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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創新與保守  ——大學教授的艱難選擇
文化的創新與保守  ——大學教授的艱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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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進化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于文化(包括科學文化)的創新。正是文化的創新,帶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家,由于社會意識形態和制度環境的不同,統治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和利益出發,對文化創新形成了不同的態度,從而使創新活動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在農業經濟時代,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社會發展速度很慢,人們認為世界是恒定不變的,這樣就形成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維。因此,崇尚古制和傳統成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包括文化創新在內的一切創新活動被傳統所壓抑。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穩定,担心任何創新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最終會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有意將人的精神活動和身體活動都限制在一個固定的框架之中,任何思想上或行動上的創新只要有所逾越,便會被視為“異端”而加以打壓。例如,在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將精神和身體活動的框架圈限于孔儒學說之內;而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人的一切精神和肉體活動都要在宗教允許之內。正是因為這兩方面的作用,在農業經濟社會里,雖有不少文化創新的事例,但得不到社會的重視與支持,社會所崇尚的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堯舜之道”、“祖宗之法”,如果有較大的創新活動,還必須借“托古改制”,以爭取社會的認同。
  進入工業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巨大變化。一方面,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帶來了社會物質財富的飛速增長,促進了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以創新為核心追求的科學成為人們的價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隨著科學發展帶來的文化創新卻又與過去數千年歷史所形成的固有文化產生了激烈的矛盾,以創新、進步、科學、民主為主的科學價值觀受到了傳統文化的強烈抵抗。作為文化傳承、傳播、生產的基地,這種矛盾和斗爭在大學里就表現得特別鮮明。
  18世紀以前,西方大學傲慢地拒絕了所有科學技術知識進入課堂。19世紀以后,雖然大學部分地進行科學研究,但主要任務仍然是傳承文化而非創新文化。當時,洪堡將科學研究引進大學的教學過程,也只是作為培養人才的手段而已。“科學”仍然在大部分大學的門外徘徊,技術教育更被鄙薄。20世紀,雖然“科學”大舉進入大學并取得了絕對優勢,但保守的傳統文化與創新文化(體現為人文主義、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科學主義)之間的矛盾斗爭仍然貫穿于20世紀的大學之中。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社會迎來了知識經濟時代的曙光。按照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定義,知識經濟就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1]這一時代區別以前兩個經濟時代的典型特點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于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知識,社會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已由過去的實物資產(土地或礦藏、機器等)逐漸讓位于非實物的知識。知識成為經濟的基礎,科技成為生產力的核心要素。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掌握了資源,誰就具有了競爭優勢。而知識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只有不斷地創新知識,才能不斷地占有資源,并贏得競爭優勢。這樣,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和國際競爭的壓力使得世界各國都空前地重視科技發展和知識創新,對于新知識的追逐使得創新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
  很自然,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高新科技知識的大學,就逐步從邊緣走向經濟社會的中心。大學不僅以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為己任,而且還直接從事知識的創新,并以其先進的研究成果投入經濟社會的發展建設中去,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
  盡管文化創新是時代的強音,大學又處在科學技術創新的前沿,但大學內部的保守傳統文化與創新文化之間的矛盾并未消解。“大學是所有社會機構中最保守的機構之一,同時,又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能促進社會變革的機構。”[2]可見,保守和創新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大學本身所固有的兩面性。今天,大學既活躍在文化創新的前沿,又是保守傳統的頑強堡壘。
  從文化創新的方面來說,首先,作為引領社會思想的火車頭,思想創新一直是大學群體的價值追求。在柏林大學把科研引入大學之前,大學中的許多學者就一直在進行思想創新。如牛頓在劍橋大學的物理研究,馬丁·路德在維登貝格大學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等等。1810年柏林大學成立后,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一個重要職能,進行科學創新開始成為大學的自覺追求。在今天的知識經濟時代里,社會的新形勢要求大學步入社會的中心,并以創新知識、創新文化為己任,以適應、推動和引領社會文化的發展。這就將大學所具有的創新性潛力充分釋放出來,大學的創新特征更為凸顯。其次,大學是社會中的大學,大學本身必須不斷變革以適應社會的新形勢。適應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進化”的過程、創新的過程。從大學的發展史來看,從中世紀大學“進化”到現代大學形態,無論是從師生規模、學科數量、專業數量、課程數量等“量”的方面來看,還是從培養目標、課程內容、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等“質”的方面來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表現出了很大的創新性。大學不是游離于社會之外的、封閉靜止的“文化孤島”,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適應、不斷創新的“弄潮兒”。即使是19世紀以前處于社會邊緣的大學,它們也仍然是適應社會的產物。
  大學之所以具有創新性,不僅是因為社會要求大學適應時代的發展,而且還是因為大學本身具有創新的諸多內部條件。第一,大學擁有大批學者、科學家、教授等高學術水平的人才,他們處于各學科發展的前沿,不僅擁有豐厚的知識,而且以提出新見解、發現新理論為己任。第二,大學里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是思想敏捷、富有探索精神、追求真理的知識群體。第三,大學擁有尖端的儀器設備和豐富的圖書資料,有利于開展科學研究和傳遞最新科技信息。第四,大學的學術環境和民主科學的氣氛提供了較為自由的創新空間。第五,大學還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平臺和窗口,多種文化在這里碰撞,激發出創新火花。由此,大學不僅必須創新,而且能夠走在創新的前頭。
  從保守傳統的方面來說,首先,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人,大學的保守性還表現為對特定理想人格的永恒追求,表現在對自由教育的固守和堅持上。自由教育是一種古老的教育理念,從古希臘開始,歷經博雅教育、文雅教育到今天的通識教育,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自由教育的理念要求培養理智健全、全面發展、思想自由的人,要求大學在適應社會的同時,不能陷入社會、政治、經濟的旋渦,而應堅持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這就要求大學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歷史上,每當社會對大學提出更多的要求之時,大學保守的自由教育理念就會被激活。如1828年《耶魯報告》的發表、20世紀30年代永恒主義者赫欽斯的“百本名著”運動、1945年要素主義者科南特《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報告的發表,以及二戰后的“核心課程”和“通識教育課程”運動,等等,這些都可以看做是保守性的自由教育理念對社會“誘惑”的回擊。[3]可以說,自由教育的思想從來就沒有在大學中消失過,而且它是大學保守性的重要源泉。
  其次,大學作為社會的思想、文化機構,具有批判社會的責任和功能。大學教授作為社會的知識分子,當社會整體在沉淪的時候,他們是清醒的智者,堅守倫理、良知的底線,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對社會的沉淪進行批判、引導。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大學的保守性,才會使大學在穩定中發展,才會使大學不至于輕率、隨意地迎合社會而喪失自己的本真。正確認識大學的保守性,我們才會按照大學規律辦大學。而且,有了大學的保守性,優秀的傳統文化才能得以保持并發揚,社會文明才能不斷進步。
  再次,大學在適應社會環境、改變自身的過程中,又不能完全喪失自我。大學必須堅持它的完整性和培養人才的根本職能,否則,大學就無法完成其承担的社會職責,喪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據,并面臨自身被“淘汰”的危險。從大學的發展史來看,盡管伴隨社會的變化,大學增加了不少的職能,但是其最根本的教學職能卻一直沒變,并且一直占據著中心位置。可見,大學的保守性同樣也是大學自我價值追求和社會的要求的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目前,世界上在1520年之前成立且至今仍然存活、功能相似、歷史沒有中斷的機構約有85個,這其中包括70所大學,而其他的統治帝王、封建君主和諸侯以及壟斷的行會均已不復存在。這70所大學基本上仍然在相同的地點、相同的建筑物里,教授和學生從事著基本相同的任務,學校的管理方式也與過去基本相同。[4]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各種社會機構不斷產生和消失,但總的來看,社會機構消失的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它們過于保守、不能創新、不能因應社會而慘遭淘汰;二是它們過于變動、不能保守穩定、盲目追隨社會熱點而喪失其自身。大學為什么歷經如此之久而不消失,其原因就是,一方面它不斷創新,伴隨社會不斷進化,適應社會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又穩定保守,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又堅持自己的本性和核心追求。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在堅持自己根本職能的同時又通過增加或減少其他職能,以在一定范圍內適應社會。大學在保守和創新的選擇中保持平衡。所以,大學是保守和創新的統一。只有保守,大學才能保持其本真;只有創新,大學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的需要,在社會中生存。兩者都服務于大學的可持續發展,但在現實中,有的大學創新性表現得明顯一些(如哈佛大學)[5],有的大學保守性表現得明顯一些(如耶魯大學)[6],但它們都既是保守的,又是創新的,是保守和創新的矛盾統一體。
  大學是社會的文化機構,從本質上看,大學的保守性和創新性主要表現在大學對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上。一方面,大學要傳承、守望傳統文化。因為,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是人類歷史的珍貴寶藏,是人類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的積累,還是促進年輕一代社會化、凝聚社會精神力量、延續社會生命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大學要文化創新,只有文化創新,大學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也只有創新自身的大學文化,大學本身才能與時俱進。
  大學教授是大學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職能的具體承担者,是大學學術人員中的最高層次。因而,大學的創新性和保守性、大學文化創新和文化傳承的矛盾也就最集中地體現在他們身上,表現在他們對于學術文化的矛盾態度上。一方面,大學教授是學術文化的創新者。大學教授作為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由地從事永無止境的高深學問的探究。在這種探究中,他們的活動只服從于真理的標準,而不是社會的其他因素。他們有權探索一個論點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而不存在任何的掣肘和局限。同時,作為自由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還是社會的批判者,他們以真理的名義來對世俗的偏見、權威進行抨擊,對落后于時代的傳統思想與社會習慣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大學教授是學術文化的保守者。大學教授不管是對自由教育和理想人格的堅持,或是作為社會的知識分子和清醒的智者,堅守倫理、良知的底線,對社會進行批判、引導,還是主張大學自治、學術自由,保持大學的完整性和人才培養的職能,其根本原因還是來自于他們作為學術文化的保守者。大學教授之所以成為學術文化的保守者,就是因為他們掌握各自學科的前人所積累的科學知識,甚至有些科學知識就是他們自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保護和傳承這些知識成為他們自然而然的行動。這不僅是因為大學傳承文化的職能從外部要求他們這樣做,而且他們這樣做還是“發自內心”的行為,因為傳統的文化知識已經構成了他們的生存境界和思想框架,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很難逾越這一境界和框架。所以,呵護、傳承各自學科的傳統學術文化珍寶,是大學教授的“天性”,而作為“天性”的行動,既是有意的,也是無意的。
  但是,有所創新往往意味著有所否定。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識、學術觀點被否定了,必然要努力保護,尤其是要否定自己創造、發現的知識,更是難以忍受的痛苦。作為文化的保守者和創新者,大學教授處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們在創新與保守的十字路口困惑、彷徨,面臨艱難的選擇:是致力于文化創新以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從而提高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還是固守傳統的文化,保護傳統文化的寶藏,也維護自己學術權威,從而有意或無意地站在文化創新的對立面?
  三
  大學要引領社會創新文化的發展。[7]因為,文化功能是大學的基本功能,大學的一切活動就是為了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大學的使命就是引領社會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大學承担引領社會文化創新發展的重任,其原因除了上述大學具有與生俱來的創新性之外,作為社會的文化重鎮,它還具有其他機構所不具有的諸多特點。第一,大學不僅具有傳承文化的功能,而且還具有保存、選擇、吸收、批判、創造文化的種種功能。第二,大學不僅進行文化工作,而且還將文化工作與培養人才結合起來,并將文化工作的成果通過培養的人才而輻射到社會,而且這種輻射不僅影響當前的社會,還將影響到久遠的將來。大學的這種輻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它傳遞給學生的新知識,更重要的是在傳遞新知識過程中,把知識創新過程中的科學精神、創新精神也一起教給了學生,并通過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種尊重科學、尊重創新的氛圍。第三,大學的文化工作具有全面性、綜合性。為了全面適應社會的需求,大學的學科比較齊全,文化工作的面非常廣,幾乎涉及到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因此大學對社會的影響要比其他各種文化機構的影響都大。第四,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從社會的邊緣走進了社會的中心,這為它引領社會文化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地位。
  大學致力于文化的創新和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這并不意味著大學應該完全放棄自身的保守性,放棄對傳統文化的堅持,這是因為大學的運行與發展需要大學的保守性。大學對傳統文化的堅持是大學保守性的重要方面,因為傳統文化往往也是文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大學既要進行文化創新,引領社會文化創新的發展,同時又要堅持優秀的傳統文化,保證大學本位運行。正確處理文化創新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關鍵在于要有正確的思想方法。
  首先,文化創新是對傳統文化的揚棄,而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揚棄不同于放棄,它是有選擇的保留。對傳統文化進行揚棄,意味著我們有意識地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珍寶,挖掘其中閃光的思想。從人類的思想史來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的先哲們的思想,一直是西方思想發展取之不竭的源泉。在東方,先秦百家,尤其是以孔子為宗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在中華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文化創新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吸取養分和靈感,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思想進步的源泉。以赫欽斯為代表的西方永恒主義的哲學思想認為,人類總有一些崇高的價值可以穿越時空而成為人類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應具有的堅定信仰和精神支柱。文化的揚棄正是要保留這些崇高、恒定的價值。
  其次,文化創新對傳統文化來說是復興而不是復古。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傳統文化中確實有很多的思想與今天的社會不合節拍。文化創新所進行的對傳統文化的揚棄,并不意味著全盤接受傳統文化,而是一種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就是根據不同時代的現實需要,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文化進行加工,讓它在新的時空中煥發出新的光彩。正如文藝復興所復興的是民主、自由的精神與文藝繁榮,而不是古希臘時代的奴隸制;中國國學復興所復興的是“與時俱進”的自然觀、價值觀與倫理道德,而不是回到封建社會。作為文化復興的文化創新,是為了更好地保存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不斷地促進民族的和國際的文化現代化。
  傳統優秀文化是文化創新的基礎,文化創新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升。這位“巨人”,既是傳統文化的積淀,也包含了被認同、容納、吸收、消化了的外來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結合、融合之后,也就成了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論在古代、近代和現代,都是海納百川,不斷地吸收、消化外來文化而不斷創新與發展的。
  大學具有創新文化與保守文化的雙重任務。在創新與保守的矛盾中,創新文化是矛盾的主導方面,但必須正確地處理創新文化與保守傳統優秀文化的關系。處在創新與保守的十字路口的大學教授,要善于運用辯證的思想方法不斷地探索前進。
教育研究京39~43G4高等教育潘懋元/劉小強20082008
創新/保守/文化傳承/文化創新
  innovation/preservation/cultural inheritance/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University Professors' Difficult Choice  Pan Maoyuan & Liu Xiaoqiang  Pan Maoyuan,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Liu Xiaoqiang,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ictu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Guiding social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a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undertakes the dual functions of passing on culture, and university a is the unifica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University professors wonder at the crossroad of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facing the difficult choice. In this regard, university professors should establish attic faith, and take the guidance of social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their own obligation to step out of the difficulty. The ke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is to use the method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文化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強音,引領社會文化創新與發展成為大學的重要使命。大學承担著傳承文化和創新文化的雙重職能,大學是保守性和創新性的統一。大學教授徘徊在創新和保守的十字路口,面臨艱難的選擇。走出困境,要樹立堅定的信念,以引領社會文化創新與發展為己任。化解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承的矛盾,關鍵在于運用辯證的思想方法。
作者:教育研究京39~43G4高等教育潘懋元/劉小強20082008
創新/保守/文化傳承/文化創新
  innovation/preservation/cultural inheritance/cultural innovation
2013-09-10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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