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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儒家文化三特征
新加坡儒家文化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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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中,儒家文化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帶入的,在其傳播過程中不斷隨著新加坡的社會變遷而重塑自己,本文認為擺脫宗法勢力,與科學管理模式相結合,以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廣是儒家在新加坡的三個基本特征,也是儒學之所以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關鍵。
  作者:王文欽,男,1937年生,蘇州大學公共關系系副教授。
       *       *       *
  研究新加坡的經驗,自然要考慮到儒家文化,重視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實際作用。繼美國學者卡恩與佩珀合著《日本的挑戰》、英國工黨前議員麥克法庫爾發表《后儒家的挑戰》之后,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戰》。關于這部著作,誠如新加坡教學發展總署王孟林總監在序言中所說,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學學者對于儒家倫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現實意義的想法。”〔1〕統觀“三挑戰書”, 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騰飛的連帶關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躍在東方的一種活的精神。這幾位學者都是采用了馬克斯·韋伯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去探討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方法論,卻得出了同韋伯的觀點相悖的結論:韋伯認為只有新教倫理才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倫理只能對現代生產方式的發生起限制作用;而杜維明博士等人卻認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種東方的企業精神。這種看法現在已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
  要正確認識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除了了解儒家倫理怎樣鑄成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外,還必須探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具有哪些特征。本文主要從這一角度討論新加坡的儒家文化。
      一
  新加坡這個島國有十來個民族,人數最多的是華族, 占總人口的76.3%,次為馬來族,占總人口15%,再次是印度族,占總人口6.4 %。此外還有歐洲人、歐亞混血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尼泊爾人、菲律賓人、泰國人和緬甸人等。華族同其它民族一樣,多屬于移民的后裔,同本土文化自然維系著一條感情的紐帶。儒家文化是成千上萬的華族從移民船上帶過來的,儒家倫理存在于新加坡的歷史可以說和最初來到此地的華工一樣早。
  儒家文化是由華族移民帶到南洋的,在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下,它就同固守在本土的本源的儒家思想有了分別。同時,它也和通過其它國家,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移植到該國,結合那里的特點進行改造的儒家學說有所不同。
  新加坡華人社會主要是由中國華南沿海閩粵兩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組成,離開自然災害和兵燹頻仍的家鄉到海外謀生的主要是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間或有些小商人。考察一下新加坡社會發財致富的巨商,幾乎都是苦力、小販出身,或者是苦力、礦工和橡膠園工的后代。如:陳旭年,原籍潮州,早年渡黑水“過番”,到新加坡開始做碼頭工人,積攢一筆錢后做布販,后來靠做港主和販賣苦力致富。章三潮,即章芳琳的父親,剛到新加坡時做苦力,克勤克儉,積累了資本,在順源街開“長越號”店,專門經營煙酒和土產致富。被稱為星洲首富的陳篤生,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開始做小販,靠沿街叫賣蔬菜起家。這些貧苦農民離鄉背井、遠涉重洋到異國他鄉謀生,不同中國歷史上永嘉之亂時中原大姓舉宗遷徙,所以強宗大族的勢力達不到海外。這一點對儒家倫理來說,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的儒家思想是在貴族式家族所有制的人倫關系中生長起來的。其特點就是既對血緣關系所強調的族內“休戚與共”給予重視與肯定,從而提倡“仁者愛人”、“泛愛眾”;又特別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的關系,從而強調“名分”、“愛有等差”。中國傳統文化的奧秘正在宗法人倫本身的結構里。一般說來,宗法社會都是由強宗豪族操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權,他們竭力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重農輕商。民間工商業或有萌發,最終要遭受權勢家族的壓抑、打擊和扼殺。在封建社會后期,宗族豪紳代表著落后腐朽的反動勢力,儒家文化中維護等級制和特權的思想就是這種封建勢力加以提倡和強調的,從而起著禁錮人們思想、阻礙新的生產方式興起的作用。
  新加坡沒有經歷過封建制,華族移民又非充滿了封建統治意識的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因此在這里傳播和發展的儒家思想不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也不是作為一種學術的儒家思想,而是個人倫理的儒家思想。杜維明教授說:“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國家權力高于社會;政治高于經濟;官僚政治高于個人的創造性。這種形式的儒學,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必須加以徹底批判,才能解放一個國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個人的倫理,它注重自我約束,超越自我中心,積極參與集體的福利、教育、個人的進步,工作倫理和個人的努力。所有這些價值,對新加坡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2 〕我們不妨將新加坡華族流行的儒家個人倫理,分解開來加以說明。
  其一,孝悌觀念增強了華人的凝聚力。新加坡華族特別重視孝道和手足之情,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徑和對象有關。一般說來他們是通過親戚招募而來的,因為是同宗,血緣關系的紐帶使勞資雙方有一種相互信任感,這種親屬的環鏈在馳往南洋的移民船上便被人們強烈的意識到了。這是新加坡建立宗親組織的基礎。廣大華工來自華南的四面八方,那兒的高山流水把閩粵居民阻隔成許多方言不同、地方神祗信仰也不同的區域。一旦到了異鄉異地,“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同一梓里,同一方言的人會情不自禁地聚居在一起,這是方言組織即同鄉會館的形成原因。
  孔子以仁作為維持人際關系和諧的準則,仁的根據是孝悌:“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將仁愛精神擴充到全社會,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來強調人們之間的橫向聯系。孝的本義是敬愛父母,以此來樹立上下之間的圭臬。孝,不僅要敬養父母,還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張設壇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終追遠”。如果說這一孝的觀念使華人重視宗族團結,渴望光宗耀祖,那么,“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悌的觀念便令華族注意同胞攜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馬來群島華人社會劃分為宗鄉團體、信仰地方神祗的文化依據,后者是這個華人社會始終融為一體、信奉儒釋道三位一體宗教的文化依據。
  其二,尋根意識。和祖先認同,是新加坡華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儒家倫理在新加坡的早期傳播,主要靠家庭影響,節日活動,宗親組織或同鄉組織的祭祖活動和私塾教育。中華傳統節日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強調家庭歡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強化民族意識。李光耀在1992年新加坡宗鄉總會聯合中華總商會為他舉辦的新春晚宴上說道:“這些盛大的慶典能產生重要的作用,這些慶典節日使我們回憶過去,使我們和祖先的歷史認同。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的創始時就開始。這段歷史是我們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繼承了這個傳統和文化。”所以說,海外華人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所受的儒家忠、孝、仁、義的教育分不開。新加坡華族的這種精神,在建國之后,就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一種忠于事業的熱忱。
  總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是在民間早已流行的、有著深遠影響的價值觀念,由于它擺脫了宗法勢力的操縱和封建文人的影響,封建性淡薄,仁愛精神、民族意識等積極方面得到發揚,這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的第一個特點。
      二
  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念是在中國的農業社會生成和發展的,它建筑在重農輕商的經濟型態之上。根據雷格斯(Fred Riggs)的理論分析,中國數千年來的古典社會,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穩固及“不變的狀態”。傳統文化在這個農業基礎社會中,相當圓滿自足。以仁、善、孝、禮、誠為價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只是鼓勵人去建立一種和諧、謙讓和誠實的人際關系,以及維持著勤儉、順從、忍耐的美德。其人本主義的特點使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都離不開家族制度。可見,濃厚的農業性造成了儒家這一傳統文化的保守和封閉的特征。
  儒家文化一旦落腳在海上貿易發達、商業繁榮的新加坡,它的不合時宜的一面就受到遏制,而先秦儒學中的某些進取精神便得到發揚。而且,它隨著新加坡一百多年來的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經濟的兩次轉型,還創造出適應形勢需要的新風范。在經濟生活中,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既顯示出某種原動力,又顯現出某種親和力。新加坡的經驗表明,經由“儒家商人”階段把傳統觀念融入現代管理之中,比起直接由農業社會生成的儒家倫理原型涉入管理容易得多。
  新加坡的學者陳國賁、張齊娥曾經做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那就是1980年為新加坡政府區發展部(今新聞藝術部)的口述歷史館制定了新加坡商業先驅人物口述史計劃,并根據計劃對51位華人企業家作了采訪記錄,因而給人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新加坡經濟史資料和商業文化史資料。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有成就的華僑企業家幾乎都是儒商,他們是遵循儒家勤奮、節儉和好學的教導,奮斗不息,事業有成的。
  這些華人企業家具有的第一個美德是自制和節儉。儒家強調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要求“慎獨”。這種自我克制、自我斗爭的品格,對成就一個人非常重要。老一輩移民初到新加坡,遠離父母,容易在賭博、鴉片、妓女等誘惑下墮落。如果他們能遵循儒家的教導抵制了這些誘惑,就能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事業上。許多華僑巨商都能背誦孟子“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那段鼓舞志氣的話,用以鞭策自己。節儉是儒家特別注意的美德。孔子說:“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他贊美顏回“一簟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這些教導培養了中國人樸素的民風。閩粵移民將這種濃厚的節儉風尚帶到南洋,使許多人在干活掙錢、維持生計之時,希望積攢資本,干些實業,以便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他們以節儉精神警戒自己,反對恣意揮霍,奢侈腐化。這種傳統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傳,至今猶然。新加坡的居民隨著經濟迅速發展,收入逐年增多,國民儲蓄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達到42%,除了個別石油輸出國之外,占世界之首。這些積累,使新加坡具有了雄厚的儲備和經濟實力。
  新加坡老一輩華人企業家具有的第二個美德是勤奮。孔子的“發憤忘食”和孟子的“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它體現了先秦儒學重視經邦治國的實用觀念所要求具備的素質。數以十萬、百萬計的華人飄洋過海,靠的就是這種刻苦耐勞、發奮圖強的精神。新加坡老企業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歸因于能夠吃苦耐勞。他說:“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個做這種生意(舊車買賣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敗了。我只能說這些(失敗的)人沒有堅持和投入……,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努力工作,從不動搖,生意好時我們苦干,生意不好時我們也苦干,我們堅持著,從未停止過工作。”〔3 〕馬克斯·韋伯認為儒家過于強調對完美人格的培養,而忽視了一種有能力并且有決心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進取性的人格。也就是說,由于儒教倫理沒有強調個人主義,而缺少高度競爭性和內在動力。其實,有著奮斗目標的勤儉何嘗不是創業和競爭的動力。面對西方資本咄咄逼人的架式,許多儒商不就是靠著這種動力取得成功的嗎?
  新加坡老一輩華族企業家第三個美德是忠實。他們都認為事業的成功除了靠專業技術知識,還要以儒家倫理關于忠實的道德訓誡作為人際交往的價值觀。雇主與雇員之間、商人與商人之間、商人與銀行家之間商業關系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忠實可靠,忠實的品格包括兩層意識:一是有信,即講信用、信譽,這是做生意應當強調的基本美德。二是忠誠,也就是忠于事業、忠于團體的敬業精神和知恩圖報的良心。有了這種優秀品格,就能處理好人際關系。新加坡的企業家進行管理時,一方面按照科學的組織生產,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價值觀和感情來獲得工人的忠誠,這就將西方管理模式與中國傳統人際交往方式兩個體系的優勢結合起來了。
  新加坡前駐日大使實業家黃望青先生為新加坡現代企業精神列出這樣一個公式:“西方電腦式的計劃+東方勤儉的美德”新加坡已故總統薛爾思博士對新加坡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也概括成一個公式:
  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東方的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
  他們都把“東方的價值觀念”、“東方勤儉的美德”作為重要一項加以肯定。
  由此看來,新加坡儒家文化第二個特點就是它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成功地與科學的管理模式結合起來,成為指導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理性工具。
      三
  七十年代末的新加坡社會,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由于長期的政治穩定、政府的廉潔和效率以及20年來百分之八以上的經濟年增長率,使新加坡已經達到“庶而富之”,擠身于“新興工業國”之列。但是,急速的社會變遷和現代化進程,也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它給這個島國的安定和持續發展造成威脅。其中包括都市化、工業化的沖擊,青年人的西化傾向,腐朽生活方式侵蝕下的社會犯罪。因而引起了國家領導人和教育界人士的反省和關懷,乃有“道德危機”意識之產生。前總統黃金輝在施政演說中說道:
  “我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態度和人生觀,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都有了改變。傳統亞洲價值觀里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觀念,在過去曾經支撐并引導我們的人民,現在這種傳統價值觀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個人主義和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觀。”〔4〕
  還是在七十年代初,隨著西方人在新加坡投資的增加,隨機器設備而來的,還有工程師、經理人員和他們的家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像雪花一樣飄落在新加坡人身上。還有,來自西方的大眾傳媒中離奇乖癖的內容愈來愈影響新加坡人。可是,那時候還沒有嚴重到需要采取積極措施加以防范的程度。不過,幾年以后這些問題就變得嚴重了。
  新加坡的道德危機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嘻皮、離婚、墮胎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個人主義價值觀,怕吃苦,怕臟怕累,不贍養老人,年輕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郭振羽教授說:
  “根據政治領導當局的看法,當前的道德危機,反映了兩大根本問題,一是東方優良傳統和價值的失落,使得現代新加坡人成為沒有根,也沒有文化的人。這道德危機是因為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 )所造成的。換言之,如果我們可以保留東方價值觀,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敗壞)文明的侵蝕。
  另一問題,也是造成東方傳統價值沒落的一個因素,是大家庭的解組(為核心家庭所取代),削弱了東方傳統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家庭既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消逝,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5〕
  針對這種情況,新加坡從1979年6月開始,掀起了文化再生運動。其內容包括禮貌運動、敬老周運動,推廣華語運動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這年9月份, 教育當局公布了在當時的部長王鼎昌主持下完成的《道德教育報告書》,開始準備為中三、中四學生開設宗教課程。1980年2月,春節前后, 教育部又鄭重宣布《儒家倫理》為選讀課程之一。為了建設這門課程,特地從美國和臺灣請了杜維明、余英時等八位教授前來新加坡講學和提供編寫方案,大眾傳媒也配合進行宣傳,使推廣儒家倫理的活動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一個政府,如此大張旗鼓地開展維護傳統價值觀的運動說明了新加坡對儒家倫理的重視程度。因此,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廣,是儒學在新加坡傳播過程中的第三個特征。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播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堅持了自身的基本價值觀,另一方面為適應這個海島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特點,不斷地重塑自己,同時還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使其不僅在新加坡的工業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培養新一代新加坡人的道德風貌,維系多種族、多宗教國家的和諧與穩定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責任編輯:范廣偉*
  〔1〕見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2〕同上,第116頁。
  〔3〕陳國賁,張齊娥:《儒學的價值觀與新加坡華僑企業家精神》,載《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
  〔4〕新加坡《聯合早報》1989年1月10日。
  〔5〕郭振羽:《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社會背景和條件》, 載《儒學國際學術討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344頁。
  
  
  
社會學研究5京93-97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王文欽19961996 作者:社會學研究5京93-97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王文欽19961996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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