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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現代價值
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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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763(2006)04—0005—09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多民族經過長期的互相融合而形成起來的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各個民族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有他們各自的貢獻。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元互補的文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諸子百家的興起,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在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有“九流十家”。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對此作了很好的介紹和總結。在秦漢之際,法家和道家,曾先后一度處于統治的地位。后來,漢武帝重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個儒術已經不是孔子時候的儒術,而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吸收了陰陽家和道家等思想在內的宗天神學。隨著道教的產生和佛教的傳入,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便一直是道儒釋三教一方面互相對抗、互相斗爭,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從中華傳統文化的整個發展歷史來看,三教之間的相互對抗、相互斗爭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則是實質性的、主要的。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為了能在中國立穩腳跟,就必須中國化。而當時所謂中國化,就是道教化。所以當時的人們不太了解佛教和道教的區別,將浮屠與老子一起祭祀。認為黃老道教與佛教都是主張“清靜”、“無為”的,彼此完全是一致的。《后漢書》卷42《楚王英傳》說漢光武的兒子楚王英“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①。又稱漢明帝褒獎他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①《后漢書》卷30下《襄楷傳》稱襄楷復上書說:“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② 袁宏《漢紀》說:“浮屠,佛也。……其教……專務清靜,……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③ 因此,當時“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④ 之說,并未引起任何異議。到了兩晉以后,特別是宋齊之間,佛教勢力發展起來之后,三教之間的斗爭才開始逐漸興起;到唐代,這種斗爭才尖銳起來。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三教之教的相互融合,仍然存在。到兩宋以后,這種三教相互融合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在文化學術的發展上占據主流。所以,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由于道教與儒、釋之間既相矛盾和斗爭,又相吸取和融合,才推動了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華傳統文化,就必須對道教與儒、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但是,長期以來,國內外都流行著一種模糊的觀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一說到中華傳統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上。這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偏見,雖然由來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國的歷史事實,而且在學術上往往帶來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礙了我們全面地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因而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學術偏見。
  這種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偏見,可以把韓愈的道統論作為代表。韓愈在道釋二教都很興盛的唐代,依照道釋二教傳法世系的祖統說,虛構了一個儒家的道統論來與道釋二教相對抗,并以維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軻的道統自居,把道釋二教看成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主張對他們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辦法,予以徹底的消滅。這是一種極其幼稚而愚蠢的偏見,雖不正確,但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至今還束縛著有些人的頭腦,不承認道釋二家、特別是道教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這極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
  在這種學術偏見的影響下,長期以來,我們在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點僅僅放在儒家經典的研究上,無論是研究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還是資金的投入,研究課題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側重儒家,而對道佛二教的研究則很不重視,特別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見絀,根本沒有把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致過去有些名為“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實際上并未全面探討整個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其中除儒家的哲學思想之外,既看不到道佛二教哲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也看不到各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與我們這個多民族和多宗教國家哲學思想發展的實際狀況不太相符。特別是我們的道教研究和國外某些國家相比,還顯得很落后,這與我們作為道教文化的故鄉來說,也是極不相稱的。“文革”以后,這個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道教研究開始提上議事日程,研究課題列入了國家項目,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加強了研究人才的培養,現在研究隊伍也在逐漸形成,并在逐步發展和壯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經問世,引起了社會的矚目。于是,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問題,便成為人們強烈關注的問題,這使人們很自然地注意到了魯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樣一個科學論斷。對魯迅先生的這個科學論斷在具體理解上雖然尚不完全一致,但它說明了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的重要地位這一點,則是非常明確的。根據這個論斷,我們也可以說,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
  為什么說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呢?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個方面,道教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懷抱中誕生,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乳汁養育而成,它在創建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不少中華傳統文化作為它的營養成分,成為它的思想淵源的一部分,這里可以舉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道家思想。道家與道教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先秦道家,是以老莊為代表的一個哲學派別,而道教乃是東漢形成的一種宗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為重要的思想淵源之一,道家哲學乃是道教的理論基礎之一。道教創立的時候,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并規定它為教徒們必須習誦的功課。《道德經》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視為超時空的天地萬物的根源,既有宇宙本體的意義,也含有規律的意義,其界屬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以對它作出不同的解釋。在《莊子·大宗師》中,更把“道”解釋成為“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并謂“黃帝得之,以登云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⑤ 這種以“道”為萬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長生久視、成為神仙的思想,為后來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從宗教的角度把“道”說成是“神異之物,靈而有信”⑥,“為一切之祖首,萬物之父母”⑦,并與神秘化了的元氣學說結合起來,認為“道”是“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⑧,無形無名,有清有濁,有動有靜,“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⑧,宇宙、陰陽、萬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還把老子也看成是由“道”化生的,這種思想在道教正式成立之前就有了,東漢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章帝(公元76-88年在位)之際,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其中便有“老子者,道也。乃生于無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六虛,出入幽明,觀混合之未判,窺清濁之未分”⑨ 的記載,把老子與道合而為一。道教繼承并發揮了這一思想。在道教的早期經典《太平經》中便說:“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明所共師者也。應感則變化隨方,功成則隱淪常住。住無所住,常無不在。……周流六虛,教化三界,出世間法,在世間法,有為無為,真不畢究。”⑩ 傳為張陵所著的《老子想爾注》(一說為張魯所著)中,也把老子作為“道”的化身,稱“一者,道也”,“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11)。《云笈七簽》卷一《道德部》之《總敘道德》引葛玄《五千文經序》說:“老君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無地,終始不可稱載,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氣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持之以朗照,天地稟之得生……故眾圣所共宗。”(12) 其后南宋謝灝在《混元圣紀》、《太上老君年譜要略》、《太上混元老子史略》等著作中反復地說:“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萬教之宗元,出乎太無之先,起乎無極之源,經歷天地,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者也。其隨方設教,歷劫為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然垂世立教,應視之跡,昭昭然若日月。”(13) 又說:“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本根也。……化生諸天,成就世界,莫知其大,強目曰‘太’;莫知其高,強目曰‘上’;首出無極,仰之曰‘老’;宰而無我,主之曰‘君’,故曰‘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焉。”(14) 又說:“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萬道之宗,乾坤之根本,天地之精源。”(15),又引唐尹文操的話說:“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跡有內外不同,由能應之身或異也。”(16) 并稱他“秉生成之柄,鎮造化之原,故在天為眾圣之尊,在世為萬教之主。謂之老子者,道之形也,應既不一,號亦無量,或三十六號,或七十二名。”(17) 于是,老子與道在道教中便被神化為眾生信奉的神靈。“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因而作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陰陽之主宰,萬神之帝君”。這說明哲學家老子與哲學范疇的“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為天上的神靈,信道也就變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它的核心,其它的教理教義和各種修煉方術,都是圍繞這個核心而展開的。它之所以命名為“道教”,也與它的基本信仰是“道”有著密切的關系。上述一切,都說明道家與道教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道家雖是先秦以老莊為代表的一個哲學派別,但在東漢以后就為道教所繼承和發展了,從道教產生時起,研究老莊思想的,相當多的人都是道教徒,闡述和注釋老莊的許多寶貴著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叢書《道藏》之中。這些道教徒對老莊思想的闡述和注釋,雖然不免帶有一些宗教性的曲解成份,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精華,不可忽視。老子及其學說之所以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與道教對它的繼承和發展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道教的繼承和發展,那么,老子及其學說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將是另一回事了,正因為道教文化繼承和發展了道家文化,它們之間具有如此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人們習慣上常常把道教也稱為道家。
  第二,儒家的倫理綱常思想。這種倫理綱常的核心是“三綱五常”。所謂“三綱”,《白虎通義·三綱六紀》說:“三綱者,何謂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唐孔穎達《禮記·樂記》疏引《禮緯·含義嘉》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合稱“三綱”。所謂“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規范。二者合起來統稱“綱常”。南宋朱熹說:“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18) 又說:“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19) 儒家把這種倫理綱常思想看作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道德關系,是天經地義的永恒不變的“天理”,誰也不能違反。這種倫理綱常思想,也為道教所繼承和發展。在道書中,雖然很少提到“三綱五常”的名稱,但卻大肆宣揚這種倫理道德思想。道教在宣揚這些倫理道德的時候,往往和它的長生成仙思想結合起來,所發生的實際效用比儒家更大。葛洪在《抱樸子內篇·對俗》中說:“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天師教誡科經》說:諸欲修道者,務必“臣忠、子孝、夫信、婦貞、兄敬、弟順”。道教的許多戒律,都有不少類似的規定。特別是在道教的早期經典《太平經》里,還將“天地君父師”合為一體。(20) 這在當時的儒家經典中尚未如此,而這正是后來社會上“天地君親師”信仰的由來,其影響甚為深遠。《太平經》還將這種倫理道德規范與它的“承負說”聯系起來。它認為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為弟子當順。如果“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余責于地下。”(21) 又說:“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為大事,以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為最惡下行也。”(22) 由此可見,道教不僅把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吸收過來,而且把它納入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為維護封建的社會秩序發揮更大的特殊作用。
  第三,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過:道教思想是“本諸墨氏,源遠流長”(23)。墨子提倡尊天明鬼,這種思想顯然被道教所吸收,這方面無須多加說明。此外,墨子還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這些思想對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的影響,也是明顯的,王明先生對此作過專文的論述。在拙著《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一卷第三節的第八個問題《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和拙著《道教文化新論》中,也對這個問題作過論述。還有,道教的有些神仙方技和變化方術,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樸子內篇·金丹》篇記有《墨子丹法》,《暇覽》篇記有變化之術的《墨子五行記》,稱“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葛洪還把墨子列入《神仙傳》,說他外治經典,內修道術,精思道法,想象神仙,后得神人授書,“乃得地仙”。可見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過去許多學者認為墨家學說在秦漢以后就中絕了,失傳了。實際上,它并未中絕,也并未完全失傳。到哪里去了呢?被道教吸收進去了,它的許多內容,特別是尊天、明鬼之類的宗教內容,在被道教吸收以后,仍在社會上流傳。
  第四,《易》學和陰陽五行思想。《易》本來就是一種卜筮之書,這種占卜之術,為后來的道教所承襲。《易經》里卦象的推演,蘊含著變化的觀念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這些觀念和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經》里作了很好的發揮。宋代學者邵雍就說過:“老子知《易》之本。”(24) 說明道家和《易》早有密切關系。東漢時候,道教的早期經典《太平經》,就是“以陰陽五行為家”。而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乃是假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來論述修仙的方法,對后世道教的影響甚大,被稱為“萬古丹經王”。此后,以《易》學和陰陽五行思想闡發道教的內外丹法的道教學者,更是絡繹不絕。
  第五,讖緯之學。陰陽五行思想起于先秦,漢代從董仲舒起,就開始以這種思想解經,逐步形成讖緯之學。西漢末至東漢初,讖緯之學盛行,儒生與方士合流,以陰陽五行推驗災異禎祥。這種讖緯思想,許多都為道教所吸取。道書中,有些是直接從讖緯書中搬用過來的,連文字都未作多少改變。如《河圖紀命符》說:“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翛紀。……又人身中有三尸……每到六甲窮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罪過。過大者奪人紀,小者奪人翛。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25) 這類神秘的東西,幾乎原封不動地被道書所引用。其他如《龍魚河圖》中關于天人相互感應和呼神(五岳神、四海河神、五官神)可以防病卻鬼,《河圖稽耀鉤》與《河圖帝覽嬉》中關于星象預示吉兇之說,以及《河圖括地象》與《尚書帝驗期》中關于昆侖山是圣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為賜授仙經、指引修道之神等等,皆為道教所承襲。
  第六,古代鬼神思想。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將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視為神靈,并對它們進行祭祀和祈禱等崇拜活動,由此逐漸形成了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靈系統。道教承襲了這種神鬼思想,并不斷將許多神靈納入道教的神靈之中,成為道教崇奉的神靈。
  第七,巫術和神仙方術。古代殷人認為,卜筮可以決疑惑,斷吉兇,巫師能交通鬼神,這種依仗巫術祈福禳災的方式遂為道教所吸收。戰國以后神仙方術漸盛,神仙思想在《莊子》和《楚辭》里已屢見不鮮。稍后,在燕齊一帶出現了鼓吹長生成仙的方士,利用戰國時齊人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解釋他們的方術,從而形成了所謂神仙家,即方仙道。傳說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鄭伯僑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以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術皆為道教所承襲,神仙方術演化為道教的修煉方術,方術士亦逐漸演化為道士。
  第八,黃老思想。黃老學說起于稷下道家,他們同時尊奉傳說中的黃帝和老子為道家創始人。至漢初,文景以黃老之術治天下,治黃老之學者蜂起。黃老思想包含很多神秘主義的因素,加以治黃老之學的學者中,本來就有許多方士,他們以神仙長生思想和陰陽五行學說對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釋,使黃老之學與神仙方術相結合,而向神仙方術的方向發展。至東漢,進一步將黃帝、老子神秘化,又由著重尊崇黃帝,轉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漸形成奉老子為神明的黃老道,并與方仙道逐步合流,成為道教的前身,當時道教的一個主要派別太平道,其創始人張角,最初就是屬于黃老道的信徒。
  以上事實,說明了道教的思想來源是多方面的,它對中國古代的許多傳統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馬端臨稱它是“雜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許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匯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經典留存下來,得以流傳至今。這便是為什么說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道教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又對我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過巨大而復雜的輻射作用,留下了它的深刻影響。某些影響至今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構成中仍然不可忽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中國學術思想的領域來看,道教在歷史上曾產生過許多著名學者,如晉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李筌,五代十國時的杜光庭、譚峭,宋代的陳摶、張伯端、陳景元、白玉蟾,元代的俞琰、杜道堅、張雨、雷思齊,明代的張宇初、趙宜真、陸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當代的陳攖寧等等,他們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貢獻,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道教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儒釋之間產生了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爭,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從而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的內在融合與發展。譬如被稱為儒學發展最高峰的宋明理學的形成,即是儒學家吸收了道佛二家思想影響的結果。唐代道教學者司馬承禎所倡導的守靜去欲理論,本身既吸收了儒釋的思想,后來又為宋儒所吸取。北宋著名理學家周敦頤、邵雍等人的學說,都淵源于道士陳摶。早在南宋初,朱震在《漢上易解》中已具體指出了這種傳承關系。當代著名學者蒙文通先生寫過一篇《陳碧虛與陳摶學派》并《附:陳圖南學譜》(26),更加系統地論證了宋代理學家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的學術思想都來源于道士陳摶,并指出陳摶對整個宋代的學術思想都有影響。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對道教經典也下過許多搜集整理和研讀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鄒訴”為《周易參同契》作注,并對《陰符經》也作過考訂。嘗自謂“清夜眠齋宇,終朝讀道書”,足見他對研讀道教經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圖式論和守靜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綱常名教和佛教哲學思想相結合,從而構成了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可以說,宋明理學乃是道、儒、釋三家思想的結晶。所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就很難認識中國學術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發展和演變的規律。
  第二,從文學藝術領域來看,道教對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也有非常深刻而突出的影響。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長生成仙。這種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學領域中,成為文學的重要題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為題材的作品,充滿于詩、詞、歌、賦、戲劇、小說等各種文學形式之中,數量甚多,作者亦不少。魏晉南北朝的“游仙詩”,是抒寫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種詩歌,以郭璞為著名的代表,在《文選》中被列為文學體裁之一,以后不斷有人為之。唐代道教興盛,反映在詩歌中,以神仙思想為題材的作品相當多,成為唐代詩歌門類之一。偉大詩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其部分詩作堪稱神仙詩門的代表,人們稱他為“詩仙”,他也以“謫仙人”自居。李白晚年,就北海高天師受道箓于齊州紫極宮,正式成為道士。在宋代詞作當中,反映道教活動題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而且不少規定作詞體制的詞牌,其得名即來源于道教的有關神仙故事。例如,《鳳凰臺上憶吹簫》,因《列仙傳》蕭史與秦穆公女弄玉吹簫引鳳故事而得名;《解佩令》因江妃二女解佩與鄭交甫的故事而得名;《惜分釵》因道士楊通幽于蓬萊仙山見楊貴妃,取回金釵之半給唐明皇的故事而得名。從這類事例當中,可以看出道教對宋詞的影響是廣而深的。在元代戲曲當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戲曲特別突出,文學史家稱之為“道劇”。明代戲曲理論家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分元曲為十二種,“神仙道化戲”為其中之一,專門演述神仙度化和飛升的故事。例如,《張天師夜祭辰鉤月》、《張天師斷歲寒三友》,皆是寫張道陵故事的;《黃粱夢》,是寫鐘離權度化呂洞賓的;《岳陽樓》、《城南柳》,是寫神仙人物呂洞賓故事的;《鐵拐李》、《藍采和》、《升仙記》等,都是寫八仙故事的;《陳摶高臥》,是寫道士陳摶故事的;《任風子》,是寫馬丹陽度人故事的。這類神仙道化戲的作品數量很多,影響很大,作者以元代著名戲曲家馬致遠為代表,被稱為“萬花叢里馬神仙”。明代的神魔小說中,屬于道教神仙人物故事的也不少。除散見于“三言兩拍”中的若干短篇之外,長篇以道士陸西星所作《封神演義》(一說為許仲琳所作)為最著,此外,還有吳元泰的《東游記》、余象斗的《北游記》,鄧志謨的《鐵樹記》、《飛劍記》、《咒棗記》等等。上面是就道教神仙思想對文學的影響來說的。道教對文學的影響,不僅反映在題材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文體上。如《步虛詞》這種文體的來源,據《異苑》的記載,乃陳思王曹植游山,忽聞空中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文學家和道教學者又根據步虛聲,進而作《步虛詞》。唐吳兢《樂府古題解》謂:“《步虛詞》,道家曲也,備言眾仙縹緲輕舉之美。”道士齋醮贊頌時,常以道家法曲腔調,諷頌步虛詞。還有一種文體叫“青詞”,亦稱“綠章”,這種文體為道教舉行齋醮時,呈給天神的奏章表文,用青藤紙書朱字,故謂之“青詞”。明代道教盛行,道士寫青詞,文人亦寫之,明世宗時大臣詞臣爭以青詞邀寵,如顧鼎臣、夏言、嚴嵩、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郭樸等,皆先后以青詞得寵,卒至入閣,以至有“青詞宰相”之譏。此外,道教對中國音樂、書畫、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精神,均有重要影響。例如,道教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審美傾向就有重大影響,為傳統藝術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
  第三,從科學技術的領域來看,道教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道教為了實現其長生成仙的理想,從其開創時起,便十分重視修煉方術,試圖通過各種方術,來達到它所追求的目標,雖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幻想,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客觀上卻在中國科學技術的有關領域積累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材料,這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丹鼎派的道士們,為了煉制出長生不死之藥,積極從事煉丹活動,對各種丹術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在這方面,他們留下的著作甚多,在這些資料里,雖然科學思想與神仙思想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其中合理的菁華是絕不能否認的。而且正是這種煉丹術的發展,為近代實驗化學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可以說它是近代實驗化學的前驅。漢末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便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為我國古代化學、氣功學、養生學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在東晉葛洪的《抱樸子內篇》中,有關于物種變化的一些論述,還具體介紹了許多煉丹的方法,對化學和生物學都是極為重要的貢獻。許多道教學者往往兼攻藥物學和醫學,葛洪就明確地指出,古之初為道者必須“兼修醫術”(27),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醫學專著。唐代道教學者孫思邈,更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們在醫學、藥物學方面的貢獻,都是應當肯定的。道教的養生術與預防醫學緊密結合,作為卻病延年的重要手段,在道書中的論述頗多,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導引、行氣、服食、房中、按摩、居處、養性等等許多方面,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值得我們認真發掘和整理。道教的內丹修煉方術,專講人體內精、氣、神的修煉方法,在宋、元時期,這種方術特別盛行,名家輩出,論著甚多,為我國氣功學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總而言之,道教在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史上有它的獨特作用,并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科學技術方面的寶貴遺產,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見的現象,有待我們認真地總結。
  第四,從政治領域來看,道教的社會影響更為廣泛。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方面是上層統治者常常利用道教為鞏固他們的封建統治服務,因而長期以來,道教均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參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斗爭,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爭權奪位出謀劃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有的道教徒雖“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甚至還有“山中宰相”之稱,有的以“終南”為仕途之捷徑,担任朝廷重要官職,出入宮廷,輔佐王政,道教遂成為上層統治階級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許多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也曾利用道教作為農民起義的組織形式,并利用道教經典中的某些思想作為他們發動起義的思想武器。漢末的黃巾起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證,此后利用道教起義的絡繹不絕,甚至還建立了地方政權,統治一個地區幾十年,如漢末五斗米道的首領張魯在漢中地區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權,統治了巴、漢一帶將近三十年,史稱“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在當時社會動亂、軍閥混戰的局面下,漢中成了人民避難的“樂土”,不少人都投奔這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又如西晉時李雄在成都地區建立的成漢政權,凡經六世四十六年(從西晉惠帝永寧元年起兵,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為桓溫所滅,即從公元301年至347年),主要也是靠天師道的支持。這個政權在天師首領范長生的輔佐下,刑政寬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擁護,“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28) 所以,道教在下層群眾中的影響,也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由此可見,道教與過去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五,從道德倫理的領域來看,道教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很突出。道教是一個十分重視倫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勸善書,包括功過格等,其中包含了許多對當時的社會來說是合理的倫理道德思想,這些內容不僅對道教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等諸方面,都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它的各種勸善書,在社會上流傳很廣,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士大夫也對它贊不絕口,為之作注者難計其數,其影響不可低估。
  第六,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這些領域來看,道教在這些方面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例如,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以得道為人生的最終目的,這種人生哲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傳統,歷史上許多道教徒為了得道求道,自覺拋棄人世間的一切物質享受和功名利祿,甘于恬淡素樸的生活,安貧樂道,刻苦磨煉,主動忍受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這種傳統,通過具有民族風格的宗教形式,長期傳播于社會,對形成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歷史上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隱士”風范的人物,莫不以安貧樂道、唯道是求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他們立身行事,本著“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的原則,“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視富貴如浮云。他們的言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社會風氣。盡管他們所追求的道,與道教徒所追求的道,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這種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學的根源,與道教卻有密切的關系。其次,道教是以長生成仙為其最終目的,因此,它竭力倡導重生、貴生、熱愛現實的人生。葛洪在《抱樸子內篇》卷三《對俗》篇說:“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虛,以飛騰為勝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29) 他確信人的壽命長短,不是上天所決定的,人們通過修煉可以達到長生不死,并在同書卷十六《黃白》篇中引《龜甲文》說:“我命在我不在天。”(30)《老子西升經》亦稱:“我命在我,不屬天地。”(31) 這些思想表明了道教長生不死信仰的特點,既與佛教悲觀厭世思想不同,又與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聽天由命思想有很大的區別,它是鼓勵人們積極征服自然、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思想經過道教的長期宣傳,深入人心,不能不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使人定勝天的信念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再次,道教還奉行《道德經》里“知常容,容乃公”(32) 的準則,主張寬容、謙讓,虛懷若谷,反對自矜、自足、自大、自伐,反對驕傲自滿,這種精神集中體現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態度,融攝百家,像海納百川一樣,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沒有儒家那種視自己為正統、別人為異端邪說的排他性。這種文化心理的發揚,形成了中華民族開闊的文化胸懷,容易吸收各種先進文化以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夠經久不衰,而且愈來愈繁榮昌盛。
  第七,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方面來看,道家和道教文化所起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例如,我們大家都承認自己是黃帝子孫,這個思想的淵源,就和道家與道教有極其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33) 的,他并不談論黃帝,也沒有說自己是黃帝子孫。儒家所信奉的最古的史書是《尚書》,或者叫做《書經》,儒學家說它是由孔子親自整理而成的,當然可以代表儒家的歷史觀。這部書的開頭第一篇是《堯典》,然后是《舜典》,可見儒家講歷史是從堯舜講起的,這與孔子“祖述堯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反,道家講歷史,則是從黃帝講起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史記》。《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他是屬于道家學派的學者。為什么這么說呢?有司馬遷自己的敘述為證。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習道論于黃子”。所謂“黃子”,《集解》徐廣注說:“《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史記·儒林傳》記載了他在漢景帝時與儒林博士轅固生當著漢景帝的面為湯武是否受命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爭辯,他堅決反對儒生的觀點。可見,司馬遷的父親以及他父親的老師,都是屬于道家學派的學者。所以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批評“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批評“墨者儉而難遵”,批評“法家嚴而少恩”,批評“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唯獨對道家最為推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34) 至于司馬遷本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35),講歷史,則“自黃帝始”。《史記》的開宗明義第一篇就從黃帝的本紀說起,認為堯舜都是黃帝的后代,與《尚書》所講的歷史完全不同。在《史記·封禪書》中又說:“黃帝且戰且學仙”,后來乘龍上天。所以黃帝歷來是道家和道教所崇拜的人物,正統儒家對這些說法是很難接受的。因而歷來總是“黃老”并稱,從來還沒有人把黃帝與孔子聯系在一起而并稱“黃孔”的。在道家和道教的著作中,往往大肆宣揚黃帝,為黃帝樹碑立傳。僅《莊子》一書的許多篇章如《在宥》、《天地》、《天運》、《胠篋》、《大宗師》等等,都講述過黃帝的事跡,更不用說后來稷下黃老學派了。而道教更明確是以黃帝為“道家之宗”,故道教典籍中有關黃帝的記載,真是不勝枚舉。《道藏》第五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一,就是以《軒轅黃帝》開頭,該冊第32-35頁還另有《廣黃帝本行記》,《藏外道書》第18冊又收有《軒轅黃帝傳》,其他托名黃帝所撰的道書也很多。相反,在正統儒家的經典中,談到黃帝的時候則比較少。而他們所宣揚的那一套堯舜之道,普通老百姓對它的了解并不多,其影響甚微,不像黃帝的影響那樣廣泛,廣大同胞和海外僑胞不分男女老少,莫不以自己同是黃帝子孫而彼此心心相印,互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以黃帝為祖宗,這是家喻戶曉的事。這個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血濃于水”的這種民族感情比什么都珍貴,它是我們幾千年來戰勝一切困難、越過無數險阻、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顯示著它強大的生命力。
  除以上所講七個領域之外,道教對民間的風俗習俗和民間信仰,也有重要的影響,如崇拜三官、灶神、城隍神、土地神、財神、雷神、八仙、媽祖等,都和道教有密切關系,這里就不再詳細地講了。
  懂得了以上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就不難明白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道理了。
  21世紀,世界經濟將向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各國人民之間相互往來必將日益頻繁,在文化發展方面,也將走向東西方文化的相互溝通、相互對話和相互交流的局面,雖然彼此之間的相互矛盾和斗爭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也會存在彼此之間的相互吸取和相互補充。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傳統文化,以及這一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的道教文化,也必然會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關注,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其中的許多合理思想,可以作為西方文化的借鑒,并為全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現代價值。這里不準備對此展開全面的論述,僅就幾個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第一,在個人的人生價值觀方面,道教文化認為人生的價值不在于個人名利,而在于尊道貴德,唯道是求。為了求道,必須保持恬淡無欲、歸真返樸的思想,不為個人名利等外物所累,不為自己的私欲而心神不安,始終保持一種“知足常樂”的高尚情操。如果人人都信守道教文化所倡導的人生準則,整個社會風氣就將大大好轉,人們的思想素質也會大大提高,并從金錢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更好地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體現人的真實價值,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二,在人際關系方面,道教文化主張濟世度人,強調在人與人之間要實行互助互愛,要“憫人之兇,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36)。反對“智者”欺負“愚者”,“強者”欺負“弱者”,“少者”欺負“老者”,認為這是與“天心不同,故后必兇也”(37)。它還認為“天道助弱”(38),“天之道”是“損有余而補不足”(39),主張實行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均主義原則。如果人人都按照道教文化這些思想辦事,就可以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使整個社會和諧有序;也可以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大國和小國、強國和弱國、富國和窮國和平共處,整個世界自然也會得到安寧。
  第三,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道教文化則從“天人合一”的思想出發,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強調“道法自然”(40),“自然之道不可違”(41),因而主張人應當愛護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順應大自然本身的客觀規律辦事,才能使人類社會得以持續發展,否則就將作繭自縛,必然危害人類自身,最終將被大自然把整個人類從“地球村”開除出去。
  由此可見,道教文化中確有不少救世良方,其現代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展望未來,為了全人類的幸福,我們在弘道的征途上應當是任重而道遠的,希望地無分南北,人無分東西,大家都能夠攜起手來,團結一致,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使我們的道教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注釋:
  ①《后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5冊第1428頁.
  ②《后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4冊第1082頁.
  ③《后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5冊第1429頁.
  ④《后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4冊第1082頁.
  ⑤《莊子集釋》第一卷246-2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
  ⑥司馬承禎《坐忘論》,《道藏》三家本第22冊第896頁.
  ⑦《妙門由起序》,《道藏三家本》第24冊第721頁.
  ⑧吳筠《玄綱論》上篇《道德章第一》,《道藏》三家本第23冊第674頁.
  ⑨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影印本1958年版.
  ⑩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頁.
  (11)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年版第13頁:“載營魄抱一能無離”注,香港大學出版社.
  (12)《道藏》三家本第22冊第4頁.
  (13)《道藏》三家本第17冊第780頁.
  (14)《道藏》三家本第17冊,第793頁.
  (15)《道藏》三家本第17冊,第895頁.
  (16)《道藏》三家本第17冊,第805頁.
  (17)《道藏》三家本第17冊,第900頁.
  (18)《朱文公集·讀大紀》.
  (19)《朱子語類》卷24.
  (20)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35頁.
  (21)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05-406頁.
  (22)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06頁.
  (23)章太炎:《章氏叢書檢論》第三.
  (24)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四庫全書》本.
  (25)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輯《緯書集成》下冊第119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載《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369-382頁.
  (27)王明《抱樸子內篇校譯》第2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28)《晉書》卷121《李雄載記》,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0冊第3040頁.
  (29)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第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30)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第26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31)《道藏》三家本,第11冊第506頁.
  (32)《道德經》第16章.
  (33)《中庸》第30章.
  (34)《史記》,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版,第10冊第3289頁.
  (35)裴骃《史記集解序》引班固之言,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版,第10冊第1頁.
  (36)《太上感應篇》.
  (37)王明《太平經合校》第695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
  (38)王明《太平經合校》第703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
  (39)《道德經》第77章.
  (40)《道德經》第25章.
  (41)《陰符經》.

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長沙5~13B9宗教卿希泰20062006
道家/道教/傳統文化/現代價值
  Taoist school/Taoism/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 value
The Position and Modern Value of Taoism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QING Xi-tai
  (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This essay explained that the ba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Taoism through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ly, Taoism adopted the attitude of incorporation towa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econdly, it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Besides that, it elaborated modern value of Taoism via the discussion of personal life values, individual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從道教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和對我國思想、社會各個領域都產生過巨大而復雜的輻射作用兩個方面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道理,又從個人人生價值、人際關系、人與自然關系三個方面論述了道教文化的現代價值.
作者: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長沙5~13B9宗教卿希泰20062006
道家/道教/傳統文化/現代價值
  Taoist school/Taoism/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 value
2013-09-10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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