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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蘇兩國教育的影響
略論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蘇兩國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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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40-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369(2006)03-0022-05
  與杜威(John Dewey)同時代的世界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杜威的工具主義真理觀并不予以足夠的認同,但卻對他予以極高的評價:“約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認為是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對此評價,我完全贊同。他不僅在哲學家中具有深遠的影響,而且深深影響了教育、美學與政治領域里的學者。”① 我國西方哲學史研究權威對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關于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的不少論著被西方各該領域的專家視為經典之作。”②“杜威是實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也是首次使這一美國本土哲學從理論走向實踐,從美國走向世界,因而使美國從意識形態的進口國一躍成為出口國的頭號功臣。因此杜威的哲學和倫理學無可爭議地構成了美國實用主義運動,乃至西方哲學和倫理學中最重要的篇章。”③ 可見,杜威在世界現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對世界的重大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
  杜威的影響遠及世界許多國家,他的著作被各國學者爭相譯介。據杜威研究中心統計,從1900年到1967年間,他的著作被譯成35種文字,共出了327個版本。④ 此后,還有更多的版本推出。
  對于世界諸多國家,中國和蘇聯所接受的影響是巨大深遠而頗有特色。在當時,一個是貧窮落后,正在革新求強的大國,一個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早期的教育理論和實踐深受杜威思想的影響,杜威本人曾以十分濃厚的興趣關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并親自帶團到蘇聯考察,積極游說美國政府盡快承認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杜威與中國更有不解之緣。在中國有膺服其思想學說的弟子,“五四”時期,他來中國講學長達兩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稱他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論無疑促進“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和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教育改革運動。比較研究杜威對中蘇兩國教育的影響,對于杜威的研究和中蘇兩國現代教育史的研究都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一、杜威對中蘇兩國20世紀20、30年代教育影響的一些原因分析
  有學者指出,一種思想學說在異域能否發生影響以及發生影響的程度一般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其一是該學說自身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和普遍意義;其二是該學說滿足文化傳播所涉國社會需要的程度;其三是這種學說與它傳播地的學術文化傳統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⑤ 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能對當時的中蘇兩國以極大的影響,也應具備以上三個條件。
  首先,來看杜威的實用主義學說。
  就其經驗論來說,他把經驗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動的過程,在認識和行動的關系上,以行動為中心,同時強調人是行動的主體,突出經驗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這種重視行動和人的創造性的哲學,顯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真理觀盡管在其本質上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但他從強調概念學說的工具作用出發,把實踐放在實現真理和檢驗真理的重要位置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頗有相近之處。且其以效用為中心的哲學,對于反對形式主義及重名輕實的觀念和思維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維五步法的方法論,強調了科學的懷疑精神,強調了假設在人的認識過程和科學發展過程中作用。其教育學說,則是針砭傳統教育而建立的現代教育理論新體系,強調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以學生為中心、從做中學,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學規律的諸多內容,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總體說來,杜威實用主義學說本身包含著顯而易見的合理因素。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和“五四”時期的中國正需要利用這一嶄新的思想來改造傳統教育的痼疾。
  其次,從中蘇兩國當時思想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來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抨擊傳統倫理道德,反對迷信,鼓吹個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成為時代最強音。實用主義的風行一時,恰恰是因為它滿足和適應了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時代需要。當時杜威在中國所宣揚的美國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觀念與“五四”新知識界對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動、實效的哲學精神,強調假設、懷疑的方法論以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氣魄正是當時進步思想界的價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評述中國哲學發展過程時,曾有一段類似的分析。他說:“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現是在‘五四’的炮聲發出后,實驗主義的治學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與傳統迷信針鋒相對。”他還說“五四”時期“胡適所標榜的實驗主義占了時代的上風,其他哲學思潮自然未嘗沒有介紹,但對于傳統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學的提倡是當時的急務,以‘拿證據來’為中心口號的實驗主義被當時認作典型的科學精神”,“實驗主義……在當時,作為與傳統迷信抗戰的武器,還不失為歷史推進的前鋒。”⑥
  由于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殘留著濃重的農奴制的影響,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此時,俄國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教育體制陳舊、腐朽。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完全為地主資產階級所壟斷,工農子女很難到中學和大學里去讀書。到1897年,俄國9~49歲的居民中,文盲占72%。列寧1913年曾在《論國民教育的政策問題》一文中寫道:“人民群眾這樣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獲得光明、求取知識的權利的野蠻國家,在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再沒有第二個。”⑦ 十月革命后,蘇俄必須采取有力的措施迅速改變這種教育狀況,其首要的就是進行教育改造,從本質上改變沙皇俄國遺留的舊教育和舊學校,建立符合于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新教育和新學校。基于此,蘇聯教育家則熱心宣傳介紹并借鑒美國的教育經驗和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因為在當時,用列寧的話來說,沙俄遺留下來的學校則“是死讀書的學校,實行強迫紀律,死記硬背的學校。”⑧ 實用主義教育主張生活教育和兒童中心的新教育觀念等正是蘇聯當時改造傳統教育所需引借的。同時,蘇俄政府需要對沙俄學校進行民主化和世俗化改造,而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正是一面主張教育民主的旗幟。另外,從表現形式來看,杜威的實用主義重視勞動教育、重視職業教育的教育觀與馬克思主義重視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以上種種原因,蘇聯初期在借鑒國外教育理論時,選擇了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且予以極大的精力深入開展了實驗研究工作。
  應予指出的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能在中蘇兩國產生重大的影響,除其理論具有一定的普遍價值和指導意義及與中蘇兩國20世紀20、30年代社會需要契合之外,中蘇兩國知名學者的不遺余力的介紹、宣傳,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同時杜威中蘇兩國之行“現身說法”的影響力同樣需要予以足夠的估計。
  二、杜威實用主義思想對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教育的影響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麗絲(Alice)、女兒露茜(Lucy)到日本游歷講學,此事很快被其在中國的弟子和學者們所知。于是,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江蘇教育會、浙江教育會和尚志學會等5個教育團體致函盛情邀請他來中國講學。從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乘船抵上海,至1921年7月離開北京回國,杜威的中國之行共計2年2個月又12天,足跡遍及遼寧、河北、北京、上海、天津等14個省市,作了大小演講200多場次,廣泛傳播了實用主義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杜威演說收到了極好的效果,再加上他的哥倫比業大學畢業的學生胡適、蔣夢麟、陶行知、陳鶴琴等人的極力宣傳,使得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成為20世紀20、30年代中國一種傳播極廣的教育思想,其影響超過任何一種西方教育思想。對此,學者吳俊升指出:“中國教育所受到外國學者影響之廣泛和深遠,以杜威為第一人。杜威所給予外國教育影響之大,也以中國為第一國。”⑨ 確實,在近現代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還沒有哪種教育思想能同杜威及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國的教育影響相媲美。
  從總體上看,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國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1922年“壬戌學制”的制訂產生了深刻影響
  民國初年,教育部公布了《壬子·癸丑學制》。這個學制在制訂過程中還存在明顯的缺陷,在實施過程中不斷暴露出一些弊端,于是,學制改革呼聲日漸高漲。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成為1922年學制改革指導思想。
  1. 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了學制改革過程的關鍵環節
  這次學制改革是一個由全國教育會聯合發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過程,從1915年湖南省教育會提出動議到1922年最終完成,歷時7年。其中,有兩次會議是具有關鍵意義的。一是1919年的第五次會議,一是1921年的第七次會議。這兩次會議都明顯反映出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1919年10月10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次會議在太原舉行,杜威出席了該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廢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義”議案,充分體現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該建議案指出:“從前教育,只知應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應如何教。今后之教育,應覺悟人應如何教,所謂兒童本位教育是也……。故今后之教育,所謂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應毅然廢止。”⑩ 這里的廢止教育宗旨,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本能、個性充分發展的建議案,充分反映了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中的“生長論”和“以兒童為中心”的思想。1921年10月在廣州舉行的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七次會議是新學制草案的決定性會議,時正在中國進行教育調查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教授孟祿抵臨會場,著力宣揚實用主義觀點和美國優點,“對會議進行,貢獻頗多”“其言論主張直接影響于會議,間接影響于今后全國教育者,實非淺鮮。”這次決議案確定了6項學制標準,形成新學制的基本框架,為最終形成新學制奠定了堅實有力的基礎。
  2.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了新學制的標準和內容
  1922年頒布的《壬戌學制》采用了美國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學制所依據的標準、學制內容都和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新學制所依據的標準是:(一)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縮余地。(11) 可以說,這幾條標準充分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這七條中,第(一)、(四)、(五)條體現了實用主義“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與社會和兒童生活的緊密聯系。第(三)條則是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中“以兒童為中心”主張的反映。(二)、(六)則體現出實用主義教育民主性思想。從新學制的具體內容看,新學制“六三三”分段法,從中學開始實行選科制,注重天才和特殊教育,照顧學生的個性差異等都體現了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明顯影響。
  總之,新學制改革反映了民國以后特別是“五四”后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它的頒布,改變了舊學制“不管社會需要,不管地方情形,也不管學生的個性”的“三不管”弊端,標志我國現代學校體制基本確立。由此可見杜威實用主義理論對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巨大影響。
  (二)對教育理論的影響
  這主要反映在杜威弟子及其他學者對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改造上。在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興起之前,中國的新教育理論主要是從日本引入的赫爾巴特教育理論。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興起后,中國的教育理論工作者開始運用實用主義理論來說明教育問題,并逐步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教育理論。
  作為教育思想熱烈傳播者,杜威的弟子蔣夢麟不僅僅停留在對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學理闡述上,還十分注意運用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去觀察和分析中國教育的現實問題。對于“學生自治”這一養成學生獨立精神和團體生活的自動行為,蔣夢麟看來是“教育即生活”的體現,辦學者應給予熱情鼓勵和提倡。胡適則在治學方法上深受杜威思想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字真言,顯然就是脫胎于杜威的思維五步法。
  陶行知191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習,1917年歸國后便投身教育事業。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中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從1919年提出“教學合一”到1927年創辦南京曉莊師范,陶行知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經過改造和創新,形成了其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生活教育”理論體系。
  陳鶴琴雖不是杜威及門弟子,但深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陳鶴琴1919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歸國后便從事教育工作,從1919年任南京高師教授到1923年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再到1940年創辦江西省立幼稚師范學校,他不斷進行實踐上的開拓和理論上的創新。“和杜威一樣在創造理論,也創造方法。”(12) 把從杜威及其美國老師那里學來的理論改造為“活教育”理論。
  (三)對課程、教材、教法的影響
  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主張教育應適應兒童個性發展需要和教育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強調以兒童為中心,以兒童的社會生活為中心,以兒童的活動為中心,這些主張對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的課程、教材和教法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課程方面,1923年頒布的“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規定,中學采用學分制和選修制,并把初中課程分為社會科、言文科、算學科、自然科、藝術科和體育科6大門類,實施綜合性課程。高級中學則采用綜合中學制,分設普通科與職業科等等。這些都反映了實用主義教育適應社會需要、注重教育生活性及重視兒童個性發展的主張。
  在教材方面,1919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全國教育聯合會等民間團體紛紛建議小學應改用白話文課本,稍后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初級小學各科課本一律須用白話文編寫。同時期兒童讀物大量出版,兒童文學編入小學國語教科書等。無疑受杜威的平民主義觀、兒童中心觀的影響。
  實用主義對教學法方面的影響尤為明顯。其突出地體現在設計教學法等教學新方法傳入中國并流行一時。設計教學法是杜威的學生,美國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根據杜威“從做中學”的思想所創立的一種教學組織形式。該方法于“五四”后傳入中國。首先在江蘇一帶試行,為俞子夷等大力提倡。1921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曾議決“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1927年中華教育改進社邀請該方法創始人克伯屈訪華,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介紹設計教學法。設計教學法的推行對于培養學生的主動精神和自學能力等有著積極的意義。
  總之,由于種種原因,美國教育家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傳入在當時中國學術界占據了支配地位,成為“五四”以后在中國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教育思潮,對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教育改革產生了最主要影響。其影響深度正如香港教育學教授福斯特(Lancelot Foster)指出“中國教育體系受到哥倫比亞大學控制和指導”。(13)
  三、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蘇聯早期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影響
  澳洲教育史家康納爾曾指出:“在1928年訪問蘇聯之后,杜威立即記述了他的觀感,他認為美國的影響在1922年和1923年的蘇聯達到了項點。”這與中國的情形有著驚人的一致。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確實對20世紀20、30年代的蘇聯教育改革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國民教育第一實驗站的活動
  早在十月革命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開始在俄國傳播并開展實驗。1911年,沙茨基與其夫人沙茨卡婭在卡盧布省開辦一所名為“朝氣蓬勃生活”的勞動夏令營,每年接受60—80名8—16歲的兒童前來度假。在創辦者看來,夏令營沖破了沙俄教育制度普遍存在的單調乏味的生活,使兒童能從中獲得本應得到的活動權利,并承認該教育實驗受到杜威教育思想影響,以滿足兒童的興趣來制定一系列兒童工作的計劃和大綱。“朝氣蓬勃生活”的勞動夏令營成為十月革命后國民教育第一實驗站的前身。
  1919年,經過蘇聯教育人民委員會批準,沙茨基建立了國民教育第一實驗站并主持工作。實驗站由多種多樣教育機構組成,包括6所幼兒園、12所第一級學校、4所第二級學校、2所寄宿學校、3所人民文化館、1個農場以及教師講習班和教師講習會等。建立初,就把工作定為:同廣泛的社會工作相結合的兒童實踐;教師根據自己豐富的經驗進行的講習;實驗分析、為科學研究準備材料、環境研究等師生共同研究的工作以及組織教師在廣大居民中開展的宣傳工作。根據杜威把“童年還給兒童”的教育原則,沙茨基提出了“勞動可以成為兒童生活的基礎”的主張,要求給兒童充分勞動的機會。同時,還認為教育過程,并不都是在學校中進行的,在學校中進行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因此,在沙茨基的國民教育第一實驗站,教育內容還包括多種多樣的勞動,如工業勞動、公益勞動和自我服務等。社會公益活動如:參加掃盲工作、科學知識普及、農業集體化宣傳活動、節日慶祝活動、市政建設和農村綠化勞動等。兒童能勝任的為學校服務的勞動一般被看做勞動教育的開端,如打掃教室、清除墻壁灰塵、修理破損的課桌椅、張貼圖畫、照管室內植物、劈柴生爐子等。
  實驗站是蘇聯邁向新的勞動學校的探索,其教育活動充分體現了杜威“社會即學校”“教育即生活”及“做中學”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28年,杜威訪問蘇聯時,親臨實驗站,認為這是“一個廣泛的和集中的教育實驗站,為蘇維埃俄羅斯農村制度提供各種設施和方法”。并深感滿意。
  (二)綜合教學大綱的制定和綜合教育學法的普遍采用
  20世紀20、30年代,蘇聯普通教育方面進行了以“綜合教學大綱”著稱的教學改革。1924年,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印發了第一級學校(1—4年級)教學大綱。這個大綱完全打破了學科界限,教材不按照課程進行組織,而是通過共同的主題(即單元)組織教學,例如“農村冬日的生活和勞動”“城市和生活”等。每一單元主題又從自然(自然界、自然資源和自然力),勞動(人對自然資源和自然力的利用),社會(人和社會生活)三個方面展開進行。1925年,教育人民委員部印發了第二級學校第一圓周階段(5—7年級)教學大綱;1927年又印發了第二級學校第二圓周階段(8—9年級)教學大綱。第二級學校教學大綱保留了分科教學的課程結構,分列社會、自然、物理、化學、數學、俄語、文學、地理、外語等課程,但每門課程的教材安排體系要服從共同的綜合性主題,貫徹綜合教學的精神。這次“綜合教學大綱”出臺目的就是改變沙俄遺留的教育脫離社會,教育脫離實際的弊病,充分體現教育與社會生活、與社會需要的一致性。綜合教學大綱一直實施到1931年。
  隨著綜合教學大綱實施,學校在教學方面相應地采用“綜合教學法”即“單元教學法”,實則是克伯屈設計教學法的搬用。學校的教學根據單元來加以設計,取消了班級授課,廢除教科書。例如,關于“火車”的單元設計,學生通過學習蒸汽機如何運轉,結合實際描繪鐵路延伸范圍來獲得一些物理知識,通過學習燃料獲得一些化學知識,通過寫旅行報告來培養寫作能力。(14) 此外,學校還采用了“分組實驗法”(即美國的“道爾頓制”)進行教學方式改革。1929年,美國教育家克伯屈訪問蘇聯,進一步推動了“設計教學法”在蘇聯的影響。
  可以說,與舊的沙俄學校的教學大綱相比,綜合教學大綱與綜合教學法更新了教學內容和方法,確立了學校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表明了與死教死學的舊學校制度徹底決裂的精神,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施展和長時間大范圍的推行。對此,1928年來蘇聯訪問的杜威本人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他指出:“蘇維埃教育突出的地方,并不僅僅在使學校活動與校外社會活動緊密聯系,而且在于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根據這個原則把教育制度組織起來的事實。”(15)
  四、余論
  從1919年5月,以杜威來華講學為契機,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傳播發展達到高潮。1925年5月,上海爆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西方的社會制度、理論觀念在中國人們愛國反帝、救亡圖存的理念沖擊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在此背景下,盛極一時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傳播熱潮開始回落,教育界奉實用主義思想為圭臬的局面開始改變。接著,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一黨專制的國民政府,不久又公布了三民主義教育方針,一黨專制的需要及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的確定,進一步沖擊實用主義教育思潮。這樣,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從轟轟烈烈地宣傳推介,逐漸演變成中國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探索,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
  在綜合教學大綱和設計教學法實施后不久,蘇聯許多教師和工農群眾已對綜合教學大綱和設計教學法提出了反對意見。1931年9月蘇共(布)中央頒布了《關于小學和中學的決定》,強調學校的教學應該提供足夠的普通教育知識,以及各科教學都應該在嚴格規定和縝密制定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的基礎上按照精確規定的課程表進行,反對采用“設計教學法”等。以此開始,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開始在蘇聯教育界受到批判,不少蘇聯學者發表文章把蘇聯教育在20年代中出現一些缺點和問題算在杜威實用主主義哲學和教育思想的頭上。在20年代蘇聯教育改革中贊同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克魯普斯卡婭,在1931年的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報告中就指出:“我們的新方法源于西歐、美國,我們在采用這種方法時沒有對它加以檢驗,沒有認真加以研究,把各種方法囫圇吞棗地接受下來。認為‘設計教學法’是唯一的、萬靈的方法,實際上,這種方法并未受過檢驗。……結果我們只是盲目地照搬德國的方法、美國的方法,那就一點好處也沒有。”(16) 在1937年后近半個世紀里,受“托洛茨基審判案”及以后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對立等原因,杜威實用主義思想在蘇聯的影響黯然消退。
  都是在20世紀20、30年這一革新教育制度和轉變教育思想觀念的大背景下,中蘇兩國以極大的熱情引進了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蘇聯對杜威教育思想的引進是在推翻沙俄制度后,作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對舊教育進行改造所需要和選擇的。而中國的當時是在推翻封建帝制后,需要一種嶄新的教育體系來改造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教育;同時中國積貧積弱、民族危機的情況并沒有改變。對杜威教育思想的引進既是“教育救國”教育價值選擇的需要,也是改造舊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需要。在兩國,對杜威教育思想引進和實驗先有本土教育家的努力,繼而充分體現在政府決策和教育制度的確定上,并且都衍生出批判傳統教育的新教育理論。
  20世紀20、30年代的中蘇兩國,國情盡管并不一致,但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卻曾成為兩國教育變革的主要指導思想。這說明杜威教育思想的普遍價值所反映的教育改變和發展的時代旋律,尤其是在摧毀封建舊教育方面顯得相當有力。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并沒有也不可能解決教育上的千古不解之題,而且他的理論針對時弊卻不乏偏激。為了解放兒童而否認教育目的、提倡“兒童中心”和“做中學”;為了解決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的聯系,用社會活動和勞動取代系統的知識傳授,從而在事實上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也許是其影響在中蘇兩國20世紀20、30年代后熱浪冷卻的內在根源。
  實用主義在20世紀20、30年代中蘇的影響及其之后的消沉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因為,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中蘇兩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和傳統,不可能長期地用一個外來理論不加改造以來指導國情。由滿腔熱情、轟轟烈烈地宣傳引進,繼而步履堅實的本國化實驗探索和改造創新,這正反映了一個成熟的民族對于外來文化的理性態度。
  注釋:
  ①Bertrand Russe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 819. 轉引自:美國精神的象征·緒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劉放桐. 代序,重新認識和評價杜威[A]. 孫有中(譯). 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C].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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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Jo Ann Boyolston with Robert L Anelresen, Comps. and eols, A checklist of Translation, 1900-1967( Carboneldeio Southen Illinois Univesity press, 1969) ,轉引自:美國精神的象征·緒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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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艾思奇. 二十二年來這中國哲學思潮[A]. 艾思奇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9. 62.
  ⑦列寧. 列寧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0.
  ⑧列寧. 列寧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⑨杜威(著). 王承緒(譯). 民主主義與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⑩《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844—845頁.
  (11)《大總統頒布施行之學校系統改革案》,《政府公報》第2393號,19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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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康納爾(著). 張法琨(譯). 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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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衛道治(譯). 克魯普斯卡婭教育文選(下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248.

湖南第一師范學報長沙22~26G1教育學田景正20072007
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壬戌學制/綜合教學大綱/改造創新
  pragmatic education idea/integrated teaching outline/innovation
Effect of Dewey' s Pragmatism on Educ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TIAN Jing-zheng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It can' t be ignored as a historic event that Dewey' s pragmatism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duc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As some anti-tradition traits and new-era educational theoretical attainments are seen in Dewey' s pragmatic education idea, bo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ppened to regard pragmatism as the guide in their educational reform. Therefore, Dewey' s pragmatic education idea had been in fashion for a period in the two countries.
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20世紀20、30年代中蘇兩國的教育影響是中蘇兩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不容忽略的。由于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所具備的反傳統的特性及代表教育新時代的理論素養,國情不一的中蘇兩國教育在破舊立新,融身世界洪流中,都不約而同的以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作為開路先導,從而使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蘇兩國曾產生盛極一時的影響。
作者:湖南第一師范學報長沙22~26G1教育學田景正20072007
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壬戌學制/綜合教學大綱/改造創新
  pragmatic education idea/integrated teaching outline/innovation
2013-09-10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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