,慧能以燈光比喻定慧的體用關系(參見敦煌本《壇經》一五),也是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形體與功能、實體與作用的體用觀念相一致的。
  總之,慧能站在中國傳統文化本位的立場,創立禪宗,在心性義理、修持功夫和成佛境界等諸方面都實現了佛教中國化,這是佛教中國化歷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三、慧能推進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作用與思想啟示
  慧能推進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由于慧能創立的禪宗是隋唐佛教諸宗中佛教中國化程度最高的宗派,因此后來日益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主流,這一格局至今未有改變。慧能禪宗既是中國佛教的發展,也是印度佛教的發展。有人以印度佛教的性空說或唯識說來否定中國佛教的性覺說,進而否定禪宗的“合法性”。我們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兩千五百多年來,佛教從印度到中國,其義理、修持方式和禮儀制度等都是不斷演變的,否定佛教的發展也就否定了佛教本身。(2)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首先,推動佛教進一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如前所述,慧能禪宗適應中華文化的特點,融攝、浸潤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從而使佛教進一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次,禪宗還推動了理學和全真道的產生,使兩者分別成為后期的儒學和道教的新形式,影響很大。第三,禪宗還為詩歌繪畫等創作帶來深刻影響,推動了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
  慧能創立禪宗、推進佛教中國化的實踐也給我們帶來了有益的思想啟示:(1)慧能的成功是他的個人人格特質與歷史機遇相結合的結果,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有兩點:其一,慧能從不迷信本本,而是珍惜和尊重實踐經驗,可以說,一部《壇經》就是慧能本人修持實踐的真實寫照和理論總結。其二,與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創始人相比,這些人幾乎都是飽學之士,唯獨慧能是文化水準很低的樵夫;然而歷史表明,在隋唐諸創宗者中,慧能的創新性最高,慧能禪宗的中國化特色最濃郁、影響最大、流傳也最久,這是值得深思的。(2)力求適應本土人民尤其是平民的精神需求。與精英佛教、貴族佛教的三論、唯識、華嚴諸宗不同,慧能創立的禪宗是大眾佛教、平民佛教。前者偏于義理探求,往往只限于士大夫圈子,后者偏于修證實踐,有著廣泛的平民群眾基礎。因而慧能禪宗流傳久遠不是偶然的。(3)與中國儒、道固有文化的磨合。慧能雖不是知識分子,但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在處理佛教與儒、道關系方面是成功的。這主要表現為:在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存在尖銳矛盾之處,如對于孝道,慧能采取肯定孝道的鮮明立場,吸取中華文化的人文教化成果,來調適、革新佛教,創立符合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他還提出一套禪修理論,彌補儒道文化的局限、空缺。如此,慧能禪宗才在中國土地上扎根、開花、結果,成為中華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注釋:
  ①“獦獠”,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
哲學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作者:哲學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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