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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早期全真道心性論的理論指歸  ——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
論早期全真道心性論的理論指歸  ——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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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亦平 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摘 要:全真道之所以能從一個活動于一隅的小道團,很快發展為在中國道教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道派,并流傳至今,與它從創立之初就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在融合儒佛道三教的基礎上,從人的心性上來探討生命超越的可能性密切相關。關注人的生命存在。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成為全真道心性論的重要特色和理論指歸。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道教“得道成仙”的內涵,從而對道教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全真道 真性 性命雙修 生命超越
  * * *
  宋遼金元時期是道教發展的興盛時期。興盛的主要標志就是眾多的新道派在大江南北相繼出現。其中就有王重陽在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于山東半島創立的全真道。隨著歷史的發展,許多新道派猶如曇花一現,很快消失了,而全真道卻因得到了北方廣大群眾較為普遍的信仰而延續了下來。到元代時,全真道的發展臻于鼎盛,從而與主要活動于南方的正一道并立成為中國后期道教的兩大道派。全真道之所以能從一個活動于一隅的小道團,很快發展為在中國道教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道派,并流傳至今,除了因為得到統治者的支持等原因之外,與它從創立之初就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在融合儒佛道三教的基礎上,從人的心性上來探討生命超越的可能性密切相關。關注人的生命存在,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成為全真道心性論的重要特色和理論指歸。本文將主要就早期全真道的心性論作些探討和說明。
   一、時代課題——對人的生命的關注
  特定的社會現實生活狀況對宗教的存在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宋遼金元時期,中國社會中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紛繁交織,引發了社會動亂、南北分裂。生機勃勃的女真人用鐵蹄毫不留情地踏滅了腐朽的北宋王朝。1127年,宋高宗趙構做了皇帝,后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史稱南宋。金人在統治了北方社會之后,還希望憑借著兵強馬壯,南下滅宋。而一些宋人則希望早日收復中原失地,統一中國。宋金交兵,生靈涂炭。社會的苦難是宗教產生的溫床。生活在戰爭動亂中的人,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從而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給予特別的關注。懦弱的南宋立國后不久,即與金人議和。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漢人,眼見復國無望,更需要借宗教來撫慰自己備受創傷的心靈。如何使人短暫的生命過得有意義?如何有效地保全生命乃至延長生命?這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時代課題,也成為全真道創立者王@①zhé@①創教的原始動機。
  王zhé@①,號重陽(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出身于陜西咸陽的豪門望族。據說他長相不凡,且才學超群,年輕時就精通儒家經史,曾希望通過科舉入仕做官,求得功名富貴,并輔佐君王,以實現拯世救俗的宏偉抱負。然而,事與愿違,金人不重用漢人,他奉事金朝多年,只當了一個收酒稅的小官,郁郁不得志。同時,他生活在社會下層,深切體會到了金人對漢人的欺凌以及百姓生活的艱難。面對人生的困境和社會的不合理,他常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等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他感到心灰意懶,無能為力,因而心情十分苦悶,迅速流逝的生命又常使他心理上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感。有一段時間,他“豪氣沖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長波醉”〔1〕,以沉醉于酒中來逃避現實, 自我麻醉,表達了他對現實生活的無奈與厭倦。正是帶著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帶著對人生無常和死亡的畏懼,他最終走向了宗教,希望到宗教中去尋找生存的意義,求得生命的超越之道。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說過:“宗教的前提,是意志與能力之間、愿望與獲得之間、目的與結果之間、想象與實際之間、思想與存在之間的對立或矛盾。”〔2 〕王重陽“始于業儒,其卒成道”〔3〕的經歷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相傳,王重陽四十八歲時,在甘河鎮遇到兩個神仙,得到了內丹修煉的密訣,并飲了神水。此后,他假托瘋病,拋妻離子,出家修道,“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于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4〕。 自我修煉了一段時間后,據說他生理和心理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徹悟了人生的真諦,并萌發了向社會傳道的念頭。大定七年(1167),王重陽從陜西出發經潼關來到山東半島,以詩詞歌曲等形式來隨機施教,化導眾人,聚眾講道,并創立了一系列以“三教”命名的群眾性教團,“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之宗”〔5 〕,并以“全真”為旗號,吸收了一批弟子,從此,獨具特色的全真道便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臺。在王重陽門下,最著名的有七大弟子,他們各開全真一派,史稱“北七真人”。
  全真道十分強調王重陽創教的獨創性,以與其他的教派相分立。《甘水仙源錄》卷二載《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說:“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于終南,達于昆侖,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煉之,仞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卷一載《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中又說,王重陽在傳教時,常“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這表明,王重陽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文化的基礎上創立其一家之教的。那么,他的獨創性表現在哪里呢?元代李鼎的《大元重修古樓觀宗圣宮記》中說:
  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天下靡然從之。
  從實際情況看,王重陽正是“以道德性命之學”作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一方面“洗百家之流弊”,重新闡釋道教的宗教實踐與理想;另一方面,“紹千載之絕學”,重揚中國文化中重視人的內在超越的傳統,從心性論的角度探討了人的生命能否超越、如何超越等問題,力圖在傳統道教“肉體成仙”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為實現道教得道成仙的理想開出一條新路。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成為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的重要特色。
  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從其創立之初,就把延長人的生命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早期道教從老子道家的“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6〕出發,多主張以“保精神不離肉體”為養生之要, 希望通過修“德行”和務“方術”而實現對自然規律的超越,追求“自我”與“人生”都得以永恒的神仙生活,由此而導致了魏晉時期肉體長生成仙說的盛行。煉丹家們精心煉制各種丹藥,希望能夠創造出生命的奇跡——人服食了仙丹而長生不死,羽化成仙。然而,這種美好的理想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許多人服食丹藥后,不僅沒有延長生命,反而中毒身亡。不爭的事實與慘痛的教訓導致了人們對肉體成仙說的普遍懷疑,從而動搖了對道教的信仰。面對道教發展的困境,唐代時,在儒家心性論和佛教生命哲學的影響下,道教重玄學派和一些丹鼎派的道士們對得道成仙的宗教理想與實踐進行了重新闡釋,他們調整了對長生不死的看法,積極從人自身內部去發掘得道成仙的可能性,從而將修煉的重點從追求肉體長生逐漸轉移到人的心性上來,在人的內在“心性”的層面上將道與修道者統合為一,這就為全真道修正傳統的肉體成仙說而開出“真性”不朽說提供了思路。王重陽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氛圍中,以“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作一家”〔7〕的基本態度, 進一步推動了道教的發展。
   二、性因愛而生,命因欲而有
  全真道以“全真而仙”作為自己的宗教理想目標,它強調的“得道成仙”不是魏晉道教倡導的肉體長生,而是真性永存,精神超越。這種理想目標的提出與全真道在吸取佛教教義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對人的生命的看法是聯系在一起的。
  在生命觀上,全真道走出了傳統道教的道生萬物的神創說的范圍,它在借鑒佛教理論的基礎上,從心性的角度探討了生命的起源,為生命確立了心性的本體,從而為人從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實現人生的理想、通過修煉性命而追求生命的超越提供了理論依據。全真道認為,“胎生卵濕化生人,迷惑安知四假因,正是泥團為土塊,聚為身體散為塵”〔8〕。他們借用佛教的“四生說”,把有生命之物分為胎生、卵生、 濕生和化生四類,強調人是由肉體和精神等因緣和合而成的,緣合則生,緣散則滅,其根本依持則是人所固有的“真性”。“從真性所生,為人者”〔9〕。真性也稱真心、元神、元性等,是人得以成人的本體, 借用禪宗的話,就是“父母未生時”〔10〕、“本初真面目”〔11〕。全真道認為,這個真性存在于人心之中,“乃不生不滅、無朽無壞之真靈”〔12〕,因而也是修煉長生不死的根本:“是這真性不亂,萬緣不掛,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13〕但現實之人的真性是常被愛欲擾亂遮蔽而不顯的。真性在人表現為性和命,從生命的形成來看,“性因愛而生,命因欲而有。皆因愛欲而起逆順,生嫉妒,從此輪回,綿綿不斷”〔14〕。現實之人的性和命都是與愛欲結合在一起的,并因愛欲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王重陽強調,修道就是要努力去除愛欲而返歸真性,“做修持須搜索真清真靜真心”〔15〕,通過回歸生命的本真而超越肉體的生死。這一觀點成為全真道生命觀和修行觀的基點。
  全真道的生命觀和修行觀既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也與老莊道家的理論密切相關。老莊的理論基點“道”的含義之一就是生命的根本和源泉。老子《道德經》五千言,雖然沒有直接談論生命問題,但它肯定了人的性與命都由道而來,“道”是生命的起點和生命的最高境界。從“道法自然”出發,老子強調了“反樸歸真”,認為“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將對人的本真之性——“道”的復歸作為理想境界,因而才有“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16〕等說法。“復歸于嬰兒”僅是一個形象的比喻,老子借用嬰兒作為生命本真狀態的象征——自然天真,無知無欲,表示著一種有著無限發展潛能的精神狀態。因此,復歸從表面上看是復歸到“道”的原始自然狀態去,實際上,并非簡單的回復,而是指人超越種種外在的束縛而達到心靈的本真之境。
  莊子對無形的道如何化生有形的生命有更具體而細致的解釋,《莊子·天地》中說: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
  道→德→命→形→性,這是道從無到有、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生化萬物乃至人的過程。雖然人在未形到有形的過程中一步步地獲得了性與命,但人在形而下之境中,因欲望的無限膨脹而常會失掉自然本真的赤子之心。莊子從德重于形的觀點出發,認為人的肉體生命總是有限度的,有生必有死,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但人可以順乎自然,通過修性養生而“終其天年”〔17〕。因此,莊子雖也注重“保身”、“全生”,但并不追求肉體生命的無限延長,而是向往復歸于“德至同于初”的境界。“德至同于初”也就是反歸自然之道,達到心靈的自由與解脫。用莊子的話說,就是通過“心齋”、“坐忘”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8〕之境界。
  老莊思想對道教的修道成仙說影響很大。由于生命由精神和肉體構成,因而是執著于肉體的長生,還是追求精神的超越,形成了道教得道成仙說不同的發展傾向。如果說,以魏晉時期為代表的道教比較注重追求肉體的永存,那么,全真道則更強調精神的超越。這種超越的基點并沒有離開老莊之道,因為全真道的“真性”其實就是老莊之道的心性化。王重陽在回答馬玨“何名是道”時曾明確地說:“性命本宗,元無得失,巍不可測,妙不可言,乃為之道”〔19〕。因此,全真道的反歸真性得解脫,實際上也就是老莊的“與道合一”。但全真道在老莊自然之道的基礎上,又吸收了佛教肉體與精神二元對立的觀點,強調精神的高尚與純潔,肉體的易逝與卑下,更突出地將心性作為生命存在的根本依持。“有個逍遙自在人,昏昏默默獨知因,存神養浩全真性,骨體凡軀且渾塵”〔20〕。在全真道看來,肉身是幻,心性是真,“人能割愛去貪,守雌抱一,游心于恬淡,合氣于虛無,亦可以高舉遠致”〔21〕。“如其未明本性,則猶滯于幻形”〔22〕,那就不可能達到生命的超越。因此,“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23〕,認為應該看破肉體的虛幻,追求生命的本真。由此,全真道強調的“得道成仙”也就不再是傳統道教的肉體長生,而是超越生死,真性永存,精神解脫。丘處機說:“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延年小術也。”〔24〕馬玨也說:“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25〕全真道追求超越生死的精神解脫,實際上是融合了佛教思想而對老莊道家超越精神的復歸。
  全真道認為現實的生命是依真性而伴隨愛欲而生,修道的過程就是去除愛欲返歸真性的過程,這就為人從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實現人生理想,通過修道而追求生命的超越提供了本體論的依據,使回歸生命的本真以超越肉體的生死成為可能,同時也使后天的努力,特別是性命雙修、神氣合煉的內丹術有了充分的意義。馬玨所說的“性命不由天,斡旋陰陽全在我”〔26〕,正是強調了人可以通過自我的修煉而達到生命的超越。
   三、性命雙修,神氣合煉
  由于愛欲遮蔽真性,真性又表現在性和命兩個方面,因而全真道提倡出家修道,以期更好地勵志苦行,去除愛欲,并不言肉體不死,不尚符錄,不事黃白,而是在融合吸收儒家“復性”、佛家“明心見性”和傳統道教養生修命術的基礎上,沿著鐘呂金丹道的思路,大力提倡“性命雙修”,認為“修仙之道,性命之事”〔27〕,“人了達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28〕。由于“性者神也,命者氣也”〔29〕,“氣神相結,謂之神仙”〔30〕,因而性命雙修又必須神氣合煉。性命雙修、神氣合煉成為全真道修道成仙的主要方法與途徑。
  全真道所倡的“性命雙修”,是“明心見性”的性功與煉精化氣等命功的結合。“明心見性”本為佛教禪宗的用語,指以自心本有之“般若智慧”去覺知“自心真性”的一種內省修行方法。全真道將它吸收過來,又結合儒家的“反身而誠”、“去情復性”等,對傳統道教的養生修命術作了新的詮釋。全真道認為,“諸賢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也。”〔31〕心性作為本真的生命狀態是恒常而清凈的,“心本妙明,無染無著,清凈之體”〔32〕,但常住妙明的心性會被情欲和妄念所蒙蔽,從而對人的生命產生直接的影響。修道就是要“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虛幻舊愛境界朦朧真源”〔33〕。一旦去除妄念的蒙蔽,達到“心不起雜念”、“諸塵不染著”〔34〕的內外清靜,生命的真源,即真性,就會自然呈現,這就叫“見性”。“只要無心無念,不著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性。”〔35〕見性即可“常處如虛空,逍遙自在”〔36〕,實現精神的超越。因此,王重陽說:“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蓮花,根在泥而花在虛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37〕但由于全真道將真性視為人身中的金丹,煉丹須以肉體為鼎器,“本來真性喚金丹,四假為爐煉作團”〔38〕,因而在追求生命超越的過程中,煉精煉氣的“保命修行”〔39〕也是必要的,“識心見性全真覺,知汞通鉛結善芽”〔40〕。這樣,全真道就把復歸于真性的觀念貫徹到了性命雙修的過程中去。
  強調通過心性的修煉來獲得精神的超越或解脫,這本是儒佛道三教共同的特點。但儒、佛比較偏重于修性,而全真道卻認為,對于要獲得生命超越的人來說,光在心性上下功夫,定心寂念,或存心養性,這還是不夠的。因為,“命無性不靈,性無命不立”〔41〕,對于每一個現實的活生生的人來說,性者,命之性也,命者,性之命也,性與命是相聯系而存在的,是人之為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反過來,傳統道教偏重于修命而迷失了自己的真性,這也是不行的,“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鑒容無寶鏡”,即使“壽同天地”,也仍不過是“一愚夫”而已〔42〕。據此,全真道強調性命雙修,要求通過對身心兩大要素的修煉,固體強精健智,在精神與肉體的完滿結合中尋求生命的超越。全真道倡導的性命雙修,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一種具體的修身實踐。由于全真道視生命為一個由身心、神氣有機結合的系統,“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氣”〔43〕,“性命者,神氣之根源也”〔44〕,性命與神氣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真氣者,是性命之根本。故曰有血者能生真氣也。真氣壯實者自然長久聚精血成形也。”〔45〕
  由于性命、神氣不相離,故性功與命功不可分,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否則,修仙難成,即使有成,亦不免毀于一旦。只有性命雙修、氣神相結,才能反歸真性,全真而仙。這樣,性命雙修、神氣合煉以去欲明心、保全真性的“全真”也就成了神仙的代名詞。而在性命雙修中,更重修性,所謂“三分命功,七分性學”〔46〕,則成為早期全真道北宗的重要特色。
   四、全真而仙——對道教發展的影響
  王重陽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確立了“全真而仙”的宗教理想。雖然王重陽傳教兩年后就病逝了,但他播下的“全真”種子卻因其弟子們的辛勤耕耘而得以生根開花。再加丘處機應召西行見成吉思汗,使全真道得到了元王朝的支持而得以迅速發展。全真道不僅在北方有了眾多的信徒,而且在南方也不斷地擴大勢力,并對道教的其他教派產生影響。由于以內丹心性學為特色的全真道勢力日盛,南方一些以修煉內丹為特征的小道派也就干脆打出全真道的大旗來,從而導致全真道內部有了南北宗之分。
  全真道北宗以王重陽為祖師,南宗則奉天臺山張伯端為祖師,并形成了這樣一個南宗的傳道系統: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也有人認為,南宗的實際創始人是宋寧宗(1195—1224)時的著名道士白玉蟾。南北宗相合,使全真道形成了龐大的陣容,并皆以性命雙修為特征。雖然南北宗在性命修煉的步驟上有著不同的看法,北宗主張先修性后修命,南宗則主張先修命后修性,但它們基于心性論而建立起來的修行目標與方法則都融合吸收了儒、佛、道的思想內容,從而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傳統道教的特色,對道教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
  其一,全真道以不生不滅的“真性”作為成仙的主體,從而將心性的修養突現出來,成為人能否達到“全真而仙”理想境界的起點和關鍵。從生命的本真中尋求超越之途,本是老莊道家的特色,后來道教發展為養性保命的仙術,以肉體為生命之本,希望借助種種道術以保持肉體的永存。而全真道則將“真性”作為生命之本,強調“修行之士,必先明心見性”〔47〕,認為只有向內體悟自己的本心,使妄念不生,才能得道成仙。“一念不生,則脫生死”〔48〕。心性修煉的根本就是要斷絕世俗的種種欲望,以“保全性命之真”〔49〕。在全真道看來,世欲很多,但主要是酒色財氣,而酒色財氣又常常是與人的家庭生活聯系在一起的。為了割斷世俗的牽累,以清靜修行,全真道一改傳統道教的在家修行方式,模仿佛教而提倡離家居觀的修行,要求修道者不娶妻生子,不吃葷腥,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過禁欲主義的生活,認為“凡人出家,絕名棄利,忘情去欲則心虛,心虛則氣住,氣住則神清,神清則德合道矣”〔50〕。全真道從心性論出發,倡導性命雙修,以保持生命的本真為目的,宣揚力戒世俗,勵志苦行,保全真性,形成了以修煉內丹為根本宗旨的道團,改變了傳統道教的一些基本特征。
  其二,全真道吸取佛教的人生皆苦和儒家的心性修養論等來改造道教的肉體長生說,促使了內丹學在道教中的興盛。全真道認為,“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為樂,此非真樂,本為苦耳”〔51〕。既然人生是苦,那還要追求肉體長生干什么?更何況肉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的,“火風地水合為肌,只是愚迷走骨尸”,“白為骸骨紅為肌,紅白妝成假合尸”〔52〕,因而肉體長生也是不可能的,“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常理也”〔53〕。只有真性是不生又不死的,“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死也”〔54〕。正是從“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55〕出發,全真道力破傳統道教的肉體長生說,引導人們看破肉體的虛幻,致力于心性的修煉以追求超越生死的精神解脫。這種理論,顯然比以前道教所宣揚的粗俗的長生不死說在邏輯上更加精致。全真道吸收儒佛的思想以改造發展道教,使道教的修行理論在質上產生了一個飛躍,由對形而下之術的探求轉到了對形而上之心性的修養,推動了道教內丹學的興盛和中國傳統心性哲學的發展。
  其三,全真道在對人的本真生命存在的體悟中,吸收了儒家的修齊治平和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大力提倡“真功真行”,從而改變了傳統道教偏重個體的成仙而忽視拯救眾生的狀況。全真道圓融儒家以仁愛為本和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精神而提出的“真功真行”,強調僅修對己有利的“真功”是不夠的,還需行救度他人的“真行”。雖然傳統道教所設想的神仙也幫助人,但還沒有達到以眾生的解脫為自己解脫之前提的程度。而全真道提出的神仙,則不僅能自我完善,而且能像佛菩薩那樣救度眾生,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以幫助他人。故《重陽全真集》卷十中說:
  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凈,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
  認為只有功行兩全的人才能稱之為神仙。功行俱全,全真而仙,這既是全真道所樹立的修行目標,也是“全真”的含義之一。早期全真道提倡的苦己利人精神,也與墨家摩頂放踵以為他人的精神有相通之處,這特別為下層的老百姓所欣賞。全真道確立了一種功行俱全的典范,既改變了傳統道教的精神風貌,也使全真道在社會上樹立了較好的形象,為道教的傳播發展創造了條件。
  最后,王重陽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確立了“全真而仙”的宗教理想,改變了傳統道教“神仙”的內涵,減少了神仙的神性,增加了神仙的人性。由此出發,全真道強調人人皆可成仙,并用通俗的語言讓老百姓懂得,得道成仙并不困難,只要信奉全真道,通過性命雙修,煉氣煉神,使功行兩全,就可達到“神仙”的境界。這樣就為爭取更多的道徒打開了方便之門。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重陽如果還拘泥于過去那種“肉體不死”才可成仙的修行目標,他創立的新道派也就難以得到長足的發展了。
  注釋:
  〔1〕《重陽全真集》卷九。
  〔2〕《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第462頁。
  〔3〕《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4〕《甘水仙源錄》序。
  〔5〕《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6〕《老子》第五十九章。
  〔7〕〔40〕《重陽全真集》卷一。
  〔8〕〔11〕〔20〕〔38〕《重陽全真集》卷二。
  〔9〕〔28〕〔45〕〔55〕《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
  〔10〕《重陽全真集》卷四。
  〔12〕〔41〕〔44〕《五篇靈文》。
  〔13〕〔19〕〔31〕〔34〕〔43〕〔50〕《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14〕《丹陽真人語錄》。
  〔15〕《重陽全真集》卷五。
  〔16〕《老子》第二十八章。
  〔17〕《莊子·人間世》。
  〔18〕《莊子·齊物論》。
  〔21〕〔53〕《重陽全真集》序。
  〔22〕《悟真篇·序》。
  〔23〕〔29〕〔37〕《重陽立教十五論》。
  〔24〕〔46〕《長春祖師語錄》。
  〔25〕《丹陽真人直言》。
  〔26〕《金玉集》。
  〔27〕〔30〕《重陽全真集》卷十。
  〔32〕《五篇靈文》注。
  〔33〕〔36〕〔48〕譚處端《水云集》卷上《示門人語錄》。
  〔35〕〔39〕《晉真人語錄》。
  〔42〕呂洞賓《敲爻歌》。
  〔47〕元·牛道淳《析疑指迷論》。
  〔49〕《重陽教化集》序。
  〔51〕《玄風慶會錄》。
  〔52〕《重陽教化集》卷二。
  〔54〕劉處玄《至真語錄》。
   (責任編輯 閻韜)
  * 本文為國家九五社科基金項目《禪宗與全真道心性論之比較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吉右吉。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35-41B5中國哲學孫亦平19971997 作者: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35-41B5中國哲學孫亦平19971997
2013-09-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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