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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育學術規范的重建
論教育學術規范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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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研究中是否應當追求學術規范化?回答是肯定的。可是,為什么教育界對這個問題鮮有關注,究其原因在于隨著社會急劇轉型期的到來,文化價值觀念因缺乏正確的引導而嚴重扭曲,從而造成精神文化滑坡。加上市場對學術的誤導,許多研究者急功近利,又缺乏知識產權的概念,法制意識淡薄。因此,對學術規范缺乏必要的認識,對學術規范的意義也缺乏足夠的理解。學術界本身對如何制定各種學術評價與審議制度、如何建立對違規行為進行懲罚和糾正的有效機制等,還處于討論階段,許多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20世紀70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了三卷本的《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的主流》,共羅列了11個學科: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人口學,以及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藝術與藝術科學、法學和哲學。其中居然沒有教育學的一席之地,這一方面體現了教育科學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研究的滯后。以教育理論研究的主干部分——教育學研究為例,據不完全統計,自1977年至目前為止,已編寫的《教育學》教材達200余種,僅1986年至1989年的4年間就出了77種,平均每個月有將近兩本《教育學》出版。然而,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思想的貧乏。這些《教育學》大多大同小異,其基本結構還是前蘇聯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所形成的教育概論、教學論、德育原理和學校管理四大塊。此外,更有粗制濫造、假冒偽劣的泡沫學術摻雜其間。教育工作者要改變這種落后狀態,除了不懈的以教育科學的繁榮為目標,追求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外,別無他途。
  以對于真理的追求作為學術行為最根本的目標,是學術發展的深層動力。愛因斯坦在緬懷居里夫人時意味深長地寫道:“第一流的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還要大。”(注:愛因斯坦:《悼念瑪麗·居里》,《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許良平等譯,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339頁。)的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代表著社會的良心。如果這一良心壞了,出自其手筆的精神產品又怎能取信于社會呢?“學風的好壞是關系學科存亡的大問題,尤其是現在已蔓延成風的抄襲剽竊現象,如不剎住,以假亂真,假做真時真亦假,一般讀者分辨不出是非,假的著作竟然不斷獲獎,致使有人覺得這是獲取名利的捷徑。長此以往,將給嚴肅的科學研究事業帶來極大的危害,甚至會坑害一代乃至數代年輕人。”(注:楊玉圣:《學術打假與學風建設》,《美國史研究通訊》1999年第1、2期合刊。)以這樣的水準進行東西方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對話,只能損害中國整體的學術聲譽,不利于建樹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可以說,學術規范的提倡對于教育研究而言,并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它關系著教育研究質量的提升和發展,關系著中國整體的學術聲譽和國際形象。
  如何建立學術規范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和集中的問題。幾乎從討論一開始,部分學者就指出,忽略具體學科對學術規范的不同要求,在那里泛泛而談,或者干脆用適合某一學科的規范要求來套所有的學科,以偏概全,這兩種傾向都增加了不同見解和互相對話的困難。筆者以為,以偏概全固然不對,但規范化也不意味著一切從零開始。隨著學科的演變與發展,學科的綜合性和共通性得到加強,特別是對教育科學而言,其他學科和國外科研的學術規范,對建立符合教育科學學科特點的學術規范具有借鑒意義。
  (一)進一步加強研究規范和研究方法的訓練
  研究規范和研究方法的訓練,是學術規范化的基礎。許多人認為,學術規范問題對有訓練的專業人員而言,應該是一個初級問題。但是,由于研究者這方面的意識比較淡薄,特別是對于青年研究者而言,他們往往缺乏一定的學術積累,急功近利,學術不規范的行為時有發生。研究生是學術研究的后備軍,他們的規范意識和行為直接影響著中國的學術發展。為此,有學者指出:規范和方法的學習應成為研究生的一門必修課,而教師也應成為他們的楷模。教師應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積累意識,為他們進行學術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
  專門的方法論學習,對于科研工作者也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研對方法論的重視和研究還剛剛起步。教育科學的綜合性特點,決定了教育科學在對方法的選擇上并未形成獨特的占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廣泛采納其他學科的方法。教育研究要有效的兼容并包其他學科的方法,必須對其他學科的特點、各種方法的使用范疇有深刻的了解,把研究方法定位于教育科學中的具體問題,科學謹慎的進行分析,而不是僵化的、生搬硬套的移植,避免過分注意所借用的理論中的方法和研究思路,而忽視教育領域內問題的復雜性。那樣,教育科研一直而且可能永遠缺乏專屬的方法。要有效地兼容并包其他學科的方法,必須對教育學科及其他學科的特點、各種方法的使用范疇有深刻的了解。如:長期以來,心理科學的發展促進了教育科學的發展,其研究方法也大量地被教育科學所借鑒,并形成了教育心理學這門分支學科。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教育科學長期把心理學所揭示出來的“心理規律”簡單地等同于教育活動中的實際發生的心理活動,盲從于心理學的科研方法而忽視教育的復雜性,使教育科學成為心理學的“附庸”,極大地阻礙了教育科學本身的理論建構。如果繼續把同教育相關的學科看成林立的材料庫,不以教育事實為基礎,歷史地揭示自身的邏輯,而是代替別的學科去“證明”那些已經證明了的命題,那么,教育學中的這類“證明”不是抄襲也是重復論證,勢必導致教育學在林立的學科群中成為不設防的領地,教育學忙于占領其他學科的材料,最后反被其他學科所占領。(注:陳桂生:《略論教育學成為“別的學科的領地”的現象》,《教育研究》1994年第7期。)這樣,教育科學的終結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充分發揮編輯與專家的把關作用
  人類文化的建構有其獨特的規定性,那就是并非所有經過大腦智化加工過的信息都能為社會所認可,從而納入社會文化建構。真正能夠進入文化建構的是經過編輯代表社會選擇中標的那部分信息。編輯將自己選中的信息,經過一定法定程序的確定由個體拓展到類,由域內到域外,這是人類對文化選擇的過程,顯示了編輯主體在文化建構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注:崔恩烈:《學報編輯的角色認識》,《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正是編輯的這種主體選擇作用,使他們有理由成為建立良好的學術規范的有力監督者和保證者。但是,編輯的這種主體選擇作用,受到時間、空間及知識結構的限制。對于每個編輯而言,只有不斷變革、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才有權利在知識的更迭中作出選擇。也就是說,編輯只有成為真正的學者才有能力站在一定的高度,作出正確的抉擇,這正是一個刊物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價值所在。教育界刊物眾多,為教育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幾年來,教育研究在數量、質量上都有新的突破,其中編輯的作用功不可沒。許多編輯本身就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在教育問題的討論中,他們把問題引向深入,促進了教育科研的真正繁榮。面對學術界學術失范不斷加劇,世風學風每況愈下的現象,教育刊物也應擺脫袖手旁觀的消極態度,為教育科研創設良好的學術氛圍。編輯應以學術質量為唯一標準,不因權勢、權威而濫發稿;把好審稿關,不讓質量低劣的稿件出籠;充分掌握學術動態,杜絕一稿多投、改頭換面重復勞作的現象;約法三章,凡抄襲稿、一稿二投者,以后不再采用其人的稿件;書評寧可少登,但要講真話;多種相關雜志聯合行動以制裁違規者,形成一種聲勢或氛圍等。
  (三)教育批評的開展
  在教育研究中提倡具有學術價值的批評與對話,努力營造健康有序的學術氛圍,是促進教育研究規范化的外部保證。在文藝界、史學界,學術批評的開展有力地促進了學科的發展,而在教育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評還遠遠沒有開展起來。瞿葆奎先生在談到相同的背景下,經濟學界、哲學界、文藝理論界比教育學界要活躍得多的問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爭論得不夠,甚至討論得也不夠。”“當然,討論、爭論是要有一定的社會氛圍的,希望教育理論界能有一個長期的、持續的寬松的氛圍,形成一種勇于想、敢于說的社會主義學術風氣。如果把好多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探討,以“三個方面”為認識論、方法論和邏輯的原則,可以是沒有顧慮的。意見對的就積淀下來,不對或完全不對的,也相信大家有鑒別能力,這是學術繁榮的基本條件。如果在我們的教育理論界能夠逐步形成社會主義的各種理論流派,該多好啊。”(注:嵇秀梅:《促進教育科學的發展——瞿葆奎教授訪談錄》,《中國教育學刊》1994年第1期。)
  解放后,教育界曾針對教育本質、教育的邏輯起點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但由于缺乏統一的界定、前提,往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雖然熱鬧,但沒有達成一定的共識。學術批評與學術對話的作用在于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問題,而且有利于深化問題和解決問題,對教育科研起到監督、引導和促進作用。當然,學術批評與對話的開展離不開人文環境的改良,離不開學風建設的加強,更離不開廣大學者的積極參與。實事求是的說,以往教育學術批評往往使用了過多的贊揚、美譽之詞,缺乏足夠的批評與反思空間。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召喚健康的、嚴肅的批評精神,鼓勵善于發現的眼光和敢于懷疑的勇氣,提倡實事求是的態度,讓批評成為名副其實的批評。教育學術批評和對話的開展,離不開健康的、嚴肅的批評精神。應從學術研究出發,鼓勵討論、批評、回應、再批評,通過這種良好的循環往復,使真偽得以分辨,規范得以確立,觀點得以交鋒。這樣,教育科學的繁榮就不再是鏡花水月。
《教育評論》福州13~15G1教育學覃紅霞20012001覃紅霞,西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研究生 作者:《教育評論》福州13~15G1教育學覃紅霞20012001
2013-09-10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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