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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序
易中天《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序
易中天     阅读简体中文版

 

易中天同志的這本《<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是以其碩士論文為基礎而擴充修改完成的。對于他的碩士論文,我當時頗為欣賞。我們的祖先在各個時代不斷創造積留下豐富優秀的文學遺產,其內蘊的精深豐美,如山澤之探取不盡,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煥發出新異的光輝。我們作為祖國文化事業的后繼者,肩負著歷史賦予的重要任務,在以新的時代眼光對那些遺產進行整理發掘,推陳出新的時代意義,為我們創造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鑒。易中天同志以現代的美學觀點對《文心雕龍》所作的探討,正是符合當今時代的要求的。

《文心雕龍》是自周至晉一千多年文學創作的總結,舉凡所有文體及有關創作的從構思而至各種表現方法及手段,以及鑒賞品評,無不“深極骨髓”地加以論析,其系統之完整,論述之詳審,識見之卓越,筆調之精美,在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之宏偉專著。全書雖綱目畢具,義各有歸,然事理相關,互多牽涉,紛綸雜陳,易滋喧惑,要別具所見,理為條貫,重加闡論,正如劉勰所自詡,“彌綸羣言為難”的。中天同志運用現代美學眼光,從《文心雕龍》中有關文學本體、創作精神、審美理想三方面著重申論,所有本書中這三方面有美言辭,無不爬梳列舉,并酌取其他典籍之文,以為佐證,言來俱能切中事理,愜當人心,其構思之精,用力之勤,可以想見。而其總括《文心雕龍》全書義脈,如萬流之匯聚于海,歸于“自然”,可謂探得驪珠所在。這本著作的面世,無論是對于理解《文心雕龍》的義蘊,或對整理中國文化遺產應走的途徑,都是重要的貢獻。

我早年就很喜愛《文心雕龍》,但覺其體大思精,須專力攻治,而一直不遑順及,故近數年來學術界為該書的討論盡管那樣熱烈,我連作壁上觀也說不上,一直是遠離論壇。今天,易中天同志要我為他的這本著作寫序,我只能藉此談點粗淺的感想。

在《文心雕龍》全書中,從文學本體以至創作標準,都貫徹了“宗經”、“征圣”的儒家思想。在這方面,可能被認為是劉勰文學思想的一種局限,我卻認為其中存在不可磨滅的文學至理。他在《原道》中說,孔子“镕鈞《六經》,……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能“彌綸彝憲,發輝事業”,“鼓天下之動”,對于人類社會有這么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作者“摘文必在緯軍國”,要能“興治濟身”,“弼違曉惑”,不能“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他所要求的文學創作能具有的這些重大的作用,是文學本身生而與俱的。這一認識,在我們今天尤感重要。

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的產生,就是為了反映社會生活,推動社會前進。因為作為社會的人,為了存在,為了繁殖,必須關心社會,社會的治亂,直接關系著人的生活及生存,而從人的頭腦中產生的意識形態的文學,必然要反映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現實,并給予積極的作用。這是文學的天然職責,即劉勰所謂的“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可是就是這人所共知而成為常談的道理,有些人并不記得或不重視。毛澤東同志認為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這是在抗日戰爭最艱巨的時代說的,自然有較濃厚的火藥氣味。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是永遠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文學對社會人民的教育任務尤為突出。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話: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崇高的榮譽職稱,對于正在大力從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時期的作家來說,其應產生的責任感是非常重大的。

運用文學這一工具來教育人民,推進社會,必須掌握大的方向。今天我們都很明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基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些基本原則下,貫徹“雙百”方針,使我們的文學繁榮發展,發揮出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巨大作用。劉勰主張的文須“宗經”,正是深明文學創作須有大的方向這一道理的。劉勰身處劉梁時代,政治上爭奪頻繁,哲學思想上釋、道流行,就是釋、道思想,他也是有所承受的,而他在文學創作上主張“宗經”,乃是他認為儒家經典義理能“參物序,制人紀”,仍是治危安民的良方,適合他對文學的社會功用的要求的。當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項基本原則之于“四化”建設,性質迥異,何可比擬。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對我國長期封建社會之功過得失,則是性質不同又當別論的一個重大問題了。

劉勰認為儒家經典之文“參物序,制人紀”的同時,還可“洞性靈之奧區”,“五性發而為辭章”亦“神理之數”。這樣也給我們表明,文學的社會功用,主要的“緯軍國”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無所不在,“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亦可見其一端,因為所有情文之發皆得其正,無不有益于“緯軍國”的目的的。自此想到我們今天對文藝功能的要求。為了適應今天新的時代,我們的文藝思想大為解放。我們的文藝不限于為工農兵服務,而是要為全國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貫徹“雙百”方針,文藝的天地無限廣闊。我們除了從某些重大題材表現出人的高貴品質,也應從許多日常生活描寫中展示人的優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們熟習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覺得親切而易受感染,其對于讀者的浸潤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從我國古代詩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對人的涵養移情之功。讀屈原、杜甫的作品,他們那種關懷國家人民的惠憫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勵著我們,有助于增強我們盡忠國家人民的志氣。即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何嘗不能裨益于我們高尚情操的培養!陶淵明深惡當時世俗之渾濁而“有志不獲聘”,便決然脫去,歸到田園,親事農業勞動,一任本真,無所矯飾,雖備歷艱困,而恰然自得,志氣無所變移,“不慕榮利”,“志懷得失,以此自終”。讀其詩文,誠如昭明所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并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風教”,可謂能深知淵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風教”,識見尤為卓越。淵明少壯時也曾“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并非是無心世事的,及看清現實黑暗,便決然與絕,不同流合污,雖憔悴亦不辭,而且“怡然自得”,讀他的詩文,真覺“古道照顏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樸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如陶淵明當身抱重疾,“偃臥瘠餒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濟去看他,“饋以粱肉,麾(揮)而去之”。這真是一副知識分子的硬骨頭典型,前輩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艱難時拒受美援救濟物資,不也就是與此同類的表現嗎?這種精神,在今天如能對我們有所感染,何嘗不可增強一些對不正之風的抗拒力量!

談到陶淵明,即感到《文心雕龍》中存在的一個問題,通觀全書,不見淵明蹤影,雖然《隱秀》篇中提到“彭澤”,而此語在偽作補缺一段中,看來似乎作者尚不知有陶淵明其人者。事實當不然,淵明雖隱居田園,而其人與詩文早即為世所知,與其友好的顏延之為作《陶征士誄》,盛稱其人品之高尚。鍾嶸《詩品》對其詩有所品讀,而昭明太子蕭統搜校其文編為一集,并為其作序及傳,極贊其文章及人品。以劉勰之聞見廣博,對淵明當不至競無所知,何以竟無一語道及?我想這還是由劉勰的文學主張所使然。在當時文學創作傾向于極力追求形式美的時代,而淵明獨自卓然標舉樸素清淡的風格,在當時確是不合時尚的,如顏延之的誄文主要的是贊揚其人品,對其文學創作但言“文取指達”,文具“指達”,與顏之辭采綿密在藝術風貌上相去甚遠。可見顏之與陶,雖因氣性相投而情誼篤摯,而對陶的為文并未心許的。劉勰在文學創作上雖首重內容,同時亦注重形式,尤強調辭必有采,故稱“顏謝重葉以鳳采”,而無視于顏謝同時的陶淵明。《文心雕龍》特具的時代意義,一方面著重從當時文風中的虛濫弊端加以箴砭,同時又主張文須辭采彪炳,這一主張,正表明了文學發展的時代要求,可他卻因此忽視了文學作品另具的一種樸素之美,并對其素所重視而在陶詩中最為可貴的“真”亦不之顧,在這方面遠遜于鍾嶸和蕭統。鍾嶸雖由于某種不恰當的原因而將陶詩列于中品,而其評陶“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極為精當。昭明亦謂淵明“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闡揚出了淵明文學創作出類拔萃的風格,可謂獨具慧眼,而劉勰見不及此,未免有所偏蔽。

在《文心雕龍》中,有陶淵明情況類似的還有鮑照。劉勰全書所論,止于晉代,劉宋之世,偶亦觸及,如《明詩》篇亦曾概述“宋初文詠”,而《時序》篇言及劉宋人才之盛,多所稱舉:“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沉之徒,亦不可勝也。”鮑照創作,體兼眾制,詩賦銘頌,俱卓越當時,即顏延之、謝靈運亦有所不及,其他諸人,更不必論。而劉勰歷舉諸人中獨未見鮑照,而鮑答以“初日芙蓉”及“鋪錦列繡”之喻,當時即傳為口實。鍾嶸《詩品》及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并曾論及。錘嶸嗟嘆鮑照“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是值得考慮的一個方面。在這個門閥制度森嚴的時代,人們的文學眼光,總不免要帶些勢利的成分。即如鍾嶸,他能深知淵明詩風之美,正合他所主張的“直尋”之旨,然僅列之中品。對陸機的詩,亦指出不及公于、仲宜,“有傷直致之奇”,顯然不符合他的“直尋”主張,竟列于上品。這種抑揚之間,恐不免有所奉于世俗之見。鮑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謂的“孤門賤生”當亦其一因。劉勰之所以無視于鮑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學思想的局限一面。錘嶸曾論鮑照“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屬”。而蕭子顯在《齊書·文學傳論》中說:“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更具體地闡發了“危仄”的狀況,大有“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勢,這一切正是劉勰所認為的“好異之尤”,大乖雅正的。蕭子顯的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劉勰在內的正統保守觀點。對鮑照的這種看法,當從其《行路難》諸作而生。這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標志出詩歌發展新的里程,可在劉勰看來,應是“訛而新”了。實則鮑照在其中宣泄的孤貧之憤,也是遠符“勞者歌其事”的義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擯斥,恐亦過分嚴守“詩、持”的義理了。鮑照之不見于《文心雕龍》,以上兩點,純屬推測,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顯而易見,人所共知,而亦個人宿昔所感,有會于心,藉此表達出來,也說不上什么“一得之見”了。

 

 

胡國瑞

1987年4月13日

2010-08-24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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