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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與道家、道教關系研究概述
程朱理學與道家、道教關系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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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8862 (1999)09—0015—04
  近幾年來,隨著宋明理學研究的縱深發展,理學與道家、道教(以下統稱道家)的關系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探討理學與道家的關系,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理學的淵源問題,一個是道家思想的地位和影響問題。這兩個方面相互關聯,只是側重點不同。側重于講理學的就要從理學產生的根源上探討理學與道家的關系,側重于講道家思想影響的,又必然地以其對理學的影響作為重要一站。這后一個方面以挖掘道家哲學的深層內蘊為核心,近年來已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以張岱年、陳鼓應、林繼平、馮達文、崔大華為代表,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從他們的研究中不僅可以看出理學形成的內在機制,也可以透視中國傳統哲學中儒道交織互滲互補的特征。
      一
    (一)關于理學的淵源和特質
  對于理學的淵源,一般主張三教合一說,然三教輕重不同,影響到理學特質的總體定位。
  1、道為主、為內 明末清初潘平格以道、 禪來定位理學不同派別,對后世影響很大。戴震、近人胡適、蔡尚思、邱漢生也持同樣的觀點。陳鼓應在道家主干的視野下認為“理學有著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糅合佛、道思維方法而形成三教歸一的特點,但究其實是外儒而內佛老”。理學“從理論系統的建構到哲學思想的內核,都未脫老莊的巢臼。”與這種看法相類,馮達文不以“新儒學”來定位理學,而稱之為“儒道家”,認為理學從哲學本體論架構到精神境界及人性論都是道家式的(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吳重慶則直謂理學為“新道家”,其理由是:在對人與萬物及人性的看法上,理學是站在道家的立場而非站在儒家的立場;理學依照道家的天成秩序觀,把禮義人倫自然化、無為化;理學采納道家的明鏡說,建立內圣外王的理論體系。
  2、以儒為主的三教合一 馮友蘭肯定理學來源的三條路線中, 首先是儒家本身,其次才是道與佛。任繼愈認為“理學”是以儒家的理論為中心,吸收的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張岱年也說“理學的中心思想確實來自先秦儒家,這是必須承認的。”張立文認為“理學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吸收道家有關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觀點和佛教的思辯哲學。”林繼平也持這種觀點,“理學攝取佛老的精華,以奠定形上學的結實基礎,最后仍歸本儒家治平事業之大用,所謂出入佛老,返諸六經,正是他們全部學程的最佳寫照。”
  關于理學的淵源,也有不講三教合一說的,如楊向奎認為理學是繼承思孟一派的儒家思想并有所發揮而建立起來的。牟宗三在講理學淵源時,以論、孟、易、庸為源頭和大宗,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把理學單純框定在儒學的視域之下,認定新儒學之“新”在對于儒家心性之學的闡揚,反對以雜佛老為新儒學之“新”之所在(如劉述先)。這樣分析新儒學,不管體系多么博大精徽,仍然不能說清理學之為理學的內在動因。顯然,看不到釋道對儒學的影響,是不能真正厘清宋儒與先秦儒之分別的。
    (二)關于宇宙生成論和理氣論
  對宇宙生成問題的探討,是宋儒有別于先秦儒家的一個方面。理學中的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周、邵、張、朱那里。一般認為,理學的生成論模式無一例外地源自道家。
  關于理氣關系,侯外廬認為朱熹的“理在事先”說與老子“道先天地生”的觀點一脈相通。張岱年提出“伊川的理之觀念,本是道的觀念之變化,而朱子所謂太極,比理更接近道了。”陳鼓應也說“程朱論天理,與老莊論道無大殊異”,并認為“宋明理氣說多承莊子道氣論而來。”馮達文則深入理學本體論內部,認為程朱理學在建構本體論時借取了老學途徑,表現在1.理學家把形上本體意義之無極、太極、理,置于形氣或器物之外之先,與老子道在物之外之先的觀點相似。2.理學強調理的不可分的整全性和無對待的具足性及遍在性,與老子道論相似。他認為理學借助道家的基本概念與本體論架構,其意義就是使儒學的倫理——政治主張獲得了某種客觀普遍必然性的意義。比如程朱立足于理本論而能從宇宙生化處見仁,理學的生生之仁比孔孟的親親、孝悌之仁更具有客觀普遍必然性。這種分析從另一個視角去看理學,不僅言之成理,且使人耳目一新。
    (三)關于心性論
  一般認為,理學家談心說性,多源自佛教,關于理學的“陽儒陰釋”說法明清時期均有人持這種觀點。胡適也說理學“談心說性,是佛教留下的問題。”這種觀點,把理學中的心性問題全歸于佛學,顯然失之偏頗。第一,佛教本身亦深受道家影響;第二,先秦時期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有心性理論,儒家以孟、荀、庸為代表,道家以莊子為代表。關于孟、荀、庸所受道家影響,也已有人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這里不再列舉。總之,理學的心性論固然受佛教影響,但與儒、道更是一脈相承。
  馮友蘭曾援老子“道德”論釋“天命之性”,“儒家所說天與性之關系,與道家所說道與德的關系相同。蓋天為含有道德之宇宙的原理,而性則天所命于人,人所分于天者也。”張立文解釋說:“張、程的天命之性,無疑直接沿襲《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說法。氣質之性,則與張、程同時的著名道士張伯端(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創始人)便已明確提出,并論證了氣質之性與本元之性(天地之性)的關系。”李申詳細地論證了張載的氣質之性源于張伯端,又為程、朱消化吸收,發展為完善的理學人性論。吳重慶進一步探討了老莊道家心性論與理學心性論的關系,認為道家主張天為無欲的人性論也是一種性善論,儒家的性善是指人心天生地是有仁義禮智的自覺意識,道家的性善則指人心天生地澄明無蔽,理學接受道家的看法,認為人本質上是無我無欲無為的,人心究其本然應是虛明的,理學把道家的心本虛明的人性論確立為更為根本的性善內容。孫以楷認為程朱為了克服傳統儒學性善性惡的矛盾,吸收道家本體論思想,以靜為太極之體,動為太極之用,由此推出了人性是以靜為體,這樣“存天理,滅人欲”的命題也得力于道家“歸根曰靜”的思想。
    (四)關于工夫論
  林繼平主要從本體與工夫兩方面研究理學與老莊道家的關系。他認為“理學受老莊影響最彰著者,乃在形上哲學方面,以理學家的術語說,在本體與工夫兩方面。”并認為理學家之所以能精通老莊,就體現在“認識本體,證驗工夫”兩方面。他以程顥的“明覺自然”為例,認為明道《定性書》中的“明覺為自然”是形上的本體世界,“而明道的切戒用智,則遙承莊子的坐忘工夫而來”。林繼平從三個方面說明理學的工夫受老莊影響,首先是主靜,“主靜工夫是理學中最基本的涵養工夫,是證會本體的捷徑”。其次是主敬,認為無論靜中或動中,只要精神專注一點,就是通向本體的工夫。再次是主一,主一即心無外馳,實即《莊子·逍遙游》的“其神凝”。總之,理學中的理、道、太極、無極都是本體,之所以如此,我們通過理學所經由的工夫就可得知,“而玄學之名理,摒棄老莊的工夫,僅貌似老莊,因此由玄學不能上通老莊”。理學的本體工夫思想才是上通老莊的途徑。從本體與工夫的角度研究理學與道家之間的溝通渠道,應該說深得理學之旨。但林繼平對理學本體與工夫的探究并不深入,論證的結果亦不圓通,如他認為程朱派之格物認物理為天理,陸王派之“心即理”認天理為物理,這都是走不通的死路一條,既然如此,又如何上通至老莊的本體。
  以“主靜”為理學的基本工夫,確有道理。但就程朱派而言,其工夫論還是應該主要放在“誠”、“敬”、“格物”、“窮理”等工夫上。
  另外,理學的“理一分殊”命題與道家的關系也引起人們的注意。“理一分殊”在理學中歷來都被理解為源自佛教的理論,實際上道家思維的影響亦是一個重要源頭。崔大華說:“理一分殊的理論觀念實際上也正是莊子道的思想觀念,是莊子的‘道通為一’和‘道無所不在’兩個思想觀念的疊合。”也有人通過對老莊道論、玄學有無之辨及華嚴理事說的論述,疏理“道通為一”論向“理一分殊”的演變歷程。
      二
  從北宋五子到集大成者朱熹,都有過大體相似的出入佛老的心路歷程。這使他們的思想不可避免帶著雜佛老的特征,同時也引發后世對其思想歸屬的無盡辯駁。
  對周敦頤的考辯最多,主要是圍繞《太極圖說》的淵源和周的理學開山地位而進行的。這一辯論自朱陸之爭即已開始。
  二程與道家的關系人們更多地注意程顥,其中尤以程顥《定性書》和“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為議論重點。許多人認為:大程《定性書》強調無心、無性、內外兩忘、物來順應,反對用智,和道家思想完全一致。
  理學家大都追求“萬物一體”的境界,而以程顥“一體之仁”為典型。對“一體之仁”有不同的理解。勞思光認為“渾然與物同體”是“解《論語》之言”,強調一體,以去人己之隔,表達的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精神。林繼平則認為明道之仁不是孔子之仁,而是《莊子》書中的孔子境界,源于《莊子·齊物論》萬物一體的思想。方東美認為“一體之仁”就是道家“府天地、備萬物”的精神。陳鐘凡還認為朱熹所說的“仁然后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由忘情物我而后了無是非,而后乃能與天地萬物混同為一。
  朱熹無疑是個重頭戲,朱熹不僅深受道教影響,而且對老莊多有議論和發揮。陳榮捷詳細地總結了朱熹對老莊的評論及注釋,從“朱熹與道士”、“儒道之比較”、“解老”、“評老子”、“老子亦有所見”、“朱子贊揚莊子”幾個方面對有關資料進行了疏理,并探討了理學“生生”觀念與道家的關系。這些工作對這個問題的深化和進展提供了許多直接的、重要的線索。除此之外,人們大多關注的是朱熹與道教。劉述先認為朱熹早年好道,晚年注《參同契》;同時,論易又兼重義理象數,這都說明朱熹少年所學對他的影響。勞思光從兩個方面講朱子所受道教影響,一是解易重象數,二是尊《太極圖說》。范壽康則從五個方面說明這個問題:對河圖、洛書的推崇;對太極圖及陰陽五行的重視;對先天圖及象數之學的重視;注《參同契》,寫成《周易參同契考異》;寫成《陰符經考異》。劉仲宇、詹石窗則分別從道教對朱熹的影響和朱熹對道教的影響作了考察。
  總的看來,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涉及到理學體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很多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澄清,尤其是這個問題的研究涉及到對理學的總體定位問題。只有深入理學體系內部,真正厘清理學重要觀念的源頭所在和整體結構的建構方式,才能看清理學中儒道的輕重以及它們之間交融互動的軌跡。我們認為以道家深入儒學內部,“更新它的觀念和精神”來定位道家對理學的影響比較符合實際,但是怎樣更新,道家究竟在哪些方面取了什么樣的作用,都需要作進一步的深究。目前的研究,偏重于理學與道教的關系,而對理學與老莊道家的關系挖掘則遠遠不夠。道家與道教固然有著密切關聯,但也有重要區別,不能以道教與理學的關系涵蓋道家之于理學;同時,對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佛教(尤其是華嚴和禪宗)也深受老莊道家的影響,因此先秦道家與理學的關系,才是更為根本的。朱熹作為程朱派理學的完成者和實現者,又怎樣利用道家精神資源對傳統儒學進行改造,以及對北宋五子的輕重取舍的傾向與用心,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也是這個問題的核心之所在。
哲學動態京15~18B5中國哲學張艷清19991999張艷清,南開大學哲學系 天津 300071 作者:哲學動態京15~18B5中國哲學張艷清19991999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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