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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與流派 國外企業倫理學:三十年透視
學科與流派 國外企業倫理學:三十年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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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快,經濟活動的重要性日益明顯,作為這種活動主體的企業也相應地在西方的社會生活中占據了核心位置,它們通過控制社會的經濟生活而使其成為政府和公眾關注的焦點,并使社會中的每個成員都與其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然而與西方社會中企業重要性的增長相伴隨的,是一系列新問題的出現,如企業丑聞、企業與政府、社會和環境之間關系的復雜化、同行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企業內部矛盾的增長、企業活動的混亂狀態與非人化等等。國外企業倫理學正是在企業的重要性不斷增長、同時與企業活動相關的新問題又層出不窮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60—70年代國外企業倫理學的產生
  在西方,人們對商業道德問題的關注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和中世紀,學者們對商業活動的倫理特征就做過探討;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使商業道德成為一些西方近代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討論的一個主題。但是人們對與企業活動相關的范圍廣泛的倫理道德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是從本世紀60年代開始的。60年代美國的部分企業在其生產經營活動中肆意污染環境、忽視安全生產、銷售不合格產品等不道德行為曝光后,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并在公眾中逐漸興起了旨在揭發企業以次充好、其產品危及消費者安全或健康的保護消費者利益運動(Consumerism)。在這種情況下, 一些宗教界人士呼吁人們重視對企業倫理問題的探討和研究。1963年,T.M.加瑞特(T.M.Garrett )等人編寫了《企業倫理案例》一書,搜集了發生在企業活動中的形形色色的企業倫理案例,并對其進行了分析研究。1968年,美國天主教大學原校長C.沃爾頓(C.Walton)在其《公司的社會責任》一書中,倡導公司之間的競爭要以道德目的為本。除了這兩項成果外,1961年,R.C.鮑姆哈特(R.C.Baumhart)對企業管理者的倫理規范所作的調查以及R.巴特爾斯(R.Bartels)1963 年出版的《企業中的倫理》一書與他后來為企業營銷人員設計的倫理決策模型也是60年代企業倫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70年代初期,企業倫理問題引起了美國公眾更為廣泛的關注,特別是在水門事件之后,美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卷入了非法政治捐款、非法股票交易、行賄受賄、收受回扣、弄虛作假、竊取商業機密等活動,人們感嘆企業中相當一部分管理人員已達到了道德淪喪的程度。美國企業中白領階層的犯罪引發了70年代中期美國的道德危機。針對這種現狀,學術界就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內部與外部的各種倫理關系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1974年11月,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和商學院共同發起召開了首屆全國企業倫理討論會,這次大會的論文和會議記錄后來被匯編成書出版。這次會議不僅深化了自60年代以來人們對企業倫理問題的研討,而且也標志著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企業倫理學的正式產生。
  70年代企業倫理學在理論研究上的成果一方面表現在學者們對一些重要而具體的企業倫理問題的研討和闡釋,另一方面表現在日本和美國企業倫理模式的相互借鑒。首先,從70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就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并由此引發了“利潤先于倫理”(profits before  ethics )與“倫理先于利潤”(ethics  beforeprofits)之爭。以M.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派人認為, 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其利潤,企業作為一種經濟實體對社會只具有經濟責任,其他責任都服從于經濟責任或包含在經濟責任之中。 而以P. 弗蘭切(P.French)為代表的一派人則認為, 企業具有法人地位同時也意味著它具有道德人格,而作為具有道德人格的企業,其社會責任是指經濟責任以外的責任,如企業對環境的責任、對政府和公眾的責任、對顧客和雇員的責任等等。S.塞蒂(S.Sethi)試圖調和這兩種觀點, 他主張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一個動態的社會系統中所應扮演的長期角色,它不能被片面歸結為經濟方面或非經濟方面的責任。這種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又引發出了關于企業與政府、股東、雇員、消費者之間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討論,這些討論成果集中反映在T.比徹姆(T.Beauchamp)和N.鮑伊(N. Bowie )合編的《倫理理論和企業》與T. 唐納德森(T.Donaldson)和P.沃翰(P.Werhane )合編的《企業中的倫理問題:一種哲學的探討》之中。
  70年代企業倫理學的另一理論研究成果是日美企業倫理模型的相互滲透和借鑒。日本很早就開始重視對企業倫理的研究和應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丸山敏雄創立的日本倫理研究所大力倡導倫理實踐,企業倫理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日本的企業倫理模式是對日本家庭倫理傳統的拓展和應用,它把日本傳統的家族倫理觀念如忠誠、仁義、感恩、愛和、喜勞等融入企業的結構和企業的活動之中,并通過員工培訓、做朝禮、確立社是、社訓,舉行慶典、拓寬上下交流渠道等手段在企業內部強化這些觀念,從而使倫理道德成了日本企業調節企業內外關系、處理利益沖突的主要手段。日本的這種企業倫理模式引起了美國企業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興趣,并被美國人看作是日本企業的成功之道而加以借鑒。W.達勒(W.Dane)、A.肯尼迪(A.Kennedy)和T.迪爾(T.Diels)在這方面的工作特別引人注目。同時,日本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也開始注意美國具有較強個人主義色彩的企業倫理模式。加護野忠男和野中郁次郎在《日美企業的經營比較》一書中就曾論述了美國注重明確企業中個人責、權、利的管理倫理模式對于日本企業的借鑒意義。
  在企業倫理學的經驗研究方面,70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圍繞對企業經理人員的倫理道德觀和企業倫理現狀的了解而展開的,其中以三項問卷調查最具代表性。1975年,A.B.卡諾(A.B.Carroll)對美國的400名企業經理人員進行了抽樣調查,他要求被調查者對問卷中所列出的不道德企業行為表明態度,結果在238份有效問卷中, 絕大多數經理表示不贊同這種行為,但在某些問題上高層經理和中低層經理的觀點表現出了較大差異。卡諾后來在這次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和社會互補的企業活動模式。1977年,S.N.布萊納(S.N.Brenner)和E. A. 莫蘭達(E. A.Molander)通過對1227 位企業領導人的問卷調查顯示:企業領導人歡迎倫理規范,但對這些規范在企業中是否真正有效大都持懷疑態度;他們也承認企業的社會責任,并把對消費者的責任排在對股東的責任之前;另外他們大多認為自己的倫理水準高于自己的同行。
  在實踐應用方面,企業倫理學在70年代也有初步進展。美國學術界和企業界的一些人試圖把倫理因素引入企業的決策和經營管理過程之中,從而改善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70年代中期在美國部分企業和經理人員中興起的“道德生成運動”(Moral Genesis Movement)就是一例。該運動倡導倫理因素和利潤因素融為一體的企業活動模式,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尋求旨在促進企業和企業中個人的道德行為的具體辦法,建立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雇員、消費者之間相互信賴的關系,以幫助企業走出美國后水門時代的道德危機。
  顯然,國外企業倫理學在本世紀60—70年代還處于萌芽和產生階段,對企業倫理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美國和日本。企業倫理學只停留在對企業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倫理問題進行調查、描述、研討的水平,并試圖為企業的決策和經營管理活動確立一些基本的倫理原則,但它在總體上還沒有引起企業界的真正重視。除了少數企業和企業經理人員外,絕大多數企業和企業領導人對企業倫理研究持消極態度。但70年代學術界和企業界在企業倫理研究和應用方面所做的工作也為80年代企業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80年代國外企業倫理學的發展
  進入80年代后,國外企業倫理學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企業倫理學發展到了美國和日本以外的地方,企業倫理學開始進入大學的課堂,各種企業倫理學的刊物、出版物和研究機構紛紛問世,企業界和學術界就企業倫理問題展開的交流和對話日益頻繁,企業倫理學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齊頭并進,企業倫理學的發展呈現了多元化的態勢。
  首先,企業倫理學從美國和日本擴展到了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東南亞等地。加拿大最早受到美國企業倫理學發展的影響,80年代初企業倫理學的教學、咨詢和研究開始起步,到80年代末它已發展成為一門地位僅次于生命醫學倫理學的應用學科。歐洲由于具有根深蒂固的理論傳統,其企業倫理學的發展也具有較強的理論和思辨色彩。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企業倫理建設注重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結合,而澳大利亞則從倫理與法律相互依存的角度建構自己的企業倫理體系。這些企業倫理模式與美國一向注重經驗和實證研究的企業倫理研究特征相比,表現出了自身的獨特性。
  其次,企業倫理學進入各國的大學,開始成為一門重要的必修或選修課程。這門課程除了在大學的哲學系、社會學系和神學院開設外,主要是在大學的商學院或工商行政管理學院開設,因為企業倫理學界認識到,要想在將來形成良好的企業倫理風氣,必須對商學院和工商行政管理學院的學生——未來企業界的領導者——進行超前教育,以提高他們進行道德推理的能力,強化他們的倫理道德意識。
  第三,各種企業倫理學的研究和交流機構紛紛建立,企業倫理學的專門刊物正式創刊。80年代,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的近30所大學建立了企業倫理學的專門學術機構或以企業倫理為重要研究課題的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在北美比較有名的中心有美國本特利學院(Bentley College)的企業倫理學中心、堪薩斯大學的國際企業倫理中心(ICEB)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應用倫理學中心。在歐洲,英國企業倫理學研究所(IBEB)、英國利茲大學的企業和職業倫理學中心與荷蘭林堡大學的經濟倫理研究所則有較大影響。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澳大利亞倫理和職業研究所(AIEP)和西澳大利亞的金斯伍德應用倫理學中心也對企業倫理的研究非常重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北美和西歐的一些企業自發建立了若干企業倫理學的研究和交流機構,如加拿大倫理學與公司政策研究中心(CCECP)和英國的企業倫理研究協會(BEA ),它們對擴大企業倫理學在企業界的影響,幫助企業提高決策和行動的倫理質量作出了貢獻。而1987年建立的歐洲企業倫理學網絡(EBEN)則是學術界和企業界共同合作的成果,該網絡吸收企業和學術機構作為其會員,每年圍繞某一企業倫理方面的主題召開年會,邀請學術界和企業界人士參加,促進了學術界和企業界就企業倫理問題所進行的交流和對話。
  與70年代相比,80年代企業倫理學的理論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深化。首先,關于公司道德地位的討論深化了70年代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很多學者認識到,要明確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先澄清企業的道德地位,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公司是主要的一種企業形式,所以公司的道德地位問題成了企業倫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R.L.霍姆斯(R.L.Holmes)等人認為,只有人才能作出行為選擇、具有道德權利和義務、承担道德責任,而公司不是人,不具有上述能力,因此公司本身無道德地位可言,道德準則也不能用于公司,而只能用于公司中的人。 而N. 鮑伊(N.Bowie)等人則聲稱,既然公司是具有法人資格的獨立實體,那么它已被假定具有道德人格,因而應具有道德主體所應具有的權利,履行道德主體應盡的義務。這兩種觀點構成了公司道德地位問題上的兩種極端觀點。但包括理查·蒂·喬治和M.G 威拉斯奎茲等在內的大多數學者認為,公司是一種特殊的實體,它一方面是由許多人在自由協議的基礎上組成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獨立實體,具有人為的道德人格;但另一方面它又和具有喜怒哀樂等情感的人不同,它是在許多個人的操縱和經營管理下運作的,沒有人的參與公司便無法運作,因此公司作為道德主體具有相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但在公司不同于人這種道德主體的意義上公司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是有限度的。根據這種觀點,企業倫理學所討論的公司和公司中的個人不能相互替代,公司法人倫理和公司中的個人倫理是企業倫理學的兩個不同層面。
  其次,80年代學者們對企業倫理學的理論前提和理論基礎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從而深化了企業倫理學的理論體系。西方近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活動與道德活動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在經濟活動中人的最高動機是求利,而在道德活動中人的最高動機是行善,這就是亞當·斯密著名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區分。80年代很多企業倫理學家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論證了經濟活動與道德活動的本質統一,并把“倫理道德與企業活動是相容的”這一命題作為企業倫理學的理論前提。在論證倫理道德對于企業活動的意義時,學者們指出,企業是在各種各樣的關系和組織中運作的,而倫理道德是維系各種關系和組織的必要因素,因此企業活動在其所有層面上都與倫理道德相關。在討論企業與政府、社會、環境、股東、雇員、消費者的關系以及企業內部的個人關系時,企業倫理學家都從倫理理論出發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些倫理理論主要包括功利主義、義務論和德性論。事實上,經過80年代企業倫理學家的工作,這3種理論正被改造成為企業倫理學的理論基礎。 不過究竟哪一種理論應作為企業倫理學的基礎,學者們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看法,這也是80年代企業倫理學多元發展的一個表現。
  另外,80年代企業倫理學在理論研究上的重要進展還有學者們對不同階層的人的企業倫理觀的研究以及各種旨在把倫理用于企業決策的企業倫理理論模型的建構,這些工作深化了人們對企業倫理的理解,并從理論角度深化了企業倫理的實踐取向。1985年,美國學者P.V.劉易斯(P.V.Lewis)在對254種關于企業倫理的文章、教材和專著進行了分析和對部分企業界人士進行調查后指出:人們對“企業倫理”這個術語的定義有308種之多。其中大多數人把企業倫理等同于企業活動的標準、 規范、企業行為的正誤、企業的社會責任、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權利與義務、企業習俗、美德等。劉易斯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一個較具普遍性的定義:企業倫理是為企業及其員工在具體情境中的行為道德提供指南的各種規則、標準、規范或原則。基于不同的企業倫理觀,80年代學者們還提出了若干企業倫理理論模型,如1981 年G. F. 卡文納夫(G. F.Cavanagh)提出并在1985年由D.J.弗里茨(D.J.Fritzsche)修正的模型、1985年由O.C.懷瑞爾(O.C.Ferrell)和格蘭夏姆(Gresham)提出的模型以及1986年由L.K.特萊維諾(L.K.Trevino)提出的模型。 這些模型或從個人或從組織或從二者相結合的角度來說明倫理因素是如何影響企業的決策與行動的,從而為評價企業活動和進行企業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企業倫理的實踐方面,80年代企業倫理規范在美國各大企業中正得到廣泛應用,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企業也開始引入書面的企業倫理規范。少數企業開始設立倫理委員會和負責處理企業內部倫理問題的專門官員,一些企業聘請了倫理學家作為企業的倫理決策顧問。企業界正開始改變在企業倫理問題上的冷漠和消極態度,自覺意識到企業倫理的重要性。但就總體而言,80年代企業倫理還沒有得到國外企業界的廣泛重視,企業界和學術界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這為以后企業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挑戰。
      三、90年代國外企業倫理學的新突破
  90年代初至今,隨著東歐、前蘇聯的劇變,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加快,國外企‘‘業倫理學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一方面,企業倫理學方面的課程、講座、機構、出版物已在東歐、北歐、中東、南美、南非、印度、韓國等地紛紛問世。而在企業倫理學發展較為發達的地區,企業倫理學的教學、研究和交流工作也得到了全面拓展。1992年初,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出資3000萬美元用于設立新的企業倫理研究項目和籌建企業倫理學中心。 加拿大哲學協會主席M. 麥克唐納在1991年發起成立了“加拿大企業和職業倫理學網絡”(CBPEN )與“企業和職業倫理區域研究所”(ARIBPE)。在英國,《企業倫理學歐洲評論》季刊于1991年正式創刊,倫敦商學院也成立了企業倫理學中心。而在德語國家,1993年出版的由G.恩德利(G.Enderle )主編的《企業倫理學百科全書》引起了學術界和企業界的關注。到1995年3月, 國外企業倫理學的研究和交流機構已達300多個,企業倫理學方面的刊物14 種,企業倫理學方面的教材、專著1000多種。
  另一方面,企業倫理學從對某一企業、某一地區的企業倫理問題的研究轉向了對不同地區之間企業倫理的比較研究和對全球企業倫理的研究,從單向研究轉向了跨學科研究,企業倫理學開始向一門成熟的邊緣學科的目標邁進。首先,在研究主題上,對區域倫理的比較研究和對全球企業倫理的研究得到了強化。90年代初,西歐的學者就開始關注東歐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倫理問題,與東歐的學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交流和對話,并對東、西歐的企業倫理狀況進行了比較研究。為了促進這一研究的開展,從1995年4月開始, 《企業倫理學歐洲評論》季刊開設了“東歐透視”專欄,在歐洲產生了較大影響。除了東、西歐企業倫理的比較研究外,日本企業倫理與歐美企業倫理的比較研究又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點。1993年,由T.W.唐菲(T.W.Dunfee)和永矢末(Nagayasu)共同主編的論文集《企業倫理:日本和全球經濟》出版,該文集對日本和歐美的企業倫理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從全球角度探討了企業倫理特別是日本的企業倫理對經濟發展的意義。而在對一些全球性的重大企業倫理學問題的交流和研討方面,總部設在美國堪薩斯大學的“企業經營、經濟學和倫理學國際協會”(ISBEE)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其次,在企業倫理學的研究方法上,90年代人們更注重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傳播學等學科中的新方法和新模式的引進使企業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大大豐富。而各種新方法和傳統的哲學方法的結合則對建立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相統一的企業倫理學研究模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國外企業倫理學界開始關注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企業倫理學的性質和地位問題。大多數學者傾向于認為企業倫理學正在朝一門學科發展,但他們對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主題、方法和任務有不同看法。N.菲力普斯認為,企業倫理學是對企業情境中個人選擇問題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應該是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等方法的綜合,它的任務在于澄清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從而調節企業的內部和外部關系。T.索瑞爾(T.Sorell)則認為,企業倫理學是從倫理角度對企業活動的研究,但它可以區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企業倫理學研究經濟體制、企業與環境、社會、政府的關系、企業的社會責任、公有化與私有化、發展與資本主義倫理等問題;而狹義的企業倫理學則研究企業與消費者、雇員、股東、競爭者之間的倫理關系。理查·蒂·喬治主張,企業倫理學是哲學事業的一部分,它是從倫理角度對企業活動及其關系的系統研究,它涉及到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對企業所處的總體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倫理分析和評價;第二,對公司的道德地位、結構和行為的倫理分析;第三,對公司或企業內部的個人活動的分析。在他看來,企業倫理學涉及到描述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和元倫理學三個層面,企業倫理學研究旨在幫助人們充分而系統地把握企業活動中的道德問題,特別是那些可能被忽視的問題。企業倫理學能夠證明不道德的企業行為為什么不道德,并指出取代這種不道德行為的可能選擇是什么,但企業倫理學本身作為一門學科并不會使企業和企業中的個人更道德,企業倫理學研究的客觀性應得到保證,它不能被用于捍衛企業倫理現狀,也不能被用于對企業倫理現狀進行攻擊。W.A.弗蘭切(W.A.French)等人則主張,企業倫理學是一門實踐學科,它通過激發道德想像、促進道德認同、整合道德與管理、強化道德評價等手段培養企業中個人的道德推理能力,最終達到澄清和化解企業活動中存在的利益沖突的目的。而根據G.恩德利的觀點,企業倫理學是以企業的決策和行動為中心的學說,它是倫理學和經濟學整合的結果。它在宏觀層面上研究制度和體制,在中觀層面上研究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而在微觀的層面上研究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恩德利相信,企業倫理學應在這三個層面上為提高經濟決策和活動的倫理質量作出貢獻,因此它應以問題和行動為取向,而不應以單純的理論研究為取向。在企業倫理學的基本立場問題上,絕大多數學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企業倫理學作為一門理論研究和經濟研究相結合的學科,一方面要反對那種認為企業活動與倫理道德無關的“非道德論”,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對企業和企業中的個人提出過份道德要求的“泛道德論”,只有這樣,企業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才能保持其獨立的學術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國外企業倫理學在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仍然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如在企業倫理學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以及在學術界和企業界之間都存在著鴻溝;在很多企業倫理問題尖銳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倫理學尚未起步或剛剛起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日趨明顯的今天,學術界對國際企業倫理的研究還落后于現實,特別是企業倫理學界對什么是目前人類所需要的國際企業倫理、能否建立起這樣的國際企業倫理一直爭論不休,處在不同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下的人們對企業倫理問題的看法千差萬別。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世紀之交的企業倫理學作出有說服力的回應。
  1996年7月, “企業經營、 經濟學和倫理學首屆世界大會”(TheFirst World Congress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Ethics )將在日本東京召開,大會將邀請世界各國對企業倫理問題感興趣的各界人士,就倫理學和國際經濟活動、企業倫理觀比較、文化宗教傳統與國際企業倫理的關系、發展中國家企業倫理面臨的挑戰以及走向全球性的企業倫理等主題展開廣泛的討論、交流和對話。這次大會必將為企業倫理學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和應用開辟廣闊的前景。
  主要參考資料:
  〔1〕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85至1995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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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上海復旦大學,博士)*
  
  
  
國外社會科學京15-21C8新興學科吳新文19961996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15-21C8新興學科吳新文19961996
2013-09-1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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