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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信仰的變遷述略
明代佛教信仰的變遷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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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48;B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873(2007)02-0106-04
  一 明初佛教存在狀態的特征與分析
  明初佛教信仰的興盛,與太祖、成祖二祖對佛教的獎掖與扶持很有關系。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與佛教緣分很深,他早年出家為僧的經歷,使他對于佛教天然有親近感。明太祖篤信佛家的因果學說,喜歡探討佛教義理,經常與大學士宋濂等一起討論佛法。①
  明太祖在位期間為了弘揚佛教,還先后御制了許多論文和詩偈,《明太祖文集》中所收入的論佛的文章就有46篇之多,詩偈有數十首。此外,在《明史·藝文志三》中,還收錄有明太祖《集注金剛經》1卷。明太祖幾乎每年都要在南京的寺院啟建法會。明人沈德符曾說“我太祖崇奉釋教”,對佛教的禮遇“可謂至隆極重。”②明太祖對佛門寺院大加賞賜。有資料表明,洪武年間明太祖對南京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雞鳴、棲霞等國家大寺共賜贍僧田達500頃左右。③從明太祖對寺院田產的賞賜上,也可看出其對佛教重視的力度。
  明太祖采取的是儒釋道三教并舉、三教調和的政治策略。具體來說,就是定儒教為國教,使它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量,并且用科舉考試的獎勵機制來保證它的地位;將佛教與道教放在末流與輔助的地位上,一方面允許其存在發展,另一方面又加以嚴密的管理與控制。目的是使佛、道二教完全納入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聽命于王權的軌道上來。為此,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設置系統的佛教管理部門,洪武初年就設立了善世院管理佛教,后來又設立了僧錄司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同時各級地方政府也分別設立了同等職能的下級佛教事務管理部門。其次,建立完善了僧人的戶籍制度、度牒制度以及考核制度,同時還嚴格限制佛教信徒的數量,規范佛教信仰者的行為,嚴格區分僧與俗的界限,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管理措施是針對政府認可的佛教與道教二教的。對于民間的秘密宗教,比如說那時的白蓮教、彌勒教和明教等等,明太祖所采取的政策是嚴厲禁止,堅決鏟除。在《明太祖實錄》中有多條鎮壓秘密宗教的事例,這兒就不再列舉了。可以看出,明太祖確立的宗教控制機制是:以儒家信仰為主導,堅決依靠之;以佛教與道教為輔助,積極利用之;以儒、釋、道三教為合法信仰資源,全面調和之;以秘密宗教為邪教禍根,堅決打擊之。朱元璋之后的明代歷史,基本上繼承了這個控制機制。
  明成祖與佛教的因緣也不淺,他對佛教的崇信比他父親太祖有過之而無不及。成祖由燕王靖難起兵,最終繼承大統,這個過程中功勞最大的就是一個和尚,法名道衍,俗名姚廣孝。如果說沒有僧道衍,就沒有燕王朱棣的帝位,我覺得這種說法也不過分。繼承大統的朱棣對佛教十分熱心:他曾經御撰《神僧傳》9卷,④要知道皇帝為佛門僧人作傳,這在佛教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他還親自寫作《御制大乘妙法蓮華經序》12篇、《佛菩薩贊跋》12篇、《圣朝佛菩蘸名稱佛曲》50卷、《佛名經》30卷等與佛教相關的作品。此外,在《明史·藝文志三》中還有明成祖御制的《諸佛名稱歌》1卷,以及《普法界之曲》4卷的著錄。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成祖除了多次刻印佛經外,在永樂十七年時下令編集禪宗語錄,同時命僧道成、一如等八人校刊藏經,并于同一年下旨刻《大藏經》版2副,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南藏》和《北藏》,又詔令石刻1藏置于大石洞中,以利于日后經板磨損的校正。⑤
  由這些事跡,我們可以想見成祖對于佛教的熱忱與投入。還有記載稱:永樂年間“京師聚集僧、道萬余人,日耗廩米百余石”⑥明成祖還曾動用役囚上萬人,在南京修建大報恩寺。另外,明成祖對于藏族的僧人也相當禮遇。有資料說:“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⑦
  明初社會層面的佛教狀況,從藏傳佛教在中土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明代初期北京的喇嘛寺廟大約有10余所。較為著名的有大隆善護國寺、大能二寺、大慈恩寺、真覺寺、興教寺等。當時居留北京的番僧究竟為多少,也沒有一個詳細的統計數字,總之數量很大。有史料表明,從宣德十年至正統元年,不過才兩年的時間,已經裁減和準備裁減的藏傳佛教僧人就達1100余人(僅限北京地區),保守地估計,那時常駐北京的藏傳佛教僧人總數至少不低于2000人。⑧總之,明成祖在宗教政策上,還是完全遵照明太祖的既定方針在走的,即“依靠、利用、調和、打擊”的8字方針。
  我們看到,明代初期,由于王權強力有效,加上明初二祖的雄才大略,他們都致力于打造一個有序整齊的全能政府。政治權力重新確立的同時,也對信仰系統在社會關系中的位置,重新進行了排序與確認。簡單來說,就是以儒家信仰為主導,以佛教、道教為輔助的社會控制形式。這個控制機制的有效實行,就使佛教信仰的組織功能完全被政府的組織功能所代替,最終它被徹底置于道德教化的社會功能之下,也就是說“宗教僅僅服務于國家認可的道德教化使命”,國家政治的強控制完全取代了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控制功能。明初的佛教信仰表面上是繁榮的,但卻是一個“國家嚴密控制下的宗教”信仰,包辦的佛教,被取代的佛教。
  二 明代中期佛教信仰的特征與原因
  總的來說,明代中期的帝王,除了崇道排佛的明世宗外,總的來說都是崇佛的。但是,對于明代中期的佛教,很多學者都認為是一個低落期,不值一提。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說:“計明自宣德以后,隆慶以前,百余年間,教律凈禪,皆聲聞闃寂,全中土如此,不獨滇黔然也。”陳垣先生此處“聲聞闃寂”的判斷,如果是用于社會層面的佛教信仰,顯然是不合實際。
   其實在明代,真正社會層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開的。當時的一些資料可以表明作為一種社會信仰組織的佛教群體,其數量已經相當龐大。《明史》中僅泛泛而談,說到(正統、景泰間)男女出家的人數達“累百千萬”,說當時的寺院“遍滿京邑,所費不可勝記。”⑨由明代官僚倪岳的《止給度疏》我們可以算出一個較詳細的數字:明代天下有147個府,277個州,1145個縣。按照成祖定的府40人,州30人,縣20人的定額,天下僧道總額應當不過3700余名。而成化二年給度僧道13萬2千2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1萬3千3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度22萬4千5百余名。其原因不論,單就數量而言,僅成化間所度僧道總數已達35萬有余,再加以前累積的20余萬,則全國總數則有50余萬。⑩這個數字中無疑僧人是絕對主體。同時,憲宗成化年間,受封的法王與禪師的數量高達437人,喇嘛僧有789人,漢僧為禪師及善世、覺義等僧官者也有1120人。(11)另外,有記載說明武宗于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間,一天之內就度僧道4萬人。(12)還有人統計,正統至天順年間,僅京城內外就建寺200余所。(13)北京西山一區即有寺庵600余所,宛平一縣即有寺院200余所,由此可見當時佛教社會信仰力量的發展壯大。
  從明初至中期的佛教信仰,在這么可觀的數量規模之下,為什么卻說是“聲聞闃寂”呢?這個說法很大程度上是從佛教信仰群體的質量角度來衡量的,而不是從佛教政策與社會民眾信仰的角度來說的。明代中葉以來,自宣宗至穆宗(1426年—1572年)100多年間,佛教的各宗在人才上都日漸衰微,其中的原因有,一、明初確立的以儒學意識形態正統的政策,延至明中期時已有明顯效果,大量的才智之士都被國家科舉籠絡,佛教信徒中缺乏高明之士;二、明中期僧侶隊伍數量雖大,但整體素質不高,而明初僧侶隊伍雖不龐大,但人員整齊,素質較高。
  明代中期的宗教策略與控制形式,是沿襲明初的。但是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以儒家立國的政策,一方面有效籠絡了天下的才智之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信仰的日益功利化、理性化,信仰的失落加速了知識分子的分化。同時,我們也看到,佛教信仰力量的不斷壯大,明代中期的皇帝不斷下達禁止私創寺院、私度僧道的禁令,這恰恰說明佛教信仰的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明初設定的合法限度。這種屢禁不息,令行而禁不止的現象,表明了明代中期的王權已經失去了明初那樣雷厲風行的權威。
  明代中期各朝,雖然基本上堅持明初定下的宗教控制機制,但是總體的控制能力卻日益軟弱、失效。這樣,原來被取消了的佛教信仰的組織功能有所恢復,社會信眾也在日益擴大,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缺乏優秀人才的參與,所以明代中期的佛教信仰就形成了信眾龐大,但缺乏組織領袖人物的局面。
  三 晚明時期的佛教信仰狀況與分析
  晚明的佛教信仰狀況與明代初、中期相比,從廣度與深度上都有質的變化。明末文人謝肇淛曾說:“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于黌舍,唪誦咒吹,囂于弦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讀禪拜佛,無不哂然色喜矣。”(14)可見社會整體上佛教信仰氣氛之濃。另外,晚明時期,佛學已經完成了對理學的大規模侵入與改造,晚明時期的儒學,已經是骨子里的佛學。
  有人將明末的佛教信仰的風起云涌之勢,稱為晚明佛教復興運動。從僧侶佛教方面來看,特出的表現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現。他們是,云棲袾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藕益智旭(1599-1655年)。從面上來看,可以說明末的高僧大德、領袖人物層出不窮。
  從圣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中我們知道,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間,禪宗方面就列出了 117位高僧大德,其中臨濟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詳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 68年里,禪人與非禪人編寫的禪籍有60種386卷之多,禪人非禪籍以外的著述有65種269卷之多。由此可見“明末禪宗的隆盛。”(15)關于明末的凈土宗,主要依據《往生凈土集》、《居士傳》、《凈土圣賢錄》、《西舫匯征》以及《新續高僧傳四集》這5種資料,就統計到明代的凈土教人物共達132位之多,明末的凈土教著作有24種71卷。(16)即便是一向較為冷門之唯識學,竟也有30共68卷的著作。(17)通過以上列出的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晚明僧侶佛教信仰的興盛。
  明末佛教信仰的勃興,不僅表現于僧侶佛教,在家的居士佛教信仰,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當時與僧人交往,談學論道,禮佛參禪,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潮流。陳垣先生曾說過,“萬歷之后,禪風寢盛,士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與士夫結納。”(18)當時的士人王元翰也曾說,“京師學道人如林”,不僅有大量的佛門僧侶,還有相當多的官僚士紳。他們“聲氣相求,函蓋相合”,(19)顯現出一派火熱的佛教信仰氣象。就連晚明四大師之一的藕益智旭也感嘆道:“繼陽明起,諸大儒無不醉心佛乘。”(20)這些都可反映出晚明士林對佛教信仰的熱衷。我們從清朝人彭際清編著的《居士傳》,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居士傳》收錄了中國歷史上歷朝的學佛居士,共計56卷。自37至53卷,是明代居士的傳記,所占分量在歷代中是最重的。其中屬于晚明居士的就有100零幾人。
  明末佛教界的4位大師,是弘揚佛法,帶動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4個樞紐。其中云棲袾宏的影響尤為深廣與典型。他的《云棲法匯》中,初步統計云棲祩宏與文人士夫有書信往來者至少有100位,而其中絕大部分領有袾宏授給的法號,他們往往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師事祩宏。(12)而且袾宏所交接者,不乏當時學界政界要員名流。與他同時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對當時的盛況這樣描繪:“師(袾宏)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22)他還列舉了當時投入祩宏門下的許多名公巨卿,這兒就不一一列舉了。祩宏的弟子廣潤也說當時投師祩宏學佛者:“天下名公巨卿,長者居士,洎諸善信,無論百千萬人。”(23)再以四大師中的憨山德清與紫柏真可為例略作說明。據《憨山老人夢游集》中《書問》中的資料粗略統計,與憨山德清有書信往還的達官貴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數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親王、相國、太宰、中丞、侍御等,下至各極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佛法影響的范圍相當廣泛。(23)四大師的另一位,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書信往還的士夫居士也有40開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導,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終于刻成了一部方冊大藏經。可以說,方冊大藏經最終能夠刻成,是晚明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鼎力合作的結果。僅僅刻制一項就花了3萬多兩黃金。(25)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沒有士大夫居士佛教信仰支持,是不可能做成這件事的。總之,明代末期的佛教信仰,無論是僧侶佛教,還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榮。
  晚明社會,集權松弛,黨派紛爭,社會動蕩,人心散亂。對佛教信仰來說,明初以來的宗教控制機制幾乎完全失靈。原先被限制的宗教組織功能,也發揮出來。再加上紛紛涌現出的佛教領袖人物,以他們為中心形成了無數的佛教組織。比如說晚明的4高僧,以他們為核心,其實形成了4張聯系僧俗的、龐大的佛教信仰之網。這張網不僅包括朝廷一品大員,甚至連皇后也囊括進來了。再比如,晚明的文人結社,很多與佛教信仰有關系,例如以公安人袁氏三兄弟為骨干的葡萄社,就是一個以佛教信仰為主要動機,形成的官僚士人的結社。在這兒,我們看到,一旦國家全能主義的功能無法正常作用,政治控制能力有所松弛,社會所需要的正統信仰資源突然發生欠缺時,非正統非主導的宗教信仰就會乘虛而入,在制度性宗教的社會控制功能失靈的狀況下,他們以前被取消以及被壓抑的社會控制功能,這個時候反而才能盡情發揮出來。
  在晚明這樣一個天崩地解、急劇變動的時代,原先的宗教控制形式,即“主導與輔助”以及三教調和的形式,往往會轉化為“正統”與“異端”的二元對立,造成社會的沖突與動蕩。此時,宗教問題就會成為社會或政治的穩定問題所緊密聯系的對象。這就難怪晚明歷史上出了那么多的異端人物,以及異端事件,一切似乎表明大亂將至,一個嶄新的撥亂反正的歷史輪回即將到來。
  注釋:
  ①參閱朱元璋:《明太祖集》卷15《心經序》,黃山書社出版社1991年版。
  ②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7“釋教興衰”條,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③參見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頁。
  ④《明史》卷98《藝文志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⑤參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卷3,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
  ⑥《明史》卷164《鄒緝傳》。
  ⑦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7“釋教興衰”條。
  ⑧參見陳楠:《明代藏傳佛教對內地的影響》,《中國藏學》1998年第4期。有資料表明,宣德十年時,經過裁減以后的藏僧尚有400-500人,那么加上裁減的數量1100人,那么總數在1500-1600人左右。
  ⑨《明史》卷146《單宇傳》。
  ⑩參照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77,倪岳《止給度疏》,中華書局1962年版。另王弘:《山志》初集卷4載,馬端升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并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余萬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可見50余萬的保守估計是差不多的。中華書局1999年版。
  (11)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4《成化、嘉靖中方技受官之濫》,中國書店1987年版。
  (12)轉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頁。
  (13)參見《國朝典匯》卷234《禮部》23《釋教》,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王弘撰《山志》初集卷4亦載:“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余區。”
  (14)謝肇淛:《五雜俎》卷8,上海書店2001年版。
  (15)參見釋圣嚴:《明末佛教研究》,法鼓文化2000年版,第22頁—55頁。
  (16)同前注,第94頁—117頁。
  (17)同前注,第209—241頁。
  (18)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頁。
  (19)王元翰:《凝翠集》尺牘《與野愚僧書》,《叢書集成續編》第118冊,上海書店1994年版。
  (20)智旭:《靈峰宗論》卷4之3《閱陽明全集畢偶二則》,收于《藕益大師全集》。
  (21)參見云棲祩宏:《蓮池大師全集》,《云棲大師遺稿》卷1與卷2,福建莆田廣化寺佛經流通處。
  (22)參見《憨山老人夢游集》卷27《云棲蓮池宏禪師塔銘》,福建莆田廣化寺佛經流通處。
  (23)參見《蓮池大師全集》,《云棲本師行略》。
  (24)參見《憨山老人夢游集》卷14。
  (25)參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41《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此文中,錢謙益還述及方冊藏的刻成因緣,正好可以說明此事之成,眾士夫居士的熱情襄助功莫大焉:“大藏之改梵夾為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開公始也。海內巨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公夢禎。紫柏法眷誓愿相助者,常熟繆布衣希雍、金壇于比部玉立,暨丹陽賀氏添江周氏沈氏。刻場初卜清涼,后移雙徑,既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嚴發經者中丞用先也。”見《四庫禁毀書叢刊》。
史林滬106~109,181K24明清史夏邦20072007
明代/佛教/信仰/社會
明初佛教繁榮有序,中期的佛教急劇擴張,但多被認為是僵化低落的時期,明末佛教出現全面動蕩與興旺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初王權確立了宗教控制形式,保持了佛教的繁榮,并將其組織功能置于道德教化的社會功能之下。明中期佛教的低落,歸因于以儒學為合法性文化資源的機制造成了佛教人才的低弱。明末佛教的勃興,則得益于儒家信仰衰退和原有的宗教控制形式失效,因此佛教的組織控制能力被極大釋放,成為社會控制的重要因素。
作者:史林滬106~109,181K24明清史夏邦20072007
明代/佛教/信仰/社會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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