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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與“獨語”:宋代詩話的兩種敘述話語類型  ——以《六一詩話》和《滄浪詩話》為例
“閑話”與“獨語”:宋代詩話的兩種敘述話語類型  ——以《六一詩話》和《滄浪詩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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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宋代詩話思想、著述、版本、源流、輯佚等方面的研究與整理的著作,從郭紹虞先生的《宋詩話考》、《宋代詩話輯佚》,到蔡鎮楚先生的《中國詩話史》、《詩話學》、吳文治先生《宋詩話全編》等,已經取得了十分豐厚的成果。宋代詩話的單篇研究論文從早期徐中玉先生《詩話之起源及其發達》、錢仲聯先生《宋代詩話鳥瞰》等等,至今數量也相當可觀。但是,長期以來對詩話著作的文體話語卻缺乏較為深入的研究。本文嘗試以《六一詩話》和《滄浪詩話》為例,通過對兩部詩話文體話語的特點作一對比考察,或許可以在以往詩話研究的方法之外,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
  北宋末年產生的《彥周詩話》開宗明義地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可以說,比較準確地說出了詩話早期的一般特征。
  好友之間任心閑話的日常語境,與《六一詩話》中的“閑話”風格的文本語境,構成了一種同構關系。以“閑話”為其特征的詩話話語,標志著新的詩歌批評文體的誕生,也構成了早期詩話的主體。
  在詩話的創造時期,在“閑話”構成了詩話的主導話語的方式之外,也逐漸產生著另外一種話語類型,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詩話的發展,最終成為詩話的主流話語形態,這就是宋代詩話話語的另一個傳統——“獨語”體話語。
  不同的詩話文體話語,通過與文本內容相聯系的特定話語方式、結構方式以及文體風格等形式建構起來。一定的文體話語,不僅體現了特定的主體姿態,而且表現著文本與讀者之間、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特定想像關系。通過對于兩種范型的詩話話語文體研究,也可以揭示隱含其間的價值取向。下面就從幾個方面稍作展開討論。
  一、在場性與距離感
  詩話起初是一種口頭的和社交的話語形式,后來才變成書面形式。從8世紀晚期以來,文壇上出現了某種固定的社交盛會,文學家們聚在一起,探討詩歌的妙處,談論文學軼事,為詩人們提出建議并描述詩人的風格。這種文學聚會還蔓延到宋代更廣闊的文學社會群體之中,并不斷發展。①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和許多早期詩話,以及稍后出現的一些最好的詩話,皆以軼事和對詩歌的口頭評論為基礎。在這一階段,宋詩話主要是沿著歐陽修所開拓的“以資閑談”的路線發展。詩話以論詩及事為主,屬于閑談隨筆體者居多。如《溫公續詩話》、《中山詩話》、《玉壺詩話》、《臨漢隱居詩話》、《侯鯖詩話》、《后山詩話》、《潛溪詩眼》、《蔡寬夫詩話》、《優古堂詩話》、《西清詩話》、《彥周詩話》等等。這些詩話,皆以“閑談”為宗,以“記事”為主,重在詩歌本事的記述,用事造語的考釋和尋章摘句的欣賞,往往寫得娓娓動人,讀來津津有味,風格與“軼事小說”十分相似。誠如徐中玉先生所指出:“詩話之稱,其起源與流行于唐末宋初之‘說話’即‘平話’之風有關。”②
  如果說,由于寫作使得文本語境與日常生活語境之間,無法避免地產生了一種“間距”,那么,“閑話”體詩話話語主要的特征,就是努力追求縮小這種間距,盡可能地還原日常生活的交流場景,從而使這樣的詩話話語形態具有“在場性”的特質。《六一詩話》努力真實記錄詩歌的口頭創作與社交場合中對于詩歌的討論情況,或者試圖再現對這些場合的印象:
  梅圣俞嘗于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只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圣俞平生苦于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于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③
  這一條詩話記載的是在一次宴席上,歐陽修的好朋友、著名詩人梅堯臣的創作經歷。歐陽修不僅力圖復原當時的場景,而且為了旁人能夠領會到梅堯臣詩歌的構思巧妙,而作了必要的解釋和補注。宴會上的即席之作,只有將它放回到產生它的具體情境中,才能體會此詩是多么恰當和巧妙:詩人的詩句涉及水中的荻芽和柳絮,他不可避免地想到河豚,因為往往河豚就在這些柳絮與獲芽下面。但最重要的是,詩句的真正巧妙之處蘊藏在作為宴席的參與者,在身歷其境中對于梅堯臣詩歌的一種愉快幽默的當下反應。歐陽修担心我們沒有眼力,看不見其微妙之處,他為此做了一個注解,讓我們注意詩景的構成原料與河豚羹的配料之間的關系。
  在這里,歐陽修努力重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對面擁有的共同的對話情境,復原彼此共同觸發話題并共同塑造對話的情緒和氛圍。因為制約著對于詩歌藝術奧妙的真正理解的不僅是詩歌文本本身,還包括詩歌產生的特定的日常生活語境。歐陽修力圖重新建構一個已經成為歷史的場景,讓你仿佛也到了現場,感受那個現場特有的氛圍,從而能夠體會到那個場景的人情和世風。而歐陽修的這種努力事實上也有著詩歌闡釋學的理論的支撐。正如法國現代著名闡釋學哲學家利科,在其著作中指出:
  在言說中,說話者不僅相互之間在場,而且,言談時的處境、周圍的環境也一道在場。正是在對這一周遭環境的意蘊關聯中,談話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因此,在活潑潑的談話中,所說出的話語的理想意義指向那實際的所指,即指向我們所說的東西……意義蔽入所指,而所指則蔽入當下顯現之中。④
  同“閑話”體的詩話比較,“獨語”體的詩話則呈現出另一種詩話觀:文本世界自身便是一個自足體,文本的寫作不再成為日常交際語言的附屬品,它使一個詩歌理論家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理論世界里獲得真正的滿足。
  “獨語”體詩話話語的產生,在于隨著詩話這種文類走向穩固,它的口頭性與社交性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隨著詩話越來越體系化,它原來的“閑話”特征就漸漸喪失了。在以“詩話”為名的宋代詩話中,13世紀的《滄浪詩話》算得上最有影響的著作,“宋人詩話以此書最享盛名,影響亦最大。”⑤
  與《六一詩話》相反,嚴羽的《滄浪詩話》通篇都采取了獨語的形式。而“獨語”在本質上是一種“疏離過程”,它使文本脫離了作者及交流者而獲得一種自主性。在“獨語”體詩話中,不再有那種作者和交流者所共同擁有的日常對話情境了,作者在文本中的交流也不再是日常語境中那種面對面的交流,而是與想像中的交流者對話。
  “獨語”文本是作者獨立創造出的獨立自足的理論世界,它正是以與現實世界的疏離為前提的,與“閑話”體詩話敘述追求在場性和與日常生活語境的無間距的理想不同,“獨語”呈現的是一種距離感。
  《滄浪詩話》體現了以獨白的方式,對于詩歌的理論問題作抽象的理論觀照,是宋代理論思維發達和詩歌理論自覺的產物,體現了對于詩歌的審美本質與藝術特征的沉思。它的內在的詩學觀和關注的詩學話題,使它在話語表達方式上有意識地疏遠了口頭性、在場性,而追求理論的自足,并為了表述這種理論的自足而采取了獨白形式的話語形態。
  二、隨筆式結構與體系性結構
  在詩話中,不同的文體話語,還規定著詩話的結構特征。日常生活語境的閑談一般是絕少預設中心話題的,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而“閑話”體詩話的文本語境的結構,也正充分體現著日常生活語境的上述特征。
  “閑話”體詩話的優點,是體制靈活,短小精悍,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它不是嚴肅正經的宏論奧義,而是親切隨意的漫談隨筆,語氣輕松,文筆平易,順手拈來,信筆寫去,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給人以一種不拘一格、優游自在的印象。詩話之體的這種別具一格的風格和形式,是歐陽修開創的。《六一詩話》一書共二十八則論詩條目,采用漫談隨筆體,不分章節,由一條一條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這些條目,可長可短,可多可少,富于彈性。
  《六一詩話》非專門談論某家某體的專門之作,而以漫記出之。全書聯系最緊密的就是談梅堯臣的第十五條和第十八條。歐陽修在第十八條中顯然是補充第十五條中對梅堯臣的評論。而插在這兩條中間的兩個條目處理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主題,這剛好可以說明詩話所看重的隨意性。歐陽修把它們分開,保持偶然閑談、隨意被憶起的樣子。
  到了南宋,詩話由北宋《六一詩話》為代表的那種零散、點滴、片斷式的結構,發展而為比較系統的、專著性的詩歌理論體系。在編排體例上,已經突破了初期詩話的排列形式,而采用按內容分類的創作體例排比。南宋初年誕生的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專事于蘇黃詩風的批評,敢說蘇黃是詩歌病癥之根源,表現出一種批評家的膽略。到姜白石《白石詩說》就完全論詩法與詩病。此書稱“詩說”,而不稱“詩話”,也表示重在理論,與一般詩話之述故事、尚考據者不同。最典型的還是嚴羽《滄浪詩話》,按《詩辨》、《詩體》、 《詩法》、《詩評》,分門別類,序列清楚,系統性明顯提高了,是專尚于理論,闡明有系統、有綱領的文學見解了,迥異于北宋詩話中的零星閑談之作。
  《滄浪詩話》在詩話的理論系統化、專門化方面,大大超越了一般詩話,代表宋代詩話理論著作最高水平。《滄浪詩話》全書以《詩辨》為核心,由《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部分組成,論述詩的本質、體例、流派的發展演變、創作技巧與法則、批評考證諸多問題,體例相當完整。從《滄浪詩話》全書看,五章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詩辨》論述詩學的基本理論問題;《詩體》、《詩法》、《詩評》三章總體上屬詩歌批評,是《詩辨》中有關理論的延伸和具體運用;《考證》一章涉及問題很多,有與評論有關者,有與評論無關者,有關部分文字是批評的補充,是理論延伸的延伸。
  也正是因為如此,20世紀以來的詩話研究者,多推重《滄浪詩話》,最看重的就是《滄浪詩話》有著可以與西方詩學形成對比關系的體系性。而這也是20世紀以來,中國美學研究的特殊文化語境所造成的。⑥但是,這種體現在眾多著述與文章中的,重視體系性詩話理論而輕視隨筆式詩話理論的研究姿態,顯然是存在問題的。正如在《讀拉奧孔》一文中,錢鐘書所明確揭示出隨筆式話語表述方式的長處:
  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斷思想。脫離了系統而遺留的片段思想和萌發而未構成系統的片斷思想,兩者同樣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只語,甚至陶醉于數量,重視廢話一噸,輕視微言一克,那是淺薄庸俗的看法。⑦
  體系性詩學理論話語,自然有極大的優越性,可使詩學理論的敘述具有明確、清晰、嚴密等諸般優點與特征。然而,理論話語的體系化,自然要保持理論命題的前后一致。然而這也正是其缺欠,局限所在。這種體系性理論話語,難于容納異質性因素,不能容納矛盾、相反觀點,例外和反證。
  三、幽默風趣的“閑話”風格與聲色俱厲的霸權話語
  “閑話”體詩話話語對于日常生活語境的自覺的還原意識,體現在詩話的文體風格上,則是確立了詩話輕松活潑乃至幽默風趣的藝術風格。日常生活語境是以口語為基礎的,交流的目的是讓對方理解,語言的矯揉造作只能是對和諧交流氛圍的損傷。
  歐公《詩話》卷首題序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這里的“閑談”,也正是強調了詩話在藝術風格上的輕松活潑,不拘形跡,與嚴肅的邏輯推理,形成鮮明對照。下面幾則是典型的例子: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于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J2S829.jpg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⑧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J2S830.jpg敏,尤好嘲詠。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⑨
  圣俞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⑩
  日常生活語境的那種輕松和諧的氣氛由此躍然紙上,讀者仿佛親臨現場,面對面地聆聽作者的親切的絮語。《六一詩話》中有大量條目只是有趣的笑話。有趣的笑話產生輕松的閱讀效果,讓我們覺得閱讀它們不過是為了消遣,詩話的作者也沒有指教我們的意思。
  至南宋,詩話的用意,已經不再是“資閑談”。南宋人有意而為詩話,詩話進入了理論批評的領域。
  嚴羽非常看重自己的詩話,認為“仆之《詩辨》,乃斷千百年公案”(11),這在當時的詩話作者中也是很少見的。嚴羽自詡“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嚴羽的江湖深交戴復古,在其《祝二嚴》詩中云:“羽也天資高,不肯事科舉。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長歌激古風,自立一門戶。”從中可以反映出嚴羽的強烈個性與其詩學的激烈觀點在朋友中已經十分出名。
  嚴羽聲稱“余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源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12)一方面,他要“定詩之宗旨”、“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即揭示詩是什么,什么叫詩,為了說清這個問題,“且借禪以為喻”。另一方面,他十分自覺地要指導人們,“使人知所趨向處”,辨盡諸家體制,“不為旁門所惑”,即如何作詩。他說:“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辯也”,嚴氏于這一點也是很自負的。“仆于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于古今體制,若辯蒼素,甚者望而知之。”“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于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13)
  因此,嚴羽以向人們宣示唯一正確的真理的姿態,要求人們:“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14)”。他十分自負自己的《詩話》,“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15)
  嚴羽的詩話話語,獨斷、自負、毫無商量余地,也無任何解釋、說明或論證,鮮明體現了一種真理在手,并向蒙昧者宣示真理的聲音的霸權話語特征。
  四、對話中的眾聲喧嘩與獨語下的異端批判
  還原日常生活語境的努力,使“閑話”體詩話的作者時時意識到在與他者對話,這使得“閑話”體詩話文本語境中隱含著對話者,“閑話”體詩話由此而具有鮮明的對象特征。它不是獨白方式的自我宣敘,而是自始至終與他者交流的產物。事實上,“閑話”體詩話并非純粹的《柏拉圖對話集》一類的對話體,語境中的他者,往往是一個“缺席的在場”。因此,重要的不在于語境中是否真正存在的一個具體的對話者,而更在于傾向于交流與對話的意向性本身。正是這種意向性,決定了“閑話”體語境的開放的文本特征。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而多稱引后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圣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鴳魚繁,豉添莼菜紫”。余嘗于圣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于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16)
  而在劉攽《中山詩話》中記載有這樣一條:
  永叔云:“知圣俞詩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毋似之乎!(17)
  顯然,在這里,歐陽修已經意識到詩歌的欣賞,沒有一個絕對的正確者,也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在握者,而是存在不同的觀點和立場。需要寬容他人不同的聲音,具有在平等對話中探討真理的開放心態。
  這樣的對話原則,便吻合于巴赫金的對話原則(Dialogism)。該原則是巴赫金反復運用的基本方法,支持他在哲學、藝術和小說理論中的核心論點。巴赫金獨樹一幟,聲稱意義出自人們的相互對話及其具體語境,唯有“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18)伽達默爾也曾經說:“談話藝術的第一個條件是確保談話伙伴與談話人有同樣的發言權。我們從柏拉圖對話中的對話者經常重復‘是’這個情況,可以更好地認識這一點。……進行談話并不要求否證別人,而是相反地要求真正考慮別人意見的實際力量。”(19)
  這里,無論是作者主體心態的寬容、博大,還是作者與讀者(“我”與“你”)平等共存的關系,都是特定時代話語氛圍在文本中的反映。在“閑話”體的背后,隱含著那個時代人們普遍具有的平等而開放的心態。
  與“閑話”體詩話話語的平等與開放精神相反,“獨語”體詩話話語體現的是惟我獨尊和對于不同聲音的激烈否定與批判。
  張戒《歲寒堂詩話》對蘇黃詩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并斥之為“詩人中一害”給予全盤否定。嚴羽《滄浪詩話》也激烈地抨擊江西詩派,全面否定這一詩潮。嚴羽《答繼叔臨安吳景仙書》說:
  仆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20)
  嚴羽所表現出的批判異端和不同觀點的毫不寬容的精神和捍衛自認為自己掌握詩道真理的氣魄,是十分突出。詩話逐步發展成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參與文藝斗爭的有力工具。在《滄浪詩話》里,嚴羽表現出一種敢于“辨白是非”、不惜“得罪于世”的獨語和對異端的激烈排斥態度。他針對江西詩派,強調“以漢、魏、晉、盛唐為師”,反對“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主張學詩當“取法乎上”等等,鮮明體現了不容忍不同聲音存在的獨語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說的:“獨白原則最大限度地否認在自身之外還存在著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應的意識,還存在著另一個平等的我(或‘你’)。在獨白方法中(極端的或純粹的獨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為意識的客體,而不是另一個意識。……對他人的回答置若罔聞,它不期望他人的回答,也不承認有決定性的應答力量”(21)
  因此,“閑話”體詩話話語和“獨語”體詩話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宋代詩話的兩種價值取向和兩種詩話觀。而宋代詩話中的“閑話”與“獨語”話語,在更深層次上正是對兩種生存的基本境況的折光與揭示,但這已經是需要另文討論的話題了。
  注釋:
  ①關于宋代詩歌社團的情況,參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徐中玉:《詩話之起源及其發達》,《中山學報》一卷一期。
  ③⑧⑨⑩(16)歐陽修:《六一詩話》,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五冊,卷一二八,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950頁,第1949頁,第1950-1951頁,第1953頁,第1955頁。本文凡引《六一詩話》均據此本,并參以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四部叢刊本等,另,文中“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作“常”,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四部叢刊本等均作“嘗”,據文意,作“嘗”是。
  ④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Explanationand Understanding, in A Ricoeur Reader: Reflection & Imagination, ed. By MarioJ. Valdes, 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46.
  ⑤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3頁。
  ⑥參劉方《20世紀中國美學研究方法與范型的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1期。
  ⑦錢鐘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頁。有關問題的詳細討論,參劉方《錢鐘書與20世紀中國美學》,《文學前沿》No.1,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第12版。
  (11)(12)(13)(14)(15)(20)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251頁,第28頁,第251-252頁,第1頁,第251頁,第251頁。
  (17)劉攽:《中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86頁。
  (1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252頁。
  (19)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2頁。
  (21)《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86

文藝理論研究滬125~128,3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方20082008
宋代/詩話/敘述話語/類型
“閑話”與“獨語”構成宋代詩話的兩種話語類型,不僅體現了特定的主體姿態,而且表現著文本與讀者之間、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特定想像關系。在理想境界上,前者追求還原日常生活,從而具有“在場性”的特質;后者呈現的則是一種理論自足的距離感;在結構上,前者呈現出隨筆式,后者則追求體系性;在文體風格上,前者追求幽默風趣而后者則體現出霸權話語特征;在文本特征上,前者呈現出對話中的眾聲喧嘩而后者則體現獨語下的異端批判。兩種話語類型標志著宋代詩話的兩種價值取向和兩種詩話觀。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125~128,3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方20082008
宋代/詩話/敘述話語/類型
2013-09-10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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