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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國民教育  ——駁寧逸的《消費社會的文學走向》
文學與國民教育  ——駁寧逸的《消費社會的文學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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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逸先生在《消費社會的文學走向》(《文藝報》2003年10月22日)一文中談到,隨著我們的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發展,我們的文學也逐漸走向邊緣化,成了大眾消費市場的休閑品。寧文指出的一些現象在當今社會確實存在,但是,對于寧文提出的文學只剩下休閑娛樂功能的觀點,本人期期以為不可。不管當今社會如何消費化,文學的國民教育功能不能丟失,否則我們這個社會便有變成精神荒漠的危險。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個觀點太不合時宜:文學如今已是柜臺里待價而沽的商品,時下人們花錢是為了物質需要或精神快樂,有誰還愿意掏腰包去聽你板著面孔諄諄教誨?然而我說的國民教育并非那種牧師布道般的訓誡,而是潛藏在藝術肌膚下面的熏陶感染,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文學,都不應該忘記自己對國民素質的孳乳之責,都不能放棄對國民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的引領之責。
  在這方面我最先想起的是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華茲華斯的詩歌在人們眼中也許是很好的“休閑品”,這位性情溫和的湖畔詩人從來沒有擺出過訓斥人的姿態,他時常徜徉在英格蘭湖區的水邊花下,用他那不知疲倦的筆一往情深地歌頌著大自然。然而有一件事情他絕對無法妥協,那就是城市化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環境破壞和精神污染。我們的文學教材曾一度跟著蘇聯說他反動保守,批評他對工業革命的抵觸態度,至今他頭上還有一頂“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的桂冠沒有摘下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環境保護、綠色革命成為新世紀全球共同的話題,他對青山綠水與平民百姓的謳歌在人們心目中日益響亮,人們越來越理解這位“自然的歌者”對湖光山色的執著,越來越懂得他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眷戀。文學對人類的貢獻不像自然科學那么明確具體,但可以沒想,倘若沒有像華茲華斯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在工業化大潮興起之初勇敢地說出“不”字,提醒人們不要為了一時的利益而犧牲我們賴以生存的大自然,整個人類社會也許要晚很多年才會將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上議事日程,這種普羅米修斯式的貢獻又豈是統計數字所能衡量?從英國回來的人對那兒的優美的鄉間景色大加稱贊,我敢說要是沒有華茲華斯等人痛心疾首的大聲疾呼,倫敦“霧都”的帽子不會這么快就摘去,泰晤士河的流水也不會有現在這樣清澈。從時間上說華茲華斯正在遠去,但我感覺到他離我們是越來越近了,因為當年他憂慮的東西成了現在我們的憂慮,我國當前突出的環保問題使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觀念。環保專家認為,我國有不少地區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發展的,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將會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性后果。他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中國足球隊為什么雄風難振?歸根結底的一個原因是一些地方的空氣質量已經大不如前,由此影響到當地青少年的肺擴量大不如前——跑上幾步便氣喘吁吁,還談什么臨門一腳?目前中國最著名的環保人士認為,“越來越清楚,搞環保最關鍵的就是給人洗腦和換腦”,(注:沙林:《重歸香格里拉》,《中國青年報》2000年10月11日。)用什么來給人洗腦和換腦呢,我看用華茲華斯、盧梭、梭羅等人的作品比什么都強。思想觀念的濡染常常是悄然發生的,又往往是影響終生的,在現代化進程中走在前面的民族,可以為我們提供觀念上的借鑒與啟迪,他們的文學可以作為磨礪我們思想鋒芒的“他山之石”。但是我們不能一味依賴這種舶來品,生態文學之花應當在我們這片古老的國土中蓬勃開放,我們的作家在這方面真是“守土有責”。
  當前需要文學關懷的還不僅僅是自然環境。人的命運,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命運,在我們這里遠非已經窮盡的文學命題。在這方面我想到了雨果。雨果一生政治態度多有反復,但為什么他出殯時巴黎萬人空巷,走出了一支19世紀歐洲最大的送葬隊伍?這是因為他對勞苦大眾一以貫之的同情與愛護。雨果在《悲慘世界》序言中說:“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從雨果寫這段話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半世紀,《悲慘世界》中芳汀和珂賽持的命運還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上演,這部作品始終在激勵著人們去為實現社會公正而奮斗。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文學藝術的主潮表觀為批判現實主義,這實際上是對金線扭曲的人際關系的一種藝術療救。雨果、狄更斯、左拉等歐洲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對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傾注了大量的同情,他們對社會不公的強烈抗議,影響了以后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目前我們這兒尚未完全解決溫飽問題,如果說一些外國賢哲在計劃經濟時代與我們距離頗遠,那么當前社會的商品經濟性質使他們的現實意義突顯了出來。我們這里各式各樣的總裁、董事長與CEO,如果他們讀過《悲慘世界》、《艱難時世》、《萌芽》等文學作品,他們在制定政策時會對員工的生活福利更為關心。狄更斯《艱難時世》中有個工人名叫斯梯芬,盡管他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仍然遭到解雇的命運。后來他去找老板龐得貝講理,然而在龐得貝心目中,工人只不過是個能夠干活的“人手”(hands),他哪里可能對“人手”的生活給予什么關心。斯蒂芬的辛酸故事對我們是一種提醒:搞市場經濟時不能忘記人的命運,制造商品不能丟了人品,處理人的問題不能像“處理加法中的數目字或者是機器一般”。我們還要看到,“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常常不是他們自身的過錯,不能以“適者生存”為由罔顧競爭失敗者的權利,一個成熟的社會要有能夠保護甚至袒護“弱者”的雅量。像這樣的思想觀念,只有通過文學作品才能非常有力地傳達出來。現在社會上有些人對“競爭”、“淘汰”等津津樂道,對它們的負面作用則不大關心,有人更露骨地宣揚“勝者通吃”(The Winner takes all)。要是一味強調這些,我們和“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又有什么區別。我們有些媒體在報道中總是將城市的陰暗面歸咎于外地民工,對他們在城市建設與服務上的巨大貢獻視而不見,更談不上宣傳他們思想與性格中的閃光點。前不久有人提出要在公共汽車上為外地民工單獨設座,不知道這位提議者是什么樣的天潢貴胄!我們的文學要尊重為社會創造價值提供服務的普通勞動者,要正確“講述老百姓的普通故事”,要對他們的合理愿望與需求作出飽含同情心的反應。那些熱衷于炮制“休閑品”的作家,實際上是放棄了自己維護社會公正的責任。
  需要文學關懷的還有當前的社會風氣。看到現在某些作品一味媚世悅俗,我又想起了魯迅。“五四”文學的旗手魯迅為什么要“別求新聲于異邦”(注:魯迅:《摩羅詩力說》。), 這是因為他要尋找一種能夠療救民族精神弊病的良藥。“異邦”文學范圍極廣,魯迅獨獨看中了那些“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他大力介紹的作家,如密茨凱維支、裴多菲等人,“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注:魯迅:《摩羅詩力說》。)。顯而易見,魯迅是希望通過文學來給國民的靈魂補鐵補鈣,使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改變“Q型血型”,直起脊梁堂堂正正立于世界之林。魯迅之所以被譽為“民族魂”,其因蓋出于此。魯迅曾不無傷感地談到,他這番借鑒域外文學的用意,“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我們現在的青年也應當知道先驅者的良苦用心。魯迅在將近一百年前說的話,今天聽起來還是那么振聾發聵: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注:魯迅:《摩羅詩力說》。)
  我完全沒有否定時下文學的意思,但我確實認為今天的作家有必要重溫魯迅的教導。文學不是簡單的“寫字”,創作關乎靈魂而不是“下半身”。魯迅曾經就“幫閑”發過議論:“幫閑”與“幫忙”只有一步之遙,而且弄不好還會變成“幫兇”——如果事情無傷大雅,插科打諢一番倒是挺逗樂的,但如果不問青紅皂白一味幫過去,便有可能淪為不良意識的幫兇。目前我們在車站碼頭等場所看到的以“文學”面目出現的讀物,有許多不能逃脫“幫兇”之嫌。可以說它們是在為拜金縱欲的生活方式鳴鑼開道,為坑蒙拐騙等的不良行為亮起綠燈,現在一些地方精神文明素質急劇下降,這類冒牌的文學讀物不能辭其咎。文學本來有弘揚正氣的功能與責任,可是一些所謂的作家早已忘記了自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還有人似乎是在向讀者炫耀自己敢于將靈魂賣給魔鬼。由此我又想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隨著共和國的建立,文學的療世救民任務成為歷史,但它作為精神良藥的功能并未失去,五、六十年代翻譯的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強調理想道德和精神追求的俄蘇文學,在向“老大哥”學習時期被人們當作思想上的導航船。現在人們普遍懷念五、六十年代社會風氣的純潔與人際關系的單純,可以這樣說,俄蘇文學的傳播對當時風氣的形成具有不可磨滅的具獻。普希金的達吉雅娜、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拉赫美托夫、托爾斯泰的娜塔莎、高爾基的丹柯、蘇聯文學中的萊奮生、保爾、卓啞、奧列格、鄔麗婭和古麗雅等,感染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王蒙的小說《青春萬歲》描述了當時那些熱情如火、清純似水的青年,我的親友中有人至今還保留著那個時代的深刻印痕。也許大多數過來人已忘記了當時一些流傳甚廣的蘇聯小說,如《青年近衛軍》、《教育詩》、《古麗雅的道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第四高度》、《永不掉隊》、《勇敢》、《金星英雄》和《陽光普照大地》等,盡管現在批評家對其中一些評價并不高,但我自己仍清楚地記得當初閱讀它們時的感動,也非常感激它們為我點燃了一盞理想與道德的明燈。
  誠然,20世紀的最后四分之一是以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為標志的,撥亂反正之后,尤其是在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文學和其他上層建筑的事物一樣逐漸退居社會舞臺的邊緣,把聚光燈下的位置讓給了經濟建設。文學曾經在國民教育中起過重要作用,今后它仍然有這種作用,但我們不能期盼它還有啟蒙和建國時期那種轟動效應。今天大多數讀者不是為了聆聽嚴肅的教誨而走向文學,他們邁著輕松的步伐而來,為的是拓寬精神視野,獲取審美享受。時代的多樣化性質,使得文學的接受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色彩,當然有人仍把文學作為精神上的藥品、補品和營養品,但也會有人把它當作化妝品、裝飾品之類的休閑用品:在腋下夾一本米蘭·昆德拉,在談話中引一段李漁的《閑情偶寄》,在客廳里放上一套普魯斯特(哪怕是沒有內芯的木殼假書)等等,都是扮酷的手段。有些人的心靈神龕上已經沒有了文學藝術的位置,但他們仍有可能順手抄起一本文學讀物,因為每個人都有權用這種方式來休閑。但是,下管是懷著何種目的而來,只要走近了文學,它的教化作用就會或直接或曲折,或明顯或隱蔽地發生。因此文學工作者不能放棄自己的國民教育之責,讓正確的觀念意識從文學渠道滲入人們的心田,具有維護精神生態平衡的重大作用。
文藝報L京③J1文藝理論傅修延20032003 作者:文藝報L京③J1文藝理論傅修延20032003
2013-09-10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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