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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發展趨勢
中、西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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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隨著應用語言學/外語教學研究的深入,近年來我國外語教學界對研究方法越來越關注。一批研究方法專著已經或正在出版(林連書,1995;桂詩春、寧春巖,1997;劉潤清,出版中),有關量化方法的呼吁尤為突出(孟悅,1993;許國璋,1996;劉潤清,1996)。在此情況下,很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應用語言學研究的狀況做一系統回顧,并與西方情況做一比照。為此,我們做了這項文獻研究。
      2.方法
    2.1文獻范圍
  我們選取了1978—1997年間四本中文刊物,1985—1997年間四本英文刊物,將其中應用語言學研究方面的文章逐一分類。中文刊物是《外語教學與研究》、《現代外語》、《外語學刊》、《外語界》(注:其中包括《外語學刊》的前身《黑龍江大學學報》(外語版), 1978 —1979年, 以及《外語界》的前身《外國語言教學資料報導》, 1980—1984年。)。此四刊均為外語教學界的全國核心期刊,刊載較多應用語言學文章,并曾為以前的文獻研究選用(柯飛,1992;孟悅,1993;桂詩春、寧春巖,1997)(注:另一本以往曾被選用的外語界核心期刊《外國語》未選用,因有關應用語言學的文章較少。)。基于研究領域不同方法亦可能不同的認識,我們在中文期刊中只選取了應用語言學/外語教學范圍的研究,排除了理論語言學研究、文學研究以及書評、會訊等。四種英文刊物是TESOL Quarterly(TQ ),The Modern LanguageJournal(MLJ ), Applied Linguistics (AL ),International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IRAL)(注:IRAL也刊登用德語和法語所寫的文章,但以英語文章為主。德語、法語文章均有英語概述。),均為應用語言學領域的重要國際刊物,分別出版于美國、英國、德國。這些刊物及其年代范圍的選定,主要是由于它們在可及范圍相對流傳廣,容易找全;較早年代以及其它的刊物較難找全。我們在這些刊物中選取了主要文章(Articles)欄目作為分類范圍,排除了“論壇”、“書評”等其它欄目。
    2.2分類及定義
  表1.研究方法的分類
主要類別    子類         主要特征     A)實驗性研究   A)操縱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處理"     B)非實驗性研究  B)沒有對"處理"的操縱 量化研究 A)推斷性統計   A)可由樣本推斷總體     B)描述性統計   B)只對樣本本身做描述     A)多變量     A)多個變量     B)單變量     B)單個變量     語篇分析     著眼于文本的形式特征分析     人種志      "田野"中自然交際狀況的描述質化研究 個人敘述     較為自然、篇幅較長的敘述     專題陳述     圍繞某個主題所作的表達     互動分析     以編碼的方式記錄交際行為的類型     理論及應用    用思辨的方法,討論理論問題以及對              于教學的意義     操作描述     對教學具體環節的操作性描述和評價非材料  個人經驗     個人經驗的事后總結, 對某問題的個性研究  與觀點      人看法. 無或少有材料和文獻支持;              其經驗"材料"非系統采集,偶然性大主要類別       舉例       A)對實驗組和控制組分別實施經嚴格控制的兩種教學        法,比較其教學效果       B)比較成績優、劣者的學習策略 量化研究   A)t檢驗、方差檢驗、多元回歸       B)均值、頻率、百分比       A)動機、智商、認知風格對語言水平的影響       B)動機對語言水平的影響       學生作文的文體分析       課堂交往情況的自然觀察質化研究   日記研究、傳記研究       訪談、學習過程中的"出聲思考"       課堂互動分析       "交際法"原則及可行性       介紹大綱、教材、教學技巧、測試方法、軟件非材料性研究 "淺談"個人教學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教學建議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studies )和“質化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均為材料性研究(empirical studies,又譯“實證研究”、“經驗研究”(注:我們沒有采用“實證研究”,是因為這一譯法混淆了“positivism”(實證主義)和“empiricism”(經驗主義);前者是量化研究的思想基礎,而后者是量化和質化研究共同的思想基礎。我們也未采用“經驗研究”,因為“經驗”在中、西方傳統中意義差異很大。見本文3.3節的分析。)),以系統、 有計劃的材料采集和分析為特點。“量化研究”將材料數據化。它的三個子類分別與研究設計、 統計技術、變量個數有關(詳見Henning,1986)。量化范式一般認為,實驗性設計比非實驗性設計更加嚴格,推斷性統計比描述性統計更有概括力,多變量比單變量更全面。“質化研究”取其嚴格定義,以系統的材料采集和分析為基礎,并不是所有非量化研究或“定性研究”(詳見陳向明,出版中;高一虹,1999)。對于兼用多種方法的研究,則根據其主要的方法傾向作劃分。例如,語篇的分析如以數字統計為主,則算作量化研究;如以文本的引用和細致分析為主,則算作質化研究。“非材料性研究”則是不以系統采集的材料為基礎的研究。
    2.3研究過程
  我們先將1986—1997年間的四種中文刊物和一種英文刊物做文章分類,每篇文章由兩個人分別做,并通過討論不斷達到分類標準的一致。隨后三人分頭對剩余期刊做了分類,并不定期地做了相互核對。兩兩之間的重合率分別為80%、85%、87%(中文刊物)和92%(英文刊物)。
      3.結果與討論
  3.1國內:從經驗總結到數字處理。國內四種刊物20 年來的研究顯示出兩大特點。第一,非材料性研究占絕對優勢。非材料性研究占20年來研究總數(N=1494)的88%,量化和質化研究分別占11%和1%。第二,非材料性研究與材料性研究之間的差距出現縮小趨勢,尤其是量化研究有顯著增長(圖1)。
  圖1.四種中文刊物的研究方法發展趨勢
  附圖H19g44.JPG
  將前后兩個十年做一對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上述趨勢(表2)。在第一個十年(1978—1987)中,非材料性研究占94%,其余6 %為量化研究,質化研究為零。第二個十年(1988—1997)中,量化研究翻了一倍多。質化研究于1988年出現,但僅占十年中研究總數的2%。
  表2.國內刊物兩個十年的研究類型
年代     文章總數     研究類型            非材料性    量化   質化1978—1987   549     94%     6%     0%1988—1997   945     84%     14%     2%
  3.1.1第一個十年:理論反思與引進
  1978年開始,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外語教學作為教育工作的重要領域邁入了歷史新時期,不少有關外語教學的學術刊物應運而生。1978年,《現代外語》、《黑龍江大學學報(外語版)(《外語學刊》前身)先后出臺,《外語教學與研究》復刊;1980年,《外語界》的前身開始刊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段歷史轉折時期,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成為討論的主要內容(如許國璋,1978)。同時有大量對國外教學、語言學理論、課本及測試方法的譯介。《外語教學與研究》、《現代外語》和《外語學刊》著重于介紹,引進國外理論,而《外語界》則側重于對教材及測試方法的介紹。這一時期非材料性研究一統天下的局面,在相當程度上與“理論反思與引進”這一中心內容有關。另一個原因則是這一時期缺少方法意識和正規訓練,欲應用理論的人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的課堂教學經驗,于是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個人經驗總結報告”。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文章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其數據處理技術的復雜程度很低。實驗性研究設計沒有出現,推斷性統計直到80年代中期才出現(如桂詩春,1986)。絕大多數量化研究中的數據處理采用頻率、均值、百分比等簡單統計方法。
  3.1.2第二個十年:方法意識的崛起
  ●量化研究的上升 從80年代后期開始,研究方法逐漸成為我國學科建設關注的一個焦點,應用語言學研究的一些學科帶頭人強烈呼吁以材料為基礎的研究,特別是量化研究。“數據”成為“材料”的主要意義。如桂詩春在1988年出版的《應用語言學》一書中提出,“應用語言學必須和其他自然科學一樣,采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必須使用現代化的統計和測量手段,進行量化分析”(1988:10—11)。在與寧春巖合作的新著《語言學方法論》中,作者綜述了我國目前的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研究,指出:“54%的人使用的是簡單的思辨性的方法,隨機性很大。這些研究方法的成果難登大雅之堂”,并呼吁讀者努力“登堂入室”(1997:Ⅱ—Ⅲ)。
  量化方法的實際應用也上了一個臺階。如表1所示, 量化研究從第一個十年的6%增至第二個十年的14%。研究設計與數據處理手段的復雜程度也大大提高(如劉潤清、吳一安,1989;桂詩春編,1992;索玉柱1997,1998)。1988年開始出現了實驗性研究,此后十年間共發表了16篇這類研究報告。推斷性統計出現于1985年,其總數從第一個十年的8篇增加到第二個十年的46篇。 有些學者對量化研究方法的掌握和運用已很嫻熟,如喻愛菊從1988年起,連續在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量化研究報告,其實驗設計及數據處理的技巧都相當復雜、規范(喻愛菊,1988,1989等)。
  量化研究上升的趨勢在《現代外語》和《外語教學與研究》表現得尤為突出。《現代外語》的量化研究到80年代中才出現,到90年代經常在20%—30%之間。從97年第3期改版以來,規范了文章形式, 以刊載材料性研究報告為主,量化研究的比例達到50%,超過了非材料性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的量化研究在80年代基本上徘徊于10%上下,而90年代基本上在30%—40%之間。該刊1991年第2 期的一篇編者按說:“本刊希望今后看到更多的有嚴密分析的實驗報告或實地調查報告”。
  ●質化研究的出現 關于方法的介紹偏重量化,但也包括質化。例如Jeffrey與劉潤清(1991)的介紹包括人種志等質化方法,桂詩春、寧春巖(1997)的專著中也有“定性研究”一章。吳宗杰(1995)對“行動研究”的討論已經進入外語師資培訓的實踐層面。近年來還出現了對量化方法局限性的討論(吳始年,1997;)。質化研究報告最早出現于1988年,此后十年間共有18篇質化研究報告問世。張立(1988)以三位在英國留學的中國研究生為被試,通過“出聲思考”研究他們在閱讀材料時的心理活動。張玲(1991)對九名在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進行了訪談,了解他們的英語水平如何影響他們對目標文化的適應。質化方法已經用于各種主題的研究,如寫作技巧(潘紹嶂,1992)、錯誤分析(蔣家平,1995)、話輪轉換(李戰子,1996)等。然而,質化研究占二十年來研究文章總數的比例仍微乎其微,僅1%, 相對于量化研究的11%小得多。質化研究方法尚未得到應有的注意。
  ●“個人經驗與看法”的下降 非材料性研究的相對下降尤其突出地表現于“個人經驗與看法”的逐步減少。這類文章在四個刊物的總體比例從1978年的32%下降到了1997年的12%;年平均率從第一個十年的36%,下降到第二個十年的23%。這一趨勢在《現代外語》和《外語教學與研究》表現得尤為明顯。 《現代外語》的“個人經驗與看法”從1978年的25%下降到1997年的0%。 《外語教學與研究》的“個人經驗與看法”從1978年的63%下降到1997年的8%。
  3.2西方:從量化到質化
  3.2.1研究方法特征
  首先,與中國的研究相比,材料性文章在四種西方刊物中的地位更為重要,占文章總數(N=992)的57%,其中量化39%,質化18%;非材料性文章占43%。像國內“個人經驗與觀點”那樣的文章沒有出現。“觀點”性的文章,多以論辨形式出現在獨立的“論壇”專欄,區別于研究專欄的文章。
  圖2.四種西方刊物的研究方法發展趨勢
  附圖H19g45.JPG
  第二,西方的研究呈現了一個由量化到質化的發展趨勢。如圖2 所示,80年代后半期,質化與量化研究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量化研究占絕對優勢。進入90年代之后,這一差距逐漸縮小,至90年代中,兩者的比例已非常接近。這一變化以TESOL Quarterly最為明顯。根據Henning(1986)的統計,該刊的量化研究比例曾從1970年的12%上升至1985年的61%。而我們發現,到1997年,該刊的量化研究比例降至32%,低于質化研究的47%。TESOL Quarterly的質化研究種類也比較多樣,比例分布較均勻,其中人種志32%,語篇分析22%,個人敘述17%,專題陳述25%,互動分析3%。其它幾個刊物的變化幅度略小。 不同質化方法的運用程度也有差異。各類方法在四刊質化研究總數中的比例分別是:語篇分析53%,專題陳述20%,人種志15%,個人敘述10%,互動分析3%。其中語篇分析的比例最高,而且普及較早,在80年代中已經有較為廣泛的應用。
  80年代后期,當中國開始由“經驗總結”向量化轉變時,西方刊物上已有詳細介紹人種志等質化方法的文章(Watson-Gegeo,1988;Dubin 1989)。此時發表的實際質化研究(特別是語篇分析之外的方法)數量仍較少,對研究過程的交待有時也不詳細(如Burnaby等,1989)。進入90年代,關于質化方法及思想基礎的介紹多了起來(Holliday,1992,1996;Crookes,1993;Fraser,1993;Corson,1997)。從90年代中開始,質化方法已成為可與量化方法平起平坐的主要研究范式。這主要體現為質化研究的比例接近量化研究(圖2),對量、 質方法較深層次的結合(如Sasaki,1997),以及幾個重大的專題討論和爭鳴;關于研究方法特別是質化方法的討論(TQ 1994/5;1995/3;TESOLJournal 1994/4;Studies in SLA 1991/2); 關于應用語言學(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定位以及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討論(AL 1993/3,1994/3,1997/3/4;MLJ 1997/3;1998/1;Studies in SLA 1991/4)。
  以TESOL Quarterly的質化方法討論為例。該刊1994年4期的主要文章專欄刊載了“TESOL研究的多元性”專題討論(Cumming等,1994),詳細介紹并討論了七種質化研究方法。以前該刊只為投稿者提供“一般性投稿體例”和“統計體例”,而此期開始增設了“質化研究體例”。這標志著質化研究“登堂入室”,作為獨立、成熟的學術范式得到承認。一年后,該刊又出了“ESOL中的質化研究”專輯(1995/3),在所有欄目全方位地討論了質化方法在應用語言學研究中的運用。
  有兩點需說明。其一,本文獻回顧涉及的主要是實際研究的類型。由于理論探索往往先于研究實踐,由量化到質化的趨勢在有關研究方法的著述中更為明顯(詳見高一虹,1999)。其二,“由量化到質化”并不是說質化已經或將要取代量化,而是說質化方法的興起改變了量化范式一統天下的狀況,提供了另一種研究思路。“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量化研究曾是唯一可接受的學術研究形式,而質化研究目前正在向它提出挑戰”(Magnan,1997)。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這也許是“由一元到多元”的后現代特征。質化方法內部的不同范式(Eisner & Peshkin,1990)、量、質結合的可能性(Grotjahn,1991)、理論思辨方法的分類(Beretta & Crookes,1993)等更加深入細致的問題,也吸引了一些學者的興趣。
  3.2.2與方法轉換相關的理論爭鳴
  任何一個方法問題都具有理論或觀念的前設。“我應當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尋求這一方法論問題的答案時,就不得不回答其它一系列問題,包括本體論問題:“我怎樣認識語言學習/教學的性質?”認識論問題:“我如何獲得關于語言學習/教學的知識?”“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是什么?”在經歷方法轉換的同時,西方學者也將有關理論問題擺上了辯論桌:語言習得(學習)究竟是心理活動,還是社會活動?語言習得的研究是純粹的科學發現,還是包括主觀探索?語言習得的研究應視為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如Beretta & Crookes,1993;Block,1996;Hall,1997)?有人提出,在作為應用語言學分支的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存在著兩大對立的觀念取向,即“認知/心理主義取向”和“社會/情境”取向(Firth & Wagner,1997),或曰“科學范式”和“人文范式”(Grotjahn,1991)。與此觀念相聯系的,是量化——質化方法的對立。由于受到喬姆斯基理論的影響,多數(西方)研究者認為語言存在于個人內部,語言學習活動完全取決于個人心理因素;能力欠缺的語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不斷接近完善的目的語。在研究這一活動時,研究者需從“客觀”的角度出發,將學習者當作“被試”,采用量化手段,采集他們如何達到既定目標的“事實”。與此對立的觀點是,第二語言習得是在情境中發生的社會活動,在此過程中,講非本族語的語言使用者通過交流建構意義,他們始終是有能力的交際者。在研究這一活動時,研究者需對語言使用的情境和互動因素保持敏感,努力獲得當事人的“主位”(emic)視角。這往往意味著質化的、自然的、互動的材料以及材料的采集和分析。研究主體不再是客觀冷漠的“研究者”,研究對象也不再是被動的、被控制和操縱的“被試”。雙方在互動的過程中共同建構語言學習和教學的意義。Firth和Wagner(1997)認為,目前兩種取向之間很不平衡,認知/心理主義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壟斷了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拓展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材料基礎”,從而使該領域的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更加豐富”。這一觀點引起了熱烈爭鳴(MLJ,97/3;98/1;Edge et al,1998)。
  如果說“心理——社會”、“量化——質化”范式之間的矛盾正變得突出和尖銳,那么傳統上“理論——實踐”矛盾的尖銳性以及理論高于實踐的觀念正受到置疑。“應用語言學”或“教育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還是教育的一部分?它應該追求更純粹、單一的理論,還是應該更多地融于實踐?一方面,有人提出應用語言學應加強概括性理論范式的建構(Beretta,1991);另一方面,大、一、統、 純的理論建構遭到反對。有一批學者提出,理論與實踐的影響是雙向的,要特別注意“語言教學在語言學中的應用”(Edge,1989);需加強研究者與實踐者的“對話”,理論的鑒定標準是它在實踐中的應用(Hopkins etal,1994;de Beaugrande,1997)。還有人認為, “理論——實踐”二分法本身“功能紊亂”(Clarke,1994)。為了“扯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鐵幕”,TESOL Journal發表了“教師研究”專輯(94/4)。編輯在專輯前言中說,提倡教師研究的宗旨,是“揭開‘研究’的神秘面紗”,具體目的有三:“1)還實踐以公正;2)將理論與實踐更緊密地結合起來;3)提倡質化研究方法”。這些教師研究的倡導者認為,研究實際上是教師日常工作生活的一個實際部分,“我們應當建立的是一種關于實踐的理論,它能夠公正地對待教育的實踐特征,公正地對待影響教師工作的諸多因素的高度復雜性。”而行動研究等質化方法,尤其貼近教師的實踐。Van Lier(1994)發表于Applied Linguistics的文章也提出,理論與實踐相互獨立的看法應予否定。西方學者縮小和消除理論與實踐之距離的呼吁,與中國學者消滅“經驗總結”,將“研究”與“教學實踐”區分開來的呼吁形成鮮明反差。
  3.3中、西趨勢比較。
  本研究的主要材料限于八個刊物,還難以對中、西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做出準確全面的概括。不過在有限材料基礎上,我們仍愿嘗試對這一復雜問題作一簡單的概括。
  表3.中國和西方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
               中國:       西方:         "經驗總結主義"→實證主義 實證主義→建構主義本體論:語言學學/  個人經驗論→實在論   實在論→相對論教學的本質是什么?認識論:如何獲得關   主觀→客觀    客觀→互動、互為主體于語言學習/教學的知識?方法論:為了獲得這   印象式總結→量化   量化→質化些知識,應該如何去做?
  中國的傳統是以經驗為中心的“經驗總結主義”,強調局部感性認識的作用。“個人經驗與看法”類的文章充分體現了經驗總結主義的特征。作為對“經驗總結主義”的反動,我國應用語言學正向“實證主義”(positivism)邁進,向范式的規范化和統一化邁進。用經典的實證主義眼光來看,語言學習和教學是一種有待用科學方法研究的客觀現實或實在。我們正在努力遵循實證主義的路子,學習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將“研究”與“實踐”區分開來。這無疑是學科發展的一大進步。
  與此同時,具有牢固實證主義傳統的西方學界正在努力走出中國人視為前進目標的“樸素的實在論”(naive realism), 向范式的多元化邁進。語言學習和教學的“現實”不再被一概視為客觀的、一成不變的事實,而是因人的視角不同而異。“科學”、“知識”這些原本絕對神圣的概念被打上了引號;原來的問題“語言學習和教學的本質是什么?”正在被改寫為“語言學習和教學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理論與實踐的對立在削弱,二者在“探索”(inquiry )這一新的概念之中得以融合。在許多場合特別是質化范式中,“探索”這一概念正在取代“研究”(research,study)(Eisner & Peshkin,1990)。
      4.結語
  我們從印象式的“定性”走向量化,西方從量化走向質化并進而嘗試二者的結合;我們從“前范式”走向現代的范式統一,西方從現代的范式統一走向后現代的范式多元;我們努力將“研究”與“教學實踐”區分開來,西方努力消除二者之間的“鐵幕”。中西方看來相反的發展趨勢,對落后數十年而正崛起的我國應用語言學提出了挑戰。我們一方面需大力提倡“科學”的研究,超越“經驗總結主義”,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實證主義的缺陷;一方面需要確立研究規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學術范式一元化的弊病;一方面要嚴格標準,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將廣大一線外語教師排斥在“研究”的大門之外。
  我們認為,為迎接這一挑戰,我國應用語言學的方法建設需要1 )大力進行材料性研究方法的“掃盲”,在普及量化方法的同時加強質化方法的介紹;2)在訓練操作技術的同時,介紹各方法的理論前提、 適用情況及優缺點,以促進多樣性基礎上的選擇乃至創造;3 )鼓勵和調動廣大教師的研究積極性,促進研究和教學的結合。
外語教學與研究京8~16H1語言文字學高一虹/李莉春/呂jùn@①19991999本文描述和分析了中、西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主要材料依據為1978—1997年間四本中文刊物以及1985—1997年四本英文刊物上的應用語言學文章。我們對其中的2486篇文章逐一作了分類,主要類別有三:1)以數據材料為基礎的量化研究;2)以訪談、觀察等材料為基礎的質化研究;3)非材料性的研究。我們發現, 國內研究以非材料性為主,但正在向材料性特別是量化方向發展;西方的材料性研究相對很強,90年代出現了質化方法向量化方法的挑戰。文章還討論了與方法轉變有關的幾個理論問題。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量化/質化作者特別感謝劉潤清、高遠、石中英、李春林先生對本文草稿提出的意見與建議,以及馬壯寰先生、初海瑛女士在材料收集方面給予的幫助。高一虹、李莉春、呂jùn@①, 北京大學;通訊地址:100871北京大學英語系 作者:外語教學與研究京8~16H1語言文字學高一虹/李莉春/呂jùn@①19991999本文描述和分析了中、西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主要材料依據為1978—1997年間四本中文刊物以及1985—1997年四本英文刊物上的應用語言學文章。我們對其中的2486篇文章逐一作了分類,主要類別有三:1)以數據材料為基礎的量化研究;2)以訪談、觀察等材料為基礎的質化研究;3)非材料性的研究。我們發現, 國內研究以非材料性為主,但正在向材料性特別是量化方向發展;西方的材料性研究相對很強,90年代出現了質化方法向量化方法的挑戰。文章還討論了與方法轉變有關的幾個理論問題。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量化/質化作者特別感謝劉潤清、高遠、石中英、李春林先生對本文草稿提出的意見與建議,以及馬壯寰先生、初海瑛女士在材料收集方面給予的幫助。
2013-09-10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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