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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
評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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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78X(2001)03-0137-04
  面對全球性的能源、生態和環境危機,相當數量的中國學者提出了一種頗具“國粹”意識的見解或“拯救”方案,其典型者宣稱:當前問題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更重要;而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應該從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中去尋找靈感;東方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和”,這個倫理原則的哲學基礎就是人與大自然相和諧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方有些人現在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而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東方人反而沒有認識到;因此要大聲疾呼“只有東方的倫理道德思想,只有東方的哲學思想能夠拯救人類”。儒家思想堪稱“東方思想”的典型,所以為評說的集中和方便,上述見解和主張便不妨被視為“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
  對于這種見解和相似的思想傾向,我們感到有必要冷靜地思考和分析這樣一組問題:究竟該怎樣看待現代一些西方學者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尋求”?該如何看待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和實質才算確當?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質、其生態保護意識在整個儒學中的地位又是怎樣的?進而,生態的拯救和保護是否非得啟動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可?
  關于現當代西方學者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尋求”
  現當代積極向中國傳統文化尋求的著名西方學者,似可舉英國哲學家B·羅素、歷史學家A·J·湯因比和科技史學家J·尼達姆(漢名李約瑟)為代表。
  二戰前,羅素在《中國問題》(1922年)一書中就作過這樣的中西文化比較:西方人喜歡用權力統治人類、征服自然,其生活方式以“效率主義”(競爭、冒險、不知足)為特點,西方文化最顯著的長處是科學技術和方法,但西方的“效率主義”會導致破壞,最終只能使人類滅亡;中國人對生活所抱的態度是消閑娛樂、溫厚典雅、知足常樂,中國文化最顯著的長處是對人生目標的看法,“中國人發現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會使整個世界幸福的人類生活方式”;中西文化的前景應該是相互交流、取長補短,但中國人成功的希望很大,西文人成功的可能性卻小得多,因為西方文化在近現代的優勢地位會使西方人總是把中國人當做他們的學生,而不肯向中國人學習。(注:轉見許蘇民《比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頁~第339頁。)
  二戰后,面對一方面是科技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是能源、生態和環境全面危機及核威脅之間的尖銳矛盾,湯因比更明確斷言:“西歐的活力會導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穩定和統一”,要把西歐的力動性緩和到既對人類沒有破壞性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就只能到西歐以外去尋找這種動力的創造者;中國有儒教的人道主義、合理主義以及大統一的政治經驗等許多歷史遺產,“這些都可以使其成為全世界統一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主軸”;所以,“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國家,而是中國。……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是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注:轉見許蘇民《比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頁~第358頁。)李約瑟在認真比較中國和西方科技思想史的基礎上也指出:有機的自然主義是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它表現在人際關系上便是一種和諧的“合作精神”和“團結氣氛”,而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則是機械的自然觀、個人主義和“競爭、貪得無厭”;所以,在“人類將如何對付科學與技術的潘多拉魔盒”的問題上,誰要想“尋找一種牢固地建立在人性上的倫理學,一種能證明抵制各種控制社會的使人類喪失人性的發明都是正當的人道主義的倫理學,一種根據人類面臨著由自然科學帶來的不斷增長的力量所提出的大量而驚人的選擇前,可心平氣和地判斷將來采取什么最好方針的倫理學,那就讓他們聽一聽儒家和墨家的圣人、道家和法家的哲學家是怎樣說的吧”;總之,要對科技發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倫理的和政治的控制,那就要“按照東方的見解行事”。(注:轉見許蘇民《比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頁~第383頁。)
  這些西方學者溢美中國傳統文化的誠意或可不疑,中國的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似乎也跟他們的看法無異,但細加審辨,我們還是能夠發現其間的差異和共同存在的不足。
  首先,從根據上看,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好是工具式的,即它不過是西方人出于西方文化危機意識對本文化作自我反省的“附產品”,因而他們眼中的中國文化就難免是變了形的、理想化的,但他們能在西方文化客觀上處于優勢或強勢的背景下做這樣的反省則是理性的。而中國學者宣揚自己傳統文化的世界意義和現代價值,則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自近代迄今一直整體處于劣勢或弱勢的背景下做出的,因而或多或少都出于民族傳統文化的自戀心態和自保意識,帶有情緒性、盲目性。
  其次,在中西方文化發展的前景問題上,羅素、湯因比、李約瑟三位學者所持的都是互補論或融合論,明顯地表現出文化開放的寬廣心胸和氣量,因而有利于各國、各地區和各民族心平氣和地聯手對付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問題;而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的典型者則同O·W·斯賓格勒和S·P·亨廷頓一樣,持的是中西文化沖突論的立場,(注:季羨林先生的“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將逐步讓位于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之論即是明證。——《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載1992年3月10日《文匯報》。)其心胸、氣量、效果可想而知。
  再次,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者和上述西方學者似乎都忽視了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和哲學思想賴以存在的基礎,(注:即,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J·S·穆勒、R·瓊斯和J·S·密爾集中研究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作過深入分析的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穩固的社會基層組織,以農業和手工業密切結合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為經濟基礎,以及以“東方專制主義”為上層建筑的“封閉”、“停滯”的社會。)以及各國、各地區和各民族普遍認可的處理當代國際政治、文化(生活方式)關系的基本準則,(注:就我們的論題而言,這樣的準則應該就是政治獨立、文化(或生活方式)多元并存,即相互尊重的對方的政治、文化(或生活方式)選擇。)而這就意味著:1.傳統儒家文化本身也存在一個必須“轉型”的問題,因而在具體給出將它應用于當代社會的操作辦法并證明其可行性之前,對它的“現代意義”和“世界意義”作任何溢美,都不免有主觀主義之嫌;2.將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模式、倫理生活方式向世界推廣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危險的。
  最后,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者既沒有對生態危機的根源和實質作出客觀、全面的理解,也沒有能夠恰如其分地看待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質和生態保護意識在整個儒學中的地位。
  關于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和實質
  當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者宣稱“只有東方(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能夠拯救人類”的時候,實際上就暗含了在當前國內學術界頗為流行的這樣一種見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西方近代科技理性”(即,以人與自然二分對立的認識論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論為基礎,強調人類運用科技發明征服自然的思想觀念);生態危機的實質是“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的危機”。
  近代科技理性作為直接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工業文明(或近代科技文明)的主導觀念,自然“罪不可免”,但認識僅止于此就很難解釋這樣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1.為何在以“天人合一”思想著稱的中國古代農業文明中也照樣存在諸如西北地區、黃土高原地區這樣的大規模生態破壞?2.據恩格斯說,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至遲到19世紀中葉,人們事實上已經認識到了人類生產行為對“自然界慣常行程”的干擾,即意識到了生態平衡和生態保護的重要性,(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頁。)然而,生態破壞為什么就沒有隨科學理性的進步而得到相應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直到爆發當代能源、生態和環境的全面危機呢?3.就當前來看,在西方國家的生態環境、西方人的生態保護意識普遍改善和提高的同時,為何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最為嚴重的又恰恰是有著“天人合一”思想傳統的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分析可以知道,西北地區大沙漠的形成和黃土高原的大規模水土流失,都主要是由于歷代中原王朝在與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為了加強和鞏固邊防,在這兩地加緊農田開墾而造成植被破壞的結果;(注:西北地區的情形,參考陳業新的《秦漢時期西北開發的歷史教訓》一文,見2000年12月8日《光明日報》。)近現代生態破壞的勢頭之所以難以遏制,主要是在近代科技水平、市場競爭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追求高額利潤而不斷擴大再生產和進行世界性經濟擴張的結果;而當代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問題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最為突出,也主要是在生產、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先進的西方國家步入高科技(或環保型科技)的后工業社會,使工業化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發展中國家則由于國際經濟和政治利益沖突、國內市場競爭和高人口出生率帶來的巨大壓力,由于本身科技發展水平整體滯后的極大限制,難免就會出現以能源、生態和環境破壞這種“殺雞取卵”的方式來求得物質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這就足以表明,全球性能源、生態和環境危機的根源和實質,并不僅僅在于思想觀念上的偏差,更主要的是在于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群與群)之間的利益競爭和沖突。(注:“大躍進”時期,我國在“超英趕美”思想的主導下造成大規模和大范圍的生態破壞,也是這方面的鐵證。)進而,當代方興未艾的生態倫理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在表面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根本上則是以生態問題為中介、以利益問題為核心的人與人(“群”與“類”、今人與后人)的關系問題。所以,把生態危機問題僅僅或主要當作觀念問題來看待是遠遠不夠的,從生態危機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嚴重威脅這一現象出發,判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當前比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更重要”,也顯然過于簡單和直觀。
  關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生態保護意識
  傳統儒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內涵,因對“天”的解釋不同而差別很大。如,有以神意(“意志之天”)釋“天”而主張人的行事、社會的治理應服從神意的,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在殷商之際發端,大成于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也有以德性(“道德之天”或“義理之天”)釋“天”而主張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天”、人際倫理關系應遵循“天道”或“天理”的,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發端于孟子,中經《中庸》而大成于宋明理學;還有以“自然之天”釋“天”而主張人事應隨順自然界的本性、因循自然界的法則的,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在先秦時的原始儒學直至宋明理學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當然,從上述三種“天人合一”的觀念出發都是可以引出生態倫理的主張和生態保護的要求的,如,《禮記·祭義》所謂“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教也”;《孟子》所謂“數罟不入wū@①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仁義法》所謂“質于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等等。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在傳統儒學的演進中“意志之天”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觀念至唐代以后就逐漸式微,“自然之天”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觀則始終顯得模糊、暖昧,惟有“道德之天”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觀念成為正統和主流。自《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以及“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就逐漸傾注于倫理道德領域。宋明時期,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程顥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點,朱熹的“與理為一”的理想,以及王陽明的“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等說法,都不過是對孟子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的進一步解釋和發揮。正因為如此,傳統儒家文化中才會出現這樣一種有趣而難堪的情形,即生態保護意識最濃,其思想與當代認識論意義上的生態倫理最為接近的,是荀子這位儒、道、法、墨諸家思想雜糅,并極力主張“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雜儒”。(注:荀子關于生態保護的集中論述,見于《荀子·王制》。)
  簡言之,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在總體上或主導方面是為其“內圣外王”的基本價值取向服務的,它在本質上主要是一種以個體對宏觀宇宙生命的感悟和體驗為基礎的詩化或審美化了的人生道德修養境界,它與建立在科學和認識論基礎上的當代生態倫理思想相去甚遠,因此無論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者怎么超拔其當代意義都是沒有多少根據的。
  關于啟動儒家思想文化拯救生態的方案
  抽象地說,對于人類共同面臨的生態拯救這一急務和重任,各國、各地區和各民族都有責任積極發掘各自文化傳統中的有用資源,并應當相互交流和借鑒,而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者想給科技的發展建構一種人文前提或人道主義的觀念制導系統,想讓發展中國家盡快躋身后工業文明或“生態文明”的行列,最大限度地消除工業化帶來的種種生態負效應,這種心情和初衷也可以理解。不過,拯救和保護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來自實踐的應用性課題,因此傳統儒家文化是否真有拯救生態的效用和能耐,啟動傳統儒家文化來拯救生態的設想和努力是否真有價值和意義,都要取決于是否能成功地將傳統儒家文化與當代生態保護的實踐“對接”,即取決于它們是否具有應用、操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般而言,對于批評性的意見,我們不必強求它具備應用性或可操作性,因為“批評”本身的性質決定著它的根本任務就在于對社會現實和既有觀念的“解構”,在于思想的“啟蒙”;而建設性的意見則應當具有可供應用和操作的層面,否則理論本身就只會是無果之花,甚至會成為永無休止的筆墨官司、紙上游戲。以此衡量,作為一種建設性意見和主張的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其可悲之處就在于至今在口號、宣傳的層次上裹足不前。
  可以說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之所以陷入這種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傳統儒家文化本身的特點和局限決定的。茲舉數端如下:
  其一,我們已經討論過,傳統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主導傾向上并不是一個科學理性或認識論的命題,而乃是一個道德理性或審美體驗論、人生修養論的命題,因此盡管它也有利于生態保護的一面,并可以作為一種供個體選擇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但在現實生活中卻難以保證它被所有人甚或多數人接納和奉持,也就是說它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適性的意義。
  其二,就生態環境的拯救和保護而言,克服傳統科技理性步入的誤區、更新觀念是非常必要的,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還是開發生態型的科學技術,而傳統儒學因價值取向上的偏差是很難成為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的。(注:馮友蘭先生在談到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科技的時候就曾指出過:“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照他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參看《中國哲學的精神:馮友蘭文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76頁。)
  其三,生態危機的深刻根源和實質在于人際利益沖突,而追求利益又始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力杠桿,這種嚴酷的事實注定采取儒家那套在道義上呼吁“和為貴”和“節欲”的辦法還過于迂緩。換言之,在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的過程中,對人際利益進行協調,對急功近利的生產行為和不利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進行禁制,最現實的途徑和最有力的措施恐怕還是健全法制,而儒家思想明顯屬于“人治”的范疇,因而在這方面也是提供不了多少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和有用思想資源的。
  總之,傳統儒家文化并不能直接為當代生態環境的保護所用。那么能否用“對它做出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解釋和發揮”(注:湯一介:《儒學的現代意義》,載《百科知識》1994年第3期。)的辦法來使它在這方面產生積極作用呢?對此,我們的看法是:不能說絕對不可以,但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是否非得如此,有沒有其他更直接、更有效的途徑?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者之所以要大聲疾呼重視和啟動傳統儒家文化,正說明傳統儒家文化是現代人所陌生的,也即是“斷代”的,這樣,復興和創造性地拓展儒家文化的努力就只有在當代文化背景中的確缺乏生態保護的思想資源的情況下才確有必要。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當今世界并不缺乏這樣的理論資源,相反,這樣的理論資源無論在中國和國外都可謂汗牛充棟,而且都已經成了學術討論、社會教育和輿論宣傳中的主導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得不認真地去思考,啟動、修補乃致根本性地改造本身就“先天不足”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面對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生態、能源和環境的全面危機,我們主張與其簡單地重復或苦心修補甚至根本改造儒家傳統文化,倒不如面對現實,敞開胸懷,放眼世界,直接利用富有當代時代特征和適應當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思想資源,建構起人與自然環境之間互補和諧、協同進化的當代生態倫理和生態哲學,并加強理論的應用性研究。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夸
《思想戰線——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昆明137~140G0文化研究楊志明20012001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直觀、片面地理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和實質,過高估計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世界意義和現代價值,明顯具有文化自戀傾向,而且始終停留在口號、宣言的層次上,給不出對這種建設性意見本身具有決定意義并可供當代環境保護實踐參考的應用方案,因而可疑。探討生態環境的拯救和保護問題,應當面對時代,放眼世界,充分利用當代的思想文化資源建構起新的人與自然協同進行、和諧發展的現代理論,并加強理論的應用研究。生態拯救/儒家文化/現代理論/應用性ecological conservation/Confucian ehtics/modern theory/applicabilityComments on the Ideas of Sa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Confucian EthicsYANG Zhi-ming(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Ethnic Culture Stud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2,China)The idea of sa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Confucian ethics is narrow and incomplet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cological crisis,and it overestimates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modern value of the Confucian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The idea has a strong sense of self-love orientation.It fails to provide constructively practical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 remainsonly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 of slogan and propaganda.Therefore,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doubtful.Exploration to the solutions to ecological crisis must be mad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Modern and contemporary ideas should be taken for consideration so that they can help establish up-to-date theories in favor of coordinate progress of both man and nature.Meanwhile,applied research should be encouraged.楊志明(1963-),男,白族,云南洱源人,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及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2 作者:《思想戰線——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昆明137~140G0文化研究楊志明20012001儒家文化拯救生態論直觀、片面地理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和實質,過高估計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世界意義和現代價值,明顯具有文化自戀傾向,而且始終停留在口號、宣言的層次上,給不出對這種建設性意見本身具有決定意義并可供當代環境保護實踐參考的應用方案,因而可疑。探討生態環境的拯救和保護問題,應當面對時代,放眼世界,充分利用當代的思想文化資源建構起新的人與自然協同進行、和諧發展的現代理論,并加強理論的應用研究。生態拯救/儒家文化/現代理論/應用性ecological conservation/Confucian ehtics/modern theory/applicability
2013-09-10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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