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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與《易》之關系述論
早期儒家與《易》之關系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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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8)03-0053-07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1](p.71、p.141)
  眾所周知,《周易》在中國古代被當作儒家經典之一,而在有關儒家宗師孔子的最可靠的經典文獻——《論語》——中,述及孔子與《易》之關聯的卻僅如上兩處①。雖然如此,在后人心目中,孔子與《易》之關聯卻大非如此簡單。《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之《六藝略》對此論曰: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歷三古。[2](p.1704)
  此處“人更三世,世歷三古”以成《周易》經傳,尤其是其中的孔子作“十翼”之說,影響極為深遠,其所言于史實雖未必盡合,但它把《周易》經傳至漢代易學的發展看作一個歷史過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還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看到了《易》與卜筮的關聯,而且看到這種關聯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那么,孔子乃至秦漢的儒家與《易》之關聯究竟如何?筆者以為,這一問題關系易學史乃至文化史甚大,故本文試圖從文獻學的視角,對此略作申明。由于漢代易學上承《周易》經傳之統,下開易學史上所謂“象數易學”之先,因此漢代易學源流是我們考察的重點。
  一、目錄學的線索:兩派或三派
  按漢志《六藝略》著錄易類著作13家、294篇,并云:
  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2](p.1704)
  這大致代表了漢人對西漢的《周易》本子和易學派別的了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漢志中除《六藝略》外,《數術略》下蓍龜類15家中尚著錄有8家以“易”為名之書②。這與我們通常把《周易》看作儒家經典的印象似乎不太相合,頗耐人尋味。對此,清代學者章學誠就曾提出異議:
  《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蓍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為部次……③[3](p.995)
  就學術淵源而言,章氏之說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從古代目錄學的實況看,漢志關于易類圖書的這種分類卻為后世史志所繼承。如唐人修撰《隋書·經籍志》,分圖書為經、史、子、集四部(釋、道類圖書附四部之后),其中經部易類圖書69部、551卷,通計亡書合94部、829卷;此外,子部(包括漢志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五行類圖書272部、1022卷中亦有62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4](p.909~912、p.1026~1039)。其后,歷代正史有藝文志或經籍志者,其部次別類,莫不類此:《舊唐書·經籍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78部、673卷,子部五行類圖書113部、485卷中亦有29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5](p.1969、p.2041~2045);《新唐書·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76家、88部、665卷(原注:“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是則合計88家、103部、996卷),子部五行類圖書60家、160部、647卷(原注:“失姓名六十五家,袁天綱以下不著錄二十五家、一百三十二卷”)中亦有39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6](p.1423~1427、p.1552~1559);《宋史·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著作213部、1740卷(原注:“王柏《讀易記》以下不著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是則合計232部、1926卷),子部五行類所著錄853部、2420卷圖書中,亦有68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子部蓍龜類所著錄35部、100卷書中亦有23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7](p.5034~5042、p.5236~5266);《明史·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222部、1570卷,子部五行類104部、861卷圖書中亦有9部以“易”為書名者[8](p.2344~2351、p.2441~2444)。④
  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易類圖書也大致繼承了上述分類法,并對此作出了解說。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錄易類圖書158部、1757卷,附錄8部、12卷;另有存目317部、2371卷(內46部無卷數),附錄1部、1卷;其序并謂易學有“兩派六宗”:
  《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起其論端。[9](p.1)
  姑且不論“六宗”之說是否符合易學史原貌,“兩派”之分則已為學者多所認同:此即易學史上所謂“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之分。然而,該目《子部·術數類》所錄書中亦有以“易”為名者,其序并謂:
  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其要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9](p.914)
  是則數術(亦即術數)之學亦為易學一派,只不過在四庫館臣眼中,它是有別于作為易學主流的“兩派六宗”的支派而已。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其實,上引《四庫全書總目》所述已經肯定了易與數術的淵源關系,而這一點也可從文化史上獲得佐證:
  (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10](p.1928-1932)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2](p.1775)
  也就是說,“易”與“數術”皆為史卜等職官所掌。倘若我們接受章學誠所謂上古“官守學業皆出于一”的看法,則可推斷易與數術同出一源;然而,“至于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這是指春秋戰國時期官學下替、私學興起時的情況,其原因是漢志所謂“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從而導致職官體系的瓦解,即通常所謂“禮崩樂壞”[3](p.951~952、p.93)。在這個過程中,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知識分子繼承并發揚了《詩》、《書》、《禮》、《樂》等資源,把它們理性化、倫理化了;對《易》也采取了同樣的態度,凸顯其人事意義,而淡化其神秘意味,《周易》即是這一理性化過程的結果[11](p.82~91)。當然,與《易》有關的卜筮等神秘因素并沒有因此而消失,一方面,它們轉化為數術之學,繼續在民間流傳,并且如下文述及漢代易學源流時所見,它們還不時被有所選擇地吸收到正統易學之中;另一方面,它們所承載的原始思維,又積淀、轉化為《周易》經傳乃至后世易學中的象數觀念[12]。
  如此看來,《易》與數術——至少數術中與《易》有關者,可視為易學或易文化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11](p.12~14),我們不妨分別稱之為“學術易”與“方術易”。具體說來,所謂“學術易”,是指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系統中的易學,主要從屬于傳統的經學,如上述象數易學和義理易學,其地位是隨著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確立的;而所謂“方術易”,則是指儒家易學系統之外的易文化,如數術、方技之學中與易學有關者以及道家與道教易學等⑤。換句話說,易學或易文化系統其實包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即義理易、象數易和方術易。就漢代易學而言,學術易主要是指儒家的象數易,即施、孟、梁丘、京、費、高諸家易學,其中費氏易學又是后世義理易之所從出;而方術易則主要包括數術之學中與易學有關者及道家易學、道教易學等。
  當然,以上只是就大概言之,下面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漢代易學發展的具體情況。
  二、史籍所見漢代易學源流:易學與文化傳統
  漢代易學源流的具體情況已難考定,但其大致脈絡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
  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13](p.2211)
  《漢書·儒林傳》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⑥。如此看來,漢初田何易學可上溯至孔子,而我們將會看到,田何易學又可以說是漢儒易學之鼻祖。今據史傳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清唐晏《兩漢三國學案》等,試述如下。
  孔子易學傳于魯人商瞿之后,六傳至齊人田何,時當西漢初年,易學遂逐漸興旺起來。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田何弟子王同及再傳弟子楊何。如《史記·儒林列傳》說:
  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13](p.3127)
  《漢書·儒林傳》也有類似記載。另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司馬談亦受《易》于楊何,可見楊何易學在漢初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其學術風貌及后世傳承已不得而知⑦。
  田何弟子除王同之外,《漢書·儒林傳》還提到了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注《易傳》數篇⑧,其中尤以丁寬較為杰出,影響也很深遠: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有施、盂、梁丘之學。[2](pp.3597~3598)
  由此看來,丁寬易學主要是章句訓詁之學,后經其再傳弟子施讎、孟喜、梁丘賀而發揚光大,代表了漢初易學的正統⑨。
  據《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宣帝時為博士,授瑯琊魯伯,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琊邴丹(曼容);施讎又應梁丘賀之請,授其子梁丘臨和門人張禹,張禹授淮陽彭宣、沛人戴崇(子平)。施氏后學中以張、彭之學影響較大。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戴崇之子戴賓以施氏易授陳留劉昆,昆傳其子劉軼;又有廣漢景鸞,亦能理施氏易。施氏易后來遭西晉永嘉之亂而亡。
  據《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初從田王孫受《易》,后“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且聲稱得自田王孫臨終真傳,遭同門梁丘賀等駁斥。孟喜授魏郡蓋寬饒、同郡白光(少子)、沛人翟牧(子兄),后二者皆為博士,故孟氏易學仍顯于當時。又有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后為《易》,飾《易》文”,學者皆以為“非古法”,自云受于孟喜,孟喜亦嘉許之。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后漢洼丹、觟陽鴻、任安、梁竦、許慎、甘容、夏恭、袁安、袁京、袁敞、袁彭、袁湯、尹珍、徐淑、宗資、袁太伯、虞叔雅、馮顥、虞光、虞成、虞鳳、虞歆、虞翻、杜微等皆習孟氏易。永嘉之亂后,孟氏易有書五師,唐以后亦亡。
  據《漢書·儒林傳》,梁丘賀字長翁,瑯琊諸人,先從楊何弟子京房受《易》⑩,后京房出為齊郡太守,乃更事田王孫。梁丘賀授子梁丘臨,臨授五鹿充宗及瑯琊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及沛人鄧彭祖(子夏)、齊人衡咸(長賓),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學顯于當時。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后漢代郡范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習梁丘易,范升又授京兆楊政;穎川張興習梁丘易,子張魴傳其業;又有南陽張堪、京兆祁圣元、杜暉,亦治梁丘易。梁丘易亦亡于西晉。
  稍后于施讎、孟喜、梁丘賀者,有京房。據《漢書》之《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和《儒林傳》,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于梁人焦延壽(贛)。焦氏自云嘗從孟喜問《易》,而當時孟喜已死,京房以為焦氏易學即孟氏易學,但孟喜門人翟牧、白光都予以否認。《漢書·儒林傳》也指出: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獨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2](p.3601)
  可見焦、京易學是孟氏易學之后的又一支突起異軍。京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11);另,淮陽憲王舅張博、中郎任良亦從京房受學。京房本人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學也得立為博士,后京房坐事遭誅,其易學亦被廢黜,然成帝時長安谷永仍以通京氏易、善言災異而知名[2](p.3443~3472)。東漢光武帝時,京氏易復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其時習京氏易者有汝南戴憑,南陽魏滿,沛王劉輔,北海郎宗、郎B5S806.jpg父子,董春,京兆第五元先,弘農楊秉、楊賜父子,廣漢折象,豫章徐穉,京兆韋著,濟陰孫期,涿郡崔瑗,弘農劉寬,唐檀,河內杜喬,南陽樊英,酂人李昺,陳留范冉,山陽度尚,靈州傅燮,韓宗,廣陵張紘,東海王朗、王肅父子,弘農董遇,B5S807.jpg陵陸B5S808.jpg等。另,三國時東吳陸績曾注《京氏易傳》(12)。其后,京氏易即有書無師,傳承線索不甚明了。
  以上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學皆得立于學官,而民間又有費、高二家之學。據《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以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其學“長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瑯邪王璜(平中);《后漢書·儒林列傳》又說其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14](p.2548)。費氏易學已難知其出,但有學者考證,認為也出自田何一系[15]。費氏易學的早期傳承線索也不十分明晰,除上述王璜之外,據《兩漢三國學案》,還有南陽韓歆、京兆摯恂(即扶風馬融之師)[16](p.47、p.53);另據《隋書·經籍志》:
  后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并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4](p.912~913)
  是則費氏易學為后世義理派易學所本。
  所謂“高氏”,是指高相易學。據《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與費直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授其子康及蘭陵毋將永。《隋書·經籍志》則云高氏易學出于費直弟子王璜,如此則高氏易亦可上溯至田何。
  此外,據唐晏《兩漢三國學案》,漢初傳《詩》大家韓嬰亦習《易》,授其孫商,其后人有涿郡韓生者,曾為習孟氏易的蓋寬饒之師(13);又有陸賈、劉安(14)、魏相、朱云、桓寬、劉向、揚雄(15)、譙玄、任延、馮逡、何武、蘇竟、馬廖、崔篆、王景、班固、王符、許峻、楊由、段翳、徐宣、徐憲、徐防、向長、荀悅、宋衷、劉表、徐幹、陸績、何晏、孫炎、姚信、程秉、袁準等,不知宗派(16)。
  東漢易學以京氏易和費氏易為主,但是傳費氏易的學者如馬融、鄭玄、荀爽等大多已受到京氏易和緯書的影響,對于費氏易學之師法也有所取舍,這在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鄭玄、王肅那里尤為明顯。此外,東吳虞氏,五世傳孟氏易,至虞翻,將其卦氣說引向卦變說,為漢代象數易學之最有特色者。又,王肅解易,略于象數,注重義理,影響深遠;及至魏晉間,遂出現了背離師說、自由闡發義理的名士易學,其中以王弼、韓康伯之《易》注最為盛行;到了隋代,王、韓之注獨尊,此前能與之分庭抗禮的鄭注及其他各家之說則逐漸衰亡了。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說:
  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4](p.913)
  唐孔穎達等作《周易正義》,即取王弼、韓康伯合注之《易》,是為后世通行之本;其后,又有蜀人李鼎祚不滿王、韓之注,于是博采漢魏晉唐諸家之說,撰成《周易集解》,其中所存漢代易學材料尤為珍貴,后人之所以能了解漢代象數易學,此書之功甚大焉。
  要之,漢代施、孟、梁丘三家易學,守章句師說,且可上溯至孔子,因而得列于學官,可視為漢代學術易(儒家易)之正宗。然而孟氏又“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其學已不純,且為時學所譏;京房承其緒,又“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雖托諸孟氏,實自成一家,后亦得立于學官;孟、京之學,又發展為《易緯》之說[17],亦與章句之學有別。由此看來,孟、京二家之學雖有學術易之地位,卻吸收了當時方術易中的許多因素。此外,費氏易后來雖然發展為義理之學,但其說“長于卦筮”,實不可以后世義理之學目之;高氏易則“專說陰陽災異”,且自言出于丁寬,而丁寬曾從周王孫受“古義”,此“古義”或亦與卜筮之類的方術易有關。另,東漢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為道教易學之先驅,其思想資源中除黃老學外,亦有京氏易學和圖緯之說[18](p.51~57)。
  可見,漢代易學的具體情況是很復雜的,通常所謂“象數之學”實難究其竟。這種情況其實與漢代思想、學術的整體風貌是一致的。根據顧頡剛先生的分析,儒家思想和陰陽五行學說是漢代思想的兩條主線[19],漢代易學中學術易(儒家易)與方術易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正是這兩條主線糾纏交織的體現。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種關系又是文化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關系的體現:大、小傳統畢竟同出一源,二者分離之后,大傳統規范并導引著整個文化的方向,小傳統則為大傳統乃至整個文化的發展提供動力和素材[11](p.12~14)。易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都在不斷地證明這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就易學或易文化系統而言,在大、小傳統的錯綜糾纏的關系中,象數易處于一個獨特的地位,如我們在考察漢代易學源流時所見:從思維方式和學術淵源上來看,《易》與卜筮本不可分,或更準確地說,《易》是在卜筮的基礎上產生的;當然,在《周易》經傳中,卜筮以及相關的神秘因素被逐漸淡化了,我們所看到的是對卜筮的象數化的整理和義理化的解說;在漢代易學中,首先作為大傳統出現的是象數易,但它與作為小傳統存在的方術易的關系始終難解難分,而且正是在二者的關聯中孕育了后世的義理易。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無論是從歷時性還是從共時性上來看,象數易都處于方術易與義理易之間的關鍵和中介位置上。
  三、代結語:出土資料的參證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出土資料對學術史研究的影響也日見深廣,其中易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尤為喜人:大批先秦、秦漢卜筮資料與簡帛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周易》經傳及易學源流的了解。人們認識到,漢志所謂“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成《周易》經傳之說,于史實雖未必若合符節,卻也表明《周易》經傳非一時一人之作,且于史實亦相距不遠,目前所發現的出土資料已經可以證明這一點。關于這些出土資料,學者多有介紹[20]、[21]、[22],此處不再贅述,以下僅就其中與本文主題有關者略作說明,聊作本文之結語:
  第一,我們把易學分為學術易——其中又有象數易和義理易之分——和方術易,并將其對應于易文化中的大傳統和小傳統,而此兩者本同出一源,其源即流行于上古的占卜之風;其時占卜方法不止一種,根據考古發現,學者們多以為《周易》的起源與其中的龜卜和筮占有關:卦爻辭可能就是從占卜記錄中整理、抽繹出來的,其作成當在西周早期;而卦爻象則是由商周“數字卦”演變而來,其定型的具體時間雖不十分清楚,當亦不晚于東漢[23]、[24]。
  第二,上文曾述及古有“三易”之說,但由于《連山》、《歸藏》久已不傳,今僅存佚文,故已難考其詳,甚至令人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的戰國晚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部分被定名為《易占》的,后經學者研究,認為即是“三易”中的《歸藏》[25]、[26]。可見,《連山》、《歸藏》先于《周易》或三者并傳并非沒有可能。從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周易》來看,其經文、傳文都與今本有異,尤其是其卦序,與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變”之序迥異,當出自今本《周易》之外的另一系統(17);曾有學者考證并推斷,帛書卦序與京房八宮卦序及北周衛元嵩《元包》卦序有某種類似之處,很可能是由《歸藏》系統演化而來[27]。
  第三,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戰國楚簡中有殘本《周易》,但無傳文。從內容上來看,楚簡《周易》的文字與帛書及今本《周易》大體相似,其卦爻象和爻題也與帛書及阜陽漢簡《周易》一脈相承,只是其卦序似乎比較特別(18),或許與占法有關。
  第四,馬王堆帛書《周易》傳文多記孔子與子貢等弟子論《易》之語,從這些討論中不難發現,孔子及其弟子對于《周易》確是多所深究和發明,這些深究和發明是向著脫離卜筮等神秘因素的理性化的方向發展的[28](pp.244~265)。看來,孔子作《易傳》十篇之說的確并非空穴來風。
  第五,《周易》作為儒家經典地位的確立是在漢代,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即使是在漢代,也存在不同的《周易》本子和易學派別,當然,其間分別還沒有像后世那樣涇渭分明。其中,漢晉以來整理定型的通行本《周易》,當即出于上文所述費直、王弼一系的義理易。此外,漢代至少還存在另兩種《周易》本子:一為馬王堆帛書《周易》,大致可歸入象數易系統;另為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夏侯竈墓中出土的竹簡《周易》,其經文后附有大量的卜辭,卻沒有傳文,且竹簡與占卜用的太乙九宮式盤同出[23](pp.73~79),當屬方術易系統。
  出土資料的參證,再次說明了早期儒家與《易》的撲朔迷離的關聯以及易學系統構成的復雜性。
  收稿日期:2007-10-11
  注釋:
  ①關于后者,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周易》恒卦九三爻辭;至于前者,則向有爭議。按唐陸德明云:“《魯》讀‘易’為‘亦’,今從《古》”,見其《經典釋文》卷24,黃焯斷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48頁。所謂《魯》、《古》,指《魯論》、《古論》,是漢代《論語》的兩個傳本。后世有學者據此認為此段文字當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無大過矣”,若如此,則其不足以說明孔子與《易》之關聯;但此說并不足據,詳見本文參考文獻[22]第一章第五節的介紹。
  ②此8家分別:《周易》38卷、《周易明堂》26卷、《周易隨曲射匿》50卷、《大筮衍易》28卷、《大次雜易》30卷、《于陵欽易吉兇》23卷、《任良易旗》71卷、《易卦》8卷,俱已亡佚。
  ③筆者按章說有誤,漢志《諸子略》下著錄陰陽家之書21家、369篇;而《數術略》下著錄天文類21家、445卷,歷譜類18家、606卷,立行類31家、652卷,蓍龜類15家、401卷,雜占類18家、313卷,形法類6家、122卷,凡6類、110家、2528卷,其中并無“陰陽”類。當然,陰陽、五行淵源或一,如漢志所云“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在內容上也難解難分,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謂“此論其理,彼論其數”是也。
  ④這些以“易”或“卦”為名之書,在內容上當然與——至少是試圖與——《周易》有所關聯,因而我們可以把它們歸入易類;不過若單從內容上看,至少《太玄》、《參同契》類圖書也應歸入,而前者在古代書目中或入子部儒家類,或入子部數術類,后者則或入子部五行類,或入子部道家類。這是一種頗耐人尋味的文化人類學現象。
  ⑤從“學術易”的視角看,“方術易”或許也有《莊子·天下》中與“道術”相對的“方術”之義。
  ⑥《漢書·儒林傳第五十八》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另,孔門之傳《易》者除商瞿外,據說還有子夏和子貢,70子弟子中也有傳《易》者,但其傳承線索皆不甚明了。參見王錦民《古學經子——十一朝學術史新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第13-14頁。
  ⑦《漢志》著錄《易傳楊氏》2篇,已亡佚。
  ⑧《漢志》著錄《易傳周氏》2篇、《服氏》2篇、《王氏》2篇、《丁氏》八篇;又有《易傳蔡公》2篇,班氏自注:“衛人,事周王孫。”俱已亡佚,其中丁、蔡易說,清人有輯本。
  ⑨《漢志》著錄施、孟、梁丘3家《易經》12篇,《章句》各2篇,亦皆亡佚。3家《章句》,清人有輯本。
  ⑩按《漢書·儒林傳》有兩京房,一為楊何弟子、齊郡太守、梁丘賀之師,武帝時人;一為焦延壽門人,元帝時人。
  (11)《漢志》著錄《孟氏京房》11篇,《災異孟氏京房》66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共89篇;又有五鹿充宗《略說》3篇,亦已殘缺。陳國慶引周壽昌說,“段嘉”即“殷嘉”,或以字近而偽,見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5頁。
  (12)《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著錄《京氏易傳》3卷,并云:“其書雖以‘易傳’為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蓋后來錢卜之法實出于此。故項安世謂: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
  (13)《漢志》著錄《易傳韓氏》2篇,已亡佚,清人有輯本。
  (14)《漢志》著錄《淮南道訓》2篇,班固自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此書亦亡,清人有輯本。
  (15)《漢書》本傳述揚雄“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漢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揚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四庫全書總目》則著錄《太玄》于子部術數類。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卷,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是則揚雄不僅通《易》,且其學或受黃老學影響。
   (16)另,《漢志》著錄《易傳古五子》18篇,班氏自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已亡,清人有輯本;又有《古雜》80篇、《雜災異》35篇、《神輸》5篇、圖1,不詳其具。
  (17)帛書《周易》經文載《文物》1984年第3期;傳文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995年。
  (18)參見楚簡《周易》之圖版及濮茅左《釋文考釋》,載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3~59B5中國哲學王浩20082008
早期儒家/《易》/漢代易學
Early Confucia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Zhou-yi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Central College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2)《周易》在中國古代被當作儒家經典之一,孔子作“十翼”之說也久已深入人心。事實上,《易》與儒家的關系向來就很復雜。本文主要從文獻學的視角,考察了孔子以至秦漢儒家易學的發展,進而提出了“學術易”、“方術易”之分,或“義理易”、“象數易”、“方術易”之分,探討了它們的內在關聯及其文化意義,并且特別強調了“象數易”的獨特地位。我們的考察和區分,將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早期儒家與《易》之關系乃至整個易學史的發展。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3~59B5中國哲學王浩20082008
早期儒家/《易》/漢代易學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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