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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與近代文化”筆談  康有為“以商立國”與嶺南人的“重商”思潮
“康有為與近代文化”筆談  康有為“以商立國”與嶺南人的“重商”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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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是一位學貫中西、匯通古今的改革家和思想家。他既是一位有遠大抱負和激情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建樹的學人。他的思想學說和改革主張,既是對中外文化的承襲和吸取,又是近代中國尤其是廣東的商品經濟和“重商”意識的產物。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第一次向皇帝明確提出把“以商立國”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以改變中國幾千年“以農立國”的國策,從而發展商品經濟。百日維新期間,又上《為商務不興,民貧財匱,請立商政以開利源而杜漏卮折》(《戊戌奏稿》中稱作《條陳商務折》),進一步提出實施“以商立國”的具體措施。
  康有為對為何要“以商立國”和如何“以商立國”,皆有獨到見解。他站在時代的高度指出,“凡一統之世,以農立國”,“并爭之世,以商立國”,“以商立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他借鑒于中國和世界的經驗和教訓提出,“古之滅國以兵”,“今之滅國以商”,“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以商立國”是中國救亡圖存的良方;他從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出發指出,“商之源在礦,商之本在農,商之用在工,商之氣在路”,“以商立國”才能確立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康有為提出特設通商院和專官,發展礦業、農業、機械業和交通業,開商學、譯商書、出商報,立商律和設兵艦,免厘金稅、減出口征,給文憑、助游歷經費,行比較賽珍廠,定專利嚴冒牌,定冊籍草簿之式,等等,從方方面面全方位地為整頓和振興商務開拓道路,打造“以商立國”的平臺。
  康有為“以商立國”的經濟改革目標,是近代中國“重商”思潮發展的結果。從王韜、馬建忠、薛福成先后提出“商為四民之綱”、“以工商為本”,鄭觀應集大成而尖銳批評“中國以農立國”,提出學習“外洋以商立國”。康有為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把“以商立國”提到治國之策的高度,敢于向皇帝呼吁,以使之能付諸實踐。
  康有為的“以商立國”,又是嶺南商品經濟和嶺南人的“重商”意識發展的產物。廣東地處梅嶺以南,“山高皇帝遠”,但又依山面海,擁有較長的海岸線和較早開發的港口。海上對外貿易時刻刺激著廣東商品經濟和商品意識的孕育和發展,明清時期,康有為的家鄉珠江三角洲率先突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闊步邁向以牟利為目的的商品經濟。至晚清,廣東的工商業發展曾一度居全國領先地位。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但廣東人素有講實效和重商的傾向,既“重農”,又不“抑商”,除務農種稻,還養魚、植桑、種果,注重多種經營。唐代劉恂的《嶺南錄異》記述廣東人在稻田里養草魚,魚把稻田中的稗草吃了,既肥了魚,又除了草,一舉兩得。廣東人的屋前路邊植桑種果,十分常見。廣東人早在西漢,便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徐聞、合浦(今廣西)即為最早的始發港,還有全國屈指可數的商業都會——番禺(今廣州)。然而,廣東商品經濟發達的直接導因則在明清時期對外貿易的急劇發展。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急于向外開拓市場,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于明隆慶元年(1567)開始取消海禁,萬歷年初準允外國商人進入廣州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宣布“開海貿易”,開放粵、閩、浙、江四海關,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宣布關閉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獨口對外貿易,廣州成為中國惟一的國內外商品集散地,于是迎來了廣東外貿的黃金時代。
  外貿的發展,給廣東帶來了連鎖反應:外貿的強刺激,帶來棄農從商的新景象,新的農業結構方式——“桑基魚塘”和“果基魚塘”催化著農業的商品化,帶動手工業發展,進而又促進外貿的發展和商業活動活躍,社會生產和社會流通形成了良性循環。
  明清之際,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氛圍下,廣東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廣東社會涌現了較他省更濃烈的“重商”思潮。廣東人的“重商”意識,古已有之,因為商品生產的目的在于獲利,廣東人注重商品生產,正是商品意識的驅動,宋代莊綽的《雞肋篇》曾稱:“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謀利。”至明清,這種“重商”意識發展為社會思潮。據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指出,在外貿的吸引下,廣東人“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不務農田”,人們或筑海造基,或“棄肥田以為基,以樹果木”,“基下為池,以蓄魚”。明萬歷年間,南海九江基塘面積已占全鄉耕地面積的60%~70%,“地如棋枰”,道光年間,九江境內,已是“有桑田,無稻田”了。明萬歷九年(1581),政府清丈田地山塘,魚塘面積達到驚人數字:南海48326畝,順德40084畝,番禺10702畝,三水10250畝,東莞32659畝。民諺曰:“九江估客,魚種為先,左手數魚,右手數錢。”這無疑是形象描繪了當地農民的商業活動,刻畫了富于“重商”意識的新型農民形象。廣東農業走上商品化道路,農產品漸漸以商品的形式出現于市場,連人們生活所必須的糧食,也需要通過市場交換或從國外進口,有所謂“東米不足,西米濟之;西米不足,洋米濟之”,雍正二年、三年、五年、六年,清政府準予粵海關對進口米給予免稅。據《廣州府志》稱,雍正五年,上諭批評“在廣東本處之人,唯知貪射重利,將土地多種龍眼、甘蔗、煙葉、青靛之類,以至民富而米少”,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
  廣東人的趨利觀念,是廣東商品經濟的產物。人的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種思想觀點、價值理念,它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不同的地理環境產生著不同的文化,而人們的思想離不開特定的不同的區域文化背景。美國學者路絲·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書中提出,“個體生活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創造物,而當他長大成人并能參與這種文化活動時,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人從一生下來,便受著地理環境、區域文化的影響,而且他的一生都離不開這種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影響會愈來愈大。中國有句俗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時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孟母三次改變居住地,目的在尋覓能讓兒子成就圣賢的好環境。事實上,中國文化流派的產生與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西周禮樂保存得最多的齊魯地區,產生了重德禮的孔子儒家,而在比較寬松而自由的南越地區則產生了老莊道家。
  鑒于如上的認識,我認為嶺南的商品經濟環境和富于“重商”意識的嶺南文化,恰恰是康有為“以商立國”改革理念和改革主張產生的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氛圍。當然,前者是重要的原因,但并非是惟一的原因。事物是復雜的,必須進行多層面的全方位的分析,單一的線性的因果決定論的思維方式是片面的。
韶關學院學報:社科版1~14K3中國近代史黃明同20032003A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WuXu political reform,and also the 145th anniversary of Mr Kang Youwei's birthday was coming up,a scholarly seminar aboutKang Youwei and modern culture Was held.The seminar was hosted jointly by Nanhai district municipal government,Foshan,Guangdong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rsearch association,and the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The seminar was held at Xiqiao mountain,Nanhai,Guangdong Province.Well-known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gathered together,and held a thorough and thought-provoking discussion about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Kang Youwei and other reformers played in modern culture development.The forum also discussed other aspects concerning modem cultural development.It was our journal's honor to be present at the seminar and we have selected and published edited transcripts of the best presentations.We hope that our attempt Can,to some degree,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f Kang Youwei.黃明同(1943-),女,廣西合浦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000 作者:韶關學院學報:社科版1~14K3中國近代史黃明同20032003
2013-09-10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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