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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開放型中學語文教學模式
建立開放型中學語文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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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來,由于一大批中學語文教育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中學語文教學形成了許多教學模式,這些教學模式,大都能夠體現以學生為主體、以能力培養為重點的教改精神,為培養創造型人才闖出了新路子,但卻未能真正在“面”上推開,原因何在?我想,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這些模式操作性可能不是很強,二是這些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便構成了一種相對自足的系統,開放性不夠。為了適應21世紀的發展,真正進行素質教育,切實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我們的中學語文教學必須構建開放型的教學模式。
  首先,是教學內容的開放。語文是實踐性極強的人文學科,在這里,“人為”的所謂“體系”并不管用。章熊先生在《語文教學沉思錄》中有一番精辟的見解:“準確地說,語文課所涉及的不是‘語言’,而是‘語言的運用’。沒有注意到這二者的區分,是當前語文教學的弊病之一。”“運用”主要靠實踐,實踐又必須達到一定的“量”,才能形成技能,養成習慣。現在的問題是,語文課本成了相對封閉的系統,學生除了讀課本外便很少接觸其他文字材料,教師除了教課本外也極少補充新的信息,學生只能在練習冊上練拳腳,教師總是在繁瑣分析上顯能耐。這樣做,使得學生孤陋寡聞,語言運用能力嚴重萎縮。南京金陵中學有一名高二學生問著名作家葉兆言,提高文學水平,是把大量時間放在讀書上好呢,還是放在研究文章的句段、語法上好呢?葉兆言果斷回答:當然是把大量時間用在讀書上更好。呂叔湘先生注意到“少數語文水平較好的學生,你要問他的經驗,異口同聲地說是得益于課外看書”。這是因為,語言運用的能力是靠學習主體通過語言實踐“練”出來的,而不是靠繁瑣分析“聽”出來的。傳統的“多讀”“多寫”,實在是語文教學的不二法門。因此,教學內容的開放,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任何一種教本,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除了編者的局限性外,還有時代的局限性,惟有開放,或可彌補。就學科而言,文科的史、地、政;理科的數、理、化、生的課本,都可以作為語文的補充教材,其中許多鮮活的人物、鮮活的事例、鮮活的景物、鮮活的哲理,無不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而其中的章章節節,也應視為此類文章的典范。魏書生先生就曾選取數學課本上的片斷作為語文教材,與學生一起分析研討。就語文課本而言,教師可根據不同選文的實際,作縱向的或者橫向的拓寬。如教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以補充韓愈的《送孟東野序》、柳宗元的《送薛存義序》等篇章,讓學生加深對“贈序”這一陌生文體的印象。教魯迅先生的《記念劉和珍君》,可以補充周作人、朱自清等人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文章,讓學生在對比閱讀中感受魯迅先生思想的深刻性。當然,縱向、橫向的拓寬,完全可以靈活運用。如教杜牧的《阿房宮賦》,既可以補充介紹《史記》中有關阿房宮的記載,讓學生體會作為文學體裁的“賦”與史傳文學不同的特點;又可以列舉有關唐統治者“大起宮室,廣聲色”的史實,讓學生悟出這類文章借古諷今的特色。另外,任何語文課本都有其時限性,教師必須有選擇地向學生推薦一些時文精品及科技讀物,讓學生感受到時代的脈搏。蘇霍姆林斯基曾給中學教師提出這樣的建議:“科學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但不可能經常把不斷出現的新概念和規律寫進中學教學大綱中來。所以閱讀科學讀物就成了現代學校教學過程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只有這樣,學生才會始終關注前沿,面向未來,對社會、對人生始終興致勃勃,并養成良好的閱讀品質。
  其次,是教學空間的開放。5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就大力倡導兒童的“六大解放”,呼吁解放空間,讓孩子飛進大自然大社會去尋覓豐富的食糧;解放時間,讓大家有空思考、學習、干事、娛樂。真正實現了陶先生的“六大解放”,素質教育、創新教育也就在其中了。“文革”期間,學生的空間是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但卻滑進了否定課堂教育的泥潭,從而否定了整個教育。撥亂反正之后,我們卻又走進另一個極端,教室成了學生的惟一空間。現在是到了打破傳統的教育空間概念的時候了。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語文課堂理應向社會延伸。魏書生先生在以前額外工作不多的時候,曾確定每周帶學生到郊外游玩一次,后來工作多了,也力爭每學期領學生去幾次,到冰封的大河上跑接力,打雪仗;到白茫茫的大雪下去尋找生命的蹤跡;采集標本,摸魚捉蟲……學生觀察了自然,陶冶了情操,增強了毅力,獲得了靈感。教室之外,圖書館、閱覽室、體育場、娛樂中心、學工學農學軍基地、德育教育基地以及學校附近的農貿市場、風景名勝等等,都應該成為學生主動求知、感悟生活的課堂。有條件的地方,還應該開辟網上閱讀的空間,讓四海風云、五洲波瀾匯聚于學生眼前,培養學生開闊的視野、縱橫綜合的思維和恢宏博大的胸襟。
  第三,是訓練手段的開放。凱洛夫的舊教育思想是“教師為中心”“課堂為中心”“知識為中心”,贊可夫等的新教育思想是“學生為中心”“多渠道教學”“培養能力為重點”,新教育思想的共同點是主張一切教學活動皆從學生出發。而我們現在的中學語文教學,提到訓練,更多的還是教師問、學生答,教師布置題目,學生做作文,此外便是這樣或那樣的練習冊。訓練手段單一,訓練形式僵化,結果是學生的學習效率低下,學習興趣寡淡。在打破僵化的語文訓練形式方面,魏書生是一個革命者,他有一整套語文訓練的手段及語文教學管理的途徑。在他的“計劃系統”中,有“每人每天必做的6件事”, “每天按學號輪流做的3件事”,“每周做一次的三件事”,“每學期做一次的9件事”,“不定期的6件事”,“和語文教學相互滲透的7件事”,把看似抽象的語文學習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事情,提高了學習時間的利用率,培養了學生學習語文的良好習慣。魏先生的“計劃系統”是他和學生民主協商的結果,能否照搬照用要看各校各班的具體情況,不過,訓練手段的多元化應是中學語文教師探索的方向。面對積淀很深的中學語文教學現狀,我們“很可能需要些非常規的理念、非常規的運作”(陳鐘梁語)。在語文訓練手段上,設想完全可以再大膽一些。比如,通常都是教師提問學生答,能不能來一點學生提問教師答,由學生評判教師回答的質量?通常都是教師出題學生做,能不能來一點學生出題學生做乃至教師做,由學生批改評講?通常都是教師命題學生作文,能不能來一點學生命題教師作文,由學生判分評析?通常都是教師選文學生讀,能不能來一點學生選文教師讀,由教師向學生請教,或談閱讀體會?通常都是大班上課,能不能在一個班組成若干興趣小組,給興趣小組相當的自主權,并讓各興趣小組中的佼佼者給其他興趣小組作講座?……這樣,定能令學生“運其才智,勤其練習,領悟之源頓開,純熟之功彌深”。(《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第745頁)
  第四,是教學模式的開放。無模式的語文教學,很可能還處于教學的幼稚階段;而拘泥于某種固定模式的語文教學,也可能是在呆板地演練一套機械的程序,這也許就是有些老師模仿錢夢龍、魏書生諸教學大家而教學效果并不理想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教學模式,總是隨著教學實踐、教學觀念和教學理論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凡想有所建樹的語文教師,必須學習先進的教育理論,吸收本學科教改前沿的科研成果,摸索出適合于自己的教學模式,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改進。顧德希先生說過:“別的教師上課有幾課、幾式、幾法,我沒有幾課、幾式、幾法,我一直在變。”(《顧德希如是說》《中學語文教學參考》1998年第5期)這“變”,就是開放,就是發展。 這“變”的依據,便是是否有利于提高教學效益,是否有利于發展學生的個性,是否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人格、創新思維、創新能力。一種教學模式無論怎樣獨特優效,總有這樣那樣的局限性,創立者必須虛懷若谷,經常性地吸收其他模式的合理因素,不斷優化自己的教學模式。同時,教師應該把自己的教學思想、教學模式告訴學生,不斷征求學生的意見,向學生請教教育他們的最佳方案,師生共同創建富有班級特色的教學模式,“使教育過程成為真正的師生共同參與的過程,成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1981年華東師大出版社《杜威教育論著選》第432頁)
  張志公先生曾經頗有感慨地說:我們的語文教學,吃虧就在于沒有科學性,沒有真正的深入調查研究,隨意性太強。確實,作為人文學科的語文,要建立起知識學科一樣的體系又談何容易?即使有了這樣一個體系,能否做到低耗高效,也頗令人懷疑。因為語文畢竟是實踐性極強的基礎學科,實踐總是患少而不患多。正因為如此,葉圣陶先生指出:“語文教材無非是一個例子,憑這個例子使學生舉一反三,練成閱讀和寫作的熟練技能。”(《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中國語文》1978.2.)要熟練,除了勤于實踐、樂于實踐外,別無他途。“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無論怎樣的教學模式,都不可能靠在課本有限的選文中精耕細作而大面積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語文教師必須真正把課文當成教學生學的例子,該查的查,該圈的圈,該讀的讀,該抄的抄,該背的背,該拓寬的拓寬,該刪減的刪減,讓學生課內既得法,又得益,進而在課外廣得益,徹底走出繁瑣分析的泥淖。可惜的是,許多語文教師對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經習以為常,他們或偶爾抬頭對新思想表示一點羨慕,或對澎湃的教改大潮無動于衷,或對他人的改革成果不屑一顧。因此,建立開放型中學語文教學模式的關鍵還是解放思想,思想真正解放了,必然會打破自身的封閉系統,走上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的康莊大道。
  
  
  
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錢呂明20002000作者單位:江蘇揚中高級中學 212200 作者: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錢呂明20002000
2013-09-10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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