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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義
“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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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地理學中,有“四海”這個名詞,在古地理學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歷來學者對此均無深入的探討,故作此文,略舒己見。
  一、古代對“四海”的記述
  “四海”一名古書習見,乃諸朝代對自己疆域范圍的通稱,最早是《大戴禮記・五帝德》中載顓頊時“乘龍至于四海”,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自己德疆域稱為“四海”,沿用至今。
  不過,自商代以降,歷代德疆域四周大多沒有確定德四個海,比如“南海”,有人會認為就是指今天德南海,但在周代以前,其勢力范圍并沒有達到那么遠德地方;又如“西海”,自漢代以后都以今青海德某個湖泊比附之,但此地也非三代時期的勢力所及,可知三代時所稱的“四海”當另有所指。
  那么,“四海”只是古人虛擬的一個名詞呢?還是的確有四個海?如果說是個虛擬的名詞,那么為什么不稱四山、四澤、四水而單稱“四海”?筆者認為應該相信古代確實有四個海,分別在東西南北四方,《禮記・祭義》中引曾子說也說有東西南北四海,《山海經》中說“liu合之間,四海之內”,也說到“四海”,其《五藏山經》中提到東海3次,西海1次,北海2次,沒提到南海;其《海經》部分提到東海7次,西海3次,南海6次,北海7次,可見《山海經》中的“四海”是真實存在的四個海。它不僅有東西南北四海的具體記載,還記有四海的海神,因此,它應當是上古某一時期(或某一朝代)疆域四周的四個海,因以“四海”稱自己的疆域范圍,并為歷代所沿用。
  商代自湯伐桀之后,勢力范圍是以今河南省為中心漸及其周邊地區,《詩・商頌・玄鳥》稱湯“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已明言“四海”;周代自滅商之后,疆域較廣大,《太平御覽》卷六二六引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說明周代也是把疆域稱為四海,但這二代的疆域四周卻舉不出具體的四個海來,正因為此,只好尋求別的解釋,比如《爾雅・釋地》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這個解釋顯然不符合事實。因此,商周二代的“四海”之說應該是從前朝繼承而來的老說法,并不是說其疆域四周真有四個海。
  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之先人大禹與四海的關系最為密切,如《書・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禹貢》:“四海會同”等等,《益稷》中載大禹說:“予決九川,距四海”,《列子・湯問》載夏革述大禹曰:“liu合之間,四海之內”,可知夏代也是稱其疆域范圍為“四海”。夏王朝的故國的位置目前仍然有爭論,楊向奎先生根據古籍的記載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夏王朝的疆域范圍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漸及冀、豫、蘇、皖等周邊地區[1]。楊先生的這個說法的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因為在今山東省的四周,上古時代的確可以明確地舉出四個海來。
  二、“四海”考實
  關于“四海”的具體論述,較為近實的是清代的孫星衍,他在《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書・皋陶謨第二中》論之云:
  “四海者,《禹貢》云:‘青州:濰、淄其道,海濱廣斥’,此為東海,在今登州。《禹貢》云:‘導河,北播為九河,入于海’,此即北海,漢為渤海郡,為今滄州、天津之境。《禹貢》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為揚州之海,疑亦可為南海。《左傳》:‘楚子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孟子》云:‘孫叔敖舉于海’,似楚之南海即為揚州之海也。《史記正義》云:‘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禹貢》不言西海,《史記・張儀傳》:‘司馬錯曰:利盡西海’,《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海內西經》云:‘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是《山海經》有西海,亦名渤海,漢時謂之蒲昌海。《說文》云:‘|澤,在昆侖虛下’。即蒲昌海也,亦謂之西海。”
  總結孫星衍之說,應該是:東海就是現在煙臺以東的黃海海面,西海就是蒲昌海,又名渤海,南海是今江、浙以東的黃海海面,北海就是現在天津、滄州東的渤海,這里面除了西海的說法不正確之外(他說西海又名渤海是對的),其它三海的位置庶幾近之。實際上應該是:
  東海:今山東半島以東的黃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古代渤海的海岸線現在雖然不能確定,但是現在的慶云、無棣、濱州、東營一帶當時還都是海恐怕不成問題,因此渤海對于當時的山東省來說,可算是一個“北海”。《莊子・秋水》說河伯“順流而東,至于北海”,《莊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而黃河古今都是入渤海的,可知直到戰國時渤海仍有北海之稱。
  西海:這個西海不可能是蒲昌海,距離太遠了。何幼琦先生認為《海經》中的西海就是古代的巨野澤,古亦稱大野澤、勃(渤)海[2],其說良是。古時河、濟、濮、汶等水皆注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淡水內陸海,水面甚為廣闊,《元和郡縣志》云:“大野澤在巨野縣東五十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余里。”《宋史・宦官傳》:“梁山泊,古巨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可見其面積之廣大,故古人以海視之。此澤今已基本堙沒為平地,東平湖乃其遺存的部分水面,所謂“滄海桑田”由此可見矣。
  南海:孫星衍認為是江浙以東的黃海,何幼琦也認為是黃海,近是。但是所指的范圍太大,夏代的時候人們對大海的認識遠沒有那么廣泛,筆者認為南海應當是現在的江蘇連云港以東的海州灣。古代海州灣的海岸線和渤海灣一樣,還要靠西,今連云港市原是其海中的一個島嶼,古稱“郁州”,《山海經・海內東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云即此島。故海州灣當時對于山東省來說,是很標準的南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海、西海和南海之間,古代都有很大的水道相連接。古濟水橫貫巨野澤(西海)東流入渤海(北海);古代黃河也曾經是先入巨野澤,又出澤外,東北流注渤海,《山海經・海內西經》言:“河水出(昆侖)東(當作西)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中所言的“出”是流經的意思,不是指發源,《水經注・河水》引《洛書》曰:“河自昆侖,出于重野”,出即流經之意。“入渤海,又出海外”的“渤海”就是西海,也就是巨野澤,然后又出此渤海東北流注于今天的渤海。故河、濟二水是連接東、西二海的河川。
  現在的泗水是流注于淮,而古泗水是在今魯橋鎮南流直接入海而不注淮,《山海經・海內東經》后所附《水經》云:“泗水出魯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流注東海,入淮陰北”,是其證。古代泗水向北亦有水道通巨野澤(西海),這一點《山海經・西次三經》里有明確的記載:“太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常行西海,游于東海,以夜飛。”觀水(疑即t水,乃古代一條很有名的河流,今名南沙河)入流沙,而其中的文鰩魚又能行西海、游于東海,可證當是流沙、西海、東海之間都是有水道相通的。故泗水(流沙)是連接西海與南海的河川。 也就是說,東海、北海、河、濟、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疆域范圍,基本上就是今山東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蘇省北部的部分地區。在上古時期,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內”的地區。知道了這一點,對研究史前地理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黃帝、少昊、顓頊時代的疆域與“四海”
  據考古學證實,我國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進入部落方國聯盟的時代,其形式就是以一個最強大的方國部落為中心,由許多方國、部族為成員,共同組成一個大的聯合體式的國家,作為中心方國或部族就是聯盟的盟主,其首領就是聯合體的王,其成員方國、部族的首領便稱為“諸侯”。龍山文化時期相當于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在古史傳說中,黃帝時期的國家體制已經如此,如《史記・五帝本紀》就說“炎帝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漢書・郊祀志》言“黃帝萬諸侯”,皆是其證。而現在經考古學證實,這種國家制度在商代已經發展得十分完備,商因夏禮,可以推定,夏代的國家制度也應當是這樣,而五帝時代應當是這種國家聯盟制度初始的時期,因此,它也有自己的國都(王者所居),有其疆域或勢力范圍。
  正史記載的中國歷史始于五帝時代,五帝的傳說很多,最有影響的是黃帝、顓頊、嚳、堯、舜為五帝說。此說首見于《大戴禮記・五帝德》,后被司馬遷寫入《史記》,遂普遍為史學界所接受。直到近代,王國維、郭沫若等人根據古文獻和甲骨卜辭的記載,考證出帝嚳就是帝舜,也就是《山海經》中的帝俊,即卜辭中稱“高祖搿閉擼糾淳褪巧系[3],如郭沫若說:“(卜辭中)神話中之最高人物迄于耄爰吹坂罚嗉吹鬯矗嗉吹劭 5劭≡凇渡膠>芳刺斕郟反侵胍嗟比縭恰>傷凳擁坂貳⒌鬯次揖游送酰酥苣┭д咧蠡帷![4]那么,《五帝德》和《五帝本紀》中的五帝系統也就崩塌了。另外,筆者認為,帝嚳(搿⑺礎⒖。┮簿褪腔頻邸;頻奐椿實郟褪巧系郟聳瞧瀋窈嘔蛘呤親鷙牛罚搿⑺礎⒖。┦瞧涿[5],這一點在《山海經》中就有直接的證據,《大荒東經》說:“黃帝生禺V(原字左從豸),禺V生禺京”,郭璞注:“V,一本作號。”《海內經》又說:“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郝懿行《箋疏》:“《大荒東經》言黃帝生禺V,即禺號也;禺號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聲相近。然則此經帝俊又當為黃帝矣。”《天中記》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黃帝字”,徑以為帝俊就是黃帝,可見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古已有之的。這樣看來,此五帝系統就更不可信了。
  下面我們只能根據其它的古史傳說來略作論述。     據《帝王世紀》,黃帝之后是少昊帝摯,帝摯之后是帝顓頊,這三帝都是作都于空桑,或作窮桑,又稱窮石(按:“石”當是“柘”字之省,《說文》:“柘,桑也”,且桑、柘二字古音鐸陽對轉疊韻,音近義同,故窮桑又稱窮柘,后訛為窮石),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曲阜。
  《歸藏・啟筮》說“蚩尤伐空桑,(黃)帝所居也”,《帝王世紀》說:“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是黃帝本都窮桑,其勢力范圍的記載見于《史記・五帝本紀》:“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東至于海即至于東海,此可無論。西至于空桐,前人皆以甘肅之崆峒山比附之,那是錯的,因為根據其文例,空桐乃是一個地名,不是山名,雞頭才是山名。空桐當是空柘之誤,也就是窮石、空桑,指曲阜,雞頭山當是曲阜附近某山的古名(疑即尼山);南至于江,這個江不是現在的長江,而是今天的沂河(古稱沂水)[6],熊、湘當是沂水流域的山名。北逐葷粥,《史記索隱》云:“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N狁。”郭沫若云:“N狁于《詩》稱朔方”[7],《書・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可知朔方(葷粥、N狁)當時是在幽都附近。
  幽都是一座山名,《山海經・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這里面的“出”也是流經的意思,說明幽都山在黑水之濱。而《大荒西經》又說:“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何幼琦、何新二先生并認為昆侖之丘或昆侖之虛就是今山東的泰山[8],此說確鑿無可易。而泰山是在古濟水之前,可知黑水就是古濟水。在北海(渤海)之內、黑水(濟水)之濱的山,只能是華不注山,又稱華山、金輿山,在濟南市東北,古濟水之南岸,故知葷粥(朔方)之故國即在此地也。
  由上分析可知,黃帝之勢力范圍是東至于海,西至于今曲阜一帶,南至于沂水流域,北至于濟水之濱,其范圍并沒有出山東省,正是在四海之內。
  少昊即帝摯,其疆域古書無載,不可強說,《帝王世紀》說:“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則他與黃帝一樣都于曲阜,其疆域應當大致與黃帝相同。 少昊之后是帝顓頊,《呂氏春秋・古樂》說“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帝王世紀》稱他“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始都窮桑”,則顓頊亦都于曲阜,其勢力范圍古籍有明確的記載,見于《大戴禮記・五帝德》:“(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止(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
  幽陵即幽都山,亦即華不注山,說已見上。
  交止(趾)即《山海經・海外南經》中的“交脛國”,郭璞云:“所謂雕題、交趾者也。”交趾即交止,何幼琦認為在“諸城、日照、莒縣一帶”,說得范圍太大。實際上交止即古紀國,以古音求之,交、紀雙聲(同見母),止、紀疊韻(同之部),故“交止”就是“紀”之緩音,蓋其緩音為“交止”,促音則為“紀”也,古或只寫作“己”,也就是《左傳・昭公十九年》“莒子奔紀障”的紀障邑,后此地稱紀城,在今山東省莒南縣東37公里處的安東衛,此原為紀之故國,后來紀遷至今壽光縣南之劇城(今名紀臺村),其故國遂為紀障邑而屬于莒。紀障(紀城)即古之交止,交與紀、止與障都是雙聲字,讀音本相近似。此地古有蒼梧之野,舜之所葬,《困學紀聞》卷五引薛氏曰:“舜葬海州蒼梧山,近莒之紀城”,《墨子・節葬》云舜葬“南己之市”,南己即紀城,因其地在南海之濱,故曰“南己”;《帝王世紀》作“紀市”,可知“己”即“紀”也。薛氏所言之“蒼梧山”亦即九疑山,殆謂紀城之嵐山也。交止(紀)在南海邊上,故知所謂“南至交止”就是南至南海。
  西至于流沙,何幼琦認為“流沙即古泗水”,是也,準確地說應該是指泗水自濟寧市東南之魯橋鎮轉向南流的一段。
  東至于蟠木,《十洲記》曰:“東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名曰蟠木”,可見所謂“東至于蟠木”就是東至東海。
  那么,顓頊時代的疆域也就是在四海之內,與黃帝時代的疆域沒有多少差別。
  四、唐、虞、夏時代的疆域與“四海”
  顓頊之后,就說道唐虞時代了。
  唐是帝堯之國,古今之說皆無異義。虞古說是帝舜之國,上面已經說過帝舜就是帝嚳,也就是黃(皇)帝、上帝,他不可能再有一個國。筆者以為虞即有虞氏,乃一古氏族名,本是夏民族之先人。在沒建立夏王朝之前,夏人之國被稱為“土方”(土后亦作杜),《詩・長發》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也說“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這個“土方”就是夏人的故國,啟建立夏王朝之后始稱“夏”。夏亡后,其主力逃到山西太原一帶盤踞,與商人對抗,仍然被商人稱為“土方”,恒見于卜辭,胡厚宣認為土、夏在古音中讀音近似,故土方就是夏方,也就是夏民族[9],是也。因其族以白虎為圖騰,白虎即虞,故其氏族稱“有虞氏”,其首領之著者即禹[10]。后來禹子啟在有虞氏國土方的基礎上壯大勢力,成為諸方國部族聯盟的盟主,建立了夏王朝,古所謂“虞夏同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唐、虞、夏的疆域范圍應該是差不多的。
  《大戴禮記・五帝德》稱帝堯時“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可見堯時的疆域也是稱“四海之內”。其具體記載見于《書・堯典》:“分命羲仲宅隅夷,曰陽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隅夷、陽谷當時在今山東榮成的成山一帶,《堯典》稱羲仲在此地“寅賓出日”,而成山乃古人祭日、迎日之地,《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自古而有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
  南交,蔡沈《書集傳》云:“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就是《墨子・節葬》所言的“南己”,即古紀城,在今安東衛,說已見上。
  昧谷即指流沙,也就是古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即今之“南四湖”(南陽、獨山、昭陽、微山四湖,通稱微山湖)一帶,在上古時期并無此四湖,只有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但是地勢極其低洼,深陷似谷,而且又有許多河道自東西兩面注之,故水流很大,古人每至于此,苦其水面寬深不可涉渡,西望日之所入,天乃昏昧,故曰昧谷。《尚書大傳》作“柳谷”,云:“秋祀柳谷、華山”,鄭注:“柳,聚也,齊人語。”《集韻》:“柳谷,日入處。”可知柳谷就是昧谷,為何又叫柳谷?筆者認為這個“柳”當讀為“聚”,同“鄹”,也就是“鄒”,因為泗水最初南流的一段是在鄒國境內,故曰鄒(柳)谷,實際上就是古代的流沙。賈誼《新書・修政語上》言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流沙就是泗水,也就是昧(柳、鄒)谷,獨山在古泗水之東瀕,今在獨山湖中,古又名蜀山,《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曰:“蜀山,在山東汶上縣西南四十里,其下即蜀山湖,四望無山,屹立渡心,《爾雅》謂‘山獨者,蜀’,故名。”[11]按:今即名獨山和獨山湖,其地原有獨山鄉。其湖殆是以山為名。“西見王母”也是說西至流沙一帶,《淮南子・地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是也。
  “宅朔方,曰幽都”,即今山東濟南的華不注山一帶,在古濟水之南岸,說已見上。
  那么,帝堯時的疆域范圍也是在“四海”之內。《墨子・節用中》云:“堯治天下,南撫交止,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尸子》卷下云:“堯南撫交止,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說的都是這個范圍,《書・舜典》稱堯死后“四海遏密八音”當是實錄。
  虞夏時代的疆域,應該就是大禹治水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在《書・禹貢》中有明確的記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其中“朔南暨”一句實是兩句之殘文,前人不察,所釋多穿鑿,其原文當是“[北至]朔方,南暨[交止]”[12],那么,虞夏時代的疆域范圍也是在“四海”之內,故《禹貢》言“聲教迄于四海”乃是實指。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理解《詩・商頌・長發》中所說的“相土烈烈,海外有載”的意思了。過去人們對這個“海外”十分不理解,有許多說法,其實都未得其實。王國維說:“《左氏・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丘為昭明子相土所遷。又《定・九年傳》祝D論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L’,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L,則當在東岳之下,蓋如泰山之p為鄭有者。此為東都,則商丘乃其西都矣。疑昭明遷商后,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后復歸商丘。”[13]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其地已經是在四海之外了,很可能是到了相土之時,商人再次遷徙到四海之外的商丘之后,勢力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氏族繁榮,所以商人對此念念不忘,在詩歌中贊頌之也。
  四海之內的地方古稱為“中國”,《博物志》卷一云:“中國之域,左瀕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此言之“中國之域”即四海之內,但言方萬五千里顯然是后人之夸飾,因為據《禮記・王制》所載“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面積要小得多。古代所說的方三千里,就是3000×3000平方里,據日本學者古田武彥研究,中國在秦以前所說的里是短里,每里約合77米[14],那么古代的3000里相當于今天的231公里,故古代所記的“中國”的面積大約是231×231=53361平方公里,約為今天山東省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強。可見,“中國”并不是指四海之內的全部面積,而是夏王朝及其前代君王所統治的中心區域,也稱為“中州”,《說苑・辨物》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而《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由此觀之,楊向奎等先生認為夏王朝故國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漸及其周邊地區的說法是正確的。
  在這個相對封閉的“四海之內”的地方,先后產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獨具特色而又相承相繼的考古文化,自黃帝以至于虞夏的古代文化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產生出來的燦爛的文明,所以“四海”一詞在古代可謂是深入人心。從商代開始,疆土大大開拓,大商的主要疆域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四海之內,所以“四海”逐漸失去了它實際的疆域意義,成為一個泛稱,指國家勢力所及的疆域范圍,并沿用至今。
2013-09-10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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