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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
論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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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516.41;B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1)01-0037-05
  從哲學史上看,叔本華和王國維分別處于西方和中國的近現代哲學的轉折點,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既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同時又受到異質文化的強烈影響,表現出將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傳統加以融會的特點。在西方,叔本華被認為是“直到今天真正精通東方思想并使之與自己的著作聯系起來的惟一偉大的西方哲學家”[1](P15)。而在中國,王國維則受到這樣的稱贊:“新舊論學,不免多偏,能會其通者,國維一人而已”[2](P82)。可見,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分別在西方和東方具有典型意義。對此作一考察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東西哲學融會的產生及其發展趨勢。
  一、叔本華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
  叔本華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開始背離西方哲學的傳統而轉向東方思想的哲學家。在叔本華之前,西方雖然在近代啟蒙思想初期有伏爾泰等人基于批判神權專制的需要而一度推崇中國儒家的某些思想,但此后不久這種傾向便沉寂下去,后來的啟蒙思想家大都對中國傳統思想持批判和否定態度。這是因為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理性與中國傳統封建禮教和專制主義大相徑庭。然而,隨著近代啟蒙思想在西方逐漸陷入困境,西方開始重新認識東方的思想。叔本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觸到東方思想的。他在年輕時曾說:“生活是一件悲慘的事情,我將用一生來思考它。”[1](P9)這表明叔本華從事哲學的出發點已不再是理性,而是生活。這就使他有可能突破西方近代的哲學傳統,看到東方思想的獨特價值。
  叔本華的哲學首先是基于對康德的批判。對于叔本華來說,康德的自在之物表明理性的認識方式已經走到了終點,必須被直觀的認識方式所代替,他正是由此建立其意志哲學。這實際上是向整個西方哲學理性和信仰的傳統發起了挑戰。眾所周知,柏拉圖首先在西方確立了理性的權威,從而開創了思辯形而上學的傳統,并由此提出造物主的觀念,奠定了后來基督教的哲學基礎。與柏拉圖相反,叔本華將意志推到哲學的中心地位,把理性降為意志的工具,從而走上了與基督教相對立的道路。對理性和基督教的批判清除了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之間的最大障礙,為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的融會創造了條件。從康德到叔本華正是從西方哲學到東方哲學的道路。由此看來,叔本華從西方哲學出發走到東方哲學傳統既是必然的,又是出乎意料的。叔本華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所謂“也許天的意志可以從人的意志為何物中推知”與他的哲學十分相似[3](P144)。這似乎意味著,叔本華在西方提出的新思想其實是東方古已有之的傳統,或者反過來說,東方古代的傳統思想早已道出了叔本華所要說的話。這一結果是由于叔本華和中國古代思想家都不是以神和理性,而是以人和直觀為出發點去解釋世界而造成的。叔本華認為梵文經典引入的影響將不亞于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他預見到將東方的無神論引入西方必將導致基督教的崩潰,從而使西方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放。“叔本華明確地否認上帝存在的證據。當他說上帝的存在基于啟示的時候,他把啟示的經典非神圣化為僅僅是圣者的思想,使上帝成為只是人類的虛構物”[4](P307)。叔本華的繼承者尼采進一步釋放了叔本華的哲學所蘊涵的精神力量,他從叔本華哲學的前提即肯定意志出發,徹底地顛覆了形而上學和基督教,為西方現代哲學開辟了道路。
  然而,叔本華并沒有因為轉向東方就完全否定西方,而是表現出對東西方哲學進行融會的傾向。這首先體現在叔本華對理性的批判本身是以近代理性啟蒙為前提的,而不是像東方傳統思想那樣從未經歷過西方近代理性啟蒙階段。這就決定了叔本華并不是要完全走到東方傳統思想上來,而只是要借此來促成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叔本華說:“這強制性的機構是國家,它的惟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保護它的庶民,個人方面互不侵犯,集體方面不受外敵侵犯。這一腐敗時代的少數自詡為德國哲學家的人,確實希望把國家歪曲成發展道德、教育和陶冶教化的機構。但是這樣一種觀點包含暗藏的這一陰險的目的,即廢除人身自由與個性發展,以及使人僅僅成為一個像在龐大的中國政府和宗教機器中的輪子。而這就是過去導致宗教裁判所,導致對異教徒的火刑和宗教戰爭之路”[5](P244)。叔本華的批評正擊中了中國儒教傳統政治的要害——王國維曾說中國“自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6](P268)。忽視叔本華和啟蒙思想之間的繼承發展關系及其與東方思想之間的性質差異,就不可能正確認識叔本華對東方思想的吸取和西方哲學在現代的發展,而置身于東方傳統思想背景中的人卻極易犯這樣的錯誤,即把叔本華對東方思想的吸取和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看成是東方古代思想對西方近代思想的勝利,從而得出東方古代思想能夠解決西方哲學近代以來所陷入的理性困境,西方在近代之后將走向東方傳統思想的錯誤結論。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文化派中的許多人就往往引用叔本華、柏格森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的話來否定西方近代思想,證明中國古代傳統思想的正確性。如張東蓀說:“最近哲學大家法人曰葛孫(柏格森)曰‘吾人之知識,自乎狹義觀之,專為保護身體使之適應外境而己。’此近世人本主義之根據。孔子之說,精確雖不及此,然孔子之精神未嘗不在此。”[7](129)王國維也認為“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于天下,此不足為淺見者道也”[6](P254)。他們在看到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與東方古代傳統思想相似的同時卻忽視了兩者的前提和含義的本質不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是以近代理性啟蒙為前提的,是要求進一步擺脫理性專制的束縛,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獨立和自由,而東方古代傳統思想卻更接近于前理性啟蒙時期,需要理性啟蒙來加以批判和改造,而不是屬于理性啟蒙之后,提供了解決理性困境的答案。
  其次,叔本華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表現在他并沒有完全拋棄基督教,而是企圖將基督教同印度教、佛教等東方宗教結合起來。他對“得救”(解脫)的看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原罪的工作及其結果必須或者被他者所原諒,或者被我們自己的另一種較好意識的顯現所取消,否則世界就沒有得到拯救的希望。”[8](P604)在關于得救的動力方面,叔本華從否定意志出發傾向于同時肯定他力和自力,卻忽略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說,基督教的拯救依賴于他力,佛教的解脫依賴于自力。如果將它們等同起來,那么,實際上就等于既否定了基督教,也否定了佛教。這正是尼采哲學的結論。尼采認為叔本華不愿看到個人對道德的解脫,因而他雖然通過將自在之物歸結為意志而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但最后還是通過否定意志而回到基督教傳統中去了。叔本華一方面否定了傳統基督教的上帝,另一方面又企圖從人里面去尋找上帝,即用圣人代替了上帝。導致叔本華這一“倒退”的原因可以在其后繼者尼采那里看到。尼采說當人進入“懷疑的大海”之后,“那就意味著死亡與毀滅”,“在這不可測度的觀念的大洋中,人們常常會渴望返回到堅實的地面……”[9](P390),“上帝已經死了,上帝依然是死的。我們已經殺死了他。我們,一切謀殺者中的謀殺者,又將如何安慰自己呢?”[9](P393)這就是說,破壞之后還要建設,而建設比破壞困難得多。叔本華正是由此回歸到基督教的傳統之中。這不僅是叔本華個人的命運,而且是許多過渡時期思想家的共同宿命。下面將會看到,王國維在這方面與叔本華十分相似。
  叔本華既批判西方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傳統,肯定東方的人本主義和無神論,同時又繼承了西方近代的啟蒙思想,批判東方的專制主義,這使叔本華成為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先驅。叔本華最后向基督教的回歸也并不是要回到原來的基督教,而是已經通過東方宗教對基督教進行了改造,從而使基督教的性質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顯示出基督教并沒有因為現代西方人本主義的興起而絕滅,而是通過不斷調整和改變自身而生存了下來。因此,叔本華在哲學傳統上不再是囿于西方或東方(這是以前東西方哲學家所不可避免的),而是企圖將東西方哲學融會起來,由此建立起一個能夠同時容納東西方哲學的體系,開創出新的哲學方向。正因為這樣,叔本華才不僅影響了西方,而且影響了東方。
  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
  與叔本華相似,王國維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位真正開始背離中國哲學傳統而接受西方哲學影響的學者。在王國維之前,雖然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介紹西方近代思想,但他們大都著重于政治制度方面,并非對學術有“固有之興味”,而不過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即使嚴復所介紹的英國功利主義經驗論,也仍未擺脫“中體西用”的傳統模式。王國維學習西方哲學的出發點與他們有著本質的不同。他說自己“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前”[6](P37)。這一動機無疑更接近哲學本身,從而使得王國維對西方思想的引進雖然不如以上諸人在當時影響大(“占一時之勢力”),但卻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
  王國維在20世紀初既積極學習和介紹西方哲學,同時也開始對中國哲學傳統進行反思批判。他曾自述其學習西方哲學的經歷:“余之研究哲學,始于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于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嗣今以后,將以數年之力研究康德”[6](P37)。從這里可以看出,王國維一開始是通過叔本華才得以理解康德的,但他后來又是通過康德才得以在某種程度上批判和擺脫叔本華的。例如,王國維批評叔本華的解脫:“半出于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于客觀的知識”[6](P37),“然叔氏之說,徒引經據典,非有理論的根據也”[10](P67)。王國維對中國哲學的批判也貫穿了康德哲學的這種理性精神。他否定了中國哲學史上關于性善論與性惡論的長期爭論,認為它們都并非先天范疇,在經驗上必然相互矛盾,因而超出了認識的范圍。否定性善論與性惡論,也就動搖了以此為基礎的“圣人”觀念。王國維批評荀子:“其最顯著者,區別人與圣人為二也。且夫圣人獨非人也歟哉!常人待圣人出禮義興,而后出于治,合于善;則夫最初之圣人,即制作禮義者,又安所待歟?”[10](P10)這種追根溯源的精神與康德用理性批評基督教神學的上帝觀念是相一致的。王國維指出,“圣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圣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賢立也”[6](P45)。他正是以這種“事物必盡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科學精神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從而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顧頡剛認為“他對于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作經書(圣道)看,圣賢不當作圣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所以我們單看靜安先生的形狀,他確是一個舊思想的代表者,但細察他的實在,他卻是一個舊思想的破壞者”[2](P132)。王國維看到了中國缺乏康德那種理性精神是由于缺乏西方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學傳統所導致的。“夫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惟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10](P106)。王國維從理性出發對中國哲學的批判起到了一種將中國從其人本主義的狹窄視野中解放出來的作用。他在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所倡導的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和對純粹客觀知識的追求,正是后來五四運動以“民主”和“科學”為號召,全面反思批判中國哲學傳統的先聲。
  除了康德的理性之外,王國維還吸取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這使他看到了中國儒家傳統樂觀主義的性質:“我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10](P58)這種樂觀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缺乏反省和自覺的表現,其消極的影響在于造成一種沉淪麻木的精神狀態。正是出于對這種精神狀態的批判,王國維才推崇《紅樓夢》“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10](P159)。王國維的這一批判預示了稍后魯迅吸收尼采哲學的精神對中國國民性的揭露和批判——魯迅所描述的阿Q精神勝利法及阿Q“大團圓”的結局正是對麻木的國人的當頭棒喝。王國維和魯迅都像克爾凱郭爾那樣力圖“從負面參透人生”,而與中國孔子只問生不問死的傳統相對立。正像叔本華和尼采一樣,王國維和魯迅也只是由于能夠“直面人生”才得以成為傳統舊文化的背叛者和現代新文化的開創者。
  然而,與叔本華相似,王國維也并沒有因為在哲學上轉向西方而完全拋棄中國的哲學傳統,而是表現出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這首先體現在王國維對西方哲學并不是全盤承受,而是進行了一定的選擇和批判。王國維在接受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同時否定了其中所蘊涵的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因素。如他認為關于理性是獨立自由的觀念是不能成立的,其所謂的自由其實仍是不自由的。同樣,王國維批評叔本華的解脫觀念:“叔本華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謂拒絕生活之欲者,又何自來歟?古今之論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10](P8)他并沒有看到,更無法接受叔本華所謂解脫來自“天惠之功”的說法。這些其實都反映出王國維并不能接受康德和叔本華背后的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傳統。對西方哲學的這種取舍終使王國維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接受康德的理性而拒絕其基督教信仰,最終會導致對理性的否定,因為康德的理性最后是以上帝的必然存在為前提的;接受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而拒絕其解脫觀念,將會使悲觀主義走向絕路,因為叔本華的解脫正是對其悲觀主義的解毒劑。這就是說,沒有信仰作依憑的理性和沒有解脫作安慰的悲觀主義都是沒有出路的。王國維接受康德的理性和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使他背離了中國人本主義傳統的核心,但他拒絕康德和叔本華從基督教而來的“彼岸世界”又使他缺乏西方思想的根基,這就使得王國維不得不陷于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徘徊。這在他的詩中有著形象的揭示:“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11](P606)王國維后來向傳統的回歸及其最后的自沉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發生的。
  其次,王國維并沒有完全否定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而是有所繼承甚至強調。他在把經典歷史化,圣賢人化的同時又把歷史價值化,人天才化了。王國維不愿看到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完全解脫并由此完全轉變到個人的立場上來。與叔本華從肯定意志批判基督教到否定意志以回到基督教相似,王國維也經歷了一個從前期反對中國的傳統到后期向中國的傳統回歸的轉變(與此相對應的是他早期推崇西方哲學到后期排斥西方哲學)。導致他的這一轉變的原因可以從他的立足點的轉變中找到。前期王國維從學術本身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學習西方哲學有助于推進中國哲學的更新,“余謂中學、西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學問之事,本無中西”[11](P415)。這使他不僅超越了當時的“中體西用論”,同時也避免了后來的西化派的偏頗。后期王國維則憂慮中國的傳統被西方思想破壞造成的結果:“今混混然輸入中國者,非泰西物質之文明乎?……我國人對文學之趣味如此,則于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12](P38)這種憂慮使他將中西對立了起來:“臣竊觀自三代至于今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新舊之爭,更數十年未有己,國是淆亂,無所是從。”[13](P538)這與他前期批評張之洞等人把西方哲學視為致亂之源,而極力倡導學習西方哲學正相對立。一般認為王國維前后的思想轉變是一種倒退,卻沒有注意到王國維后期所關心的問題是值得考慮的,甚至同其前期一樣具有某種預見性。后來辛亥革命的西化實驗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證明了這一點。
  王國維前期學習和介紹西方哲學,批判中國傳統哲學,為中國哲學注入了新的生機,后來的西化派繼承和發展了這一點。王國維后期批判西方哲學,重新回到中國儒家人本主義傳統,這可以被視為后來新儒家的先聲。因此,從總體上看,王國維在哲學上并非單純立足于西方或東方,而是企圖將東西方哲學融會起來,開辟出新的哲學發展方向。
  三、兩種融會的啟示
  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既表明了東西方哲學融會的積極意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融會的困難所在。
  叔本華和王國維通過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第一次打破了東西方哲學歷史上相互隔絕的狀態,通過引入異質哲學分別使西方和東方走出自己的哲學傳統,從近代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開放。恰是由于東方的人本主義和無神論與西方的形而上學和基督教之間的相互對立,才使得當這兩種哲學傳統相遇和融會時彼此在對方的反照下被置于一種可疑和被否定的地位——它們原來各自在其傳統中惟我獨尊的地位現在受到了動搖,而不能不從此開始向相反的方向發生轉變。換句話說,異質哲學的引入為東西方哲學提供了一種重新審視自己哲學傳統的視角。東方向西方顯示出形而上學和基督教所謂的絕對真理其實是一種虛妄。這就打破了西方的二元論哲學傳統,肯定了沒有基督教信仰的無神論人生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更加真實。這在西方以前是難以想象的。西方則向東方顯示出理性所推崇的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和追求純粹客觀知識的巨大價值,惟有通過提倡這種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和追求純粹客觀知識,東方才能擺脫其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態。然而,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和純粹客觀知識都是從西方形而上學和基督教二元論的傳統中產生出來而在中國人本主義傳統中所不可能形成的。叔本華和王國維所開啟的東西方哲學的融會使得東西方哲學不得不從此開始認真地反思自己,好像雙方都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在叔本華之后,西方現代思想家進一步批判和否定其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傳統,出現了一種向古希臘哲學,尤其是前蘇格拉底哲學回歸的思潮。而蘇格拉底哲學,特別是赫拉克里特哲學,是與東方哲學相通的。在王國維接受西方哲學影響之后,中國在五四運動時期掀起了一場批判和否定儒家傳統,重新研究諸子學的思想運動。而諸子學,尤其是墨學在許多方面是與西方哲學傳統相接近的。這就是說,在叔本華和王國維之后,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向著更深的層面推進,并由此使得東西方哲學分別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簡言之,東方幫助西方走出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傳統,轉向對現實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西方則幫助東方擺脫傳統人本主義的束縛,轉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
  東西方哲學融會的困難在于,也正由于西方形而上學和基督教傳統同東方的人本主義和無神論傳統之間的相互對立,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就往往不能不陷入矛盾和尷尬的困境之中。這在叔本華和王國維的思想和遭遇中都有所體現。他們對自己的傳統和對方的傳統都只能持一種矛盾的態度,并因此而被雙方的傳統保守主義者所拋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叔本華在西方長期受到敵意,而王國維則在中國走向絕路。這是因為,在東西方哲學融會的初始階段,東西方哲學分別從自己的傳統出發,難以理解和容納對方的哲學傳統,由此也就導致吸取對方哲學傳統的思想在自己的哲學傳統中難以生存。在排除障礙方面,西方比中國要好些。可以看到,近代以來西方對東方哲學的吸取是出自其自身從近代向現代轉向的思想需要,因而是主動的,自覺的。西方哲學傳統中理性所固有的反思和基督教信仰對絕對真理的追求使西方形成了一種始終追求向上的力量。相反,中國人本主義傳統則具有一種強固的保守力量,并且從其自身內部也無法產生出走出這一傳統的能力。中國社會在歷史上的長期停滯就是由此產生的結果。只有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作用下,中國才得以被迫批判和放棄其已不適應現實的傳統,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也仍然顯示出強大的阻力,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明顯的。西方在近現代表現的是不斷對自己的傳統進行反思批判和對東方文化的積極吸取,而中國盡管也有類似的表現,但總的看來,更為明顯的是傳統的抵抗和向傳統的復歸。可以設想,在明代大致相當于西方近代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時期,如果中國也能象西方吸取中國的四大發明等技術推進其社會轉型那樣吸取西方思想傳統中的積極因素,中國將不至于從此落后于西方達數世紀之久。
  正因為同時存在著東西方哲學融會的積極意義和困難,東西方哲學的融會才是一項必須長期致力的工作。尤其是隨著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的加劇,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就顯得更為必要和迫切。在此叔本華和王國維給我們留下的啟示是,當一種文化因襲已久而陷入困境的時候,異質文化的引入常常能夠起到一種積極的作用。這就要求該文化的承受者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困境以及對異質文化的長處具有清醒的認識,并自覺地吸取后者而對前者進行批判改造,只有通過這種批判改造,而不是通過單純向自己傳統的回歸和對異質文化的拒斥,才能使自己的文化傳統獲得新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0-11-02
《河北學刊》石家莊37~41B5中國哲學楊玉昌20012001本文主要論述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認為他們通過批判和吸取東西方哲學而超越了東西方哲學傳統的限制,分別開創了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和中國現代哲學。這表明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對東西方哲學的發展既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又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因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形而上學/基督教/人本主義/無神論/融會Metaphysics/Christianity/humanism/atheism/fus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chopenhauer and Wang Guo-weiYANG Yu-chang(Department of Philosophy,Zhong 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The thesis mainly discussces the fusion of phylosophy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f Schopenhauer and Wang Guo-wei.Wang Guo-wei thinks Schopenhauer criticizes western Metaphysics and Christianity andaccepts eastern Humanism and Atheism;On the other hand,he inherits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idea,and criticizes the estern autocracy.He doesn't negate Christianity completely and trys to mix Christianity with Hindism and Buddhism.Wang Guo-wei absorbs Kant's rationalism and Schopenhauer's pessimism,and criticizes national intuitionism and optimism.At the same time,he refuses the Metaphysics and Christianity in Kant and Schopenhauer's phylosophy,and inherits national Humanism and Atheism.All those show that the fusion plays an activ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losophy,and that some problems also exist.Therefore,the fusion will not disappear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楊玉昌(1966- ),男,河北故城人,中山大學講師,哲學博士,從事中西文化對比、現代西方哲學研究。中山大學 哲學系,廣東 廣州 510275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37~41B5中國哲學楊玉昌20012001本文主要論述叔本華和王國維對東西方哲學的融會,認為他們通過批判和吸取東西方哲學而超越了東西方哲學傳統的限制,分別開創了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和中國現代哲學。這表明東西方哲學的融會對東西方哲學的發展既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又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因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形而上學/基督教/人本主義/無神論/融會Metaphysics/Christianity/humanism/atheism/fusion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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