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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張載自然哲學對朱熹的影響
試論張載自然哲學對朱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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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所受影響應該首推二程。然而,朱熹受理學先驅者張載的影響如何?時人往往眾說紛紜,或以“程朱”合稱與張對立,或在論朱學淵源時,只言程,不言張。系統論及張朱關系的文章也寥若星辰。本文試從自然哲學的角度,分析朱熹對張載思想的消化,改造和接受,以求方家指正。
    一
  朱熹編選《近思錄》,把年輩先于二程的張載排在二程之后,這表明了朱熹的一種衡量,但這并不說明朱熹無視張載。張載對朱熹的影響可謂從朱的少年時代開始的。晚年的朱熹在給友人的信中回憶道:“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余載,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由此可見,十四五歲的少年朱熹就懷著異乎尋常的虔誠崇拜,開始潛心研讀二程的和張載的著作了。朱熹將張與二程并列看成是孟子之后的一代大儒,可謂評價之高,張載對朱熹的直接影響來源于三先生對朱的四書教育上,在三先生的指導下,朱熹開始閱讀《大學》和《中庸》以研究二程與張載的格物說與人性說。在《中庸》上,三先生選擇了先師張載,后師程頤的呂大臨的《中庸解》傳授給朱熹。朱熹在后來的講學論著中多次提到自己讀這本書的人性說所留下的最初印象:“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大臨)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歷奮發。”[(2)]“臣聞《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元yòu@①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己。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于明,柔者可進于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強而己矣。……今以魯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輒,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于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己。自此為學,方有寸進。”[(3)]呂大臨的人性論直接來自張載,他認為性無不善,但因氣稟的不同而有善有不善。變化氣質之性復歸天地之性,人人可得為圣人。張載的人性論使朱熹這個家道中落,寄人籬下的少年孤兒摒棄了自暴自棄,從而奮發努力,為學大進。從朱熹生平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不自棄文》中,可明顯看到青年朱熹對張載人性論中不自棄思想的自我理解和進一步發揮。朱熹師事的三先生中,劉勉之和胡憲的理學思想均是由張載的高足呂大臨上溯到張載那里,所以劉、胡二人特別注意向朱熹傳授張載的著作。其中劉勉之最早向朱熹傳授了張載的《西銘》。關于這件事,晚年朱熹曾提及,“橫渠《西銘》,實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視辭,病翁先生所作。”[(4)]張載的《西銘》與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并列為理學圣經,被理學家們一致奉為“原道之宗祖”,朱熹許多自然哲學重要觀點也深受其影響。胡憲在三先生中活得最長,故其影響非其他二人可比,朱熹從胡憲那里又接受了特別推崇張載之學的胡安國湖湘派的影響。張載對其《正蒙》一書極為重視,在《張載行狀》中有他對弟子說的一段話:“此書予歷年致書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己,其觸類廣之,則吾將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朱熹曾對胡憲推崇張載《正蒙》明顯表示贊賞態度。“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于《正蒙》,而玉峰亦曰,‘居散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5)]對于二程、李侗、楊時等人,他們重《西銘》而賤《正蒙》,反對張載《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恰恰相反,標舉《正蒙》則成為湖湘派的旗幟,朱熹對《正蒙》反復研讀,深思熟慮,作了許多自然哲學觀點的注釋,解釋為“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可見其受之影響不淺。可以說,朱熹這段時期的苦學,尤其是對張載《西銘》和《正蒙》的刻苦鉆研,為他日后集胡安國湖湘學和楊時東南閩學之大成,形成自己獨特的自然哲學思想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程曾批評張載有苦心極力之象,因為他的治學方法與一般理學家優游讀書方法有很大不同,其治學精神很是艱苦卓絕,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說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通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他經常“以知禮、成性、變化之氣質之道”教育弟子們。張載的身世不僅與朱熹有相似之處,其人格、性情、作風等等莫不深得朱熹贊賞與仿效。朱熹曾說“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學者少有能如橫渠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他將張載言論編入《近思錄》以啟示后學。人們往往劃分關學、閩學的門戶來看待張載與朱熹,其實這之間何嘗有什么門戶?!后來關學因張載去世而衰微了,但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統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寬博宏大的治學精神,卻由朱熹進一步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
    二
  北宋以后,出現了一股以王安石、張載等人為代表的否定僵固、沉悶、瑣煩章句訓詁之學的學術思潮,形成了一代“疑經惑古”的好風氣。作為理學先驅的張載,開創性地用自然與人類統一的思想為主導,提出了不少自然哲學方面的真知灼見。他特別針對長期以來儒家學者重人道而輕天道的現象,對自然之天進行深入而有效的探索,從而突破了傳統的思維方法框框。《宋史·張載傳》曾記載了他的一段話,“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于圣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他從科學、自然哲學的角度思考了大宇宙的問題,提出了以氣為本的自然生化論,對天文、地理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有些命題思慮精深,給后人以深刻的啟迪。當時,中國學術界留心自然科學問題的學者寥寥無幾。張載的這種視野和研究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給后來的朱熹以很大影響。具體分析之,兩人思想的主要連接點有以下幾方面。
  關于宇宙本體的問題。張載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太虛”的思想傳統,提出了“太虛即氣”的觀點,用以表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和運動的基本形態,他把“太虛”作為宇宙的本體,這是張載對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突出的貢獻。他曾這樣論述道。“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6)]一切現象由氣生成,太虛和萬物都是物質的氣的不同運動和變化的表現。關于“氣”與“太虛”、“萬物”的關系,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7)]“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8)]進而,他認為,氣之聚就形成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風雨霜雪,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等宇宙萬物,氣之散便返原為太虛。氣之時聚,時散,時有,時無,時隱,時顯,時明,時幽,都是氣的不同表現形式,物質只有存在形式的不斷變化,而不是物質本身的消滅,正所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9)]“形聚為物,形潰為原”[(10)]有形的具體萬物中由于不同條件的改變而或存或亡,不斷改變自己存在的形式。這里反映了張載杰出的自然哲學本體論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對張載本體論有批判,有吸收。他雖然不同意以氣為本,但是,他在解釋宇宙的形成和結構時,都是大量地借鑒和改造了張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他認為宇宙萬物中,只有地是有形的,而天和日月星辰都是沒有形體的。宇宙最初形成時,是混濁狀態,由水與火的交互作用,然后形成天、地、日、月、星、辰、風、霆、雷、電等等。地是氣中的濁氣,渣滓沉淀凝聚而成的天、日、月、星、辰;風則是氣中清氣,精華清揚而上升為九重之天。他具體描述道,“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于九,則極清極剛而無有涯矣。”[(11)]“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去,便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有在外常周環運轉。”[(12)]從朱熹這種天地形成之前,由于陰陽二氣循環如磨,而后生成萬物的觀點來看,對此張載“清氣成天,濁氣成地。”以及“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具達,清之驗之。”[(13)]之類的思想,朱熹不乏受到張載的影響,但朱熹的宇宙哲學較之于張載來說,更為深入,更富有理性和接近科學事實。
  關于天體運行規律的問題。張載在《正蒙》中,對天文、地理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了比較正確的解釋。他在書中寫道,“地純陰凝于中,天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系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徒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系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后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系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信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14)]張載在此提出了一些難能可貴的觀點。一是地球五星繞日旋轉。二是月球繞地球運行。三是提出了“動非自外”的觀點,認為日月五星不僅有自己運動的方面,還要受到外動的影響。四是認為天地都是左旋,有遲速的不同,據此解釋七曜的運動的現象。朱熹對張載這些觀點很是折服,他由此發揮道:“天之形園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后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前降而歸后;當夜則自右轉復左,將旦則自后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15)]應該說,朱熹在天體自然哲學這個問題上是得到張載觀點精髓的。
  關于自然界一些常規現象問題的解釋,張載也作了認真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他曾這樣描述道,“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己也。陰陽上,地日有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16)]“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驟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yì@②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17)]這些對自然界寒暑往來,潮汐漲落,風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現象形成的考察和分析,無疑是與張載的“太虛即氣”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上述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張載認為自然界中,是由于陰陽二氣的聚散合離,循環迭至,相激相蕩,上升下降而發生了潮汐的各種不同變化,這種分析是比較符合道理的。朱熹在這個問題上,也深受張載的影響。例如他在《朱子全書》中用物質的氣化學說解釋了許多自然現象。他認為,“水之極濁便成地,水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他還進一步指出,“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陰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郁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雷如今之爆杖,蓋郁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朱熹這類見解,有其觀察分析的猜想成分,但是不乏他對張載、沈括等人著作潛心研讀所體察出來的新意與創見。
  關于自然界事物的發展觀問題。張載在“太虛即氣”的本體論基礎上,將“一”與“兩”作為一對哲學范疇予以規定。他這樣表述,“一物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之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緒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18)]“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19)]由此可見,“一”是物質的氣,是指一個統一體,“兩”則是指陰陽兩個方面的對立物,“一”中包含“兩”,故有神妙變化之功,而“兩”又復歸于“一”,則又可發展變化無窮。沒有對立的兩端相感,就沒有統一體的“一”相合,所謂“二端,故有感。”同理,沒有統一體中的“一”相合,對立的兩端相互作用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謂“感而后有通,不有兩則無一。”互不相干的“兩”,不可能成一個統一體。朱熹對張載的“一故神,兩故化”的思想多次稱贊為“此語極精。”他對這個思想作了多次的解釋和闡發,“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原注:兩者所以推行于一,一所以為兩,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亦不可得而見矣。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橫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是這個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精,”[(20)]“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仔細看。……‘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卻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于行乎什佰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后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個,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仔細看。”[(21)]朱熹較好地解釋和發揮了張載關于“一”與“二”的自然界事物的發展觀。他深刻地闡明了“一”與“二”的關系是統一物中包含著兩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對立面,正是由于這兩個方面的既統一,又對立,才產生萬物萬事,才促使事物的發展,沒有“一”就沒有“兩”,沒有“兩”也就沒有“一”。在對立中認識統一,也即謂“推行于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就是所謂“一故神”。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對張載的觀點基本上全盤接收,并且是有所發展的。
  關于“天人合一”、“氣一分殊”和“理一分殊”的自然哲學命題。張載曾于學堂雙牖、東書“砭愚”、西書“訂頑”,以闡其思想之大要,程頤以為“砭愚”、“訂頑”之名易啟爭端,逐改名“東銘”、“西銘”,張載以其《西銘》著稱于世。此文字數不多,但意蘊無窮,隱括了儒學精要,表達了張載一些重要思想即哲學觀點。《西銘》起手便有一宏闊廣大的氣象,“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為天,坤為地,人與萬物皆由天地所生,乾坤乃一大父母,張載這一思想,由《周易》“大哉乾元,萬物旋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這個著名的自然哲學觀點化裁而出,是他的自然哲學思想核心內容之一。一個人是藐然微小的,但渾融著天地的氣性,充塞天地之間的氣構成了我的身體,也構成了天地萬物的形體,統帥天地萬物變化的是天地的性,也是我的性,這就是說構成我的身體的材料與構成天地的材料是一樣的。我的本性與天地的本性是一樣的。張載的這個觀點有著鮮明的“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自然哲學色彩,同時也自然而然引伸出“民,吾同胞,物,我與也。……”等等注意天人協調,保護生態平衡的自然哲學觀點。
  朱熹極端推崇張載《西銘》中的自然哲學思想,并且突出地提出,《西銘》的主旨是講“理一分殊”,《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西銘》大綱是理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以是一理了,只滾做一看。”[(22)]他認真詳細地給《西銘》作注釋,進一步發展了《西銘》的自然哲學思想,“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發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于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之厚以大天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23)]應該指出的是,張載從來沒有提出過“理一分殊”,他只有“氣一分殊”。可以說,“理一分殊”與張載的“氣一分殊”是對立的,朱熹利用了張載氣一元論的不徹底性和性論中的矛盾,把他的氣一分殊經過性一分殊變成了理一分殊。張載的“天地之塞,吾其體”,體現了他的“氣一分殊”思想,“天地之帥,吾其性”體現了他的“性一分殊”思想,他在《西銘》中用“人”的萬體得乎于“天”之一氣和“人”的萬性得乎于“天”之一性來論證天人合一,這是張載對前人這個自然哲學觀點富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但它還缺乏思辨的哲學論證。朱熹的《西銘解》則從自然哲學角度進一步將《西銘》思辨化,從本體論的高度將《西銘》中的觀點抽象概括為“理一分殊”。如果說《西銘》由氣一分殊到性一分殊,反映了張載自然哲學思想的某種倫理道德色彩,那么《西銘注釋》對于朱熹而言,則具有自然哲學的本體論意義,是他對理一分殊這個重要的自然哲學觀點的具體運用。自從程頤提出《西銘》是“明理一分殊”以來,從楊時到李侗都把“理一分殊”主要看成是一條倫理道德原則。于是,當時許多人就《西銘》中是否有理一分殊,有體無用,有仁無義等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一直沒能形成一致性的定論,朱熹《西銘解》則對此進行了充分的分析和定論,程頤的“西銘明理一分殊”的道統圣訓經朱熹的解說成了千古定案,至此,朱熹以“理一分殊”思想為其核心內容之一,進一步豐富自己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他對弟子曾這樣闡述道,“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24)]朱熹用《太極圖說》和《西銘解》兩篇文章構成了自己自然哲學本體論的主要框架。從朱熹的諸多論述,我們可以分析,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含有多層次豐富的自然哲學內容,如突出了普遍之道與特殊之理的統一關系;規定了本體之理與萬物之氣的統一關系;分析了本體之道與萬事萬物的統一關系;說明了一理之體與萬物之用的統一關系等等。由此可見,朱熹對張載的“天人合一”、“氣一分殊”等等自然哲學命題是十分認真學習、研究、分析的,并且有自己的創造、發揮、突破,達到了當時自然哲學的一個新高度。
  最后,應該說明的是,一、朱熹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觀點、作風,治學精神,治學態度和方法不可能只受張載一人的影響,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來稱譽朱熹自然哲學思想和方法影響的客觀性與直接性。僅就他的《楚辭集注》中的《天問》注而言,他不僅吸收了張載的有關觀點,而且引用《黃帝內經》、張衡的《靈憲》、沈括的《夢溪筆談》等等自然科學著作中的言論,回答屈原所提出的有關宇宙演化、宇宙結構的難題,并提出了自己的自然哲學觀點。
  二、張載與朱熹兩人的思想、觀點與方法均有各自的傾向,也有其自相矛盾之處,兩人之間有一致性,又有很大的差異性,朱熹雖然非常尊敬、推崇張載,但也不是完全接收,他采用的是批判地繼承的方法。張載的宇宙觀,認識論,辯證法等一系列思想觀點使朱熹自然哲學增添了不少唯物主義、自然科學和辯證法思想色彩,他的理性和意志,自覺原則和自愿原則統一等等思想也對朱熹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他輕視見聞之知的唯理論觀念以及先驗論的構造理論體系的方法、以及“法虛一大”等唯物主義觀念,同時受到朱熹的批判。從朱熹著作中看,他涉及到的自然哲學問題較張載面要廣,而且也深入得多。同時,他尚有一種“核其事實”的精神,既關心當時自然科學前沿的問題,又同時對此“思之至深”而“可驗”,引導學生閱讀自然科學書籍,言傳身教,進行了一些具體的實驗操作。朱熹較之張載有更強的自然科學意識和精神,為此,他的自然哲學方面的成就無疑要比張載大。總之,用歷史的眼光客觀而實事求是地分析張載對朱熹自然哲學的影響,這對于今天我們發掘傳統文化的精華,弘揚民族精神是有積極意義的。
  (1)《朱子文集》卷58《答宋深之》書一。
  (2)《朱子語類》卷四。
  (3)《朱子文集》卷四《乞進德札子》。
  (4)《朱子文集》八十四《書先吏部韋齋匯并劉范二公帖后》。
  (5)《宋元學案》卷四二。
  (6)《張載集》《正蒙·乾稱篇》第六三頁,中華書局版。
  (7)(8)(9)《正蒙·太和篇》第七頁。
  (10)《正蒙·乾稱篇》第六十六頁。
  (11)(15)《楚辭集注》卷三《天問》。
  (12)《朱子語類》卷一。
  (13)《正蒙·太和篇》第九頁。
  (14)(16)《正蒙·參兩篇》第十至十一頁。
  (17)《正蒙·參兩篇》第十一頁。
  (18)《正蒙·大易篇》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19)《正蒙·參兩篇》第二十頁。
  (20)(21)(22)《朱子語類》卷九八。
  (23)《西銘注釋》。
  (24)《朱子語類》卷一一六。
                         (責任編輯 沈焱)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社去土加右
  @②日加壹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059-064B5中國哲學史徐剛  19951995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059-064B5中國哲學史徐剛  19951995
2013-09-10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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