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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對日本“劍道”的影響
禪宗對日本“劍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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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禪宗的日本化
  “禪”,是梵文“Dhvana”(禪那)的音譯略稱,“禪那”意譯為“思維或靜慮”,“是思維真理,靜息念慮之法”[1]。通過靜心思考,使身心得到惠和或體悟特定的義理。“禪”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學中一種特定的宗教實踐,后來被納入佛教體系,并成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禪而沒有禪宗”[2]。“禪”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實踐中,雖然起著支撐佛教理性實體的重要作用、但它畢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種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內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個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僅僅是戒、定、“三學”之一的“定學”;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給“禪”賦予一個全新的宗教意義,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進入中國并廣為傳布所致。因此,可以說禪宗就是中國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與中國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3]。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認同和接納外來文化的革新運動,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化和同化,必然會導致佛教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就是盛唐時代定型又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禪宗。
  自奈良時代(約A.D.710—A.D.784)以后,中國的禪宗便不斷傳入日本,但在日本舊佛教統治的歷史時期,禪宗始終未能在日本形成獨立的宗派。但是,到鐮倉時代(約A.D.1192—A.D.1333),國家佛教和貴族佛教喪失了統治地位,否定煩瑣教學、注重內心信仰的傾向出現了,于是重新喚起了人們對禪的強烈興趣。與此同時,榮西傳中國臨濟禪,道元傳中國曹洞禪,并形成日本禪宗兩大流派。
  中國禪宗以“無我無心”的境界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張佛法真理就在“著衣吃飯處”,起居動作皆做到無心不動念。但中國禪宗較側重理論,而日本臨濟禪則吸收中國禪宗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禪形式,又不注重理論而看重實修。因此,可以說中國禪宗是主智的,日本禪則是主實的。主實包括把禪的精神實際應用到繪畫、建筑、茶道、武道、文學等諸領域,也含持戒和護國等特色。
  自榮西傳臨濟禪、道元傳曹洞禪之后,中國禪宗各派不斷傳入日本,禪的宗旨在日本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禪宗否定“末法”的主張,更迎合了當權者和武士們的歡心,遂在日本扎根發展。禪宗是鐮倉時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睞,乃武士的精神支柱。南宋高僧榮西為日本禪宗之開創者,同時也正是他把中國的茶種帶入日本,并對日本茶道之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禪宗在日本廣為傳布,獲得了新的發展,把參透“無”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從而形成了日本禪的特色。
  2 日本劍道的含義
  日本武道主要是指劍道、柔道等武術之道。“武士道”這一說法在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還不曾出現,最初被稱作“武士之習”、“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戶時代才有“武士道”的說法,就是在“弓矢之道”中加入了道德的成分,即“士道”。也就是說“武士道”原來就是“武道”。說到日本武道,不能不說劍道,劍道是日本武道的主要內容,是武道的靈魂和代名詞。劍道包括“劍術”和“心術”。劍道從形式上看是一種持刀劍或刺刀進行的格斗術,從思想上看包含日本自身的民族傳統和禪宗,儒家思想。
  劍道之所以稱為“道”,而不叫武藝或武術,因為真正的劍道不像武藝那樣以殺人為目的。劍道或武道從技術上講是如何殺人的問題,從道德上講又有一個不該殺的問題。劍無疑是一種殺人的兵器,劍術就是殺人的技術。劍道不是殺人而是要除惡,是除一惡人而救萬人,這才是劍道的根本。真正的武士不應該以殺人為目的。作為武士道的修養讀物《葉隱》中,第二條就要求武士“應成為喚醒大慈大悲的人”。武士的刀應該是“活人刀”,而不應該是“殺人刀”。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殺自己“心中之賊”。
  3 日本劍道的境界和禪宗
  劍道不僅僅局限于“劍術”,近代的劍道要求達到“心、技、體”一致。要達到劍道的最高境界除了有高超的“技法”外,還必須進行“心法”練習,就是對心理狀態的調整和修煉。澤庵宗彭在他的《不動智神妙錄》一書中有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劍道修煉首要的是去掉執著之心”。即“心無所置”,就是面對敵人把心置于任何地方都不行,不把心置于所有的空間和所有的地點,也就是心不止于一處,其次日本武士力求通過修禪達到“不動智”,即心止于一處。“不動智”中的“不動”不是指靜止不動,而是“動中靜,靜中動”。澤庵所說的不動智,換一種說法就是“無心”。所謂“無心”就是“無停留處之心”。就是要處處留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劍出而心不追,忘卻一切擊法,只管出劍。殺人而勿置心于人。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劍空,且于空心亦不住”。再進一步,“無心”就是對任何事物都不執著。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澤庵所說的“本然之心”,就像流水一樣,不斷向低處流,不與高山爭高低。執著、求勝心切往往反而失敗,好像是“欲速則不達”一樣。
  另外,“無心”又指“平常心”。對于武士來說就是臨戰之心,只有時刻處于戰備狀態,才能集中心力。“心無所置”就要求武士在拼斗的時候,不僅要將所練的一招一式運用自如,而且心就不能停留在生死問題上,要置之度外。武士每天都面臨著生死,所以,作為武士的修養讀物《葉隱》中,第一條就說“武士道就是超脫生死”,做到“生死一如”,只有在心理上做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澤庵所說的無置所之心和無心之心,是禪的領悟,同時也是日本劍道之心。體驗無心,靠頭腦不行,只能用澤庵所說的“冷暖自知”的方法,自己去修煉。
  此外,日本劍道的柳生派講究“無刀取”的功夫。柳生派的創始人柳生宗矩將其解釋為,在沒有刀劍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雙手、扇子和身邊的東西防身,柳生宗矩道破無刀的本質是:“不殺人,我們以不被殺為勝。”一味無故殺人不是日本劍道的目的,“不爭勝負,不拘強弱”是日本劍道的本質,應該從這里去尋求日本劍道或武道的精神。
  4 日本劍道中武士的教育
  對武士的教育包括兩個基點:實行儒家經典的教育是其一;對武術的訓練是其二。武術的訓練內容包括劍、槍、弓等,主要以劍為主,而且武術鍛煉是非常艱苦的。嚴格的武術訓練只能提高手法和身法,武士面臨的是戰斗,這就不僅要武技,還需要勇氣。武家更注意意志、勇氣的鍛煉。關于勇氣的鍛煉,武家自有一套辦法。比如,為了避免造成膽小,經常要在刑場、墓地、荒廢的空屋做游戲,以消除恐懼心理。偶爾也要幼童利用夜間一個人去刑場,在首級上作一個記號等。“勇武”是武士最基本必備條件,然而,光匹夫之勇還不行,還要有堅毅、不屈不撓等精神風貌。劍道為達到最高境界,光苦練不行,還要悟性;光練手法、身法、步法不行,還必須鍛煉心意。這樣才能在實戰中做到“手到、眼到、心到”,達到“物我兩忘”。
  日本江戶時代后,劍道內容出現了大量道德成分,并逐漸成為培養武士精神的手段。而從批評的角度分析的日本劍道,發現日本劍道思想中的某些理念,例如忠、孝觀念,容易為軍國主義者利用,這種利用開始于日俄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到頂峰。二戰中,日本天皇和軍部法西斯對劍道進行惡意利用。二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進行思想改造,為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砍掉了劍道中不合時宜內容,從這一角度出發,切斷了日本劍道與軍國主義之間的紐帶。今天,改造后的日本劍道又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
  5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在訓練等方面有深刻的聯系。劍道作為日本武道的重要內容,其道德內容來源于儒家的“德目”,劍道的技術方面內容,如訓練和實戰思想,也同樣借助于中國儒家和佛家唯心主義說教的力量。另外,我們從日本武道有關的一些術語,如殘心、花、道、間等的內涵上,也可以看它的訓練和實戰思想與中國武術的關系。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在“運氣”方面有共同之處,禪就是通過坐禪煉氣、重視數息觀的呼吸法。禪之所以為禪而區別于佛教,是它與中國本來就有的儒家、道家、陰陽家某些思想的結合。中國的太極和日本的劍道非常重視運氣。在太極拳中,氣無論運行到何處都不停留,就像江水滔滔不絕,連綿不斷。
  同“運氣”密切相關的是“發聲”,中國武術講究“先聲奪人”。日本劍道也很重視發聲,發聲配合呼吸,以聲導氣,以氣導力。另外,發聲與尋“機”關系密切,這里的機,即“時機”,也就是日本劍道中常常提到的“間”。日語里的“間”意義豐富,這里主要指武士在戰斗過程中,間不容發,通過大喝分散對手的注意力,尋找進攻的機會,制造機會以“奪人”。
  發聲還與禪宗有很大關系,禪宗流派之一臨濟禪證悟的方式是大喝,或當頭棒喝。所謂“證得身心脫落”也就是“震得身心脫落”。所以,臨濟禪很受修行人歡迎。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區別表現在:日本劍道強調精神修煉,講究“心、技、體”一致,以培養人格精神為特征,強調通過武道教育,培養“忠誠報恩,知恥尚勇”的精神。日本劍道強調在攻防技藝的磨煉中加強心身兩方面的修養。中國武術注重健身和練習形式,注重怡情,注重開展武術豐富多彩的內容,在我國民眾心中,武術更多作為一種實用技巧,以求自衛防身,健身健體,調心養性。
體育成人教育學刊武漢13~14G8體育陳永軍20082008
禪宗/劍道/武術
Influences of Dhvana on Japanese Jendo  CHEN Yong-jun日本劍道和中國武術都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并影響兩國社會成員的日常心態、思維方式和行為。禪宗對日本劍道和日本文化的影響是廣泛的,且它本身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體育成人教育學刊武漢13~14G8體育陳永軍20082008
禪宗/劍道/武術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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