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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要以讀為本
語文教學要以讀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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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學科人文性質的確認,是世界之交我國語文教育思想的重大發展。它標志著我們經歷了許多年的摸索,終于突破層層認知障礙,看清了“語文”的真實面目:它是人類的交際工具,又是人類的文化成果;它不僅肩負著教學母語的責任,還肩負著承傳文化薪火的使命。這一新的教育理念給已經面臨嚴重危機的語文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機,也為語文素質教育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閱盡教育界風雨滄桑的劉國正先生曾經口吐真言:“語文教學的問題,近百年來未能很好地解決。”現在,體現上述理念的新教學大綱已經頒布,根據新大綱編寫的新教材已開始試行,使我們看到了解決這一世紀難題的希望。
  但是,大家知道,當前在全國上下盛行一種“做題式”的語文教學,它很少關注教材的人文內涵,說到底是以知識教育為核心,以應付考試為目的,把廣大師生拖進了曠日持久的題海大戰。這樣的語文教學在觀念上與素質教育格格不入,在中外語文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已成為語文教改的最大障礙。如果不清除這一障礙,建立一個能夠體現上述理念,與新大綱、新教材相輔而行的新的教學體制,我們的美好希望又將化為泡影?
  那么,新的教學體制應該是什么樣子?
  “做題式”教學最大的惡果是造成了對讀這個學語文的最基本環節的淹沒性沖擊,把學生讀書的時間、精力和權力統統剝奪了,致使學生讀寫興趣嚴重丟失,學校讀書傳統衰微。這一教訓從反面啟示我們:新的教學體制必須以讀為本。
  以讀為本并不是什么發明創造,它原是各民族語言課程的固有傳統,是中外古今教育家們早已認定的學習語文的基本途徑。
  讀的第一種形式是誦讀。我國歷代童蒙教育以誦讀為主,以“日誦萬言”為美德,是大家所熟知的,“讀書之聲滿天地”是對這一風氣的生動描寫。遠在歐洲,17世紀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說過:“一切語文從實踐去學習比用規則學習來得容易。這是指的聽、讀、重讀、抄寫,用手和舌頭去練習,在可能的范圍以內,盡量時時這樣去做。”(注:夸美紐斯《大教學論》)葉圣陶先生也說:“原來國文和英文一樣,是語言學科,不該只用心與眼來學習;須在心與眼之外,加用口與耳才好。吟誦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種學習方法。”(注:《葉圣陶語文教育論文集》)這些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聲音形成一種交響,其主題就是誦讀。
  重視誦讀是由語文課的性質決定的。生活常識告訴我們,任何工具的掌握和運用,都必須反復練習,達到自動化的程度,方能得心應手。語言的練首先就是讀。這是因為:第一,語言首先是訴諸聲音的,是語音和語義的結合體,對語言的記憶首先是聲音的記憶,毫無疑問,只有誦讀才能形成這種記憶;第二,只有誦諸才能形成語感。語感是聽說讀寫能力的根基,是語文素質的核心。語感的形成包括兩個層面的自動化:一是意識活動的自動化,即心有所思,不必著意就能調遣詞句,組織表達;二是發音器官筋骨活動的自動化,表達的意念一旦形成,口舌即能付諸實現,達到心口雙暢。朱光潛先生早年曾引用行為心理學理論說明這一道理。他說,各種技藝都有各自特殊的筋骨技巧,唱歌、吹簫要有喉舌唇齒筋骨的技巧,誦讀也是這樣,“朗誦既久,則古人之聲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跡。”(注:朱光潛《談美書簡二種》)這“痕跡”就是發音器官的習慣動作和技巧。我國古人對這一過程有深切體會。曾國藩曾寫道:“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注:《曾國藩家書家訓》)久而久之,就會產生這樣的功效:古人之言“若出于吾之口”,古人之意“若出于吾之心”,古人文章也“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了。可見誦讀是生成語感的溫床,語感并不神秘。書讀得多了,熟了,即可“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誦讀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積累語言材料。有人說“口語沒有語法”,其實不是沒有,是溶化在語言之中了,不需要特意去學,更不能倒過來用語法規則去學。中小學生迫切需要的是通過說和讀積累足夠的語言材料,語言材料積累多了,自己就可以憑實踐經驗去說去寫,語法規則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掌握了。而由于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局限,他們對所學的語言材料不可能完全理解,死記硬背就在所難免。正因為如此,古人又特別重視背誦,稱之為“立根腳”,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正是培養語感和積累語言材料最有效的方法。有人把背比作電腦的使用,先輸入再編碼,十分切當。在背上下過功夫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的冰山就會化作知識和智慧的長河,使人終生受益。現在,學生對課文“多數只是看看而已”(葉圣陶先生語),正犯了古人十分忌諱的“目學之病”。
   閱讀和人文教育
  讀的另一種形式是閱讀。
  如果說誦讀主要是在課內對教材而言,是在老師指導下學習,那么閱讀則主要是課外的讀書活動,是獨立操作,自己去練習使用這一工具;因而,和課內誦讀一樣,它對語言學習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課外閱讀的意義遠不止此,它在鞏固和提高語言學習成果的同時,將更多地肩負起人文教育的使命。課內、課外相輔相成,才是完整健全的語文教育。
  中學的課內教育是基礎教育和共性教育,不可能保障學生興趣、愛好和個性的充分發展,課外閱讀就是為他們提供一片尋找自我、發展自我的廣闊天地。這片天地是人類文化的廣場,在這里,學生盡情地獲取各種知識信息和文化滋養,而閱讀過程中學生的自我選擇性又能保證其個性的成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自由閱讀才是一個人讀書生涯的真正開始。學生在其中廣收博采,“移情化性”,“培本豐源”,語文課的人文價值也因而得以實現。
  江蘇省特級教師、“布點教學法”的創立者姚湘仁先生有一種理論叫“轉注說”,認為學習語文的過程是個全息性輾轉相注的過程,學生在閱讀一篇篇文章的時候,字與字、詞與詞、句子與句子、篇章與篇章之間自動地互相注釋,互相參證,互相補充,互相發明,使他們對語言文字和各種理法的認識由模糊到清晰,不斷升華,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斷積累,語文能力便由此而得。這一理論令人耳目一新,它的獨特之處在于發現了語文學習的內在機制——自動轉注,而這種機制只有在閱讀行為中才能啟動和運轉,它所揭示的語言學習的過程和規律,其實也是人文教育的過程和規律。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各種知識信息、文化因子在頭腦里聚集、碰撞、滲透、積淀,其文化素質、文化品格、人格素養乃至整個精神世界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提升。
  “讀書化智”是古人的遺訓,“讀書乃學習之母”是今人的共識,其中道理勿庸贅言。一個人學生時期能否養成讀書習慣是件人生大事。古人云:“凡人有十年著緊工夫,聲光氣焰,斷然不同。”(注:清,李光地《李榕村集》)中外古今有大成就者莫不與青少年時期的教育背景有關,莫不是在小時候就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相反地,在學校厭書厭學的人,走向社會后極易染上其他惡習,輕者一生平庸無為,重者則危害公眾和社會。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這是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優良傳統。近20年來,學校讀書之風日薄,這種風氣又漸染社會,致使眾多心靈和生命干枯,社會浮躁情緒彌漫,嚴重影響了民族素質的提高。中小學校担負著為國家民族培養和增殖“讀書人口”的重任,現狀如此,不能不令人憂心:長此以往,我們的“讀書種子”是否會就此斷絕?
   讀和寫
  以讀為本的思想同樣適用于學習寫作。
  我國歷來有“勞于讀書,逸于作文”之說,古人這樣描述二者的因果關系:“讀書如銷銅,聚銅火爐,大鞴扇之,不銷不止,極用費力。作文如鑄器,銅既銷矣,隨模鑄器,一冶即成,只要識模,全不費力。”(注:宋《程氏有塾讀書分年日程》)“全不費力”自然是夸張之語,但銷銅和鑄器之比是極為切當的。
  “做題式”教學重知識的思想同樣表現在作文教學上,老師大講各類文體的寫作知識,為急功近利還煞費苦心總結出各類文體的寫作模式,讓學生像做填充題一樣削足適履或依樣畫葫蘆,如讀后感要引、議、聯、結,文學評論是敘、析、評,散文則是“開頭提出小問題,一線一定貫到底,還要邊敘邊夾議,結尾點出大道理”等等,使人嗅到了濃厚的八股氣。
  魯迅先生有段絕妙文字,談私塾先生如何教他作文——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并不傳授什么《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在哪里,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么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手‘不知怎么一來’——卷子上的文字,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注:魯迅《做古人和做好人的秘密》,《魯迅全集》卷四)
  這位老先生的作文教學乍看有點荒唐。然而,魯迅先生就是這樣跟他學會了寫作,因為他貌似刻板、荒唐的做法中包含著學習寫作的至理——寫作是“做而知之”(羅曼·羅蘭語),放手讓學生去“讀”去“做”,在實踐中摸索、體驗,自悟其理法,正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當然,在學生感到“山重水復疑無路”時,老師不妨指點一下,通過指點或許可以“使那領悟直捷而周遍”(葉圣陶先生語)。不過要知道,任何高明的指點,都必須以學生自己的摸索為前提,而不能代替這摸索,也不可能把作文的“暗胡同”變成“光明胡同”。
  無獨有偶,歐陽修在向人講作文之道時也說:“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注:明·吳應箕《讀書止觀錄》)這里,老師更是可有可無了。語文確像王力先生早就說過的“可以無師自通”,尤其是作文,即使有老師在,也要靠“自通”。
  有的同志對魯迅先生上面的話不太理解,作詩詰問:“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隨燈?”豈不知世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燈。別人的肉貼不到自己身上,別人的感悟不等于自己的感悟,別人的摸索也代替不了自己的摸索,“步隨燈”的結果只能是跌進比“暗胡同”更難走出的“黑洞”。
  朱光潛先生曾引用弗洛伊德關于潛意識的理論解釋過寫作對讀書的依從關系。他說杜甫的詩句“讀書破萬卷”是講平日功夫,“下筆如有神”是創作中的靈感來儀,即是說靈感是從讀書功夫中出來的,“是在潛意識中醞釀的情思猛然誦現于意識”。平時讀書(也應包括歷事)“雖常不自覺其在心靈中可生若何影響”,但都是在進行“意象的蘊蓄”,即靈感的培養,“它們在潛意識中好像桑葉到了蠶腹,經過一番咀嚼組織而成絲,絲雖然已不是桑葉而卻是從桑葉變來。”(注:朱光潛《談美書簡二種》)
  “書多筆自重”。閱讀能提高人的眼界和識力。文章讀得多了,什么樣的寫法好,什么樣的意蘊好,什么樣的語言好,心目中自然有了標準,朝著這標準下力,日久必能出手不凡。這正如書法家所言,如果你真正地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能欣賞出什么是好字,你就能通過實踐寫出好字。
   質疑標準化和多媒體
  以為推行標準化練習和多媒體教學才是語文教育的現代化,是當前廣泛流行著的一種幼稚病,一個認識誤區。其錯誤正在于它們一個在課內(多媒體),一個在課外(標準化)取代了讀,對語文教育的危害帶有根本性質。
  標準化題目是浩瀚題海里的主要品類,題海大戰在很大程度上靠它支撐。它盲目搬用客觀化、程序化、可操作性、可控制性等時髦概念,卻無視語文學科自身的實際和特點,忘記了語言是社會現象。作為學習和研究對象,語言沒有自然學科的那種客觀性和確定性,難以搞“標準化”。比如語義的豐富性和模糊性,語法的約定性和變通性,語言使用的靈活性和個性等,都使它天然地排斥標準化。正因為如此,對標準化練習和測試的信度和效度人們早就提出了質疑。
  語言文字作為“平面媒體”,是閱讀行為的惟一觸媒,而閱讀過程中的認知活動、情感體驗、想象生發等,一切都由文字而來,語文學科要培養的正是這種文字感知能力。從這一意義上講,它又天然地拒絕多媒體。且不論從感知文字到聽聲看畫是能力層級的大步倒退,且不論在從文字到聲畫媒體轉換中信息的改變和流失,單從學生接受的角度講,其被動性與閱讀過程中主動獵取的姿態尖銳對立,其簡單性與閱讀需要思考、想象、創造相矛盾,久而久之,必然影響學生智力的開發和提高,更遑論讀書以健全人格、熔鑄氣質和涵養心性了。被動接受的習慣對人未來生活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據最近的報紙披露,在美國,由于現代科技制造出來的強大視覺環境,人們愈來愈依賴圖像信息,造成美國青年“喜歡聽喜歡看就是不愛讀”,結果“文字冷淡病”像瘟疫一樣蔓延,逃避閱讀甚至成為時髦的象征。專家担心,“長此下去,美國人的閱讀能力會下降,使下一代文盲數目大增。”其實,“文字冷淡病”并非美國獨有,在我國,電視的負面影響,如青少年中的懶散作風、玩賞心態和浮躁情緒已十分可憂,卡通成了許多中學生的主要讀物,如果再在語文教學領域泛濫多媒體,閱讀將更無立足之地。
  學習語文,閱讀是永遠不可替代的。語文學科的現代化永遠必須圍繞多讀多寫作文章,比如開展對詞匯量、閱讀量的研究,對如何教學生讀書、提高閱讀速度、質量和能力的研究等才是教改的正路。
  對標準化考試,國際教育界已頗多異議,并漸成群起而攻之之勢。香港中學的中文會考已斷然拒絕“客觀性題目”,其課程綱要指出,要避免“選擇題測試導致選擇題教學”。據筆者所知,我們實行標準化考試之初是借鑒了香港模式的,而借鑒的結果也真的導致了“選擇題教學”。現在“老師”又先行一步把它廢止了,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
  每當看到廣大師生在題海中沉浮的情景,我們就想起明代的“十八房之刻”。那時候,出狀元、進士最多的蘇杭一帶,書坊把一些進士、舉人的應試“房稿”(中式八股文)刊刻成書,發行全國,造成了“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的局面(注:明·顧有孝編《明文英華》),以致“人才日至于消耗學術日至于荒陋”。(注:明·顧炎武《日知錄》)這與我們今天的情況何其相似!而且更有甚者,我們除了各種名目的應考作文之外,還有更多的應考資料,如“考典”“題典”“兵法”“優化設計”“秘卷”等等,真是鋪天蓋地,浩如煙海;相反地,真正的好書卻無人光顧。
  令人欣慰的是,許多同仁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面對慘痛的現實和久違的讀書聲,他們不避矯枉過正之嫌,大聲疾呼:“語文教學,閱讀就是一切!”“閱讀無錯!”這聲音乍聽似乎偏激,實則大有深心深義。筆者向他們致敬,并以此文作同志的回應。
  讀書之風興起之日,必是語文教育走上正軌之時,也是語文素質教育真正啟動乃至民族文化振興之時。
山東教育濟南G31中學語文教與學王培遠20022002 作者:山東教育濟南G31中學語文教與學王培遠20022002
2013-09-10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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