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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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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自趙武靈王改革服制之后,齊、楚等其他各國相繼仿效,“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就是我們今日的“上衫下褲”的典型服飾裝束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
趙武靈王趙雍,趙國遷都邯鄲后的第四代國君,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為了拓展疆土、富國強兵,他不為舊制和保守勢力所束縛,力排眾議,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騎射”為中心的軍事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使趙國的軍力顯著增強,成為戰國后期東方六國中唯一能與強秦抗衡的國家。“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事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同時“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現對“胡服騎射”所導致的服飾變化及其對后世服飾的影響略陳管見。
一、“胡服騎射”前華夏民族的服飾
中國的衣冠服飾歷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時代,大約在夏商時期服飾制度初見端倪,到了周代漸趨完善,并被納入“禮治”范圍。當時的服飾依據穿著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從考古資料來看,夏商周時期,中原華夏族的服飾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狀多為交領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黃、白、黑等五種原色;下裳類似圍裙的形狀,腰系帶,下系芾,用間色,即以正色相調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飾以小袖為多,衣長通常在膝蓋部位,腰間則用條帶系束。河南安陽出土的石雕奴隸主雕像,頭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領衣,下著裙,腰束大帶,扎裹腿,穿翹尖鞋。這大體反映了商代服飾的情況。周初制禮作樂,對貴族和平民階層的冠服制度作了詳細規定,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一種名為“深衣”的新型連體服飾,它同當代的連衣裙結構類似,上衣下裳在腰處縫合為一體,領、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繡緣邊。深衣的出現,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服飾樣式,故此深受人們的喜愛,不僅用作常福、禮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國傳統服飾的兩種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連屬制。
二、“胡服騎射”對趙軍服飾的改變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寬衣博帶、長裙長袍,拖拖沓沓,行動不便,影響了軍隊戰斗力的發揮。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于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并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習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鑒于這種情況,趙武靈王于公元前30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后“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m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自此以后,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研究,當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三、“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事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同時“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自趙武靈王改革服制之后,齊、楚等其他各國相繼仿效,“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兩千多年來,細節雖不斷變化,但總體傾向大體依舊。漢、魏、晉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為常服,或以為朝服,就是我們今日的“上衫下褲”的典型服飾裝束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大體可歸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胡服,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后逐漸演變改進為后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鑒于其靈便性,當時楚、齊兩國即已效法,漢代已成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員皆著胡服。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后,“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并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于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隋唐時期,男子的常服為幞頭、袍衫、穿長靴。但此時的袍衫與前朝略有不同,式樣為圓領、右衽、窄袖、領袖裾無緣邊。此外,還有[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樣。這種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響,并且與漢族的生活習慣和禮儀特點相結合,形成了這時期袍衫的風格。遼、金、元時期,因受少數民族的統治,我國居民服飾更多地吸收了少數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飾,大體上沿襲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飾形式中的某些式樣。清代的服飾,除漢族傳統服飾、滿族民族服飾外,后期又有了外來西洋服飾,外來成分明顯增多。由此可見,胡服對后世服裝的深遠影響。北宋沈括說:“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一個“全”字,或者把話說得有點過分,但胡服對漢族服飾的發展確實影響極其巨大。今日,我國居民的典型服飾裝束是“上衫下褲”,這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再次,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至戰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濟文化本就落后的周邊少數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后,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變了民風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1]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一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
2013-09-10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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