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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問題之我見
教育問題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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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稱1999年是中國的教育年,又有人稱21世紀為教育世紀。具體的提法并不重要,令人欣喜的是,中國人終于開始認識教育的重要性了,盡管這一天已經來得太遲了。有人可能不以為然,說中國歷來有尊師重教的傳統,只是一度不夠重視而已。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的尊師重教,有其特定的含義,在對教育作出一般肯定的同時,強調的是政治和道德,由此而產生的泛政治化道德化,正是過去教育弊病的根源之一。所以,我們在肯定中國教育的傳統時,也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中國教育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弊病,從全新的意義上來認識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新世紀對“師”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絕不是傳統的延續。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認真反思以往和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從1950年上小學開始到目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這49年大致可分為三部分:三分之一讀書,小學、中學和研究生;三分之一教中學;三分之一當大學教師。雖然談不上有什么經驗,至少也是近半個世紀中國教育的親歷者,所以我有義務貢獻自己的想法,無論是否正確。
   素質教育并不排斥應試
  現在提出素質教育,反對應試教育,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素質而言,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將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作為教育的兩個側面,提倡一個,反對一個,似乎兩者是根本對立的,卻既不符合實際,在理論上也說不通。
  所謂應試教育,據說就是將考試當作教育的目的,學校的一切教學活動都圍繞著考試轉,或者只根據考試的結果來評價教育質量和學校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考試也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學生重視考試,當然是為了獲得好成績,取得精神或物質的獎勵,升入高一級學校,或找到好一點的工作。教師重視考試,當然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教學水平和成績,作為自己對教育事業作出貢獻的標志,也作為升職稱和工資的根據。學校重視考試,因為只有考試的結果才能說明本校的教學質量和成績,提高排列的名次,進入或保持各類重點學校的地位。而教育行政部門之所以重視考試,無非是希望通過考試來檢查和考核所屬學校及其教師的業務水平、教學質量和辦學能力。就是家長重視考試,也只是為了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目的還不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試問,有誰會將考試當作唯一的目的?
  所以,反對以應試為目的,本來就是找錯了對象,或者只是找到了一個假想敵,還能反出一個什么好的結果來?
  再說,你可找出考試的成千上萬的弊病,卻找不到任何可以代替考試的方法和手段。不僅從小學到研究生都離不開考試,就是整個人類社會,只要不是人人都有的機會,只要客觀條件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主觀需要、只要有區別人與人之間差距的需要,就必須要有一種加以選擇和區別的辦法,而考試無疑是最公正的手段。
  考試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其實質卻并無二致——讓受試者在同樣的條件下,顯示出自己的知識、技能、經驗、能力,以便檢驗其已經達到的水平,加以區別,排出順序,確定等級。有時我們將實踐當作考試的一種方式,比如一個人能夠開著汽車順利通過鬧市區,或者安全駛完一段險路,可以說他已經掌握了駕駛技術。但如果要你確定他的技術待級,或者要將他的技術水平與其他人比較,那就只能設計出一個規范的標準,給他們予同樣的條件,就必須用考試的方式——盡管未必要在課堂,或采用書面回答——卻必須使用相同的標準,或者由同一位考官作出判斷,否則就不會有公正的結果,也就失去了考試的意義。
  我們提倡素質教育,重視學生的素質,采取措施提高學生的素質,固然非常必要,但如果不通過適當的考試,又如何能肯定或檢驗學生的某項素質確實提高了?而且,每個學生的提高程度不可能都相同,要確定每個學生的提高程度,除了考試又有什么其他辦法?例如,我們要了解學生的身體素質,可以通過體格檢查,由于使用的儀器是標準的,醫生的判斷也是盡可能標準的,這實際上是一場考試。要反映身體素質的另一方面——運動水平,更只能通過一個個項目的考試。
  就是比較抽象的思想和道德素質,也只能通過具體的標準來進行鑒定,采用知識、言論、行為等多方面的指標才能確定,這不也是考試嗎?要是沒有這些考試,素質教育的成績豈不成了隨心所欲的評判?再說,在學生畢業離校以后,等待著他們的也是一場接一場的考試:公務員、律師、會計師、經濟師……
  哪一樣不要考試?招工、招聘、提升職稱、申報項目、申請資助、評獎、競選……哪一樣不是種種形式的考試?誰都知道,除了本身的素質和能力優秀以外,應試的本領(或者直接稱之為考試訣竅)同樣是很重要的。在激烈的競爭面前,如果沒有顯示自己的優秀素質和能力的手段,必定會白白喪失大量的機會。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大多數學生的應試能力還不夠,還要大大地加強。
  有人為了進行對“應試教育”的批判,往往把目前的教育比之于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將“應試”的后果類比于科舉考試的弊病,其實同樣是不公平、不科學的。恰恰相反,科舉制度是中國文明的一項杰出創造,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所以才能在中國持續千年而不衰。
  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數現代文明國家都形成了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各類人才的制度,如招生、招工、政府官員的選拔和晉升、特殊人才的發現,一般都是由考試決定的。
  在分析人們對科舉制度的片面認識時,我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把制度比喻為一條流水生產線,那么需要由這項制度來操作的具體內容就像投入生產線上的原料,原料不同,最后的產品自然也不同。所以,制度是否合理就像一條生產線的設計是否合理一樣,而產品的優劣并不僅僅取決于生產線本身,還與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員有關。這樣來判斷一項制度,就可以區分哪些是制度本身(生產線)的毛病,哪些是執行制度者(操作人員)或具體內容(原料)的問題。”
  我認為,科舉的弊病主要是在于考試的內容(如八股文)和執行制度的人(各級考官)的腐敗,而不是制度本身。正因為如此,清末廢科舉只是廢了考試的形式和內容,并沒有廢除考試制度。同樣,我們今天可以改革考試的方式和內容,但絕不能取消考試。
  近年來在高考和其他統考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都沒有超出方式和內容的范圍。如語文考試的形式和內容、一些試題含糊不清或概念錯誤、閱卷教師評判有誤、考試中的舞弊、過早分科、復習過程中的投機猜題、考試前的反復模擬、個別優秀學生落榜、學校和教師忽略未列入考試范圍的教學內容等等,大部分是可以改進的。但考試作為一種手段,是無法解決手段以外的問題的。在供需懸殊的情況下,如果只有極少一部分人才能進入高一級學校或重點學校,激烈的競爭就存在,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至社會各方面都在考試上做文章也就無法避免。
  世界上的杰出人才,哪一個不是通過激烈競爭才脫穎而出的?只要競爭規范,激烈一些又何妨?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看法,考試有百弊而無一利,豈不是應該取消嗎?那么用什么方法來選拔學生呢?莫非要回到“工農兵推薦”的老路上去嗎?
  有人以為推薦的最大弊病是不正之風,是謀私,其實推薦的最大問題還是缺乏統一的標準。即使舉薦者完全出于公心,他也只能根據自己的標準和好惡來區別優劣,排定名次。一位小學校長心目中的天才,可能與大學教授的標準大相徑庭;不同地區、不同學校的尖子,肯定不會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傳統教育觀念下的優秀學生,未必能適應新學科的需要。如果一定要實行推薦的話,我們將不得不首先了解和確定推薦者的水平,然后才能相信他們的推薦對象。所以推薦的方法,在很小的范圍中還行得通,如現在一些高校給某些質量有保證的重點中學以一定的保送名額,國外一些高校將負責任的推薦信作為錄取研究生的重要根據,諾貝爾獎評委給他們信得過的若干個人以推薦候選人的資格,但要擴大到全局就無法實行,這也是推薦至今無法取代考試的主要原因。總之,應試教育不是素質教育的對立面,應試與提高素質并不矛盾,規模合理的考試制度是提高學生素質和教育水準不可或缺的環節。
   癥結所在:資源不足和需求過度
  前不久曾發生一名高中生因名次達不到母親的要求而與母親發生沖突,以至殺害母親的慘劇。這一惡性事件和由排名次、加重學生負担引發的問題促使教育行政部門采取緊急措施,減輕學生負担,嚴令禁止學校給學生按學習成績排名次。這些措施當然是正確的,也能收一時之效,但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這些措施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
  就說排名次吧,公開的可以不排,暗底下能不排?除非全部取消成績,不記分數,否則學生的成績總會有高低、分數總會有多少,教師不排,學生也會排;全校不排,班級中也會排,小組中更會排。
  如果全部不排名次、需要某種學生時如何選撥?總不見得全部上吧!
  先進模范如何確定?難道能亂點鴛鴦譜?更何況學校里排名次的事多得很,學習成績不排,還有文娛活動、體育比賽,總得有名次吧,否則如何激勵學生競爭向上?如果因此而釜底抽薪,取消一切競賽和評比,排名次果然可以避免,但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恐怕不會比排名次的消極作用小。
  再說減輕負担。來自學校或教師的負担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加以減輕,來自家長和社會的壓力就無法由哪一個領導部門或個人來消除了。
  在機會有限的情況下,除了那些穩操勝券的學生(如個人絕對優秀、家庭有強硬背景等)外,其他人都會各顯神通,盡其所能,而絕大多數人所能做到的就是自愿加重負担,用多做習題、多看輔導材料、多補課等辦法進行強化訓練。這是誰也不能禁止的,也是誰都禁止不了的。
  所以根本的原因還是教育資源的匱乏。我國目前的教育資源遠遠無法滿足民眾的需要,使求學、升學、選擇學校或專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國的教育基礎本來就相當薄弱,改革開放以前又飽受大小政治運動之害,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原有的學校和教師隊伍受到很大的破壞和摧殘。改革開放以后雖然有了巨大進步,但欠債既多,投入又長期不足,現有條件依然適應不了全社會的需要。
  國家有義務教育法,但不少地方缺乏義務教育的基本設施和手段,連學校和教師都不夠,只能靠實行“希望工程”來彌補。不僅如此,就是現有中小學的設施和師資大多還很差,達不到規定的要求。只有少數重點學校或特色學校,以及近年來出現的被一般人稱之為“貴族學校”的民辦學校,才能使學生的質量和升入高一級學校有較大的保證,這當然會成為絕大多數學生和家長追逐的目標。但后者要收高額費用,能通過考試進入的只有前者。現在不少地方取消了重點小學與初中,但條件的差異客觀存在,誰不想進好一些的學校?正當的辦法想不出,就只能走不正當的門路。而且即使初中沒有重點,要上大學還得過高中這一關,而高中的重點與非重點差別更大,競爭只會更激烈。與全國的高中畢業生相比,大學入學名額真是粥少僧多,地區間的差異也實在太大,如北京、上海能進大學的高中畢業生超過三分之二,有些省區卻不足六分之一;以至同樣的分數,在北京、上海能進一流大學,在其他地方或許連電大都進不了。毫無疑問,那些地方的競爭必定比北京、上海激烈得多,學生受到的壓力也要大得多。
  這里我不想全面評價重點學校的優劣,但在教育資源不足、學校之間差距嚴重的情況下,重點學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誰也取消不了。
  要取消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將重點學校降到一般的水平,就像“文革”期間那樣;一是將其他學校提高到重點的水平。我們當然應該采用后一種辦法,但現在遠沒有做到,競爭的壓力自然也不可能消除。
  既然我國的教育資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不能滿足國民的需要,政府和社會對學歷和學位的要求就應該與現狀相適應,不要提不切實際的要求,不應該盲目追求高學歷、高學位。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然應該,但知識與人才并不與學歷、學位絕對成正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學歷和高學位。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學,更不是都能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社會需要不同層次的各類人才,并不需要每一個成員都達到最高學位。即使是在一所名牌大學或研究所,也需要一定比例的輔助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個人的素質存在差異,總會有一些人在體力、智力方面不適宜接受高等教育,或者無法獲得高學位。對一般的崗位要求過高的學歷和學位,既浪費了人才,也過度消耗了教育資源,加劇了供需矛盾。例如,對干部“知識化”的要求往往變成了“文憑化”或“學位化”,于是出現了科員拼“五大”、科長專轉本、處長要碩士、局長讀博士這種全員求學位的怪現象。干部的實際知識水平沒有提高多少,卻從本來就不足的教育資源中又挖去了一塊。又如,一些單位不顧人力資源的成本,片面提出學歷或學位的要求,如中學教師要招博士,一般文員非本科不用。加上傳媒的不適當宣傳,給大家造成了一個上不了大學就沒有出路,當不了博士就不能成才的錯覺。
  實際上,不同的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學歷和學位適應不同的需要,任意錯位不僅造成人才的浪費,而且會適得其反。像博士到中學工作,如果是去研究中學教學,作講座,或許能發揮作用,如果是當一般教師,就未必比師范本科畢業生強。
  在教育資源還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的情況下,政府一定要按照實際情況制定人力資源的分配和使用規劃,不要提出過高的要求,使兩者不相適宜。輿論界也不應作不切實際的宣傳,刺激民眾對教育資源過度需求。這樣使廣大學生和家長保持清醒的、現實的目標,減輕學校和教師不必要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減負才有可能,教師、校長和教育行政部門或許就能少用或不用排名次的方法了。
   并非教育的“教育”問題
  經常看到一些消息,如小學生書包太重,中小學補課成災,學校濫發復習資料,教師熱衷于當家教,等等。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教育主管部門或一些學校采取了改進措施的報道,如有的規定課外一律不許補課,有的下令不得再發行課本以外的補充教材,但效果似乎并不大,往往舊的陋規沒有完全改掉,新花樣又出來了。所以我對教育行政部門近來采取的措施雖然樂觀其成,卻不無疑慮。因為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相當多的問題并不是出于教育思想或觀念方面的原因,更不是簡單的教育方法問題。
  就拿補課來說,本來只是對學習差或跟不上教學進度的學生的權宜之計,或者是在重要考試之前的一種應急措施,現在卻成了一些學校中“正課”的一部分,從起點班到畢業班、從差生到優秀生、從開學到假期,有的甚至規定人人都要參加各種補課班。于是出現了該在課堂上講的內容卻要放到補課班上講,考試的復習范圍只有在補課班上才能透露的怪現象。又如課余輔導,本來是為了滿足少數學生的特殊需要和興趣愛好,現在卻成了一些學校的常規教學內容,學生個個都得參加,不是學外語,就是練電子琴,或者學書畫。不少幼兒園也辦起了人人有份的輔導班,有的連“教材”、樂器等也得統一購買。
  教師個人也各顯神通,各類學校中幾乎都有一部分人在各種補習、輔導班中兼課,担任個別家教,還有包住包吃寄托式的家教,學生家長一起參加或單獨輔導家長的“家教”,個別教師還定了只有請他為家教才拿出輔導絕招來的陋規。
  不用說受過正規師范教育的校長、教師,就是稍有教育常識的人也都明白,這些做法絕不是正常的需要,效果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會樂此不疲,此風亦愈演愈烈,屢禁不絕,花樣越來越多呢?我以為根本的原因還在師德和經濟利益這兩方面。
  如果校長和教師都重師德,就不會將本來應該做的工作當作“補課”、“輔導”或“家教”來安排,更不會圍著一點蠅頭小利轉。常聽到某小學規定學生要定幾份規定的報紙,購買上門推銷的保健用品,讓學生參加由旅行社承包的長途春游,使用由校長或教師編寫的“輔導教材”,等等。有關人員要是沒有得到什么好處,難道會樂意干這樣的蠢事?
  從經濟利益角度來講,如果離開了教師正當的經濟收入,師德的提高也難以落實或持久。近年來,教師的收入的確有了較大的提高,但主要部分并不是靠工資,而是來自學校的產業或名目繁多的創收,來自集體或個人的“業余”收入。因而教師收入的高低,往往不是取決于學校的質量或本人的業務水平,而是學校創收的能力和本人的額外收入。這類收入往往遠遠超過教師的正常工資和獎金,它們非但不與師德和業務水平成正比,甚至可能完全倒掛。這種現象不改變,不要說加一、兩級工資起不到激勵作用,就是起碼的按勞分配也落實不了。
  根本的措施,還是要不斷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使校長和教師從創收的怪圈中解放出來。當校長和教師不再整天考慮經費和工資外的來源時,師德和教學質量的提高才會有可靠的保證。要是政府一時還不能解決全部的教育經費,不妨考慮其他來源。例如據調查,上海居民每年花在子女課外輔導上的錢就有幾個億。
  實際上,這些錢有的被南郭先生騙走了,有的流進了辦班專業戶的腰包,或成了書商的暴利。如果能全部用之于改善辦學條件和提高教師的收入,從而使學生的學習質量真正得到提高,豈不更好。所以一方面政府應該保證義務教育所必須的經費,提高這一部分教師的工資,使他們不必依靠補課一類額外收入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公務員需要以薪養廉,教師難道就不需要?另一方面,應該大力發展教育產業,容許私人和社會力量興辦非義務制的學校,既滿足社會的需要,也使部分教師能夠在這類學校中獲得較高的報酬,而不必再用開辦補習班一類形式來增加收入。
  當教師的正常收入足以使他們成為一個收入較高而又穩定的階層時,加上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和對教師的尊重,教師自然就會成為令人羨慕和追求的職業,校方或教育行政部門制定的嚴格要求才能真正落實,良好的師德和教風才能確立,目前存在的許多弊病也才能徹底消除。
  
  
  
開放時代廣州113~117G1教育學葛劍雄20012001我們在肯定中國教育的傳統時,也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中國教育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弊病,從全新的意義上來認識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新世紀對“師”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絕不是傳統的延續。葛劍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刊學術委員。(上海 200433) 作者:開放時代廣州113~117G1教育學葛劍雄20012001我們在肯定中國教育的傳統時,也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中國教育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弊病,從全新的意義上來認識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新世紀對“師”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絕不是傳統的延續。
2013-09-10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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