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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家的重農思想與現代新農村的建設
論儒家的重農思想與現代新農村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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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 —6547 (2007)02—0052—03
  在中國古代自然經濟的社會條件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它關系著國民經濟能否有序、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植根于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儒家思想具有明顯的重農意識,儒家文明建立在土地家庭占有和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業經濟之上,其特有的思想觀念,政治制度最后都可以在這種經濟形態中找到根據。在儒家文明中,儒家學者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統治者始終把發展農業生產作為富民強國的重點,提出了一系列農村和農業建設的思想,它不僅對封建社會的農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對這些思想進行審視和梳理,充分吸收和運用儒家重農思想的寶貴資源,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提出“農本思想”,把發展農業生產放在國家經濟生活的首位
  中國的“農本思想”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書·洪范》中有“食為政首”的觀念,這是中國見之于文獻的最早的農本思想,春秋戰國是“農本思想”正式形成的時期,這里的“農本思想”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說農業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其二是說農業與工商業相比居于首要位置。
  儒家的重農主義思想是與他們的民本思想聯系在一起的。儒家認為,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天”,農桑能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所以農桑既是民生根本,也是國家根本,“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潛夫論·務本》)“富民者以農桑為本。”(《潛夫論·務本》)而民富才能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儒家又認為,“民富乃可教”, “民窮則背善”,(《潛夫論·務本》)所以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而足食要靠農業,要靠自然環境。孟子繼承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即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建設作為文教等建設的基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史,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統治者首先要公正不誤去推動公家和私人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建設,也就是說“仁政”的首要政務是從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建設,開拓合理經濟資源。
  儒家重農主義思想始終把實行優惠政策作為農業發展的重要條件。《周禮·天官·冢宰》記載“以九職任萬民”,其“九職”的前四項均屬于廣義的農業范圍:“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就狹義的農業而言,“三農”(指平地、山、澤之農)更居所有職業的首位。《周禮·天官·甸師》記載了為后世統治者所效法的“籍田”儀式,是對統治者勸勉農業的贊頌。統治者重視農業,勸勉農桑有利于促進農業的發展。國家的租賦政策直接影響人們從事農業經濟活動的興趣。儒家一貫主張減輕租賦,以政重農惠農,以保護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孔子主張減輕農業負担,“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他把加重人民負担的行為斥為“苛政猛于虎”。孟子也提出過多項政策性建議,如“易其田疇,薄其賦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餓莩,用其三則父子離”;(《孟子·盡心上》)“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賦斂,深耕而耨。”(《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認為“務其業而勿奪其時”,(《荀子·大略》)“輕田野之稅”,“罕興力役”,(《荀子·富國》)可以使民富裕。這些言論充分說明了以政重農惠農、鼓勵農耕,對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注重農業開發,形成獨具特色的農業發展觀
  農業發展觀,或者說是一種指導農業發展的目標、方向,牽涉到農業發展的技術選擇、農業環境政策,農業經濟政策的制定。儒家的先賢們特別注重農業開發,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農業發展觀,在中國的農業思想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第一,注重農業技術開發。對于農業技術方面,儒家首先強調天時。提出要根據“天道”來決定農業各個系統中的“有為”與“無為”。在農業生產方面,強調要按照天時來安排農事活動。對于種植業而言,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孟子·梁惠王上》)對于畜牧業而言,孟子認為:“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孟子·梁惠王上》)強調了天時的頭等重要地位。荀子也強調“不失時”、“不奪農時”等。孟子認為:“五谷者,種之美者也。茍為不熟,不如荑稗。”(《孟子·告子下》)意思是即使是優良品種,如不成熟就收獲,還不是和雜草一樣。儒家在對天時、地宜、物宜有所認識的基礎上,特別強調人力的“有為”。孟子認為:“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與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孟子·告子上》)強調在相同的土地氣候的自然條件下,“人事之不齊”是收獲不好的原因。孟子提出:“耕者之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將田地收成的等級直接與施用肥料的多少掛鉤。在農業生產中天地人三者的關系中,孟子特別強調“人事”。如孟子說:“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竭力耕田”。(《孟子·萬章上》)孟子還總結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一經典語言(《孟子·公孫丑下》),說明了在認識天時的基礎上,可以發揮人力的最大作用。荀子認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荀子進一步提出:“掩地表畝,刺草殖谷,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這都是在強調農業生產方面的人的作用。
  第二,注重農業生態開發。儒家將“生”看成是土地的重要品格,由此,描述了一幅土地生、藏、養萬物的生態良性畫面,土地“深掘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而立焉,死則入焉。”(《荀子·堯問》)除卻土地,水也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自然資源,它與土地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關系。正國為土地和水對人類生存發展如此重要,所以,儒家提出了農業開發過程中要注重“教民美報”的農業資源保護思想,主張對土地和水資源的合理配置與使用。一是加強農用地保護,反對濫占耕地。如《孔子家語·相魯》云:“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禮記·王制》中也有“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的規定。二是反對人們隨意開發土地資源。儒家要求以法律來保護土地資源,主張“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在儒家眼里,“辟草萊”、“任土地”這種隨意開發土地的行為就是僅次于“善戰”,“連諸侯”的必須加以處罚致死的罪過。三是注意維護土地使用價值,使它能夠為人們持續地利用。儒家不僅根據季節的多變制定出了一個詳細的利用土地資源的時間表,據《周禮·地官·遂人》記載,鄉遂授田,將土地區分為上、中、下三類,上等地實行連種兩年、休閑一年的耕作制;中等地實行種一年、休一年的耕作制;下等地實行種一年、休二年的耕作制。這實際上是通過休耕,使土地得到休養生息。而且根據農作物的季節性生長特性,提出不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冬季,應當“緊閉地氣”,不可使“地氣泄流”。(《禮記·月令》)以便讓土地有一個緩沖,休整的機會,保存其持續利用的價值。四是強調水資源保護,使它能發揮永續為人類利用的作用。要求人們不得竭取流水,不得放干畜水。極力主張人們既要合理維護水資源設施,盡量避免出現“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易·井》)的情況,更要合理利用農業用水,加強對水利及其設施的管理。要求君主在季春之月派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拓道路,毋有障塞。”做好水利設施的整修工作;孟秋之后,又要防止秋澇,“命百官始收斂,完堤障,謹壅塞,以備水潦。“(《禮記·月令》)五是儒家主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反對肆意干預自然,破壞自然,在農業生產上主張適應自然的變化,根據自然提供的條件,因地制宜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維持生態平衡。
  在對資源的利用上,儒家主張對自然資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維持資源不斷的供給能力,反對“竭澤而漁”。孔子主張“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決不采用斬盡殺絕的方法,因為他們注意到了保護生物資源持續存在之重要性。在消費上,儒家主張“為腹不為目,”反對不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過分物質享受。孔子認為:“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論語·季氏》)孔子在這里將“驕樂”、“佚游”、“宴樂”看成是三種必須禁止的行為,因為人們欲望在自身之內是不能滿足的,為此必須訴諸外部的自然界,而無限膨脹的欲望必然會造成對自然的破壞,他反對破壞和掠奪自然資源的行為。孟子將合理保護動植物資源的行為稱之為“養”,也就是“順天之養”。《孟子·告子上》舉了齊國首都附近牛山上曾經有過茂密的林木,經過人們頻繁的經濟活動,實行不顧動植物生長情況的采集業和畜牧業,“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造成了“牛山濯濯”的景觀,于是孟子總結出“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的規律,指出合理的“養”才能使資源不會枯竭。荀子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荀子·王制》將保護、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安排農事活動的“時”結合起來論述,十分強調“謹其時禁”,對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資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就是“順天之養”的意思,以達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與百姓“有余才”的目的。《荀子·王制》極力主張“修火憲”防止森林火災,保護山林的動植物資源,以國家制度保證“謹其時禁”、“以時禁發”措施的實行。
  三、重視構建以農為主的大農業,主張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手工業合理協調發展
  儒家的理想生態農業并非是單一的種植業,而是以農為主的大農業系統發展。孟子把重本務農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了其社會理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子》)這段話包含著孟子多種層次協調發展的大農業系統的思想意識。它的核心層次是人們“居”的問題,即人們要居有所居。第二層次是人們“衣”的問題,提出通過栽桑養蠶的辦法來解決人們的穿衣問題。第三層次是人們“食”的問題,主要是強調通過發展畜牧業來解決人們所需的動物產品。第四層次也是人們“食”的問題,主要是強調通過發展種植業來滿足人們日常的“食”的需要。在這一結構中,既有一般的種植業(田),也有畜牧業(畜)、林業(桑)和手工業(蠶),只要合理協調這幾個方面的關系,就可以基本上解決人們的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問題。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大農業”系統發展的生態學意識。
  在“大農業”系統中,儒家不僅重視農業,而且對畜牧業,林業和手工業也給予了應有的重視,要求統治者對其加強管理。荀子就要求統治者加強對畜牧業、林業和手工業的管理。將之列入了“鄉師”的職責范圍之內,荀子認為:“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荀子·王制》)可見,儒家所講的“農”實質上并非單純的種植農業,而是一種樸素的“大農業”。正如荀子所言,人類只要順應“天時”,遵循萬物的發展規律,采取與之相應的積極措施,就能使“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也。”(《荀子·富國》)這說明發展“大農業”系統有利于持久地利用自然資源,保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四、儒家重農思想對我國現代新農村建設的意義
  儒家對農業發展問題的思考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儒家注重把握農時和人才的培養,推行惠農政策,發展大農業系統,保護農業資源。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封建時代農業開發的質量和效果,而且促進了封建時代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對我國現代新農村建設仍具有借鑒意義。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涉及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第二是發展現代農業。第三是深化農村改革。第四是促進農村公用事業發展。第五是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五個方面為我們勾畫出了未來五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宏偉藍圖。那么該怎樣走好這條路?借鑒儒家思想,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去努力:
  首先,要下決心去啟發農民自覺,切實提高農民自身的素質,培養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新農村建設必須以人為本,目前農村經濟發展慢,農民增收難與農民素質不高有直接關系。當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依靠政府的政治力量來推動,但農民自覺是新農村建設中頂重要的條件之一。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誰能真正改變鄉村?唯有主動積極的農民自己。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應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全面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在進一步普及和鞏固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開展大規模的農村實用技術、務工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文化素質。通過加強鄉鎮衛生院建設,開展合作醫療等措施,著力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讓每個農民患病都能得到治療,身體健康得到保證。進一步發展農村文化事業,大力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加快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發展遠程教育工程,并把三大工程有機結合起來,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廣泛開展和諧家庭、和諧村組、和諧村鎮創建活動,引導農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形成崇尚科學,追求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破除陋習。大力開展“學在農家,富在農家,美在農家,樂在農家”活動,支持保護和開發建設特色田園村寨和民族文化村寨。
  其次,要千方百計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造就社會主義新型農業。梁漱溟指出,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所設計的理想社會之所以陷于幻滅而不能實現,其根本原因是生產技術尚未發達到那一步。他強調,盡管生產技術發達到極高的水平未必能有理想社會的出現,但是“理想社會的成功,則非生產技術進步到很高不可。”[1] 因此,梁漱溟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在鄉村的傳播和運用,在《鄉村建設大意》中明確提出:“生產事業的科學化,鄉村生活的科學化,才算是科學技術在中國扎根。若科學沒能于生產發生關系,于鄉村發生關系,則始終不會有什么科學在中國成功。”[2] 梁漱溟的科技興鄉理論,對推進我國的農村建設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當今,用高科技改造傳統農業,提高現代農業整體經濟效益,是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國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對我國今后的農業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造就社會主義新型農業,一是要用先進的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先進的組織形式經營農業,用先進的管理理念指導農業。要以信息科技為重點,造就精確型農業;要以開發新品種、生物疫苗、生物肥料生長調節劑等為方向,造就生物型農業;要以開發低成本、高功效設施為依托,造就工廠化農業。使農業成為效益型農業、節約型農業、現代化農業。二是要精心編制規劃新型農村。根據城鄉一體化的戰略思路,結合人口,農民生產生活習慣和交通地理位置等因素,重新合理調整村莊布局,大力撤并自然村,重點建設中心村,逐步取消零星分散的農民民住點,使農村村莊布局規劃與中心城市、中心鎮、建制鎮的規劃相銜接,提高農村與城市、集鎮的關聯度,從宏觀上形成比較科學合理的城、鎮、村梯次布局。在搞好規劃的基礎上,應按規劃搞好建設,引導農民在規劃區內拆舊建新、以舊換新,改造民房。三是要以創建文明村鎮為動力,整體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所有村鎮都要做到轄區內無成片暴露垃圾、污泥和路障,徹底改變農村“臟、亂、差”現象。要按照“科學規劃,先易后難,穩步推進”的要求,扎實有效開展改水、改灶、改廁工作。有條件的村鎮,要盡快實現道路硬化、庭院凈化、街道亮化、村莊綠化。與此同時,認真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組織農民開展“除陋習,樹新風”活動,切實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理論界沈陽52~54F2農業經濟導刊李鐘麟20072007
儒家/重農思想/新農村建設/意義
在儒家文明中,儒家學者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統治者,始終把發展農業生產作為富民強國的重點,提出“農本思想”,把發展農業生產放在國民經濟生活的首位,注重農業開發,形成獨具特色的農業發展觀,同時重視構建以農為主的大農業,主張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手工業合理協調,這一系列農村和農業建設的思想,不僅對封建社會的農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對這些思想進行審視和梳理,充分吸收和運用儒家重農思想的寶貴資源,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作者:理論界沈陽52~54F2農業經濟導刊李鐘麟20072007
儒家/重農思想/新農村建設/意義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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