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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科學思想與道家、道教
朱熹的科學思想與道家、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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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N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763(2002)02-0062-06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鄒衍、董仲舒、朱熹是李約瑟用以分析說明道家的有機論自然觀對中國科學技術的關系的三個典型例子。鄒衍為陰陽家,但先秦之后陰陽家消失,其思想被黃老道家、道教繼承。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作為思想框架來容納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吸收了黃老道家的很大一部分思想。朱熹進一步超越了董仲舒,不僅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很多思想,而且如同道教一樣,在科學技術領域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本文擬考察朱熹的科學思想與道家、道教的聯系。
   一、朱熹科學思想的直接淵源
  如同道家、道教把道和氣作為兩個最基本的范疇一樣,在朱熹的理論體系中,理與氣也是最基本的范疇,而且是體用無間的。朱熹既講從理到氣,也講氣與理的關系,所以有可能吸收和容納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材料。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1],卷15)朱熹的窮理固然是為了把握天理,但他也沒有漠視日用生活。“名物度數皆有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于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于世用。”([1],卷18)正是基于這個認識,朱熹為窮理學習了廣泛的知識。他讀過《黃帝內經》、張橫的《靈憲》、張載的《正蒙》、沈括的《夢溪筆談》、歷代的《天文志》、《儀象法要》([2],p.5164)、《天經》、《步天歌》([2],p.5201)對歷代的地理和動物學、植物學[3]、醫學、樂律、算學[4]等等方面的知識,也有廣泛的涉獵。
  朱熹的科學思想,《夢溪筆談》是主要的來源之一。他在闡述關于日、月、星、光、宇宙萬物之“理”時明確說過:“唯近代沈括所說,乃為得之。”[5]實際上,沈括(1029-1093年)的思想,尤其是指導他進行科學研究的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來源于道家、道教。沈括認為:“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旁而中虛;八卦,分為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6],卷7)“虛”,又可稱為“黃庭”:“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可道則不可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黃庭,有名而無所,沖氣之所在也。”“虛”就是“一”,就是“道”:“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把“虛”、“黃庭”、“一”、“道”聯系甚至等同起來,這種思想淵源于道教是無疑的。
  沈括認為,氣是萬物運動變化的動力:“凡積月以為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時節,皆主于氣而已。”[7]用陰陽二氣解釋萬物的運動變化,是道家、道教的主張。“大凡物理有常有變。 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6],卷7)事物的變化有常有變,道教也有這個思想。沈括認為,事物的變化是自然而然的:“陰順陽逆得之自然”,“物至則變。”([6],卷7)這與葛洪所說的“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8]是一致的。
  沈括認為,萬物的變化遵循理。“天地之變率皆有理。”([6],卷7)理是客觀的。“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此天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損益其間。”[7]他在《樂律》中談到五音時說提到了“天理”的概念:“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發可移,此所謂天理也。”([6],卷5)沈括與周、張、二程是同時代的人,尤其與二程年齡不相上下。他的這一思想,應該說是當時北宋道家、道教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思潮的體現,不能說是來源于二程[9]。
  由此可見,朱熹與科學相關的思想,包括一部分具體學科的思想,主要是來源于道家、道教,至少是間接淵源于道家、道教。下面就幾個具體領域作一考察。
   二、朱熹科學思想的分析
   2.1 宇宙演化與宇宙結構
  朱熹的宇宙演化思想,繼承《淮南子》、《易緯·乾鑿度》、《列子·天瑞篇》的思想[10]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渾淪→天地,并根據后世認識的深化而作出了一定的創新。
  在宇宙演化的形式上,朱熹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陰陽二氣生化萬物的思想,說:“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只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明,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1],卷1)天運轉的動力機制是一個長期困擾古人的問題。屈原在其《天問》中提出的問題,渾天說和蓋天說都難以作出合理的解答。《管子·白心》為此作了嘗試:“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已墮矣;地莫之載,則地已沉矣。夫天不墮,地不沉,或維而載之。”“或”,根據上下文來看,就是“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灑乎滿天下,不見其塞”的東西,即精氣。《黃帝內經·素問》假托歧伯答黃帝問說:“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對大地不墮給出了比《管子》更明確的答案:“大氣舉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 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燥盛則地干,暑盛則地熱,風盛則地動,濕盛則地泥,寒盛則地裂,火盛則地固矣。”這里沒有提到天。蓋天和渾天說都把天想象為硬殼,宣夜說則視為氣:“天積氣耳”[11]。北宋張載以其氣本體論為天運的物理機制奠定了哲學基礎,一反天文學家的成見提出了七曜左旋說[12]。朱熹從小就被宇宙之迷所困擾,“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有個什么事物。某思量得幾乎成病。到如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1],卷94)幾十年來,朱熹對此時時耿耿于懷,從實踐和理論上力圖弄清它。實踐上,他最早設想了中國的圓天象儀,曾經力圖復原蘇宋所造的水運天象儀。在理論上,他在闡述周敦頤和邵雍的兩個宇宙圖式的基礎上,把它們與張載的氣化宇宙論結合起來,運用太極生化模型提出了一個離心式宇宙起源假說,依據它反駁前人關于天左旋而七曜右旋的天運圖式,論證張載的七曜與天共左旋之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1],卷2)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左旋說和右旋說均有一定的道理。二者都是基于運動的相對性來解釋天體的視運動,雖然右旋說與實測相符,但從理論的自洽性來看,左旋說更優越。右旋說主張七曜如磨盤上的螞蟻隨天左旋的同時在磨盤上右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物理根據支持。左旋說在張載那里,雖說天地七曜都順氣左旋,以七曜順遲來解釋所見左旋,但仍停留在運動現象上而未深入到動力學機制的探索上。朱熹則從宇宙形成的動力學機制上來闡明所有天體的物理運動方向的一致,并對視運動作出了新的解釋。
  《淮南子·天文訓》認為“天地之襲精為陰陽”,朱熹設想天地的初始是陰陽二氣,二者有相似之處。朱熹的這種宇宙形成理論與笛卡爾的宇宙旋渦理論有某種相似之處,不同在于朱熹以地球為旋渦的中心,而笛卡爾以太陽為旋渦的中心。但朱熹比笛卡爾早了六百多年。朱熹企圖用離心力來解釋天地的空間結構的形成,就當代科學來看,這種解釋當然不對。大尺度的氣態物質的彌漫和分化,主要是各部分的運動速度不同造成的,并非離心力的緣故。但在當時,朱熹的觀點畢竟對駁斥蓋天說的錯誤觀念起了作用。在他看來,天之運行有一個“樞軸”,不過“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這里是宣夜說的觀點,但還是比較新穎和貼切的解釋。
  基于氣而用離心力來解釋宇宙的形成,只是就無極而太極的一次生成而言。朱熹還根據邵雍的循環思想提出了宇宙就是太極生滅、明暗交替的無盡循環的思想([1],卷19)。這與現代宇宙論的周期循環假說基本一致。
  關于宇宙結構,當有人問“天有形質否”時,朱熹回答說:“只是個旋風,下軟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13]“九天”之說首先出現于屈原的《天問》,此后,《呂氏春秋·有始訓》、《淮南子·天文訓》、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等等道家作品反復申述,朱熹把它由八個空間方位加中央改為“圓則九重”、“天有九重”。他之所以這樣改造,是因為在《易》的象數學中,陽之象為“一”,最大的數為“九”;陰之象為“-”,最大數為“六”。天為陽,地為陰,陽數至于九,九為老陽之數,故天有九重。
  朱熹認為,“天無體”([1],卷1),天由氣構成:“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界上無一個物恁地大,故天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且深。”([1],卷18)地只是天的一部分。天是無形之氣,地就是氣旋轉之渣滓而成的“一塊實地事物”。([1],卷1)所以,“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運乎外,故地榷在中間,巋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1],卷1)他的這個思想,來源于邵雍。他說:“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處,所以其形有體而氣無體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住,不然則墮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14]這說明他的這個思想與道教有淵源關系。
  根據“天無體”的觀點,朱熹認為,日月星辰都是由“清氣”構成,并且“只在外常周環運轉”,不是輟在天球之上:“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天隨星去耳。”([1],卷2)他還說,日月列星“其旋也,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挽而行。”[15]朱熹的宣夜渾天合一說在物質性氣范疇的基礎上,將天體演化、宇宙結構和氣的運動變化三種學說緊密結合起來,組成了完整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先進的宇宙學說。
  當然,朱熹的這些思想,是在繼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又作了自己的研究。《宋史》說:“朱熹家有渾儀,頗考水運制度,卒不可得。”[16]朱熹用渾儀未必完全是因為作歷史研究的需要[17]。這也說明朱熹很重視實際觀察。
  對朱熹的上述思想,英國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中國人提出了一種早期的無限宇宙的概念,認為恒星是浮在空間的實體,他們認為在整個宇宙有機體中,作為組成部分的有機體各按其部分循著自己的道去運動,對于抱著這種見解的人來說,河外星系的發現似乎證明了他們的信念,最后,朱熹給這一觀點提供了偉大的哲學論據,他說:‘天無體’。”[18]李約瑟還指出:“我們切不能匆忙地假定中國天文學家從未理解行星的運動軌道,《朱子全書》中的天文卷(《朱子全書》卷50)是頗耐人尋味的,其中載有1190年前后的幾段對話。這位哲學家曾談到‘大輪’和‘小輪’,也就是日、月的‘小軌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軌道,特別有趣的是,他已經認識到‘逆行’不過是由于天體相對速度不同而產生的一種視現象。他主張歷算家應當明白,所有的‘逆’和‘退’的運動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事實上它們都是‘順’和‘進’的運動。”[18]、[19]
  朱熹關于宇宙論方面的這些思想,與道家、道教關系很密切。《朱子語類》記載:“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云者為雨乎?雨者為云乎?孰隆旋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動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1],卷125)這說明道家思想確實給予了他一些啟發。宇宙論、天文學是道家、道教比較重視的學科。《云笈七簽》開篇就論述宇宙空間的問題,《混元混洞開辟劫運部》歷數“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比較贊同葛洪所談的渾天說。歷史上一些天文學家,如祖沖之、傅仁均、李淳風等都是道教信徒,或是曾隸屬道籍,這說明道家、道教對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關于地球的形成,朱熹受五行思想影響,說:“天地初始,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伏,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時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1],卷1)這個思想今天看來顯得幼稚[20],但畢竟是他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作了思考的結果。近代地質學家張鴻釗評論說:“這種思想雖不完全精確,但是地質學萌芽時代應有的觀念。”又說:“中國最重利用厚生,唐、宋時人已頗有純粹的地質觀念。朱子的思考尤為敏銳,故所語往往頗中肯綮。”[21]朱熹說:“常見高山上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則,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1],卷94)從高山上有螺殼化石的現象聯想到滄海桑田、地殼變化和山岳成因,并悟出“低地成高”,“柔化為剛”的道理。這顯然是吸取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和“剛柔相濟”的思想。滄桑巨變的思想,最早見于葛洪《神仙傳》中仙人麻姑和王方平的對話:“麻姑自言: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當然,《詩經》中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說,但道家、道教更傾向于思考這類宏觀的宇宙演化思想。麻姑之說,得到了唐代顏真卿的肯定,將它與高山上發現螺蚌之類古生物化石聯系起來說明海陸的變遷。這一思想被后來的沈括和朱熹繼承。朱熹進一步把海陸變遷作為整個宇宙演化的一部分以推測大地的演化過程和地面構造的成困。朱熹的這個發現,科技史專家梅森認為是“敏銳觀察和精湛思辨的結合。”[22]李約瑟也給予高度的評價:“在中國的文獻中,有關山岳成因論述,是極為豐富的。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儒家者朱熹。”[23]朱熹這一思想不僅給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予啟發,而且被西方著作家西爾科克所領會(同[23])。
  朱熹還探討了海水、潮汐的形成。關于海水的成因,他說:“海水未嘗溢出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1],卷2)說明他這個思想的淵源之一仍然是《莊子》。葛洪也著有《潮說》。
   2.2 生命科學及醫學
  朱熹在生命科學和醫藥方面有廣博的知識。他讀過《黃帝內經》([1],卷138)、《本草》([2],p.5161)、《難經》、《脈經》[24]、《茶經》等書。
  關于生命的起源,朱熹受《莊子》的影響,主張是從種子生化出來的。“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成雨。蓋是氣化而生,如虱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個,一牝一牡,后來卻以種子漸漸生去,便是形化,萬物皆然。”(同[14])這里強調了萬物的生化沒有造物主在起作用。至于人的起源,當有人問:“第一個人是如何產生的?”朱熹以陰陽五行之氣來解釋,回答說:“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同[14])這里朱熹認為其“化生”之說來源于佛教也不錯,佛教中確實把生物分為卵生、胎生、化生、濕生四類,但這里的氣化學說則是道家的。
  朱熹對藥性有一定的認識,說:“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1],卷4),因為二者藥性寒熱不同。他也熟諳醫理,說:“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25]。朱熹著有《傷寒補亡論跋》。他從養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被后世醫家作為緘言收錄[26]。關于傳染病,朱熹說道:“染與不染,系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而論也。”[27]傳染病的傳染,現代科學認為是細菌感染的結果,與人心的邪正與否無關,取決于“氣體之虛實”。當然,從朱熹的思想來看,他所謂的人心的邪正本來就與氣緊密相關,并涉及到人的精神狀態的好壞,所以從心理生理學的角度來看,也不能完全否定朱熹的說法,但相對而言,氣體的虛實卻是主要的因素。
  朱熹還從道士崔嘉彥學習過診脈。《通雅》卷五一載有朱熹論《脈訣》,說:“古人察脈非一道,今世惟守寸關尺之法,所謂關者,多不明。俗傳《脈訣》,辭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指高骨為關。”這可見于朱熹在慶元元年作的《跋郭長陽醫書》[28]。方以智評論說:“《脈訣》至朱子始議之,李時珍編而論之……”。
   3.2 氣象科學
  朱熹注意到了雪花的六角形晶體和透明石膏的六角形晶體的共同點:“雪花所以必出六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太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29]這個認識比西方天文學家開普勒對雪花六角形的發現要早四五百年。李約瑟認為,朱熹的這個發現是“非凡的認識”[30]。“太陰玄精石”的得名,應該與道教煉丹有關。
  朱熹在繼承張載得自于道家、道教的思想基礎上,闡述了風、雨、霜、雪、露、虹等自然現象的成因。有人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朱熹的回答是:“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里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故。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里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圓暈,自內繞出至外,其數九),里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里轉得又愈緊矣。”([1],卷1)朱熹這個回答,既繼承了道家、道教思想,又有自己的創新之處。從他的回答可以看出,對這類現象他是細密地觀察過的。他是在認真觀察的基礎上,對前人的思想進行分析思考而得出結論的[31]。此外,朱熹在歷法方面也有論述。但這也是道教所關心的問題。
   三、朱熹有機自然觀對西方和中國科學技術的影響
  關于道家、道教與朱熹的科學思想的關系,李約瑟認為,道家、道教的思想是一種有機自然主義的思想。在他看來,朱熹的思想是來源于莊子,與道家、道教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理學根本上確實是有機主義哲學。”[32]確實,朱熹的科學思想,主要是宇宙演化、宇結構、天文、氣象、中醫藥這些領域。這些領域恰恰是道教為了煉丹(含外丹和內丹)、強身健體而特別關心的領域。如同水利、印染、農業等領域是道教很少、甚至不關心一樣,朱熹對這些能直接發展經濟的領域也基本上沒有去關心。
  朱熹的自然科學思想,受到了李約瑟的高度評價。他說:“從科學史的觀點來看,或許可以說,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馬斯·阿奎那大得多。”([32],p.506)在朱熹生活的同一時期,西方社會仍處于暗無天日的中世紀教會統治時期。托馬斯·阿奎那(約1225-1274年)是基督教神學家,至多可以說他的思想中含有星點科學思想的萌芽因素,卻談不上他對科學直接作出了什么貢獻。而且,他的思想成熟時間晚于朱熹近一百年。李約瑟認為,萊布尼茲確實受了朱熹哲學的影響,“這樣說不會冒太大的風險。”(同[30])他認為,當愛因斯坦到來之時,“人們會發現一長串的哲學思想家已經為之準備好了道路——從懷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又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茲——那時候的靈感也許就完全不是歐洲的了。也許,最現代化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應該歸功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認識到的多得多。”(同[32])R.A.尤里達教授也是聯系著道家、道教思想來評價朱熹的科學思想在歷史上的貢獻。他說:“現今的科學大廈不是西方的獨有成果和財富,也不僅僅是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哥白尼和牛頓的財產——其中也有老子、鄒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勞。我們不能說中國本土的科學倘若獨立發展下來將會演化成什么樣子。但是,我們可以說,當今科學發展的某些方面所顯露出來的統一整體的世界觀的特征并非同中國傳統無關。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機體的統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諧性和相關性是中國自然哲學和科學千年探索的目標。”[33]
  李約瑟只提到了朱熹對西方科學的影響,沒有提及它對朱熹身后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的影響。實際上,宋末之后,在朱熹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的博物學被廣泛地稱為“格致學”。南宋末年,數學家秦九韶提出“數理一源”、“數與道非二本也”的思想,說明他受了朱熹思想的影響。此外,李治、楊輝、朱世杰等數學家也都是理學的信徒,他們在數學上之所以做出那么大的成績,當與朱熹思想密切相關。朱熹五傳弟子、著名醫學家朱震亨把他的一部醫學著作題名為《格致余論》并序稱“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王世貞說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質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34],說明朱熹的格物思想對中醫學有促進作用。李時珍自己也說,《本草綱目》“雖曰醫家藥品,其考釋性理,實吾儒格物之學。”[35]可以認為,《本草綱目》是朱熹“即物”以窮“天地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的理論的進一步實踐和具體化。但李時珍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把陰陽五行理論引入本草學,用“比類取象”的方法把動、植諸類歸屬五行,完成本草理論體系的五行化。這其中起作用的仍然是從道家、道教理論中來而被朱熹集大成的陰陽五行理論。宋以后醫藥學家把醫術看作“仁術”顯然也與朱熹的思想影響有關。朱載yù@①(1536-1611年)自動“即悟先天學”,后著有《先天圖正誤》,首創十二平均律。宋應星在其巨著《天工開物》中也有《論氣》的序言中稱贊朱熹的《四書集注》“其言卻亦平實”。由此可見朱熹的思想對后世的科技活動的影響。梁啟超在其1912年發表的《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教》中評論王陽明對朱熹的“格物致和”的駁難時說:“科學初輸入中國時,前輩譯為‘格致’,正是用朱子之說哩。”[36]由此看來,所謂有機論自然觀對古代科學不曾起過積極的作用,甚至還是消極的,這一觀點是偏頗的。不過,李約瑟在高度評價朱熹的自然科學思想的同時也指出,朱熹的有機論自然觀“奇妙地預示了懷特海的‘領悟’(Prehension)和黑格爾的對立和否定,……在這里,中國人又射出了一支箭,落在后來波爾和盧瑟福的立足點附近,但卻從未達到牛頓的位置。”(同[32])李約瑟實質上是問:為什么朱熹的科學思想沒有使中國的科學持續前進而產生近代科學?這個問題,筆者將在今后展開討論。
  〔收稿日期〕2000年9月28日;〔收修改稿日期〕2001年1月10日
自然辯證法通訊京62~67B2科學技術哲學孔令宏20022002朱熹是李約瑟用以說明道家有機論自然觀對中國科學技術有促進作用的三個典型之一。這三個典型中,朱熹是對科學技術研究最多的。朱熹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思想,直接淵源于沈括,而指導沈括作出進行科學探索活動的思想則來之于道家、道教。這促使我們深入研究朱熹在具體科學領域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本文考察了宇宙演化與宇宙結構、生命科學與醫學、氣象科學等領域,指出,這些領域中朱熹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確實有淵源關系。指導朱熹得出這些思想的道家有機論自然觀,既對西方有影響,也對朱熹身后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影響。朱熹/李約瑟/科學技術/道家/道教孔令宏(1969- )男,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后,副教授。復旦大學哲學系,上海 200433 作者:自然辯證法通訊京62~67B2科學技術哲學孔令宏20022002朱熹是李約瑟用以說明道家有機論自然觀對中國科學技術有促進作用的三個典型之一。這三個典型中,朱熹是對科學技術研究最多的。朱熹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思想,直接淵源于沈括,而指導沈括作出進行科學探索活動的思想則來之于道家、道教。這促使我們深入研究朱熹在具體科學領域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本文考察了宇宙演化與宇宙結構、生命科學與醫學、氣象科學等領域,指出,這些領域中朱熹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確實有淵源關系。指導朱熹得出這些思想的道家有機論自然觀,既對西方有影響,也對朱熹身后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影響。朱熹/李約瑟/科學技術/道家/道教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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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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