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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地理教科書作用變化的討論  ——我國地理課程變革中的繼承與發展研究之教科書篇
學校地理教科書作用變化的討論  ——我國地理課程變革中的繼承與發展研究之教科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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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8)02-0117-06
  新的一輪課程改革開始后,人們對于一直處于我國大陸中學地理課堂教學重要位置的地理教科書,在編制理念、編制方法、教科書管理方法、教科書的作用、教科書的使用等多方面產生了不同的認識,既有新的認識、新的說法,也為地理教師帶來很多困惑。作為參與有關地理教科書問題的討論,本文嘗試對我國大陸近百年地理教科書功能的變化進行初步的梳理,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目前地理教科書問題的產生和實質進行再分析,形成我們自己認識地理教科書的新思路。
  一、地理教科書功能的變化
  (一)以承載地理知識為基本功能的教科書
  在過去近百年的時間里,地理教科書的功能是隨著人們對地理教學的認識和地理課程發生的變革而發展變化的。20世紀早期的地理教科書以承載地理知識①為主,教科書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地理教學的內容。當時的教科書就像一本知識手冊,全書都是地理現象的描述,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是文字敘述和少量的圖像。教科書的章節體系是按照地理學科的系統來劃分的。在內容上,教科書對地理事物的描述非常詳盡具體。例如,絕大部分的中國地理教科書中的“河流”一節,均是逐一描述我國的幾條大江大河,每一條河流的敘述都是該河流從何處起源,流向何方,在何處和哪條支流相匯,然后于何處出現改向,之后又在何處與哪條河流相匯,最后流入哪個海,以及該河流經過哪些地方、河道寬窄、兩岸的山脈等內容,但對于該河流的主要特征,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存在哪些利弊及原因等,涉及極少[1](pp.15~30)。除了文字外,有的教科書中也配有相關的地圖、簡單的示意圖和一些景觀圖,用來提供直觀形象的教學信息②。
  20世紀早期以承載地理知識為主的教科書,具有內容翔實、結構嚴謹、邏輯清晰等優點,但在內容選擇和文字表述上單調乏味,缺少與現實問題及學生生活的聯系,沒有與學生交互的活動設計,不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不利于培養學生掌握運用地理知識去認識世界的方法。由于教科書在地理教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教科書的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方式,直接導致了當時課堂上教師講學生聽的接受式教學,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學生認為地理學習僅僅是死記硬背地名物產等地理事實。
  (二)地理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設計功能的出現
  20世紀30年代,地理教科書發生了一些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在章節后增加了練習題。對于練習題的稱謂各教科書不盡相同,如“學習問題”、“習題”、“作業題”、“練習”等等,不一而足。筆者所見到最早出現練習題的教科書是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由葛綏成編著的《高中本國地理》。該書分為上中下三冊,每冊供一學期使用,但僅見到上冊。該書在每章的后面均有“學習問題”“以供學者研究”[2](p.1)。各章題量不等,一般在二至九道題之間。如“第二章中華民族”分為四節,分別是“中華民族的分布”“中華民族的生活狀況和特質”“人口密度和移民墾殖問題”“僑民問題”,在全章之后,共有六個“學習問題”:“1.種族和民族有什么分別?我國各族的分布情形怎樣?他們受漢人的同化程度怎樣?2.中華民族的生活狀況為什么不同?各地住民的衣食住情形是怎樣的?3.中華民族的特質怎樣?哪些是缺點?哪些是優點?4.我國歷來對于人口的統計怎樣?我國各地人口分布的疏密是怎樣的?又為什么會發生疏密的現象?移民墾殖為什么是目前的一個重大問題?5.華僑歷來在各地發展的情形是怎樣的?其中以哪幾省人為最多?他們的總人數有多少?6.華僑對本國和世界的貢獻是怎樣的?此后應當怎樣努力?”[2](p.27)這些安排在章節之后的練習題,為指導教師開展當時倡導的“設計法”③教學提供了參考,同時對于訓練學生的概括和表達等能力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練習題的出現,增強了地理教科書的實踐性,改變了過去只是從頭至尾一味地課文敘述的編寫方式,使教科書第一次具有了與學習者對話的功能,也是第一次將教學中的環節體現在教科書中,為教師構建了在教學中與學生交流互動的平臺,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顯露端倪。
  (三)地理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功能的變化
  隨著近百年來地理課程的變革,所采用的方式也隨之發生著變化,地理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日益凸現。
  “練習題”從20世紀30年代在地理教科書中出現開始,就一直是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內容。早期的練習題都是出現在一章或者一節的最后,題目以讀圖繪圖和問答題的形式為主,通過練習題使學習者再現前面課文中的知識,達到復習鞏固的目的。在題目的設計上,一般比較籠統,理論性也比較強,有些問題對于中學生來講有一定難度。
  20世紀50年代,地理教科書的習題中開始有意地加入了一些與學生實際生活相關的問題,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初中《中國地理》中,“地形的主要分界和大地形區”一節的練習第3題為“學校所在地是在上面所講的哪一個大地形區里?簡單地描寫一下學校所在地的地形”;在“復雜的氣候”一節的練習中,問到“學校所在地區的農作物一年可以收獲幾次?并說明氣溫和作物的關系”;“河湖概況”一節的練習第3題問“學校附近的河流和湖泊的水量是不是隨季節變化的?冬季是不是結冰?一年中結冰的時期大概有多少天”[3](p.22;p.35;p43)。這些問題均是以學校作為問題場景,雖然在提問形式上有些雷同和生硬,但對于引導教師聯系學生生活實際進行教學,啟發學生觀察生活中的地理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個時期地理教科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在課文中加入了“讀圖”“實驗”“觀察”等內容,讓學生參與到知識的生成過程中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初中《世界地理》中,“日本”圖下就有下列問題:“日本的大城市集中在哪一個大島的哪一部分?煤、石油、銅分布在哪些大島的哪一部分?瀨戶內海被哪些大島包圍著?”[4](p.44)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自然地理》中,“地下水”一節中安排了這樣一個實驗:“拿兩個同樣大的玻璃漏斗,漏斗里面墊上一層布。然后在一個漏斗里盛一半的沙子,在另一個漏斗里盛一半的細黏土,又在兩個漏斗里注入等量的水。觀察它們并回答下列的問題:1.吸水較快的是沙層還是黏土層?2.通水較快的是濕的沙層還是濕的黏土層?3.全部的水通過沙層要多少時間?4.全部的水通過黏土層要多少時間?”[5](p.32)在這里,教科書沒有像過去那樣直接給出結論,而是先設置疑問,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再通過簡單易行的實驗讓學生自己得出答案。若讓教師自行設計書中類似的各種實驗恐怕難度較大,這樣教師只要按照書中的步驟在課堂上進行演示實驗或者讓學生分組實驗,就可以收到較好的效果。此外,這本教科書一改過去練習題僅出現在章節末尾的模式,不同習題分別插入到了相應內容的段落之后,方便教師在教學中講練結合,也可以將習題作為“引子”導入教學。可見,在這一時期,教科書與教學實踐的關系密切起來,在某種程度上為教師提供了一些教學方式。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初中《世界地理》(上冊)中,在每一節的正文之前,都有一段讀圖的問題,例如“太平洋”一節的問題是“讀圖:在世界地圖上,找出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指出太平洋周圍的大洲、白令海峽和太平洋西部的主要群島”[6](p.79)。可以看出,當時的編寫者已經注意到教科書在教學內容引入上的作用,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求知欲,使他們通過讀圖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來。
  進入90年代后,地理教科書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時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進一步增強。這套教科書除了“讀圖”版塊之外,又新增了“做一做”、“讀一讀”、“想一想”等小欄目,將社會熱點、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穿插于課文之中,用資料、問題、讀圖等環節將課文連接起來,為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提供了參考。穿插于課文中的問題也不再以復習鞏固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啟發學生思考和激發學生的興趣。
  承襲了初中教科書注重體現教學過程的編寫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高中地理教科書在每課之后都安排了“活動”,將傳統作復習鞏固之用的習題置于全章末尾。“活動”的設計較初中教材中穿插于課文中的小欄目更貼近教學實際,類型也更加多樣化,例如對我國應當大力發展大城市,還是應該合理發展中小城市開展討論;搜集世界早期城市的相關資料,研究早期城市的分布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對北京西客站站址選擇的三個方案進行評價等等。這些“活動”突出了學生在知識生成中的作用,重在培養其開放型思維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地理教師的教學提供了新的思路。
  課程理論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通過探究活動學習地理的重要性。2000年以后出版的各個版本的地理課程標準教科書中,“活動”都已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一些過去用課文闡釋的知識,現在改用“活動”的形式呈現,“將分析過程及結論的得出留給教學”[7](p.29)。“教師必需很好地以教材給出的材料,設計整節課的教學活動”[8],讓學生通過設計的活動或提出的問題來獲得知識。在這里,“活動”又同時具有承載知識和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這種教科書的編寫方式,改變了教師教學照本宣科,學生學習死記硬背的教學現狀,并為教學方法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綜上所述,近百年來我國地理教科書的編寫從承載地理知識到同時承載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設計,在所具有的功能上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2001年以后頒布的地理課程標準(實驗稿)實驗教科書中有了突出的體現。
  (四)研究者對地理教科書功能的看法
  從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研究文獻來看,人們對于地理教科書功能的看法是逐漸深入的。
  地理教科書承載知識的功能歷來被我國的學者所認同。1984年,在《學校地理教材現代化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在當時,“教材存儲和傳遞教學信息的功能是為大多數人承認和理解的”[9](p.5)。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有作者認為“教材是以信息儲存和傳遞為主要功能的”,即教科書“是一個信息系統”[10](p.11;p.15)。但同時,也有研究者指出以承載知識為基本功能的教科書存在一些缺陷,如有“地名羅列,材料堆砌”的現象,“知識顯得零散而不易掌握”,一些早期的教科書中缺乏啟發引導學生學習的過程[11](p.96;p.97)等等。
  通過對傳統地理教科書的重新審視以及對國外相關教材理論的研究,在80年代初,我國一些研究人員開始認識到教科書還應該具有“教學方法的指導功能”,并且“在教科書中,方法指導性的部分應占顯著地位”[9](p.5;p.6),教科書“既要符合知識的結構邏輯,又要符合教學的規律”[11](p.91)。還有人指出,教科書“不但要回答學什么,還要回答如何學”[12](p.128),“教科書不僅為教師提供了教什么,還大體上制約著教師怎么教”[10](p.11),因此教科書的編寫直接關系著課堂教學的質量。1999年出版的《地理教學論》中,作者認為,“教材應含有教學要領,蘊含教學方法指導的內容,以幫助教師組織教學,推動教學進程,便于教學反饋”[14](p.84)。一些作者還引用了布魯納的看法來說明這個觀點:“一門課程不但要反映知識本身的性質,還要反映求知者的素質和知識獲得過程的性質”,因此“教材和教法的界限勢必愈益模糊不清”[15](p.112)。由此可見,地理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正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同。
  進入21世紀,教育理論界的工作者對地理教材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展開了進一步探討。有的學者認為,“教科書除了要落實課程設計的客觀要求”,“符合教育改革精神”,還要“為不同教師、不同條件的學校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提供廣闊空間”[8]。也就是說,教科書不再僅僅是指導教師采用適宜的方法進行教學,還要把教學從教科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教法和學法能有充分的空間進行改革”。還有研究者認為,教科書要成為教師“與學生進行的一種雙向交流與對話”的“中介”,要有助于教師進行創造性的教學,師生“在這種交流對話中進行知識的建構,獲得心靈的溝通與發展”[17](p.16)。我們可以看出,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功能,已經不僅具有了“教學方法指導”的含義,還蘊含了為地理教師使用不同方法進行教學和創造性地進行教學方法改革提供廣闊空間的更深一層的意義。
  二、問題討論
  (一)如何看待地理教科書承載功能的變化
  地理教科書從只承載地理知識到同時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及教學過程設計,這個過程是與地理教學理念的改變同步發生的,即人們對如何進行地理教學的觀點與人們如何看待地理教科書的看法是同時發生變化的。在20世紀早期,教育界雖然也在引進西方的教學方法,如“設計教學法”,但總的來說,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地理課程和教學方法的進步程度也較低,可選擇使用的方法比較少,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對教科書功能的認識也不可能超越當時的總體水平。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地理課程的發展,人們對教學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對地理教科書功能的認識自然也會發生變化。這種發展在新的課程實驗教科書的編寫中有了明顯的表現。
  地理教科書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設計功能的存在有一個前提,即我們必須把地理教科書看做是一種課程資源。當我們用這種開放的觀點看待地理教科書時,地理教科書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和過程設計的功能才不會反過來成為阻礙地理課程發展的“繩索”。例如,20世紀90年代地理教科書中出現的“做一做”、“讀一讀”、“想一想”等小欄目,從某種程度上已經幫助教師構建出了教學過程的基本框架。從積極的意義看,它們既方便了教師教學,又保證了在教學中學生能夠參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也容易把教師的教學方法限定在一個模式之內,從而減小了教師自主發揮的空間。因此,在新課程的背景下,幫助教師理解教科書(也包括其他課程資源)的優勢和有限性變得十分重要。通常教師會關注教科書內容和編排適當與否,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教科書本身的意義和局限,這也是過去大陸教學中教科書獨特地位的反映——教科書的作用太權威了,以至于人們已經不需要關注教科書本身的問題了。實際上,教科書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都是有著兩面性的。它的局限性表現在教科書可能會限制教師的教學思路,教師越信任一本教科書,越容易在無意中被它約束。當然,這種“局限”也可以變成一種傳播某種教學理念的優勢。很多教科書實際都在傳播編者對于教育教學的觀點,在為教師和學生建構一條編者認為是最合理的通往理想目標的“隧道”,如果“隧道”修建得合理,這樣走是可以省時省力的。除了編制者的合理設計外,教師如何對待教科書,也成為能否將教科書的局限性轉化為優勢的關鍵。
  (二)有關“教教材”與“用教材教”的爭論
  “教教材”還是“用教材教”這個問題在地理教師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也存在很多疑問。在進行教師培訓中我們了解到,有一些教師認同“用教材教”的提法,也有教師不認同,還有教師認為二者沒什么區別。更有教師担心要求教師“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是不是意味著原先由教材編者承担的任務有一部分轉移到了教師身上,担心這種提法會無形中加重教師的工作負担。我們認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要先搞清各自所說的“教”和“學”是什么含義,還要搞清這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否則,對問題的不同理解將導致討論無法進行,或者表面上持不同觀點的人也許根本就沒有實質上的分歧。
  討論“教(學)教材”還是“用教材教(學)”并非否定教科書存在的必要。前面對地理教科書承載教學方法的分析表明,在傳播先進的地理教學方法和地理課程理念方面,高質量的地理教科書是有著重要作用的。特別是在目前我國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地區差異很大的背景下,教學中有一本固定的教科書還是很有必要的。在這個討論中,“教”教材中的“教”并不是僅僅指在課堂上使用教科書這個行為;“學”也不是僅僅指在學習中使用教科書。因此,我們要討論的并不是課堂上是否要使用教科書,而是如何看待教科書與教學的關系。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有著大陸課堂教學傳統背景的。
  在以地理教科書為“教學依據”的教學中,教師不僅教教科書上的內容,而且一般是按照教科書的順序教。最重要的,考試的內容都是教科書上的東西。所以教師不敢忽略教科書中哪怕很微小的一個知識點,担心它會出現在考卷上;也不會去教教科書上沒有的內容,因為那些東西肯定不會考。過去的教科書是分為正文和小字的,正文必教,而小字是選教,這是為教師規定好的,而不是由教師根據課程標準和學生基礎進行取舍。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是教學事實上的核心,教科書上的內容就是教學的實際目標和考試內容,教師教學要做的就是要把教科書上的東西向學生解釋清楚,學生要做的就是學會(更多的是背下)教科書上的東西。還有一點也是需要說明的,當時的“教材”主要是被教育行政部門指定使用的教科書,而不是今天廣泛談論的帶有課程資源意義的教材。這就是所謂的教“教材”,也是需要轉變的地方。
  “用”教材教和“用”教材學是另外一種教材觀,同時也是一種教學觀的反映。這里的“用”不是指在課堂上使用教科書這種表面的行為,而是反映了教學關注點的轉變。從課程層面上看,教學關注的是課程目標,例如,如何使學生能夠利用地理教科書上的資料或其他資料說明某個地理問題,如何利用地理教科書達到課程目標等;從學生層面上看,教學關注的應該是學生的接受程度、興趣、需求和進步的程度。這種教材觀倡導的是把教科書看做是重要的教學資源,在實際課堂上,教科書的使用也應該是多樣化的。因此,對教科書使用的討論不必過分糾纏在“教”還是“用”的概念上。問題討論的內在意義還在于理解課堂教學正在逐步開放,教學的關注點不能只停留在教師是否把教科書上的東西講清楚,要關注的主要還是學生是否真正得到進步和發展。
  三、結語
  通過對中國大陸近百年地理教科書功能變化線索的初步研究,我們發現,有關地理教科書認識的各種變化是地理教學理念進步和地理課程變革的結果,也是這種變革和進步的組成部分。目前地理教科書仍承担著承載地理知識的重要任務,但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設計的功能。這種承載功能的變化有優勢也有局限性,人們對它的看法也會各有不同,對地理教科書功能的認識和討論,對教科書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設計功能的評價,還將是地理課程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注釋:
  ①這里的“地理知識”僅指地理事實、地理概念、地理原理等內容,不包括能力性、情感性知識等廣義的“知識”內容,后同。
  ②筆者所見到較早的配有圖像的教科書有1912年出版的張相文主編的《地文學》、1918年彭昌南主編的《中華地理圖志》等。
  ③設計法,是指依據地理事實設計出與學生生活有重要密切關系的待解決的問題,以激發學生興趣,培養其探求精神的教學方法,為美國杜威派學者所倡導,1918年傳入我國后,曾風行一時。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17~122G32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林培英/孫玥20082008
地理課程/地理教科書/承載功能
  geography curriculum/geography textbooks/carrier functions
Functions of Geography Textbooks: Pattern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Geography Curriculum in China  LIN Peiying, SUN Yue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China's nearly century-long history of geography textbook compilation testifies to the fact that the basic functions of geography textbooks have changed from a simple container of geography knowledge to one incorporating geography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es at the same time. What functions textbooks have is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while serving as an index of the educators' educational conception. The transition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practice is of undoubted significance to geography education in China. Yet, in case educators hold inefficient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 the practice might limit the new functions of textbooks. The discussion on "teaching (learn from) textbooks" or "teaching (learning) by textbooks" is in essence a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books and teaching (learning), instead of the simpl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我國近百年來學校地理教科書編寫的歷史表明,地理教科書的基本功能已經從單純承載地理知識發展到同時承載地理教學方法及地理教學過程的設計。地理教科書具有的功能與所處時代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有關。就目前我國中學地理教學的實踐看,教科書作用的變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如果使用者的“教材觀”不正確,也會產生限制教師思路的消極影響。有關“教(學)教材”還是“用教材教(學)”的討論實際上是教科書與教學關系的討論,而非表面上“教”與“用”的討論。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17~122G32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林培英/孫玥20082008
地理課程/地理教科書/承載功能
  geography curriculum/geography textbooks/carrier functions
2013-09-1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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