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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理念與思想的踐行者
做理念與思想的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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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需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思想,但校長的理念、思想區別于教育理論工作者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的實踐性與可行性。也就是說,校長必須將他的理念與思想化為辦學實踐行動。從這個角度看,校長是思想的踐行者,成功的校長更是思想的成功踐行者。
  作為一個“教育人”,特別是從1989年我担任上海中學校長以來的近20年生涯里,我收獲了許多對教育的感悟,概括起來我發現其實圍繞的只有兩點:一是升華思想;二是努力踐行。我在“思想”和“踐行”間不斷“穿行”,求索、超越,這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精彩。
  思想來自責任感,踐行要把握關鍵
  校長的思想,往往來自于對“立德樹人”的責任感,而踐行則需要對思想的要點、核心與關鍵性問題予以準確把握與實施。
  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我認為校長在德育方面的思想,應著力于德育的針對性與實效性,針對不同類型學校的學生實際進行相應的德育思考。就拿我所在的上海中學來說,學生是在選拔性考核基礎上擇優錄取的,他們具有智商相對較高、學習成績優秀、思維活躍、潛質優秀的共同特點。針對這樣的學生,我們應該如何實施德育?思考的結果,我們提出了“資優生德育”的思想。
  我國資優生群體的客觀存在,是通過現有辦學和招生體制確認的,各種省、市實驗性、示范性學校集中了事實上的資優生群體。將資優生德育問題特別提出來,并不是將資優生本身特殊化,相反是為了扭轉以往因將資優生特殊化而放松了對他們進行德育的現實。
  “資優生德育”這一首創性思想的提出,也是基于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對學生的影響。學校的資優生群體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將來成為國家發展所需要的拔尖人才、高層管理人員乃至政治領導,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中流砥柱。從基礎教育領域開始,抓好資優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是我們教育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網絡化環境的逐步顯現,各種思想文化潮流間的相互激蕩愈演愈烈,西方與我們爭奪接班人的斗爭也日趨復雜與尖銳。各種跡象表明,爭奪接班人的關注焦點在學生中的菁英人群——資優生身上。關注資優生德育,促進這些孩子的精神健康成長,就成了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一個關鍵領域。
  抓好資優生德育,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根據資優生的認知發展與主體發展的特殊性,在把握學校德育共性的基礎上為資優生思想道德的發展“量體裁衣”。我認為,愛國主義精神、社會責任感和心理品質是資優生德育需要著重解決的三個關鍵性問題,這需要我們從認知、體驗與實踐統一的視野來加以踐行。
  于是,我們充分利用學校國際部與本部在同一校園的優勢,有意識地針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熱點與焦點問題,組織學生聆聽高水平的學術報告,進行中外師生、生生間的討論,開展文化交流,舉辦來自十幾個國家學生參與的模擬聯合國大會活動,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促進學生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樹立民族精神,提升對生命價值的認識。同時,我們以多種課程滲透的思想,在學校創設了資優生德育必修課——CPS(創造·實踐·服務)課程,讓每個學生每年組織一次創造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從而生發他們為他人與社會服務的責任感。6年來,學生實踐的項目已達六千多個,并產生了一大批創新能力強、社會影響大的實踐項目(如“繪制上海首張殘障人地圖”,“鄧貝西同學五上河南愛滋村幫助愛滋孤兒”),而且這些項目不約而同地以關愛社會、心系祖國為主題;LO(領導與組織的英文縮寫)課程,關注認知指導下的實踐與體驗,以發展資優生的領導與組織能力,增長他們為人民服務、承担社會責任的能力與本領為目的;Ⅱ(認識智能、人際交往智能的英文縮寫)課程,旨在推進學生在自我期望、家庭期望、社會期望上尋求平衡,在促進學生思、能、行和諧發展方面加以探索。
  資優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也較大,很容易產生心理問題,主要表現在焦慮、抑郁、韌性不足、抗挫折能力弱等。資優生的心理問題往往具有隱蔽性,不易被察覺。如果資優生的心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他們的壓力不能通過有效的方式加以疏導或緩解,就可能走向危險的道路,由心理問題引發其他的思想道德或社會問題。為此我們加強了對學生抗挫折的韌性與良好的心理承受力培養,創設了48小時適應性生存訓練課程與建立心理衛生中心,開展資優生心理特點的前瞻性實踐與研究,促進了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
  思想在分析中產生,踐行在選擇中付諸行動
  校長的思想,往往根植于對學校文化與歷史底蘊的分析,而踐行則需要在學校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上選擇突破口,理性地付諸行動。
  上海中學發軔于1865年的龍門書院,自強不息、魚躍龍門是學校文化的核心,這也體現在100余位曾任與現任的黨與國家高級領導干部、51位兩院院士等杰出的校友群體身上。在對上海中學140多年教育歷程的總結與延續中,我與學校同仁共同提煉并確立了“樂育菁英”的辦學理念。
  “樂育菁英”與以前常提的“精英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后者是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培養少數“社會精英人物”的教育現象,前者則是針對學校學生群體資質相對優秀、優勢潛能各異的情況提出的,為的是盡量增加每個孩子將來成為菁英的可能性,認識并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專長與選擇,激發他們最大的潛能。學生能不能成為菁英或者成為哪個領域的菁英,這雖然主要取決于學生自己,但作為教育者,必須具有把這樣的好苗子培養成菁英的苦心,非常樂于幫助他們打好、打牢成功的基礎。
  要培養這些有潛能的學生早日成才,在踐行中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是要讓學校的每一位教師都確立“樂育”的思想絕非易事。“樂育”就意味著教師要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為學生的發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意味著“樂育”已成為學校文化的一部分,就意味著學校的運行機制可持續地促進教師邁向更高層次的“樂育”……
  在上海中學做校長18年,我目睹了學校教師思想境界的一次又一次攀升。當為了學生的發展,教師們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已成為普遍現象的時候,我體會到了踐行是法、理、情的綜合,是校風、教風的落實,是體制、機制的匹配,也是個人魅力與群體價值趨向的互補。踐行不只是規章分明的制度,更是示范與人情的和諧。
  為未來的菁英奠基,要求我們的教師有更高的素養,碩士、博士的學歷固然重要,但最為根本的是教師在專業上的與時俱進:學科水平與人文素養的提高,數字技術的掌握,英語的過關,自身研究探索能力的發展,等等。看著教師們在省、市級以上的刊物與出版物上發表超過千萬字的論著,想著一百多位教師用流利純正的英語執教數理化生等專業課,摩挲著教師指導下學生捧回來的上千枚獎章,我的腦海里便浮現出幾十年后上海中學的學子為我們祖國的崛起奮力拼搏的情景。
  我作為學校發展的第一責任人,理所當然地要把“樂育菁英”的辦學思想落實到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構建起體現這一思想的學校課程體系。于是,學校便有了課程的現實圖譜與理想圖譜,有了各門學科的上海中學的教學綱要,有了以發展學生創新思維為核心的“高立意、高思辨、高互動”的教學模式,有了上海中學獨特的研究性學習平臺……;學校把各類資源有機組合,50多位外籍教師與多名大學教授加入了上海中學教師隊伍,數十位院士、博導來校為中學生作報告,與世界上十多所頂級中學建立了緊密聯系,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一批高校參與了學校的校本教材編寫和現代化數字實驗室的構建……我們還建立了與這一思想相匹配的體制、機制,有了本部、國際部雙部辦學模式,有了以教育的質量為重點的分配機制,有了高績效的管理運行程序……只有當學校的一切能夠真正體現辦學思想的時候,校長才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一個思想的踐行者。
  抓住本質來思想,尋求載體去踐行
  校長的思想,需要把握教育的本質與現代教育的發展方向,而踐行則需要根據學校的實際,運用、開發、整合校內外各類資源,構建合適的載體,不斷深化教育改革。
  我認為,學校教育必須落實因材施教的思想,堅持以學生發展為本。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抓住學校課程建設這一核心,把以學生發展為本作為學校課程設置的價值取向,大力提升學校課程的選擇性。突出課程的現代性思想。沒有課程的選擇性與現代性,學校教育以學生發展為本就只能是空喊的口號。
  就增強課程的選擇性而言,校長既要有智慧也要有勇氣去解決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踐行問題。比如,課程的選擇性要求學校課程的類型、科目、模塊等變得越來越豐富,這些新增的課程類型、科目、模塊應由誰來開發,怎樣開發才能保證質量?教師所持有的價值觀與專業素養能否適應高選擇性的課程教學,校長應怎樣推進教師“一專多能”的職業定位?如何建立與課程高選擇性相適應的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評價系統?在這些問題的背后,又隱藏著兩個需要回答的關鍵性問題:其一是成本問題,其二是實施操作系統的問題。
  再就課程的現代性而言,其落實涉及的范圍也相當廣泛,有內容的現代化、表述的現代化、教學手段與方式的現代化等,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切入,均需要考慮相應的條件支撐與資源配備。
  在課程的選擇性與現代性探索方面,上海中學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學校本部的課程體系由基礎型子課程與發展型子課程兩大部分構成。基礎型子課程的選擇性主要表現在同一學科的模塊選擇與不同學科的科目選擇兩個方面。根據學科類目的不同特點,我們采用了三種不同的模式。德育類采用核心科目加選擇科目的形式,如高一的政治理論、學軍、行為修養為核心科目,黨課、團課、鄧小平理論等為選擇科目;智育類與體育類采用核心模塊加選擇模塊的形式,比如在高一、高二年級的數學、物理、化學等9門學科普遍開設雙語模塊;美育類采用選擇科目的形式,學生可在音樂、美術等科目中按自己意愿任選一科學習。發展型子課程以“發展、創造、超越”為宗旨,以提高學生自我持續發展的意識和能力、不斷創新的意識和能力為目標,由知識拓展類、特長培養類、課題研究類、項目實踐類、體驗感悟類五部分組成,形成動態性、開放性格局,不同類型有不同的實施形式。從拓展學生知識學習的全面性出發,每一類型的課程學生都要學習,但學習的主題與方式由學生自主選擇。
  學校針對學科內容現代化需要,創建了數字邏輯電路、納米材料基礎、現代生物學導論、數字化物理等現代科技前沿類科目或模塊;針對現行課程工程科目缺失,創建了機器人基礎、自動控制基礎、智能樓宇基礎、電動機變頻基礎、汽車基本原理等工程類科目或模塊;針對國際上高科技手段進入藝術類科目教學的趨勢,創建了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數字圖像設計等現代藝術類科目或模塊;針對加強學生實踐操作需要,創建了數字視頻創作與汽車模擬駕駛等技能類科目或模塊。
  與之適應的校本教材充分反映現代科技發展前沿,譬如學校編寫的《生命的透視》一書提供了與國家教材完全不同的新視野,以分子生物學為主線,涉及諾貝爾獎就達13項之多。為提升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與基于現代技術平臺的創新素養,學校建設了與現代科目或模塊相匹配的工程、學科、藝術、技能等四類18個現代數字化實驗室。其中工程類數字化基礎實驗室、心理咨詢實驗中心、數字化音樂、美術中心等在全國各中學中均屬首次建立。
  為推進課程的選擇性與現代性實施,學校努力做到“六大匹配”,即課程與科目的匹配,課程與教師的匹配,課程內容與校本教材的匹配,教材與現代實驗室的匹配,課程系列與評價系統的匹配,課程教材內容與訓練體系的匹配,極大地促進了學生個性發展與潛能開發。
  思想要有前瞻性回應,踐行需搭建平臺
  校長的思想,必須對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作出回應,對學生的未來發展進行前瞻性思考,而踐行則要求校長在學校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為學生搭建通向明天的數字平臺與探究平臺。
  教育的天職是為學生未來的更好發展奠基。教育不根據時代與科技的進步來考慮學生的未來發展,就意味著落后。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使我深刻地感到:今天的中小學生明天踏進社會時,他們面臨的將是信息時代數字化的工作環境,擁有先進技術與最新知識,尤其是具備創新能力的人才將成為最具決定性的生產要素。營造數字化環境,發展學生的信息技術素養,是學校迎接數字時代挑戰不可推卸的責任,這需要學校用科學發展觀為學生的終身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用超前的眼光來幫助學生規劃未來,讓他們準備好數字化生存、發展與創新的基本能力與本領。就上海中學而言,數字化學校的建構已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我認為,數字化學校的建設,就是憑借現代化數字技術,構建以網絡技術為主、充分運用其他數字技術的數字化校園環境,落實數字化環境下素質教育對創新人才的培養目標,逐步實現學校由傳統教育向基于數字平臺教育的轉變。
  然而要構建數字化學校,需要解決諸多難題。首先要解決數字化學校硬環境建設的三大問題。一是硬件更新快與資金不足的矛盾。數字技術升級快、折舊率高,我們就采用“改一次投資為多次投資,按需配置,滾動更新”的策略。二是校園數字化硬環境建設中的優化與效益的矛盾。我們采取“科學規劃、適度超前”的策略,這樣使學校在少量高端硬件上始終能保持在技術發展的前沿位置。三是數字化整體環境的落后與局部優化的問題。在整個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的數字化大環境總體上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情況下,我們把重點放在學校小環境先期實現數字化環境的局部優化上。
  其次,對數字化學校軟環境建設應采取怎樣的方略?沒有軟件的支撐,再好的技術設備也只是擺設,數字化學校也就成了“空架子”。我們采用學校自主積累開發的辦法,提倡教師制作促進學生學習,具備教師特色的個性化課件,并且借助校園網絡,搜集下載各類有用的教學資料,豐富完善資料庫。我們強調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所創設的資源的無限性、時空的無限性、交流的無限性與探究的無限性,實現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有機整合。
  第三,數字技術與教育管理的整合,主要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對學校發展的制約問題。美國喬治·阿克爾洛夫曾提出信息經濟學中最經典的觀念——檸檬市場,即“信息不對稱”市場,當賣方對產品質量比買方有更多的信息時,低質量產品將驅逐高質量的產品。借用這一啟示運用到數字化學校建設,我們通過建立學生檔案系統、綜合評價系統、在網站上設立招生快訊與校長信箱等,讓學生和家長能夠充分了解有關學生的學習情況、改善學校和學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通過建立教師個人教學資料庫、學科平臺等,讓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之間相互交流與分享信息,減少教職工內部與師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通過建立校園新聞通知系統,及時公開管理信息和政策,改善管理層與師生員工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諸多不對稱的解決,營造了數字技術與教育管理的和諧融洽氛圍。
  數字平臺的搭建,為教師的教、學生的學創設更廣泛的空間。
  18年的教育思考與實踐告訴我,校長思想的踐行力量,離不開自身文化修養的不斷提升。我喜歡讀書,尤其是閱讀教育領域之外的書,這一習慣是在大學養成的,最熱衷的是歷史和哲學的書籍,其次是文學與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讀書伴隨我的人生,成為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使我能在更廣泛的知識背景中處理學習、工作中的問題,使我能經常跳出教育看教育,看到問題的實質與端倪、趨勢與先機,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作為思想的踐行者,我不斷經歷著“思想→實踐→思想→實踐”這一看似簡單卻又復雜的認識論模式。而每一次經歷“思想→實踐→思想→實踐”的螺旋上升的過程,就是自身專業發展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就是推進學校、學生、教師獲得新的發展與提升的過程。

人民教育京51~54G30中小學學校管理唐盛昌20072007
唐盛昌,現任上海中學校長,數學特級教師、上海市特級校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外國人子女學校認證專家;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上海市首屆教育功臣,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發表論著三十余本,論文上百篇。
作者:人民教育京51~54G30中小學學校管理唐盛昌20072007
2013-09-1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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