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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研究的新趨勢  ——2001年北京大學東方學國際研討會綜述
東方學研究的新趨勢  ——2001年北京大學東方學國際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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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D 〔文章編號〕1671-0215(2001)-0089-04
  為了弘揚東方文化,總結和汲取20世紀以來全球東方學研究的理論財富,推動中國東方學 研究在新世紀的發展,促進中外東方學界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與互補,北京大學于20 01年5月16日至18日舉行“東方文學與東方文化——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展望”[1]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圍繞這個主題分別就以下議題進行研討。
      一、關于東方文化
  (一)東方文化綜合研究 北京大學趙杰教授在《東方文化的魅力和東亞文化的精髓》一文 中 認為,面對人類千年嬗變和東西交流時空交叉點上研究東方學和東方文化,確實具有重要的 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東方文化在21世紀發揮的作用將遠比20世紀要大,這已經成為全世界 學者的共識。21世紀東方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一是因為,人類從數千年農業文明跨向千余 年的世界文明,本身就是從東方田園牧歌式的和睦文化向西方機器轟鳴式的競爭文化的過渡 ,而世界文明走到了環境污染和弱肉強食的盡頭,必然又要尋找新的文明形式,這種文明, 又是以原有的東方精神文明為基礎,但又是經過工業文明洗禮的更高層次的文明,它是以中 國古代“天人合一”理論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另一魅力是精神文明對于人的極端重要性,人 對戰爭和強暴的控制能力即人與人之間的“和合”(和睦、合作)文化以及豐富人的素質的精 神追求等。揚州大學魏善浩教授在《東方神話——東方文化源頭論》中指出,東方神話是東 方文學與東方宗教的共同源頭。對東方神話的研究,是對東方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 民族歷史的最深層的研究,是東方文化的尋根與探寶之旅,定能獲得古樸的審美享受和深入 的理論思考。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劉富賢研究員在《東方文化與東方儒學》中認為,東方是帶 有相對性、多歧性和不確定性的一個概念。從內涵上講,它既是地理的,又是民族的和文化 的,同時也帶有某種政治的含義。通常講文化圈,主要是就歷史文化傳統方面講的。就此, 人們把東方分為中國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這三大文化圈。這也就是東 方文化的三大體系。其中中國文化圈也叫儒學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儒學是一 種世界性精神文明資源,是當今東方學和東方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內容。東方各國及東西 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將為儒學發展提供新的前景。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文化研究中心李琛研 究員《東方智慧的現代闡釋與運用》一文中說,東方智慧是人類對宇宙、生命、人之本質探 索思考的結晶。它是古代西亞、埃及、印度、中國等古老民族的文化瑰寶,涉及自然科學和 人文科學的諸多學問。
  (二)東方文化專題研究 東方文化包括許多子文化,對子文化專題研究是東方學的主要特 點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扎拉嘎研究員在《早期中國文化板塊探略》中認為,在舊石器時代 晚期中國可以分為兩個主要的文化板塊。其一,秦嶺以南的以摘取植物果實和挖掘植物根莖 為生活主要來源的,采集經濟型文化板塊。南方的巫文化即起源于這個采集經濟型文化板塊 ; 其二,秦嶺以北的以捕殺野生動物為生活主要來源的,狩獵型經濟文化板塊。北方的薩滿文 化即起源于這個狩獵經濟型文化板塊。南京國際關系學院張德福教授在《印度文化在亞洲的 傳播》一文中說,印度(包括現今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是印度河文明的發祥地。五千年來 ,特別是公元前后的兩千年間,印度文化呈放射狀不斷向外傳播,幾乎亞洲所有國家和地區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文化傳播的內容包括宗教、語言文學、藝術、禮 儀習俗、政治體制以及社會制度等。北京大學劉曙雄教授在《20世紀伊斯蘭世界文化思潮 淺議》一文中,從文化的角度審視20世紀的伊斯蘭世界,揭示影響和推進歷史過程的文化動 因,認為20世紀伊斯蘭世界出現的民族主義、現代伊斯蘭主義、世俗主義和伊斯蘭社會主義 因和伊斯蘭文化融合而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北京大學顧巧巧副教授的《埃及社會的阿拉伯 化和伊斯蘭化》一文對埃及社會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的過程、動因和影響進行探討。中國外 文局張暉講師在《論世界四大文化圈和“波斯——阿拉伯”文化體系》一文中認為,波斯文 化是獨立的文化體系,形成自己的文化圈。波斯文化體系與阿拉伯文化體系相并列。由于波 斯和阿拉伯兩個文化體系在各自形成的過程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因而可以合二為一, 稱作“波斯——阿拉伯文化體系”。日本愛知文教大學陳德文教授在《日本文化的美意識》 中認為,古代的日本文化是從學習和模仿中國文化發展起來的。可以說,中國文化是日本文 化的乳母。然而,這不等于說日本文化就沒有自己的特色。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的精神文 化融入西方文化的諸多要素,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島國文化態勢。北京大學博士生張旭東 在《英國殖民時期緬甸文化和英國文化互動研究》一文中說,緬甸文化是多種文明相互作用 結合的產物。在英國殖民時期內,緬甸文化和英國文化相互影響和作用,最終形成現代意義 上的緬甸文化。
      二、關于東方文化交流
  (一)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研究 北京大學王邦維教授在《印度佛教的付法藏故事及 其在中國的流傳和影響》一文中說,印度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入中國,此后三四百年間,來華 的 僧人和翻譯出的經典漸多,中國人對佛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其中也包括付法藏的故事。印 度佛教的付法藏故事由此在中國得到廣泛的流傳。美國《世界弘明哲學季刊》主編恒毓博士 《梵文與中國佛教》一文認為,佛教源于印度,但是在中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形成了 “中國佛教”這一佛教形態。蘇州鐵道師范學院王燕副教授在《從中國戲劇形態的演化看中 印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中說,在對中國戲劇的發生、發展進行淵源追溯時,有學者執“印度 輸入”說,中國戲劇中林林總總的“目連”關目均取材于佛經;中國戲劇習見的“大團圓” 式結局,與印度傳統宗教觀念中以“輪回”為表象的圓形循環時空橫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等 等。
  (二)中國文化與南亞、東南亞、東亞文化的交流研究 北京大學傅增有副教授在《中泰文 化交流的特點及其前景》一文中認為,中泰兩國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有著一千多年的歷 史。早在西漢平帝元始年間,隋唐期間,元朝和明清時期雙方互通、交流持續發展,華人華 僑在中泰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云南國際友好聯絡會李晨陽講師在《中緬佛教文 化交流》一文中認為,歷史上不少中國僧人和印度僧侶經由緬甸進行佛教文化交流。大乘佛 教由中國傳入緬甸,彌勒信仰18世紀中葉在緬甸的孟族中十分盛行,而中國云南傣族地區的 上座部佛教是從緬甸傳入的,云南大理白族地區的密宗也深受緬甸蒲甘時期的阿利教的影響 。 南京國際關系學院王介南教授在《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說,中國與 東南亞雙邊文化交流的源頭為公元前3300年石器時代,呈現特點為歷史長、層面廣、中國文 化向東南亞播傳為主,東南亞文化向中國傳播為輔。北京大學博士生鄭一省在《華人在中國 與 東南亞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一文中則認為,華人移居東南亞,與當地人民生活在一起,他們 不僅把中國的政治制度、生產技術、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帶到那里,同時,他們也利用當 地熟悉的語言,或回祖籍國探親、訪問等機會,把所在國的文化介紹或帶到中國,從而在中 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三、關于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交流
  (一)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 北京大學陳峰君教授在《東西方文化的異同與對西方文化的吸 收》一文中認為,東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異,也有一定共同或相似之處,可以在二者之 間找到匯合點。在現代化過程中,吸取西方文化對東方越來越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但對西 方文化的三個不同層次( “外圍文化”、“科學理性文化”、“思想道德文化”),應進行區 別對待。對前二者應持大膽態度,對后者則取慎重態度。日本、新加坡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 取得許多有益的經驗。在《試論東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影響》一文中作者認為,東西方文學的 差異,主要取決于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的 社會形態和對待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不同觀念和審美意識。西方社會的文化心 理和民族性格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決定了東西方文學的不同。東西方文學的相互影響與交 流是通過媒介進行的。其一是宗教,其二是藝術(諸如音樂、繪畫、雕塑、舞蹈等),其三是 自然科學。
  (二)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研究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伊斯拉·阿卜杜·塞義德·哈 桑博士在《〈古蘭經〉的中文譯本及其在中國傳播伊斯蘭文化中的作用》一文中認為,從19 世紀到20世紀在中國出現了《古蘭經》的好幾個譯本,從1927年到1990年的漢語通譯本有多 種版本。此外還有維吾爾文譯本和哈薩克文譯本。這些譯本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穆斯林 。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也通過《古蘭經》譯本傳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在天文、 歷法、數學、醫學、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寧夏大學周傳斌副教授在《世界屋脊上的 伊斯蘭文化》一文中說,7世紀,伊斯蘭與吐蕃幾乎同時興起。13世紀,伊斯蘭文化已推進 到青藏高原的四緣。伊斯蘭文化不可避免地與藏文化發生互動。伊斯蘭教在藏區的傳播,主 要是以穆斯林移民為載體把伊斯蘭教流播各地。伊斯蘭文化與藏文化互動的結果是:首先, 入藏穆斯林逐漸土著化,使藏地伊斯蘭文化獨具特色;其次,伊斯蘭文化以各種方式滲入或 作用于藏文化,豐富了藏文化體系。
      四、關于東方文學
  (一)東方文學研究 湘潭大學黎躍進教授的《東方古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一文認為,在 東方古代歷史上民族產生、形成、演變的過程中,伴隨著政治上的壓迫與反抗、文化上的沖 突與融合、情感上的歡欣與哀傷。這種歷史景觀在古代東方文學中有著鮮明生動的表現。東 方古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以河流農耕文明的“群體意識”為根基,外來游牧民族軍事上 的征服與文化上的被征服強化了東方民族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已內化為東方民族 的共同集體意識。河南教育學院蘇永旭副教授在《文學的循環與東方文學的21世紀》一文中 這樣闡述,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從遠古的蒙昧時期至今大體上已經經歷了兩次文學的輪回。 從 文學的“巫術精神”到“神話精神”,再到“宗教精神”,對“高度的理性主義”、“非理 性與理性高度結合的混合主義”、“高度的非理性主義”的執著追求,與文學的“近代精神 ”、“現代精神”、“后現代精神”在現象學上的相似,構成了一個有趣的文學奇觀。而當 今所處的后現代主義時代正處于“第二個文學輪回的終端”和“第三次文學輪回的始端”的 特定歷史時期。由文學的“巫術精神”,到“神話精神”、“宗教精神”的第一個輪回的完 成 ,實現了“自然性的人”向“社會性的人”的歷史蛻變。由于現階段“社會性的人”向“精 神性的人”的歷史蛻變還不充分,因而可以預言后現代主義文學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精神 主義”對“物質主義”的頑強對抗和超越將依然是21世紀世界文學的基本主題。此外與會者 的有關東方文學研究的論文重點集中在東方各國文學的總體研究或東方各國代表性作家研究 和代表性文學作品的研究上。
  (二)東方文學研究史 北京師范大學何乃英教授的《中國東方文學研究史要》一文認為, 從1919年“五四”運動算起,中國的東方文學研究已有80多年的歷史。這80多年的歷史,大 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1919年至1949年為起步階段;1949年至1978年為發展階段;1978年以 后為繁榮階段;起步階段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翻譯出版東方文學作品;二是評論 和研究東方文學。發展階段的工作,可歸納為翻譯出版、評論研究和教學三個方面。繁榮階 段在翻譯出版、評論、隊伍建設三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蒙古學研究
  蒙古學研究是東方學研究的主要組成部分。此次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蒙古學研究論文主要 涉及以下幾方面。
  (一)蒙古文學藝術與東方文化的關系研究 內蒙古大學巴·布林貝赫教授在《佛教文化與 蒙古文學》一文中認為,16、17世紀以后,黃教在蒙古各部中的廣泛傳播、佛教經典的大量 翻譯、寺院和僧侶的日益擴大和增多,促使蒙古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 變化不能不反映在作為民族心理一面鏡子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上。印度佛教文化的滲透, 一方面推進了蒙古書面文學的進一步繁榮,另一方面又對蒙古民族精神文化層面帶來了很大 的負面影響。中央民族大學那木吉拉副教授在《蒙古神話的印度文化影響》一文中說,蒙古 先民接受佛教文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匈奴時期,后來又通過鄰近突厥和漢族在諸多方面接 受佛教文化,尤其是13世紀藏傳佛教傳入蒙古之后,印度文化影響了包括神話在內的蒙古文 化。蒙古神話文化通過佛教接受了印度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印度神話的全盤移植,蒙古 族在接受影響的過程中,根據自己民族自然、社會環境條件和思維方式對異族文化進行加工 改 造,使之成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神話文化。東方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莫德格瑪在《蒙古古代 舞蹈文化與印度古典舞蹈文化的聯系》一文中,從蒙文詩歌和蒙古舞蹈在結構、韻律方面的 相似聯系、蒙古喇嘛教“查瑪舞蹈”和古代印度舞的關系、佛教造型藝術與蒙古舞蹈的關系 三個方面探討了蒙古古代舞蹈文化與印度古典舞蹈文化的聯系。內蒙古師范大學特木爾巴根 教授在《漢文化在蒙古地區的傳播與古代蒙古作家漢文創作》一文中認為,自13世紀初,伴 隨著蒙漢文化交流的推進,漢文學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給蒙古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最為深刻 、最為普遍的影響。其傳播肇始于漢族儒士在蒙古汗庭講授經籍,傳播儒家學說,并由經籍 漸及文學。傳播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原作品的相應載體輾轉流傳到蒙古地區,二是蒙古族 文人將原作品譯成母語,以版刻或抄本形式流布朝野。
  (二)蒙古薩滿教文化、蒙古英雄史詩研究 中國社科院色音研究員在《蒙古薩滿教的文化 人類學》一文中說,蒙古族薩滿教信仰在外來宗教的沖擊以及社會歷史變動的影響下,由興 盛變衰落的過程中,通過習合化變容、科學化變容、藝術化變容、民俗化變容等改頭換面的 形式延續至今,并成為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內蒙古大學烏其拉圖副教授的《匈 奴與薩滿文化》一文,在復原考釋部分匈奴語詞的基礎上,對一些薩滿教詞語進行分析,旨 在闡釋薩滿教的起源和哲學基礎以及相關的文化內涵。中國社會科學院仁欽道爾吉研究員在 《薩滿教與英雄史詩的產生》中著重論述薩滿觀念和薩滿祭祀詩歌在蒙古英雄史詩的產生和 發 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學滿都呼教授在《論蒙古史詩中的“蟒古斯”形象》一文 中認為,蟒古斯是蒙古族英雄史詩兩大類人物形象中的一類,屬反面人物形象。只有深入研 究反面人物形象,徹底批判假惡丑,才能正確評價正面人物形象,正確認識真善美,從而揭 示出作品的深刻含義和美學價值。再說,蟒古斯這類形象在東方各國各民族文學中也多見, 具有普遍意義。
  (三)蒙古語研究 內蒙古民族大學王頂柱教授在《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及他的“心鏡” 》一文中全面介紹薩迦班智達·貢嗄堅贊的生平的同時,評價闡述了貢嗄堅贊的語言學名著 《心鏡》在蒙古語語言學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教授的《從原蒙 古語到契丹語》一文在總結歸納著名蒙古學家亦鄰真教授原蒙古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參照 清格爾泰等學者契丹小字研究的一些成果,利用歷史文獻記載,對原蒙古語和契丹語做了進 一步的論述,解決了一些詞匯和語音學上的現象。
  (四)蒙古文學研究 內蒙古民族大學巴·蘇和編審在其《20世紀中國〈蒙古文學發展史〉 概述》一文中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蒙古學研究的深入,蒙古文學史研究工作 ,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蒙古文學史教材建設、蒙古族斷代文學史研究、蒙古族分體文學史研究 、蒙古族地域文學史研究、蒙古族文論史研究等充分證明這一點。北京大學陳崗龍副教授 在《呈·達木丁蘇倫與蒙古比較文學》一文中全面評價并論述了呈·達木丁蘇倫在蒙古文學 史研究、蒙古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另外蒙古國國立大學學者卻·達格 瓦道爾吉教授的《蒙古國的東方文學與蒙古文學的研究》和蒙古國國立大學教師B·賀什格 蘇和的《東方文學思維與〈青史演義〉藝術特征》分別從不同角度、不同視角闡述了自己的 觀點。
  這次“2001年北京大學東方學國際研討會”上提交論文的涉及面廣、論文數量大(包括用英 文撰寫的國外學者的文章),因此不能一一詳細介紹。與會者宣讀的論文大多數采用了新的 思維、新的視角、新的理論,使東方學研究的領域得到了擴展,對國際東方學研究有了進一 步的推進。本次會議必將把國際東方學研究推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更為全新的研究水平。以 上只能從幾個方面做了簡略性的介紹,供東方學研究愛好者參考。
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通遼89~92G0文化研究巴·蘇和20022002巴·蘇和 內蒙古民族大學 學報編輯部,內蒙古 通遼 028041 作者: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通遼89~92G0文化研究巴·蘇和20022002
2013-09-10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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