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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視角下農村教育的問題與對策  ——以河南省沈丘縣為例
城市化視角下農村教育的問題與對策  ——以河南省沈丘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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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491(2002)01-0050-04
  一、調查:渴望“離農”與拒絕“近農”
  高考是一個“分水嶺”,對于農家子弟來說尤其是這樣。考上大學就意味著他們變成了城市人,而考不上大學就意味著仍是農村戶口與農民身份。但這些落榜者已經是被知識與城市動員起來的人,有著在城市生活的強烈愿望,重回鄉土對他們是一種精神酷刑。于是,他們有的找門路,做些農業之外的事情,而大部分人則干脆一走了之,去城市打工。沈丘縣位于河南省東南部,屬周口地區,面積1082平方公里,人口116.9萬,其中鄉村人口103.3萬,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全國大多數農村地區大致相同。據筆者在沈丘縣北郊鄉的調查,高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外出打工的比例高達90%以上。
  那些考上大學的農家子弟,畢業后有幸把檔案和戶口落在城市并謀得一份正式工作的自不必說,而對于那些沒能在城市找到正式工作的畢業生來說,不管其本人是否愿意,按規定被分配回生源所在地。關于大學畢業生分回縣里的情況,沈丘縣人事局和教委人事科提供給筆者的情況如表1所示:
  表1.沈丘縣近幾年大專以上畢業生分配情況:
年份        大專              本科      非師范口 師范口         非師范口 師范口1997年   39    167            9       71998年   55    147           17      41999年   45    139            7      132000年   31    100            5      12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這里的統計數字,以戶口和檔案關系回到本縣為準;第二,其中包括定向生、委培生;第三,大專學歷的畢業生中,還包括為數不少的電大生,如僅在師范口每年就有近40人是電大畢業生。教委人事科的負責同志還告訴筆者,該縣近幾年每年至少需要150名師范本科生,但從表1中可以看出,實際供給量不足需求量的1/10,原因是他們不愿回到縣里工作。其實不僅是本科畢業生,就連大專甚至中專畢業生都不愿回縣工作。對他們來說,回到縣里或鄉鎮,就離農村更近了一步。他們從內心深處是不愿接近農村的,如果留不了大城市,也要想辦法留在中等城市;留不了中等城市,也要想辦法留在小城市;底線是不回縣城或鄉鎮。
  筆者一位高中時的同學,1996年畢業于洛陽醫專。起初她想進周口市的某醫院,托關系走后門,折騰了一年多時間也沒能如愿。后來又托關系進縣人民醫院,仍是沒有結果。她的家境還算不錯,父親在村里開了一個診所,按說她可以在診所里幫忙做些事情,可她不肯。即使是給縣城里的親戚看孩子也不愿呆在農村。2000年農歷歲末,她告訴我剛應聘到離家70多公里遠的一個鄉鎮衛生院工作。我想,如果她一畢業就打算進鄉鎮衛生院甚至是縣人民醫院,中間也許不會有這么多波折。這種假設之所以沒能出現,原因不外乎覺得城市好,想留在城市工作。只是四年的折磨把這種“城市情結”消耗殆盡。
  對于沒能在城市落戶和找到正式工作的畢業生,還有一種情況不能忽視——直接外出打工。按規定,他們的戶口和檔案關系首先轉到周口地區,然后再轉到沈丘縣。但由于不愿回到縣里,或担心回到縣里找不到工作,于是每年都存在為數不少的一批人,他們根本就不回縣里報到,而直接外出打工。據縣人事局的許老師告訴筆者,這類直接外出打工者1998年有近40人,1999年有50多人,2000年有100多人,他們中不僅有中專畢業生,也有大專和本科畢業生。還有一些人,雖然到縣人事部門報了到,但由于沒能找到工作,或者雖然找到了工作但不滿意,而依然選擇了離開家鄉去城市里漂泊。
  筆者大學時的四位同學(本科學歷),畢業后由于沒能在城市找到工作,被分配到了生源所在地。由于不愿回去,他們便應聘到深圳的一所民辦學校工作。應聘時對方告訴他們不能解決戶口和檔案關系,但即便如此,他們依然選擇了離開家鄉。談及原因,除“城市情結”外,其中一位同學這樣說:回到家鄉,辦什么事情都要靠關系,而在城市,雖然也有關系網存在,但在許多情況下更看重個人能力,能更有發展前途。他的看法相當具有代表性。對于那些毫無門路和社會關系的畢業生來講,他們寧愿在外打工漂泊,也不愿回到鄉村。
  在20世紀的20年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曾有這樣一段話:“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1]
  然而,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還沒有走出一條“生路”。
  二、分析與思考:農村教育以其對農村的背離促進著自身的發展
  筆者認為,農村教育發展成為“離農”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升學轉化”功能、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及城市化進程的滯后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一)教育的“升學轉化”功能
  我國長期存在著城鄉二元格局,城鄉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因而,跳出農門,進入城市工作就成為無數農家子弟上學的初衷和為之奮斗的目標。接受教育是實現這種轉化的首要條件,于是許許多多的農家子弟紛紛走進學校,期望自己有一天能考上大學,實現做城里人的夢想。然而由于教育資源的有限及出于社會需要各級各類人才的考慮,教育在培養人的過程中也對人進行著篩選。對廣大農家子弟而言,唯有通過嚴格的升學考試,才能跨越“非農”的門檻。
  應該說,教育的“升學轉化”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著眼于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和輸送人才,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升學轉化”對促進農村教育自身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正是由于存在著通過升學“轉化”為城里人的可能性,客觀上激發了農家子弟接受教育的無形力量,而且這一無形力量是巨大的。可以說,多少年來,農村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農村教育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都深受“升學轉化”的影響。農家子弟憑借“升學轉化”的人數愈多,畢業后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待遇愈好,便愈刺激農村教育的發展。
  “升學轉化”為農家子弟跳出“農門”開辟了一條既現實、又極具公平性的道路。然而,正是由于這一道路的存在,在客觀上無形地抑制了農村教育的多方面發展,使得農村教育長期以來陷入“離農教育”的怪圈,與農村社會經濟建設相脫節,農村所需要的人才長期得不到有效培養和供給。這種“離農教育”還使得升學無望的農村畢業生,使得大中專畢業后重回鄉土的畢業生,普遍地懷有一種失落感和悲觀失敗的心理。他們缺乏變革鄉村的意識,也缺乏建設鄉村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二)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
  長期以來,在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將眼光集中在城市的發展上,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反映和體現城市人的利益,例如糧油供應政策、就業政策、醫療、住房、勞保等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等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一城市取向的思路顯然已不合時宜。然而,作為一種思維定勢它仍有較大的慣性,依然潛存于各項社會決策之中。
  “城市取向”在教育方面的表現相當突出。諸如無視城市和農村兒童在教育環境、教育資源上的巨大差別,以城市學生的發展特點為基礎制定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學生所學的知識,在廣大鄉村很少有用武之地。“城市取向”的教育政策,使得農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翻版。正如庫姆斯(Coombs P.H.)所指出的,學校中的“學術性、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課程不能適應大多數農村青年的學習需求和生活需要。而且,這些引進的教育模式使最聰明、有很強學習動機的兒童脫離他們的農村環境,正好刺激了他們移入城市的欲望,而不是促使他們留在農村發展自己的社區。”[2]需要指出的是,教育被賦予“升學轉化”功能,只將鄉村作為人才選拔的一種來源,也仍然是一種“城市取向”的政策。
   (三)城市化的滯后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1998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達到45%,發展中國家為38%,發達國家為75%,我國當年為30.42%,與之相比我國落后一大截[3]。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我國城鎮人口比重為36.09%[4],仍有8億多農民無緣享受現代城市的文明和便利。他們中絕大部分人終生奮斗的目標就是能夠到城市里生活,如果自己做不到,也要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大學生,能夠在城市落戶。
  實際上,城市的稀缺不僅僅體現在城市數量的稀缺方面。在更為本質的意義上,我國城市的稀缺主要是指國家在對待城市化問題上的一種“制度”供應的稀缺,它反過來又造成城市數量的稀缺。當國家經濟的發展已越過“經濟短缺”甚至到達“經濟過剩”的階段時,當糧食及其它各種生活資料都可以從市場上自由買賣的時候,當初嚴格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然而,我們的戶籍制度、就業政策等沒有大的變動,它們依然橫亙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在這種城鄉二元格局下,畢業生一旦回到農村就業就難以回到城市,一旦回到縣城和鄉鎮就難以再回到大、中城市,所以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寧愿在城市暫時失業也不愿意回到農村和縣城就業。正是這種城市數量的稀缺尤其是城市“制度”供應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農村教育的“離農”傾向。
  三、應對之策: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在于農村教育本身
  眾所周知,基礎教育的任務,一是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畢業生;二是為年輕一代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這兩項任務本應統一在一起,然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實踐中,二者卻是嚴重割裂開來,教育圍繞“離農”進行,農村教育發展成為“離農”教育。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局限于教育內部,而更多的是緣于教育系統之外的因素。著眼于標本兼治,筆者提出如下應對之策:
  (一)加快城市化進程,逐步打破城鄉二元格局
  城鄉二元格局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曾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城市化進程的今天,其弊端和消極影響越來越大。誠如前述,城鄉壁壘的限制使得人口不能自由遷移,而“升學轉化”就成了廣大農村青少年進入城市的唯一一條可行道路,因此使得農村教育發展成為“離農”教育。只有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才是改革和發展農村教育的根本出路。要完全消除城鄉壁壘,目前還比較困難。但令人可喜的是,國家正在采取措施逐步消除這種壁壘,給所有公民以遷徙的自由。自2001年5月1日起,國家取消了《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明》,3月30日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5]。從目前來看,我國部分地區如浙江、湖州、寧波等,已率先放開小城鎮戶籍限制。再從近年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看,其最終的取向都是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化的、市場化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戶籍制度的改革,若能夠消除城鄉二元格局、消除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別,一定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農村教育存在的“離農”問題。
  (二)切實加強農村教育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
  當年,陶行知先生另找的“生路”就是“鄉村教育”,其實質是實現鄉村教育與鄉村生活的自我循環,結束鄉村作為城市附庸的地位。事實證明,“鄉村教育”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在城鄉一體化格局日益推進的今天更是這樣,但它強調鄉村教育要加強與鄉村生活的聯系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城市化是一個過程,城鄉二元格局的完全打破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要正視城鄉間的差距,改變“城市取向”的大一統教育模式,以加強農村教育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要允許和鼓勵各地從農村教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課程結構、教學內容甚至學制等方面自主創新;要把農村基礎教育與成人教育結合起來,積極發展初中后和小學后的職業技術教育,同時在農村初、高中教育中滲透職業技術教育,以便使渴望升學和升學無望的學生都能受到切合實際需求的教育。
  (三)探索“升學”與“轉化”的分離
  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應該由多種途徑和方式,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教育的“升學轉化”上。所謂“升學”與“轉化”的分離,就是不再把考上大學作為“農轉非”的條件或途徑。這一對策的實施有賴于人口自由遷移政策的實現和城鄉二元格局的打破。在當前的情況下,比較可行的措施是:對于某些考試分數稍低的農村考生,可以試行上大學不轉移戶口的方式,或者只是使其戶口就地“農轉非”而不遷移到城市,學生畢業后再回到縣鄉或農村基層工作。但這里需要一個前提條件,或者說配套措施,即地方必須確保這些畢業生的妥善安置,一方面是人盡其用,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他們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帶來的消極影響。
  (四)加強農村地區自身建設
  大學畢業生不愿回到縣鄉或農村就業,對地方貧困經濟和貧困文化的懼怕是一個重要原因。要使得人們“親農”、“近農”,就必須加強農村地區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尤其是在城鄉二元格局完全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動之后,加強農村自身建設就顯得更為重要,否則,受過一定教育的農村人口外流情況可能更為嚴重。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1996年)通過的《伊斯坦布爾宣言》指出,必須為農村提供適當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及就業機會,以增加農村地區的吸引力,盡量減少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6]。當農村自身有相當吸引力,甚至還能吸引城市人口向農村流動的時候,城鄉一體化推進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加強農村經濟建設人們比較重視,而對于變革農村貧困文化人們則容易忽視。貧困文化根植于貧困經濟,但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又反過來對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施以消極的影響,諸如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關系網的盛行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農村貧困文化的變革比農村經濟的發展更重要,因為它直接關系著貧困主體的自我覺醒和自我發展,關系著農村社區“軟”環境的構建。變革農村貧困文化,可考慮:第一,發揮城市文化的輻射作用,實施城鄉文化的一體化戰略;第二,探索農村教育深層次改革的內涵,諸如價值取向、內容結構等,發揮學校教育的文化功能,促進農村文化與農村教育發展的良性互動。
忻州師范學院學報50~53G1教育學張曉峰/范國睿20022002教育的“升學轉化”功能、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及城市華進程的滯后,三者交互作用使得農村教育發展成為“離農教育”,嚴重偏離其應有的本義。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出路,更多地在于教育系統之外的因素。農村教育/城鄉二元格局/城市化  rural education/"Town and Country"-dualism/urbanization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of Rural Education in the Viewpointof Urbanization  --Take Shenqiu County Henan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feng,FAN Guo-ru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The interactive action of "enter a higher grade and transformation",the tendency an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educational policies makesrural education "an education isolated from rurality",which severelydrifts off its originl nature.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ruraleducation lie mostly in the factors outside the educational system.張曉峰(1973-),男,河南周口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系碩士,主要從事教育經濟與管理的研究;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062 范國睿(1964-),男,山東平度人,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辦公室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062 作者:忻州師范學院學報50~53G1教育學張曉峰/范國睿20022002教育的“升學轉化”功能、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及城市華進程的滯后,三者交互作用使得農村教育發展成為“離農教育”,嚴重偏離其應有的本義。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出路,更多地在于教育系統之外的因素。農村教育/城鄉二元格局/城市化  rural education/"Town and Country"-dualism/urbanization
2013-09-1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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