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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晚明小品選本與一次文學思潮
一個晚明小品選本與一次文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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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的前半期,中國文壇盛行過一個與左翼、京派等文學思潮并立的言志派文學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和林語堂,他們一北一南,桴鼓相應,攪動了整個文壇。曹聚仁在其學術隨筆《言志派的興起》中,曾把他們稱為“言志派”,不過并沒有加以明確的界說①。迄今為止,這個名稱在學術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也自然缺乏深入細致的研究與進一步的整合。然而,這個文學思潮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周、林二氏有完整的言志文學理論,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陣地,在他們的麾下還各自集合了一個散文流派: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散文,周作人派的小品文,——主要人物除了周氏本人外,還有廢名、沈啟無等②。言志派與左翼相對立,與京派也存在著互動關系。言志派借重評晚明小品來倡導言志文學,引發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晚明小品熱,對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學術特別是現代散文有著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在這場熱潮中,有一個晚明小品選集不能不提,這就是沈啟無(1902—1969)編選的《近代散文抄》。
  一,1932年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沈啟無當時在大學講課用的晚明小品選本《近代散文抄》。選本共分上、下兩冊,分別出版于該年的9月和12月。這本書大致以公安、竟陵兩派為中心,收錄十七個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從《后記》中我們可以知道,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編選者把他們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張岱、金圣嘆、李漁,在沈啟無看來,張岱是能夠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長的集大成者,金圣嘆、李漁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這后幾個人的下半世雖在清初,而實際上是明季的遺民,文章所表現出的還是明朝人的氣味。書后附有各家的傳記材料和采輯的書目。據編選者在后記中介紹,書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給一個書店,結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勵,沈氏于是重理舊編,交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書前有兩篇周作人的序言,是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兩個不同階段寫的。俞平伯題簽,書后還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學觀。晚明作家強調時代的變化,反對空洞的模擬。人們通常把分別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詩敘》、《雪濤閣集序》中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為公安派的口號。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記,共六十四篇,占全書篇幅四分之一強。這一派作家努力擺脫世網,走向自然,怡情丘壑,在山水中覓知音。其三,表現對世俗生活的關注,喜談生活的藝術。品茶飲酒,聽雨賞花,是他們樂此不疲的題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選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體的文章,同一文體中,又能選出其代表作,所以能夠反映長期為人詬病的晚明小品的總體特色。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為沈啟無贏得了文名。林語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時曾經請他作過序,只是他答應了并沒有交卷③。在《駱駝草》、《人間世》、《文飯小品》、《水星》和《世界日報·明珠》等報刊上,開始頻繁地出現他的讀書小品和詩歌。他的散文,30年代中期有《閑步庵隨筆·媚幽閣文娛》、《閑步庵隨筆》、《帝京景物略》、《刻印小記》、《閑步偶記》、《珂雪齋外集游居杮錄》、《記王謔庵》、《談古文》、《再談古文》、《三談古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發表《無意庵談文·山水小記》、《〈大學國文〉序》、《閑步庵書簡》、《六朝文章》、《南來隨筆》等文章。大部分屬于周作人路子的讀書小品,追求古樸自然,抄書的成分重。少數幾篇抒情言志,也簡勁可觀。
  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記一樣,中心思想是標舉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這一條非正統的言志派的文脈。在后記中,他與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應,稱集子中的文章的總體特色在于,“這是一種言志的散文”,“換言之,明朝人明白一個道理,這就是說,他們明白他們自己”。正因為如此,“明朝人雖沒有六朝的那樣情致風韻,卻自有一種活氣,即是所謂狂,亦復有趣,譬如一切詩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題名者,似乎也是從明朝人才開頭的”④。他特別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記,“他們率性任真的態度,頗有點近于六朝”,“對于文章的寫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語通俗故事都能夠利用到文章里面來,因此在他們筆下的游記乃有各式各樣的姿態”⑤。由此可知他把選本中最多的篇幅讓給游記的原因。與標舉文學史上言志派文脈的同時,他總不忘對正統的載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觀念,支撐了沈啟無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選擇。
  要真正理解沈啟無的文藝觀與其《近代散文抄》的編選標準,還需要把他的文學活動放在與周作人的關系及周氏文藝思想的系統中去理解。讀者可以從《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輕而易舉地建立起這種聯系。因為書前有言志派最大的權威和精神導師周作人的兩篇序言,書后有周門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幾篇序跋系統闡述了他們的文藝主張,相比之下,沈啟無的后記倒顯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門戶。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書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講演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著后面附有《沈啟無選輯近代散文鈔目錄》,目錄后有俞平伯一則簡短的附記,講明了這樣的用意:“周先生講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論,而沈先生《散文抄》,則供給吾人可貴之材料,不可不兼讀也。因附錄沈書篇目于此。”⑥ 俞平伯明確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是支持周作人文藝理論的作品選,顯然一般讀者也是這樣看的。
  那么,沈啟無與周作人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呢?沈啟無,生于江蘇淮陰。原名沈鐊,字伯龍。上大學時改名沈揚,字啟無。1925年,沈啟無從南京的金陵大學轉學到北京的燕京大學,讀中文系。也就是在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講的新文學課程,于是認識了這個他非常崇拜的老師。1928年燕大畢業后,沈啟無到天津南開中學教國文。一年后又調回燕大中文系,在中文系專修科教書,并在北京女師大中文系兼任講師。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0年代,沈啟無與周作人過從甚密。在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書信》中,收入周氏致他的書信二十五封,數量之多僅次于致俞平伯的。他與俞平伯、廢名和民俗學家江紹原并稱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44年3月,因認定沈啟無向日方檢舉他的所謂思想反動,周作人公開發表《破門聲明》,斷絕與這個追隨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關系。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來編選明清之際小品的。其編選過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參與。周在其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給他祁彪佳的《寓山注》⑦。沈啟無在文章中每每提及自己在讀書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響,也經常引用周作人的話。
  “周序”高度肯定小品文的文學史意義:“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它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這篇序言已經顯示了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基本理論框架:“載道”與“言志”的對立。“周新序”又說:“正宗派論文高則秦漢,低則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門外道的目光來看,倒還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學校里為什么有唐宋文而沒有明清文——或稱近代文,因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學的文章,現今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這個統系,一方面又是韓退之以來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這里,他強調了公安、竟陵是當時的“一種新文學運動”,他們的文章是“近代文”。他這兩段話所表明的觀點不斷地在俞平伯、廢名特別是沈啟無的文章中得到回響。
  周作人的文藝思想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夢憶序》中,他就點出了晚明小品的現代意義:“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⑧ 1928年5月,他又在《雜拌兒跋》中這樣稱贊公安派:“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后代批評家貶斥為淺率空疏,實際上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他進一步提出:“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⑨ 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棗和橋的序》等序跋繼續申明其新文學源流觀,到了《近代散文抄》的序言,便出現了“文以載道”與“詩言志”二元對立的理論構架。其理論一開始就帶有反對主流的功利主義文學的意思,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他在“言志”與“載道”的歷史敘述中也漸漸增添了新的含義。到了1932年的春夏間在輔仁大學所作題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講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觀點連貫起來,成立了系統的言志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報家門,抄錄序跋中的內容,展示了其思想產生和形成的過程。
  1945年7月,周作人寫了《關于近代散文》,對自己的新文學源流觀形成的背景和過程作了更為清楚的陳述。這時他已與沈啟無斷絕關系。1922年夏,周由胡適介紹到燕京大學,担任中國文學系的新文學組的課。他大概是第一個在大學課堂上講授新文學的人。最初的教案是從現代起手,先講胡適、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際的諸多小品文家,并編過作為教學資料的作品選⑩。在這種理論觀念的支配下,他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談了一個編書的設想:“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再上連東坡山谷等,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也即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課者亦有便利。”(11) 沈啟無正是聽過周作人這門課程的學生,以后又交往頻繁。他應該是熟悉乃師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觀點與周作人出于一轍,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構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體。學生代老師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學術事業的基礎。
  顯然,《近代散文抄》編選意圖并不僅僅是提供一個晚明小品的普通讀本,而是要來張揚一種文學觀念,并且具有強烈的論戰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啟無的后記一樣,盡管沒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針對的論敵的。俞平伯自稱“新近被宣告‘沒落’的”,“被宣告”的主語不言而喻。這樣,有理論有材料(作品選),師徒幾個披掛整齊,回擊左翼文學,又有林語堂等人的理論和作品以為策應,于是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言志派思潮。
  二,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風似乎一點也不比當下的出版界遜色。人們好像突然找到了一個叫“晚明小品”的富礦,一時洛陽紙貴。出版明清之際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詩文集最多的是上海雜志公司和中央書店,這兩家書店分別推出了施蟄存主編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和襟霞閣主人(中央書店老板平襟亞)主編的“國學珍本文庫”。其中“中國文學珍本叢書”里的《白蘇齋類集》、《陶庵夢憶》是由沈啟無題簽的。有的書一再重復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個不同的版本。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林語堂主編“有不為齋叢書”,推出鉛印線裝的《袁中郎全集》,由劉大杰校編,林語堂審閱,卷首有林語堂作《有不為齋叢書序》,另有周作人、郁達夫、阿英、劉大杰作的序言。
  除了重刊舊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幾本新編的選集因為適合了普通讀者的需求,也風行一時。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劉大杰編《明人小品集》(北新書局1934年9月),施蟄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書局1935年4月),阿英編《晚明小品文庫》(4冊,大江書店1936年7月)。從所收作品的題材內容上看,如果以《近代散文抄》為基準,更偏于閑適一邊的是《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與沈編相近,而《晚明小品文庫》更強調了晚明小品正經的一面。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熱烈的反響,態度最為積極的要數林語堂。在晚明小品熱衷,林氏是個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說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傳家。他當時的文論和小品文創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結識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介紹:“近日買到沈啟無編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這派成就雖有限,卻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啟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為近代散文抄,確系高見。因為我們在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12)《近代散文抄》首兩篇是袁宗道的《論文上》、《論文下》,林語堂也作《論文(上篇)》、《論文(下篇)》,從《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譚元春、金圣嘆等的話,與西方表現派文論相參證,重新表述自己的文論。林氏由《近代散文抄》進一步登堂入室,校閱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在《四十自敘》一詩中,他表達自己接觸袁中郎后情不自禁的喜悅心情:“近來識得袁宏道,喜從中來亂狂呼……從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筆更自如。”(13)
  胡適在回顧他在五四文學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時說,“中國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學隨時代變遷的。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論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濤閣集序》、《小修詩序》;袁中道的《花雪賦引》、《宋元詩序》。諸篇均見沈啟無編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書店出版)。”他說:“我當時不曾讀袁中郎弟兄的集子。”(14)
  時為清華外文系學生的錢鐘書評論道:“對于沈先生搜輯的功夫,讓我們讀到許多不易見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謝”。他還對《近代散文抄》題目中的“近代”一詞提出了商榷(15)。
  晚明小品對中國現代小品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直接推動形成了席卷整個文壇的小品熱。從晚明開始,“小品”正式成為文類的概念,文人們以此來顯示與正統古文的分道揚鑣。30年代如同晚明一樣,“小品”一詞頗為流行,此時出現了大量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選本、理論批評著作,由康嗣群任編輯、施蟄存任發行人的雜志《文飯小品》干脆就襲用了王思任的同名文集的名字。其他帶有顯示“小品”文體特點的“閑話”、“隨筆”、“雜記”、“散記”等更是不勝枚舉。
  晚明小品為論語派小品提供了豐富的藝術借鑒。當晚明小品熱蔚然成風時,周作人和他的弟子們不滿晚明文章過于清新流麗,轉而推崇六朝文章。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近代散文抄〉新序》中已經肯定六朝文章的價值,追慕顏推之、陶淵明等六朝文人的通達、閑適和文采風流。沈啟無、廢名、俞平伯等與他彼此唱和。正如陳平原所言:“真正談得上承繼三袁衣缽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語堂。”(16)
  林語堂在《人間世》發刊詞中聲稱要“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他所說的“閑適”主要是指文章的語體,并非題材內容;然而閑適的題材當然更適合用這種語體說話。明清之際的名士派文章多閑適的題材,論語派作家也更多地將關注的目光從社會現實移向自身,以審美的態度諦視日常生活,追求生活的藝術化。
  明人文章對以林語堂為代表論語派的影響并不僅僅限于觀念、題材,林氏還試圖用晚明小品來改造現代散文和他自己文章的文體。他曾提倡“簡練可如文言,質樸可如白話”的“語錄體”,并舉出袁中郎的尺牘作為“語錄體”的范文(17)。他提倡并身體力行地實踐“語錄體”,沒有成功。阿英曾批評林氏的“語錄體”:古今語言不同,沒有必要刻意去模仿那種說話的腔調,這也違背了“信腕信口”的原則(18);然而,林語堂意識到了白話小品文在文體上過于平滑和浮泛之病,力圖矯正此弊。他文章的境界因此有了新的變化,更為凝練、切實,多了一種古色古香的韻味。
  新的文學觀念導致了一些邊緣性的散文文體向中心位移,如游記、日記與書信。阿英曾說:“伴著小品文的產生,一九三四年,游記文學也是很發展,幾乎每一種雜志上,報紙上,都時時刊載著這一種的文字。”(19) 這一時期,游記文學走向繁榮,涌現出大批山水游記和海外游記。游記大家郁達夫筆下的山水游記清新灑脫,除去由于時代不同產生的一些變化,其情調與明清易代之際文人的作品十分的相似(20)。施蟄存告訴我們:“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時行小品文的影響,日記、書信文學成為出版商樂于接受的文稿。”(21) 書信直抒胸臆,自然隨意,顯然比別的文體更利于表現作者的性靈,所以在晚明頗為興盛。這一文體得到過周作人、魯迅等人的肯定,頗受現代作家的青睞,他們紛紛推出自己的書信集。
  從周作人到林語堂,他們提倡晚明小品,心目中都是把左翼作家作為論敵,視之為與“言志派”對立的“載道派”。左翼作家則對他們興起攻擊之師。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個人與現實的關系,即“言志”與“載道”的關系問題。
  以魯迅、阿英等為代表的左翼作家采取的策略是,把晚明小品作家和他們的現代追隨者區別開來,凸現前者身上的反抗成分,從而爭奪對晚明小品的闡釋權。同樣在《袁中郎全集》的序言中,阿英與劉大杰的觀點就迥乎不同。在劉大杰的眼里,“中郎對于現實社會的態度,是逃避的,是消極的”。“因為中郎逃避了政治的路,所以他在文學上,得到了大大的成功。”(22) 阿英則針鋒相對,他的《〈袁中郎全集〉序》通過袁中郎自己的詩文,力圖說明正是作戰的勇敢精神,才是“袁中郎一切事業的成功之源”(23)。魯迅在《罵殺與捧殺》、《“招貼即扯”》等文中,指責袁中郎被他的自以為的“徒子徒孫們”畫歪了臉孔,“中郎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贊《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24)。他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指出:“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他提出警告:“對于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25) 這篇雜文可以說是一篇宣言,集中地代表了左翼作家對散文的態度和意見。誠然,公安派的反抗顯而易見,晚明小品中不乏用世之言,甚至正統思想,但性靈和閑適畢竟是主調。
  林語堂、周作人指責左翼作家不真誠,左翼作家也同樣批評對方裝腔作勢來回敬。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小品文本身本無功過,今被人詬病,實因過事張揚,本不能詩者爭作打油詩;凡袁宏道李日華文,則譽為字字佳妙,于是反感隨起。總之,裝腔作勢,是這回的大病根。”(26) 周作人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竟陵的文學運動而來的,陳子展就說他,“好像是有‘方巾氣’的‘傖夫俗子’出來爭道統,想在現代文壇上建立一個什么言志派的文統”(27)。
  三,在因心學而起的文學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對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襲,近承宋人小品,遠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眾多的藝術成分,別立新宗,大大煥發出了中國散文的活力。然而,這一派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卻命運多舛。清朝的統治穩定以后,由王綱解紐時代而帶來的思想和創作的自由空間已經不復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庫書目提要》就罵人常說“明朝小品惡習”、“山人習氣”。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毀,流傳下來的可謂秦火之余。這種命運一直到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觀(28)。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揚了這本散文選的兩點貢獻:其一,中國人論文向來輕視或者簡直抹殺明季公安、竟陵兩派的文章,而沈的選本昭示了那時的“一種新文學運動”;其二,明人文章在當時極不易得,而此書薈萃了各家的精華。在晚明小品熱的論爭雙方中,盡管觀點和價值取向不一,但基本上都是肯定晚明小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
  30年代的前半期,是中國小品文(familiar essay)發展過程中關鍵的民族化時期。在晚明小品熱的鼓蕩下,小品文作家有意識地進行了民族化的嘗試。明清之際的作者們在擺脫“文以載道”束縛以后,開始自信地以自己的眼睛來看社會和人生,大膽地表現性靈。他們筆下的序跋、題記、評點、尺牘等形式,文體特色頗似西方的家常體隨筆,說明這一文體在中國傳統中是有的,只是被正統觀念和古文遮蔽了光芒。周作人則指出明清名士派的文章與現代文在思想、情趣上的一致,說明“新文學在中國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在文學革命初期,傳統與現代處于一種尖銳的二元對立之中,而今通過找出傳統中的異質因素,拆除了這種對立,為現代散文汲取傳統的營養創造了心理條件。這種被錢鐘書稱之為“野孩子認父母,暴發戶造家譜,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誥贈三代祖宗”(29) 的情況,有效地幫助中國現代小品文作家克服了外來影響的焦慮。從這時開始,傳統小品文的質素開始更多地融入現代散文,受英、法隨筆影響、注重說理的現代小品文更多地融入了晚明小品和六朝文章的抒情等成分。這帶來了小品文的繁榮,出現了周作人、林語堂這樣的大家,為新文學下一個十年小品文在梁實秋、錢鐘書、張愛玲、王了一(力)等人手中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礎,也遙啟了90年代的小品熱的產生。
  自然,小品文熱存在不少問題。最為人詬病的是在國事阽危的情況下提倡閑適的小品文,脫離現實。只是有的論者夸大了文學對世道人心的消極影響,道義上的正當性并不等于批評上的正確性。再者,任何文學一經模仿,不免成為一種濫調。晚明小品熱也不例外。雖然言志派作家未必有心讓天下人同習晚明小品,但過分張揚易造成弊端。
  不過,如果我們不是以一方的是非為絕對的是非,不把文學的發展看作是一方絕對地壓倒另一方的過程,那么就可以看到,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的主張和創作對立、競爭、互補,既回應了時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糾正了功利主義文學的偏失,保證了文學的多樣性,共同促進了中國文學的健康自由的發展。
  注釋:
  ①曹聚仁:《言志派的興起》,《文壇五十年》,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9—268頁。
  ②阿英曾說:“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是成了一個很有權威的流派。”“這一流派的小品文,周作人而外,首先應該被憶起的,那是俞平伯”(阿英:《俞平伯小品序》,《現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俞氏文章與周作人文章在思想上頗為一致,然而在質地上屬于抒情散文,不同于周作人、廢名(30年代)和沈啟無的小品文(familiar essay)。
  ③沈啟無:《珂雪齋外集游居杮錄》,1935年7月5日《人間世》31期。
  ④沈啟無:《閑步庵隨筆·媚幽閣文娛》,1934年4月20日《人間世》第2期。
  ⑤沈啟無:《無意庵談文·山水小記》,1939年3月《朔風》第5期。
  ⑥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頁。
  ⑦周作人:《周作人書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頁。
  ⑧周作人:《陶庵夢憶序》,《澤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⑨周作人:《雜拌兒跋》,《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頁。
  ⑩周作人:《關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11)《周作人書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頁。
  (12)林語堂:《論文》(上篇),《我的話·下冊——披荊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
  (13)林語堂:《四十自敘》,1934年9月《論語》49期。
  (14)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中書君(錢鐘書):《近代散文抄》,1933年6月《新月》第4卷第7期。
  (16)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頁。
  (17)林語堂:《論語錄體之用》,《我的話·下冊——披荊集》,第55—61頁。
  (18)阿英:《明末的反山人文學》,《阿英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19)阿英:《小記二章》,《阿英書話》,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頁。
  (20)參閱郁達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等文章。
  (21)施蟄存:《〈現代作家書簡〉二集序》,《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851頁。
  (22)大杰:《袁中郎的詩文觀》,《袁中郎全集》卷二,時代圖書公司1934年版。
  (23)阿英:《〈袁中郎全集〉序》,《袁中郎全集》卷四,時代圖書公司1934年版。
  (24)魯迅:《“招貼即扯”》,《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頁。
  (25)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576頁。
  (26)魯迅:《致鄭振鐸》(1934年6月2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443頁。
  (27)陳子展:《公安竟陵與小品文》,《晚明文學思潮研究》,吳承學、李光摩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28)參閱阿英:《評明文學史兩種》,1935年11月《書報展望》創刊號。
  (29)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版,第3頁。

文學評論京125~13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開發20062006
在30年代中國文壇上興起的言志派文學思潮中,沈啟無編選的晚明小品集《近代散文抄》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它與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理論一作品,相互配合,直接推動了晚明小品熱和言志派文學思潮的形成。本文即由考察這個選本的產生、特點、所體現的觀念、影響出發,剖析這次文學思潮,并試圖對晚明小品熱做出歷史的評價。
作者:文學評論京125~13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開發20062006
2013-09-10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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